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李翊云
曾几何时，五位固执己见的人被邀请观赏一棵老树，并说出他们的想法。
第一个人说：“我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乍一看，我感觉这棵树过于壮硕。我们需要砍掉一些枝叶。”
第二个人说：“困扰我的不是树的结构，而是构成整体的部分。无论我把注意力投向何方，都能看见十至二十片不完美的叶子。”
第三个人说：“这棵树太老了，没有意义。它的生命肇始于世界充满谬误的时刻：父权制、专制、非民主。我们为何要关心从那段历史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呢？”
第四个人说：“世界在许多方面仍旧是错的。这样的一棵树对于解决当今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并无助益。”
第五个人说：“我不喜欢树。玫瑰和夜莺才是值得我关注的对象，我认为，让我看树是对本人天赋的侮辱。”
每当人们谈及《战争与和平》时，就会想起这棵树的批评者。幸运的是，一棵雄伟的树无需辩护者。
我们的文学试纸是由我们的感官印象和记忆构成的，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如果一本书中充满了我们从未见过、听过、闻过、尝过或感受过的细节，那么当面对我们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可能会比一只鹅或一只公鸡感到更加迷惑，因为对于它们来说，文学作品一定是模糊得离奇的。然而，贪婪的读者——我自己也算一个——所渴望的不仅仅是确认经验：我们希望作家能够阐明我们尚未能够运用词汇去表达的东西，我们希望自己的感官变得不同寻常。
我被深深吸引并决心重读的书，包括《战争与和平》，都充满了不寻常的意义和寻常的废话。(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不寻常的废话也是令人振奋的文学，但不寻常的废话最好保持不寻常的状态：在技艺不精之人的笔下，它会变得任性妄为或沦为戏仿品。）
有人认为，托尔斯泰并不寻求写出不寻常的感觉。他只是呈现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仔细看，往往是不寻常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句话让我百读不厌：
桥板上驰过几匹马，响起了透明的马蹄声。(1-1-7)
颜色经常被描述为“柔和的”或“响亮的”，但那些透明的声音却让读者停顿下来。马蹄声把我带回了在北京的幼年时代，那时汽车很少，平板马拖车在街上经过，运载着煤炭、木材、农产品，偶尔还有挤在一起的人。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躺在床上时，我仍然能听到冬天的清晨那些马匹在我们公寓外的狭窄小路上走过的声音，天空一片漆黑，只有东方泛起一片薄薄的苍白，这种黎明前的颜色在普通话中叫作鱼肚白。当室外和室内都能看到形状而不是颜色时，当我把头从被子和枕头之间的“洞穴”里伸出来，鼻尖就会变冷时（楼里的暖气只从晚上7点开到午夜），当一切与现实相悖，却在孩子们的认知中很常见时，世界仍然是新的，而我已经长大，可以接受一切了。蹄声响起，嗒嗒嗒，嗒嗒嗒，这种声音是独一无二的，富有金属感，清晰可辨，没有任何刺耳或尖锐。透明——是的，而且是有形的。
斯蒂芬·茨威格在谈到托尔斯泰时说：“一个如此见多识广且富有洞见的人，不需要发明创造；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观察者，不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一个见多识广且富有想象力的观察者也对他的读者们提出了最好的要求：不慌不忙地阅读，就像一个人必须不慌不忙，并带着某种近乎遐想的想象力生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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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与和平》中不乏不寻常的意义，但它们不过是小说中的优美音符。托尔斯泰的兴趣在于人类和他们的局限性，在于国家和他们的历史。读者们，无论他们是身处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瓦西里·格罗斯曼），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一个狭窄的高中宿舍里（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像我们第一个托尔斯泰小组（来自全球各地的三千名读者，其中许多人被隔离）那样，在疫情开始时阅读，一定不难发现，《战争与和平》反映了他们的世界：人为的和自然的灾难；国家和国际方案设计者的自大和无能；人类无尽的冷漠；人类不可避免的仁慈；婚姻和家庭中的欺骗和努力；失而复得的友谊和爱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人类荒诞中最荒诞的因素是，荒诞是最普遍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的荒诞变成了罕见和独特，那将是一个真正奇怪的世界。还有什么比我们一起说的废话更能使人际关系牢不可破呢？如果希腊诸神是明智的，他们甚至会被遗忘。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已经在抱着她哭泣了。伯爵夫人也在流泪。她们哭了，因为她们是朋友，因为她们是善良的；因为她们是自幼相识的朋友，却不得不为金钱这种可鄙的东西操心，因为她们的青春已经逝去……不过，两人都哭得很痛快…… (1-1-14)
文学作品中的眼泪不一定要让读者感动到像他们倾泻自己的感情那种程度。如果要我说出我读过的所有书籍中涉及人物落泪的五个令人难忘的场景，也许我仅能举一例：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罗斯托娃伯爵夫人为主角的段落是《战争与和平》中我经常重读的一个地方。她们的眼泪打动了我，因为她们是一本有着五百多个人物的书中的次要人物；因为她们都不太值得同情——她们可以被称为自私、势利、斤斤计较、爱操纵、爱慕虚荣，她们毫不犹豫地虐待和侵害权力或地位较低的人；因为她们是母亲，便以爱的名义干预孩子的生活。因为生活对她们给予孩子的爱不屑一顾——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是个寡妇，除了耍点阴谋诡计，她没有什么资本来为儿子的事业提供助力，而罗斯托娃伯爵夫人的许多孩子都过早夭折了；因为她们是一生的朋友；因为她们本来注定要相伴终生的友谊被缩短了，不是因为其中一人的死亡，而是因为她们骄傲、小气、报复心重，因为一些小矛盾给彼此造成伤害，因为一些她们无法控制的东西——卑鄙的金钱话题，战争的残酷，和平的慰藉不足等。
她们的眼泪一直陪伴着我，因为她们是以自己的本真面貌出现的，没有任何特征被放大成一种身份，她们整个人也围绕着自己的身份被重组。她们是有限的，但又是广阔的，是肤浅的，但又是复杂的，是有缺陷的，但在这一时刻，当她们互相拥抱和哭泣时，当一个朋友的最佳品质与另一个朋友的最佳品质相遇时，她们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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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常识呢？历史上的常识，哲学上的常识，宗教上的常识，人类集体努力的常识——这不正是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字中所极力灌输的吗？然而，我倒是认为，常识是我们在涉足不寻常的事物和寻常的废话之后自己所获得的东西。而我没有找到比《战争与和平》更适合这一目的的书。我没有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但我把自己和这些人物放在一起考量：我的自负和愿望与安德烈的相比，我的笨拙和困惑与皮埃尔的相比，我的年轻热情和羞耻心与尼古拉的相比，我的盲目任性与娜塔莎的相比，我的悲痛与许多母亲的悲痛相比，我的白日梦与布里安小姐的白日梦相比。所有的人物都有失误；托尔斯泰本人也是有失误的。我想，这就是我通过阅读《战争与和平》，通过生活和记忆为自己得出的常识：不可靠性是我生活中唯一可靠的因素；不可靠性存在于我所做的一切之中。
您可能会问，常识——对谁而言显得寻常？当然不是针对那些批评壮硕之树的人，但幸运的是，这不是一本为他们准备的书。
◑ 当托尔斯泰在讲故事时，我们听不见他的呼吸声。他在讲的时候，就像高原上的农民在攀登当地的山丘一样；缓慢、平稳、一步一步，不慌张、不焦躁、不辛苦、不心虚；他心脏的悸动从不会影响他的平稳语调。因此，我们在他的陪伴之下不会失去镇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赶到令人眩晕的高空；突然把我们扔进深不可测的痛苦深渊，然后让我们和他一起在幻想的梦境中翱翔。但和托尔斯泰一起时，我们是清醒的。
斯蒂芬·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