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也当过老师

离开三尺讲台，转眼间就快三十年了。如果不是那年转行从事新闻工作，很有可能我至今还站在讲台上做一名受人尊敬的老师。

1989年，那年我20岁。8月下旬，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教育系统工作，就又一头扎进了学校里。

我任教的学校，地处岭北镇一个叫“马山迳”的大山里，是一所职业高中，名为“定南农林技术学校”。距原迳脑乡政府10公里，离县城也有30公里。一条不宽的土路，将学校与山外的世界相连。

学校是由原“共产主义大学定南分校”改制而来。高一至高三，各有两个班，大约200多学生。有几位是有着二三十年教龄、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其他都是清一色、近几年才当老师的年轻人。

我的高中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看着阳光下静卧在山坳中的学校，虽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于我却是轻车熟路。重回母校，心像被风灌满的帆，充溢着热情和憧憬。

开学了。尽管这个校园，我已走过千百遍，也早早地在心里给自己打过气、鼓过劲，但毕竟要和自己曾经的老师成为同事，心里还是有些别扭。幸好和我一起分配来的，还有几位和我一样刚走出校门的年轻老师，大家是同龄人，性相近，人投缘，话投机，紧张、尴尬情绪才有所缓解。

我还在这里读书时，就喜欢独自在夕阳下的校园里，或行走，或静坐，编织着自己的明天。月夜，漫步在静谧的校园，微风拂过，白天课堂所学，犹如一幕幕电影画面，不断在脑海中闪现，记得快，记得牢。

单身教师宿舍，就在学校大门口。是一排平房，房间不大还有些陈旧，但足以让我的内心找到一份别样的宁静。宿舍门口，是简易的操场，除了篮球场铺了水泥，校园的其他地方全是泥地。

一条小河自操场旁缓缓流淌。河边和操场的四周，长着樟树、桂花树、梧桐树、天竺桂，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灌木。有大有小，有高有矮，虽无人打理，却也枝繁叶茂。从春到夏，从夏到秋，色彩斑斓，花香弥漫。

初冬时节，细心勤快的园艺课老师，总会领着一群学生，把果实、花籽，一丝不苟地收好，以便来年在校园的角落里或实训基地播种。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两年的教师生涯，700多个日日夜夜，就像冬天的暖阳，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刚刚分配到学校的那学期，几个新来的小伙子，心野得很，一时还不适应山里单调、闲淡的生活。每到最后一节晚自习时，只要值班领导稍不注意，就偷偷地骑着自行车，跑到迳脑圩去闲逛，美其名曰“对接社会”。“对接”完了圩镇的朋友或者夜宵，回到学校常是深夜。

偷偷摸摸去的次数多了，总害怕被领导发现挨批，也担心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受损，就规矩了许多，再不敢夜里去“对接”。寂寞、嘴馋的时候，几个年轻老师，就采取AA制。到学校小卖部买点盐花生和面条，再到食堂去讨要些油盐酱醋。蹭的次数多了，食堂师傅满脸无奈，又不便多说，我们也装傻充愣。吃着素面，就着花生，喝点小酒，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山沟里，倒也惬意。只是那个时候，刚参加工作，我还不胜酒力，二两白酒下肚，脸就开始发烫，红得像火。

我被安排“代理”高一年级语文课。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因为高中和大学时，曾经发表过一些小文章，学校又正好缺语文老师，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那个代理老师，这一代就是两年。起初，我还信心满满，自觉能够胜任。可上了讲台，第一次面对40多张渴望获取知识的面孔，讲着讲着，心里就开始发懵，脑海中滚瓜烂熟的教案，全没了踪影。第一节课的后半节，我几乎是硬着头皮，红着脸、低着头讲完的。时至今日，那天垂头丧气地走出教室的样子，我还清晰地记得。

记得刚入职时，老校长徐祁高就叮嘱我：老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起码得有一桶水。当时没怎么在意，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我教的班语文成绩不理想。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自此，晚自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猫在宿舍里，一摞摞厚厚的教学辅助书放在案边、床头，当我认真学、仔细品的时候，那些前人的思想、巨匠的足迹，开始在我的大脑中碰撞，闪耀着光辉，化作我“为人师表”的不竭动力，把整个期中考试后的冬天，塞得满满当当。

进入第二学期，我已经不再有“骑驴找马”的感觉了。

去上课的时候，一手拿着一盒粉笔，一手拿着书本和教案，就这样走向我的课堂。在进入教室的一刹那，面对着那些齐刷刷的目光，一种热情在心中喷薄而出。把粉笔当作种地的锄头，给每棵幼苗精心培土，锄去杂草，再把书本和书本以外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倾倒在这条沟里，流向田间。

人勤地不懒。辛勤的汗水很快就见了效果，站在讲台上就能看到禾苗生长的模样，侧耳就能听到每株禾苗拔节的音律。有时，我会带着满意的笑容，挺直腰杆，沿着教室一行行的桌椅前行，这是我的喜悦。就像精心打理农田的母亲一样，沿着田埂来来回回，细心地察看禾苗的长势，自豪而神气。

但说实话，我任教的两个班级，有的同学语文基础是比较薄弱的。短短几百字的作文，错别字很多，语句不顺，语法不通，有的时候甚至跑题，连意思都表达不清。我教学生也绝非仅停留在“习其句读”和“授业解惑”上。我想让他们喜欢“语文”，是为了“传道”，更想让他们学习“人文”。懂得为何有人“舍生取义”，懂得为何有人“宁死不屈”，为何会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还想让他们知道，“葡萄美酒夜光杯”之外，同样还有“琴棋书画诗酒花”。我还想通过我的语文课，让他们认识到，人生旅途，活着之上，还有生活。白天有太阳，夜晚有星光，风雨兼程，方得始终。

冬天是最难熬的日子。地处岭北的学校比岭南冷很多，有的学生穿得单薄，脚上穿的也多是解放鞋或运动鞋，不保暖。遇上下雪，我便鼓励学生早晚自习课时蹬脚。把脚蹬得发热发烫，甚至发麻，也就不冷了。所以，只要轮到自习课时我下班级，教室就不时传来蹬脚声。

隔三差五，总有一些黝黑粗糙的面孔来到学校，都是像父亲一样憨厚的农民。因为不放心自己家的孩子，是带着期盼和不安来了解情况的。见到谁，都满脸地真诚地称老师；话不多，大都是老师介绍，他们认真仔细地听；老师说完了，他们翻来覆去就那么两句话：“谢谢老师！不听话，不上进，就帮我给他两巴掌！”话和人一样，朴实直爽得像山里的青松，不容置疑。

他们匆匆而来，又急急而去，留在他们心里的是一线希望，而留给我的是一种责任。于是，在一个个背影远去之后，我都用责任与感动充实着自己的日子。在属于我的责任田里，孜孜不倦地耕耘着，用秋天的好收成，来回报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教学之余，我喜欢写点东西。学校的黑板报，每期都有我的文字；学校广播站，也常播我写的稿子；学校的各种汇报、总结材料，很多时候也是我捉笔操刀。当然，偶尔也有些文章，会变成铅字，散见于有关报刊杂志。

就因为这点爱好，1991年的秋天，我离开了站了两年的讲台。

我调离的那年，学校通往县城的路还没修好，一辆农用车便拉走了我所有的家当。车子左摇右晃地缓行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却没有颠簸的感觉。是因为在车上不多的物品中，这两年自己买的、学校发的、学生们送的各种书籍，就占据了半个车厢，把车压得沉沉的。正是有了这些厚重的书，才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不管走在什么样的路面上，都能更沉稳，更从容，更致远。

每逢教师节，依然有我教过学生的贺卡和祝福，如期而至，我都高兴地一一珍藏。因为，他们就是我人生驿站的一处风景，是我生命中注定的过往。

不知过了多少个教师节，当走在大街上，曾经的学生“老师”“老师”地称呼我时，我依然为曾经当过老师而自豪。仿佛，我还在精心照料着我的那份责任田，看着禾苗噌噌地生长；仿佛，我还站在讲台上，“激情洋溢”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眉飞色舞”韩愈的《师说》。

——值此第35个“教师节”之际，谨借此文祝愿所有的老师和曾经的老师，节日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