导言

人的命运蕴藏于他的心魂之中。

——希罗多德

在把握关于人性的科学时，我们不可以过于轻率和傲慢。相反，我们应该以某种谦逊的态度来理解这门科学。关于人性的问题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自古以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我们的文化所追求的目标。它绝不是一门以造就某些特殊专家为唯一目的的科学。让每一个人都理解人性，才是这门科学应有的目标。这是学院派研究者的一块心病，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一个科学团体的专利。

由于在生活中彼此分离，因此，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非常透彻地了解人性。在先前的时代，人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过着彼此隔离的生活。从童年早期开始，我们就几乎与人性没有任何关联。家庭将我们隔离开来。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限制了我们与同伴的必需的亲密接触，而这种接触对于发展了解人性的科学与艺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我们未能与同伴有足够的接触，于是我们成了彼此的敌人。我们对待他们的行为往往会被误解，我们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理解人性。有一句人们经常重复的老话是这样说的：两个人经常见面，经常聊天，但彼此却没什么接触，因为他们将对方视作了陌生的路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社会上，而且在家庭这个如此狭小的圈子中也会出现。我们最常听到的抱怨是父母说他们不能理解自己的孩子，或者孩子抱怨父母总是误解他们。我们对待同伴的整个态度取决于我们对他的理解；这是理解他的绝对必要条件，也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人们拥有的人性知识更为令人满意的话，那他们就更容易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避免让人心烦的社会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我们相互不理解并因此而面临被表面的掩饰所欺骗的危险时，不幸的冲突才可能发生。

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怀着要在这个巨大领域中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奠定基础这一目的而尝试从医学科学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弄清：人性这门科学的前提是什么，它必须解决哪些问题，我们希望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精神病学已经成为一门需要大量人性知识的科学。精神病医生必须具备尽可能快速、准确地洞察神经症患者灵魂的能力。在医学这个特殊的领域中，医生只有在对患者灵魂中所发生的事情有相当的把握时，才能有效地做出诊断、进行治疗并开出处方。平庸肤浅、一知半解在这里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他一旦犯了错误，将很快遭到惩罚， 而对精神食粮的正确理解则会由于治疗的成功而让人产生成就感。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对我们所拥有的人性知识的有效检验。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所做的一次错误判断并不一定会导致明显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可能要在错误犯下之后很久才会发生，以致我们不能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常常会很震惊地看到：对某个同伴的某次误解所导致的巨大不幸在几十年后才会显现出来。这些不幸的事件教会了我们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且有责任去掌握关于人性的应用知识。

我们对神经症的考察表明：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发现的心理异常、情结、错误在结构上与正常个体的活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构成要素、同样的前提假设、同样的活动变化，唯一的不同在于：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它们表现得更为明显，且更容易识别。这一发现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从异常案例中学习，使我们的眼光变得敏锐，去发现正常人心理生活中的相关活动和特征。唯一的问题在于训练、热情和耐心，而这是任何职业都需要的。

第一个伟大发现是这样的：灵魂生活结构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在童年期伊始就已经形成。从本质上说，这并不是什么大胆的发现，所有时代的伟大学者都有过相似的发现。其新颖之处在于这一事实，即我们能够将儿童期经验、印象和态度（只要我们能够确定这些经验、影响、态度）与后来的灵魂生活现象联结成一种确定无疑、不间断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将童年期伊始的经验、态度与往后成年的经验、态度做比较；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了重要的发现，即绝不可把精神生活的单个表现视为自足的实体。据了解，只有当我们把这些单个表现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时，我们才可以理解它们；只有当我们确定这些单个表现在一般活动类别和整个行为模式中的地位——只有当我们能够发现个体的整个生活方式并彻底弄清其儿童期态度的隐秘目标与他成年后的态度完全相同时，我们才会重视它们。简而言之，这以惊人的清晰性证明，从心理运动的观点看，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某些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具体化、言语化有可能发生变化，但其基本原理、目标、动力，以及一切将精神生活导向其最终目标的东西则始终保持不变。一个具有焦虑性格、心里总是充满怀疑和不信任并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成年患者，他的表现与他三四岁时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完全一样（由于儿童期的天真单纯，这些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可以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因此，我们规定，对于所有患者，我们的大部分研究都针对其儿童期展开；这样我们便掌握了一种艺术，即当我们了解了某个成年人的童年期情况但还没有人告诉我们他目前的情况时，我们常常能够说出他的性格特征。我们把从作为成年人的个体身上所观察到的东西，视为他在儿童期所经验到的东西的直接投射（projection）。

当我们听到关于某个患者儿童期的非常生动的回忆，并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释这些回忆时，我们就能非常精确地重新建构患者现在的性格。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很难偏离他在儿童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几乎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儿童期的行为模式，尽管在成年期，他们的处境与儿童期完全不同。成年生活中态度的改变并不一定预示着行为模式的改变。精神生活的基础通常不会发生改变；个体在儿童期和成年期均保持同样的活动轨迹，而这往往会导致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断，即他的人生目标也不会发生改变。我们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儿童期经验（如果我们希望改变行为模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管我们是否改变一个成年个体的无数经验和印象，对他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需要去发现的是患者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够知道他的基本性格，并对他的疾病做出正确的解释。

因此，对儿童灵魂生活的考察变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支点，大量研究都致力于探索生命最初的几年。在这一领域中，有非常多的资料从未被触及或探究，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现对人性研究非常有用的、新的、有价值的资料。

由于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预防形成坏性格特征的方法。几乎不用依靠任何前人的思想成果，我们的研究就进入了教育学领域，这是一个我们已为其出力多年的领域。对于任何希望在其中进行实验并将他在研究人性时所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运用于其中的人来说，教育学乃是真正的宝藏，因为教育学像人性科学一样，并非出自书本，而必须在生活这所实践学校中获得。

我们必须熟悉精神生活的每一种表现，使自己置身其中，陪伴着人们共同体验他们的快乐和悲伤，就像一个优秀的画家会把他从一个人身上所感觉到的那些特征都画进此人的画像中去一样。人性科学应该被视作一种拥有许多可供使用的工具的艺术，这是一种与所有其他艺术都紧密相关且对它们都有用的艺术。尤其是在文学和诗歌中，它更是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它的首要目的必定是扩充我们关于人的知识，也就是说，它必定能够让我们所有人都获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让自己的心理发展得更好、更成熟。

我们最大的困难之一在于，我们常常发现人们恰恰在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上极其敏感。即使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没有准备去获得学位，也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不是这门科学的大师；如果要求检验他们的人性知识而不会让他们感到恼怒的人甚至就更少了。真正想要了解人性的仅仅只有那些曾通过其自身的共情（empathy）而体验过人的价值与意义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事实上也曾经历过心理危机，或者完全能够识别出他人身上的这些心理危机。

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精确的手段、策略和一种技巧来运用我们的知识。因为我们是在粗暴地将一些赤裸裸的事实扔到了一个人的面前（这些事实是我们在探究他的灵魂的过程中发现的），而这是让人觉得最为可恨的事情，也是会遭遇最多批判眼神的事情。我们最好建议一下那些不想被人憎恨的人：在这个方面一定要谨慎从事。要想获得坏名声，最好的方法是：随意地利用从人性知识中所获得的种种事实，甚至是误用、滥用这些事实。比如，有人在餐桌上急于表现出他对邻居的性格有多么了解，或者猜测得多么准确。此外，仅仅引用这门科学的基本真理作为最终结论，来教导那些未能从整体上了解这门科学的人，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是那些确实了解这门科学的人，这样的做法也会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我们必须重复一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人性科学驱使着我们必须谦虚。我们不可以在不必要的时候宣布我们的实验结果，也不可以草率地宣布。 这样的做法只适合于那些急于炫耀自己并把自己所能做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展示出来的小孩子。而对于成年人，人们几乎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得体的举动。

我们应该建议那些了解人类灵魂的人先要审视一下自己。他不应该将自己在造福于人类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验结果，放到某个不情愿的受害者身上。对于一门仍有待发展的科学来说，他这样的做法只会带来新的困难，而且实际上也会使他自己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担负起提醒那些年轻探索者避免由于思虑不周的热情而导致错误这一重任。我们最好保持谨慎并将这一事实谨记于心，即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然后才能就其部分做出一些结论。而且，只有当我们确定了这些结论对某人有利，才能将这些结论发表出来。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刻对他人的性格下正确的结论，是会造成巨大危害的。

在继续谈论我们的种种思考之前，我们现在先来讨论一下许多读者头脑中已经出现的某种反对意见。我们在前面曾断言，个体的生活风格通常始终保持不变。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观点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都非常多，而这些经验会改变他的生活态度。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任何经验都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我们将会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人会从相同的经验中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并非总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诚然，人们通常能学会避开一些困难，并可以获得一种对待他人的哲学态度，但他据以行事的模式却往往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在后面所做的更进一步的思考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个体总是运用他的经验来达到相同的目的。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他所有的经验都必定与他的生活风格相吻合，与他的生活模式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我们自己塑造了我们自己的经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决定着以何种方式获得经验以及获得什么样的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到，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随心所欲地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有这样一个人，他总是犯某种错误。如果你成功地使他相信他错了，他的反应将会有所变化。事实上，他可能会总结说，他早就该避免犯这个错误了。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结论。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他会反对说，他已经积重难返，现在再也无法让自己改掉这种习惯了。或者，他会责怪自己的父母或所受的教育，认为是他们导致他总是犯这个错误；他也可能会抱怨说，从来都没有人关心他，或者他自小就被宠坏了，或者他一直遭受虐待。总之，他会找某种借口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无论他找什么样的借口，他都暴露了一件事情，即他想推卸自己的责任。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表面上的正当理由，并因此避免了所有的自我谴责。他从来都不会谴责自己。他之所以总是不能心想事成，原因始终都是别人的过错。这种人所忽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自己几乎没有付出任何的努力去避免自己的错误。他们更为急于维持自己的错误，从而以某种热情为自己的错误去谴责所受的不良教育。只要他们想继续如此，这便是一个有效的借口。一种经验有许多种可能的解释，从任何一种经验都可以得出种种不同的结论，这一事实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常常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而是转变和歪曲自己的经验直至使其符合这种行为模式。对人类来说，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任何一个未能精通人性科学理论与技术的人，要想把人类教育成更好的人，都会遭遇极大的困难。他所做的一切都完全是表面文章，并且会错误地相信：由于事情的外在方面已经发生改变，所以他就算完成了某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些实际案例表明，这种技术对个体的改变是多么地微乎其微，所有那些所谓变化都仅仅只是表面上的改变，只要行为模式本身不发生改变，这些变化都毫无价值。

转变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某种乐观的态度和耐心，而最为重要的是需要排除一切个人虚荣心，因为将被转变的那个人并非有义务注定成为他人满足其虚荣心的对象。而且，转变的过程还必须这样来进行，即这个过程在那个将被改变的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比方说，某人本来非常爱吃的一顿佳肴，如果不是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准备和提供的话，那他是会拒绝的。

人性科学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称为社会方面。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那么，他们就一定会相处得更好，彼此之间也一定会有更为亲密的接触。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就不可能对彼此感到失望，也不可能彼此欺骗。对社会来说，一个巨大的危险就在于这种欺骗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同事，即我们正向其介绍该研究的人，展示这种危险。他们必须能够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对象理解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未知的无意识力量的价值所在。为了帮助这些人，他们必须察觉到人类行为中所有那些隐蔽的、扭曲的、伪装的诡计与花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通晓这门关于人性的科学，并有意识地带着它的社会目的将它付诸实践。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收集这门科学的资料并将其付诸实践呢？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我们不可能仅仅只从理论上运用这门科学。仅仅知道所有的规则与资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研究付诸实践，并让这些研究与实践相互关联，这样，我们的眼光就会变得比以前更为敏锐深刻。这乃是人性科学之理论方面的真正目的。但是，只有当我们走进生活本身之中，去对我们已经获得的理论进行检验和运用时，我们才能使这门科学充满活力。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人性的知识少之又少——而在我们所学到的少之又少的人性知识中，大多数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现代教育仍然不适于给我们提供关于人类灵魂的正确知识。我们对每一个儿童都听之任之，完全让他们自己去评估自己的经验，让他们在课堂作业之外发展自己。我们还没有获得关于人类灵魂的真正知识的传统。人性科学在当今的地位，就像化学在炼金术时代所处的地位一样。

我们发现，那些尚未被复杂混乱的教育体系从其社会关系中剔除出去的人，最适合从事关于人性的研究。与我们打交道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归根结底要么是乐观主义者，要么是好战的悲观主义者，这些悲观主义者还没有发展到听天由命的地步。但是，光接触人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亲身的体验。面对今天极不恰当的教育，只有一类人能够获得对人性的真正理解，这类人便是真心悔悟的罪人。他们要么是曾卷入精神生活的旋涡，犯过其所有的错误和失误，并最终把自己拯救出来的人；要么是曾非常靠近这个旋涡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激流拍打在自己身上的人。其他一些人自然也能了解人性，尤其是那些具有认同、共情天赋的人。对人类灵魂洞悉最深的人，是那些亲身经历过种种激情的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真心悔悟的罪人就像在各大宗教开始形成的时代一样，是非常有价值的人。他比成千上万的正人君子站得高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曾经历过种种生活困境并把自己从生活泥沼中拯救出来的人，会从这些不好的生活经历中获得力量，提升自己；他们不仅能够理解人生好的一面，也能理解人生坏的一面。对于人生的这种理解力，没有人能与他们相媲美，那些正人君子当然也不能。

当我们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使得他不能拥有幸福人生时，我们的人性知识便会升起一种绝对的责任感，要去帮助他调整错误的人生观。我们必须给他提供更好的人生观，而这些人生观更适应于这个社会，更适于获得人生的幸福。我们必须给他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为他指明另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社会感和公共意识往往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并没有打算为他的精神生活塑造一个理想的结构。对于感到困惑的人来说，一种新的观点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价值。因为他从这种新观点出发，便能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铸成错误的。在我们看来，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按因果序列发生的严格决定论者，离错误只有一步之遥。只要自我认识、自我批评仍然具有活力，并且依然是人生的主题，那么，因果关系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经验的结果也会获得全新的价值。当一个人能够确定自己行动的源泉和灵魂的动力，那么他认识自己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一旦他理解了这一点，他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就会不再逃避他的认识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