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打开一扇门

在中国科学院的办公室里，刚刚完成一本黄土研究专著书稿的刘东生正在冥思苦想。黄土研究已整整十年了，他心中存了一个大大的疑问：我国的黄土与青藏高原及其高耸的冰川有没有关系？

在欧美，黄土的成因与冰川息息相关。此前，刘东生特意请教过李四光和黄汲清两位老先生。李四光说，研究第四纪必须研究冰川；黄汲清则说，研究古冰川需要从现代冰川做起。想来，是得去青藏高原一探究竟了！

正当他想得入神时，咚咚咚，敲门声响了起来。

一开门，原来是老队友施雅风！大名鼎鼎的施雅风是我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冰川研究的领军人物。

“刘先生，我刚刚接到任务，要组建一支科学考察队配合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我第一个就想到了先生您！可愿同往啊？”施雅风屁股还没坐到椅子上，就欣喜地将此行的缘由抛了出来，他实在是有些激动。

这可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刘东生正在为心中的疑虑犯难，没想到机会就自己走到了面前。“当然，当然！”刘东生满口答应着。

这两位学界的翘楚没有过多的寒暄，几乎一拍即合。得了刘东生的支持，施雅风匆匆忙忙赶去跟竺可桢汇报。对于这样一个超强组合，竺可桢十分满意，当即委任二位为正、副队长，令其联袂主持1964年的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

这一年，施雅风45岁，刘东生47岁，堪称黄金年龄。在他们的身上，也已经裹满了黄金般的硕果。实践证明，刘、施二人是青藏科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实，他们的故事，开始在更早以前。

事情要从1956年说起。

继1951年第一次组队入西藏科学考察之后，1956年，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西藏地区和横断山科学考察正式列入57项重大任务。由中科院主导，在青藏高原地区发起了“向科学进军”的行动！同时入藏工作的还有诸多兄弟单位，如国家测绘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地质矿产部、石油工业部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几年，中国人参加了中苏边境的多次攀登活动，均以苏联为主导。国际上不乏一些不好听的声音——“中国人是被苏联扶上去的”。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怎么能听得了这样的诬蔑之词。贺龙大笔一挥，决意尽快创建中国登山队和中国登山协会，组织中国人独立参加的登山活动，并且邀请科学工作者参与其中，令其意义重大又深远。

在中国登山协会成立大会上，贺龙指着外面，豪迈地说：“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要给每座山峰做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贺龙的指示击中了在场每一位爱国人士的心，他们早就想为祖国的荣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机会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将自己的一片丹心交给党和国家，只待吩咐。

登山科考应运而生，并成了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

在登山科考的风潮下，仅中科院就连续组织了一系列科考活动。冰川研究是登山科考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冰川学的出现要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冰川学起步较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质学家李四光便开始关注中国古冰川，但由于长期战乱和动荡，他始终没能推动这一学科发展，不免遗憾。直到1957年，崔之久受登山队邀请，并受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所托，深入青藏高原东部的贡嘎山研究冰川，冰川学在中国才算正式发端。

临行前，竺可桢约见崔之久，送了他一本英国人描述1921年珠峰登山的英文版图书，意味深长地叮嘱他要为中国冰川学的发展而努力。接了竺可桢的书，崔之久急不可耐地打开，准备研究，却发现另有玄机。图书扉页有题词：“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

看着苍劲有力的题词，崔之久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老前辈的一片丹心可见一斑，而他，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否背负所托？他心里在打鼓，但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得全力以赴去做这个事情。

冰川深处，险象环生，注定是一场生死考验。在贡嘎山登山科考中，不乏年纪轻轻葬身雪崩的队友。崔之久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并写就了《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被视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第一篇研究论文。此后，这位中国现代冰川学先行者继续转战青藏高原南北冰川中，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

一年后，施雅风率队进军青藏高原北侧的祁连山。此时，他的身份是中科院地学部副学术秘书。置身于祁连山绵亘数千千米的冰雪世界中，冰川研究专家施雅风心生一念：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缺水，坐拥如此巨大的固体水源，何不想办法加以利用，解决生活、灌溉等问题呢？回到兰州，施雅风跟甘肃省领导谈了想法，省领导拍案称绝，当即向中科院发出邀请。中科院方面很重视这个院、地合作的项目，委派施雅风挑选专家从北京赶赴兰州；甘肃方面也调集了当地的领导、生产部门骨干、高校力量等，很快汇集了200余人，联合组建成立了中科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这个队伍兵分7路，3个月时间里攀登了60多条冰川。

苏联冰川学家道尔古辛来到祁连山七一冰川跟前，现场摆开讲学的阵势，指导插花杆测量方法；施雅风主讲地形地貌考察；大气物理学家高由禧主讲大气物理的知识。多管齐下，普及科学知识；多方合作，共同致力于冰川利用。

遗憾的是，一年之后，所有诸如“黑化”冰雪、撒土石粉等融冰的办法在偌大的坚冰面前都收效甚微，虽说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真正要解决西北干旱的问题，恐怕还要另辟蹊径，做大量科学研究。

可喜的是，在现学现用的实践中，祁连山冰山群成了中国冰川学的策源地。以施雅风为首的一大批高端科学人才纷纷举家迁往兰州，成立了相应的科研机构，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中国冰川学由此诞生，同时诞生的还有冻土学。1960年，施雅风受命筹建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谢自楚、周幼吾等专业人才纷纷被请到了兰州。

“中国冰川学开拓者、奠基人”“中国现代冰川之父”“中国冰川学泰斗”等，头顶这些光鲜亮丽的头衔，施雅风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言而喻。2005年3月，施雅风获得“甘肃省科技功臣”称号之后，刘东生作了这样一番评价：“他是中国地理科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等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有一种值得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学习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创新的精神、勤恳实践的精神，归纳起来可以称之为‘施雅风精神’。”评价十分中肯。刘东生为何对施雅风知之甚深？因为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国家栋梁。

与施雅风率队奔赴祁连山、开创冰川学研究的同一年，刘东生领导的黄土高原纵横10条剖面大调查风风火火地展开了。1961年，第六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大会在波兰召开，刘东生作了“中国的黄土”学术报告。他介绍了关于中国黄土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证实了中国黄土的奇迹。在山西午城一个120米厚的黄土剖面上有17层古土壤，这表明第四纪至少有17次气候变化旋回。当时，国际上普遍信奉的是阿尔卑斯的4次气候变化模式，而刘东生所作的报告给第四纪气候变化带来了更复杂的图景。刘东生的研究成功将中国的黄土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中国第四纪黄土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头。刘东生“黄土之父”的称号实至名归。

就是这么两位在各自学科中地位崇高的人组合成了一对黄金搭档，携手进军希夏邦马峰。强强联合的结果是，希夏邦马峰登山科考取得了卓著成绩，多年来被奉为野外工作的榜样。

希夏邦马峰，一片冰的天下，主冰川达索普冰川长13.5千米。在施雅风的带领下，崔之久、郑本兴、谢自楚等冰川学家向冰川高处进发，一路上绘制冰川图，细察冰结构、冰温度以及冰川形成条件等等。最终，他们到达6200米海拔高度。对冰川研究而言，海拔6200米不算非常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实属不易。所有的一切都为后来的冰川学人攀登冰川更高处打好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参照蓝本。

冰川的美丽与神奇是自然界鬼斧神工般的创造，然而，这样的美丽像是带刺的玫瑰，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已经研究冰川多年的施雅风站在晶莹剔透的冰洞前，不由得大发感慨：“冰川事业真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啊！”这句话道出了多少冰川科学家的心声，已成为一句至理名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冰川学人。几十年后，施雅风的学生姚檀栋带领团队来到希夏邦马峰，突破了新的高度，这或许是施雅风另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是后话。

当时，刘东生正醉心于跟石头打交道。由于中印公路正在施工，封存了亿万年的石头被开辟出来，裸露在外面，刘东生如获至宝。他拿着地质锤，仔细寻觅着，观察着，总想发现新端倪。

直到有一天，收工回营地的途中，北京地质学院教师张康富在海拔5900米处的冰川一侧捡到了一颗名不见经传的植物化石，一个新命题随之诞生。

张康富将石头交给了刘东生，刘东生拿起化石，对着光仔细地看了又看。啊，是一片阔叶！如此寸草不生的地方怎么会有阔叶？刘东生情绪激动起来了，他预感到，这颗小小的化石大有文章。后来，这样的化石不断露出地表而被采集到。

回到北京，这批叶化石和孢粉化石一起被送到中科院植物所，古植物学家徐仁做了鉴定。结果出来，徐仁惊讶了。他激动地告诉刘东生：化石里的叶是高山栎的叶，年龄仅有两三百万年！

高山栎？按照正常情况，高山栎生活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区域，而发现的化石是在海拔近6000米的地方。也就是说，青藏高原的隆升应是晚近时代发生的事，近两三百万年时间里，青藏高原上升了两三千米。刘东生和他的队友们迫不及待地将发现整理加工成论文，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国际地学界引起了轰动，随之产生的是一个新命题——高原隆升。

一枚叶化石激起千层浪，意义极为深远。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高原隆升问题依旧是青藏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希夏邦马峰的考察保质保量完成，这为研究青藏高原打开了一扇大门。外面的人渐渐看到了里面绚丽多姿的景致和若隐若现的奥秘。这是一股神奇的魔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探索，去挖掘，去深入其中。

不久之后，刘东生找到施雅风，一个更大的项目酝酿成形——他们要攀登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