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凿开一扇窗

乌云铺在头顶上，一场雷暴如箭在弦！

刘慎谔撩开盖在脸上的枯草般的长发，望了望头顶的天和远处沟壑纵横的地，竟没有发现一处可以安身的，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果不其然，雷雨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刘慎谔被浑身淋了个遍，满脸的胡须也洗了个澡，雨水穿过破衣烂衫渗进皮肤，冷得他直打寒噤！

“这鬼天气！”刘慎谔无可奈何地哆嗦着。

好像“鬼天气”听到了人的不满，把太阳叫出来看热闹了。太阳一出来，态度不太友好，强烈的紫外线穿射过稀薄的空气，晒得人眩晕，像明灿灿的火，仿佛是在哂笑，笑这个闯入“生命禁区”的不知死活的人。

刘慎谔那几片破烂衣服很快被烘干了。他只觉脸皮辣辣的，像被灼伤了一般。他竟开始想念刚才的雨，可太阳没打算放过他。

“这鬼天气！”刘慎谔张合着被晒焦的嘴唇。

这是1932年藏北高原上的一天。

北平研究院植物所主任刘慎谔，刚刚完成西北考察团新疆考察任务，取道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准备进入印度境内。

这一年，刘慎谔才35岁。可藏北高原酷寒的风雪已经给他种上了胡子，又抹上了一层泥沙般的土黄，看起来像个衣衫褴褛的老头。

他不是不知道藏北素来被称为“无人区”，进入藏北无疑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作为植物学家的他实在受不住来自神秘之地的诱惑，他必须去探一探究竟。他如饥似渴地采集着标本，沉浸在新的发现中。

突然，他听到有人说话。紧接着，他抬起头，看到一个奇怪的汉子正拿着刀对着他，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

刘慎谔先是被吓了一跳，在这人迹罕见的荒原上，竟能遇到人！

汉子也被吓到了，犷悍中又有些惊慌失措。

两个人连比带画地交流了半天，刘慎谔才弄明白，对方只是想谋些钱财，并未打算要他的性命。

刘慎谔大方地摊开行李，汉子喜出望外，继而又大失所望。原来，这个奇怪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路经此处，并不是运送什么珍贵的东西，身上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值钱东西都没有。他只是背了一行囊“没用”的废报纸和花花草草。可气的是，这个人还将这些东西视若珍宝，一直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请求他不要损坏其中的任何一样。

抢劫的汉子再三翻看，实在一无所获，只得失落地放行。

刘慎谔侥幸躲过了一劫，继续上路，踏入了他也不曾了解的苍茫旅途。

一年多时间，杳无音讯，家人和朋友无不以为刘慎谔已葬身于藏北的酷寒禁区。直到接到他从印度发来的求寄路费的电报，这才确认，他已经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那一年，刘慎谔带回了2000多号标本！

在那之后不久的1934年，另一位广为后人感念的独行侠式的传奇人物——气象学家徐近之，受时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康藏调查员，随商队自青海进藏。

在科技尚不发达的20世纪30年代，一位气象学家到青藏能做什么呢？徐近之带去了量雨筒，他在拉萨建起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又在八廓街房顶上第一次放上了量雨筒。

将近3个月的时间，这个年纪仅有26岁的年轻人一路跋涉，一路观察。当他发现自己气喘吁吁，越来越使不上力气，头昏脑涨得厉害的时候，他知道，是海拔在抬升。可眼下没有测量海拔的好办法，而他又必须测定海拔，怎么办？他将自己脑子里那点货倒了出来，提出了“煮沸法”，即，以沸点的高低换算海拔的高程。

历经艰辛，他终于来到珠峰地区。他像所有虔诚的卫士一般，抬头仰望峰顶。白皑皑的珠峰高耸云端，肃穆、冷峻，引人入胜！他细细观察着，期待看到白皑皑之外的新颜色。一朵朵可爱的白云闯入他的视野。啊，还有这么可人的景致，徐近之将云朵装进了心里。他追着云朵的方向，不断追问“它是怎么形成的”。他也顾不得身体的不适了，在高寒的环境中，沿着云朵的方向追——他一定得推论出个来龙去脉来。

徐近之是花了多少时间，经过怎样的艰难跋涉才找到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从后来的文献资料上看到的是，他对这一天气现象做了详细的记录：“珠穆朗玛峰东南面上升的潮湿气流和强烈的西风相遇时，山头遂有向东伸出的旗状云。”这，是对珠峰“旗云”的首次记录。

之后，徐近之又绕道横断山，在藏东、川西至云南一带，艰难跋涉和考察了两个多月。回去之后，他虽然远赴英美留学，却将青藏装进了心中，成了他一生的牵挂。1946年归国后，他就职于南京某高校，教书的同时，还致力于地理文献学的研究。当他看到关于青藏的科学文献时，青藏的神秘光芒又闪现在他的脑海。人在书斋，他也能为青藏的研究做一些事情，不是吗？

徐近之有了这份心思，借着研究的便利，从文献库中穷搜博采，终于完成了代表作之一——《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将此前一个多世纪的相关科学文献罗列其中，兼及背景介绍、调查史要，并附调查者小传。资料来源包括英、法、德、意、俄诸语种，也包括荷兰、波兰、匈牙利、捷克、瑞典、丹麦、拉丁文等小语种；内容包括地质地理地形、古生物、冰川、气候、动植物、测量制图，等等，总计26类。1958年正式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藏高原综合考察被列入国家57项重大任务之一，亟待整理相关资料做参考工具书，徐近之以一人之力，耗时6年，编写完成了《青藏自然地理资料》。地文部分于1960年出版，这本书青藏科考队员几乎人手一册，其作用，说它类似于初学汉字的人手中的《新华字典》亦不为过。

在那个对青藏高原知之甚少的年代，前人的足迹无疑闪着宝贵的金光。诸如刘慎谔和徐近之这样的前辈，提供给后来人的，除了可供参考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而徐近之又为何要费尽心力整理前人留下来的零零星星的资料呢？因为那里典藏着历史，亦启示着未来。

徐近之的材料源于何处？源自对青藏高原更早的科学探索。我们以为，在此应作一简单回溯。

事实上，西方人以“科学”的名义踏入青藏高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完备的地学、博物学研究体系尚未传入我国。

在青藏高原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当时绝大多数外国人的到访都属于不请自来。或许是探险的欲望驱动了一颗颗蠢蠢欲动的心，也或许是科学的魅力催生了一个个勇敢的步履，总之，他们可以说是千方百计，历尽千难万险来到青藏这片神秘之地。他们中间有科学家、探险者，也有传教士，还有为各自利益驱动的间谍，等等。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是为当时的政府所允许进入青藏高原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一批外国涉险者成了早期到达青藏，将青藏的奥秘掘出零星半点，并将其展露人前的先行者。

其中，最著名者当首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擅长画画，会写文章，满腹才学，艺高胆大。他画的画极好看，他的书基本自配插图。想象一下，在青藏大地上，行走着这么一个人物：他戴着眼镜和帽子，穿着厚厚的大棉袄，有时还夹着画板。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江湖气，可他又像个文质彬彬的思考者。他常常一个人领着一群驮畜和雇工，行走在苍茫大地上，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据资料记载，在1899年到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四次到达中国西部，甚至穿越藏北高原无人区，此间，他自称“以死为侣”。他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冒着生命危险在青藏“挖”到了什么宝贝呢？那可是个浩大的工程。

大至地质地理、河源水文，小至动物、植物、古物等，斯文·赫定都在想方设法一探究竟。他在《亚洲腹地旅行记》等书文图册中，记录了一路所闻所见所历。这位博物学家是个集大成者。在之后的岁月里，凡涉及青藏的研究，不论什么专业、什么学科，都多多少少受到他的影响。

斯文·赫定半个世纪的探险生涯中，绝大多数时间行走在中亚和中国。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还到达了玛旁雍错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地区的大片空白。1898年，斯文·赫定被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授予“维加奖”。曾有人发起“斯文·赫定的遗产”国际计划，专门研究他的生平和业绩。不少中国科学家也参与其中，以纪念斯文·赫定。

1927年，中国科学界组建西北考察团，首开中外合作的先河。中方团长相继由地质学家徐炳昶、袁复礼担任，外方团长正是大名鼎鼎的斯文·赫定。成员中有17人来自欧洲国家，其中当时大名鼎鼎的瑞典古脊椎生物学家博格·步林是斯文·赫定亲自邀请来的。

此前，博格·步林因发现了一枚“北京人”的人类下臼齿而闻名于世。加盟西北考察团之后，1928年盛夏，他率队到达甘肃，并在北山的南坡首次发掘了恐龙和哺乳动物化石。博格·步林旗开得胜，踌躇满志。却不料，接下来，他遇到一件惊险之事，令他一度沮丧不已。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遭遇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博格·步林遭遇了抢劫，被迫取消了前往新疆的计划，就近南下。然而，因祸得福，南下的路线正好是青藏高原的祁连山北麓和柴达木盆地。那可真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宝地，博格·步林喜出望外，一度在甘肃党河流域发现了距今3390万年到2303万年的塔奔布鲁克动物群，该动物群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不久之后，他又发现了距今2303万年到533万年的以大型哺乳动物为主的柴达木动物群。这两大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其意义之大令博格·步林始料未及。这一开拓性的成果为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新生代哺乳动物进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半个世纪后，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邱占祥特意命名了一种“步氏和政羊”，以纪念博格·步林的开拓性功绩。

差不多同一时期，英国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金敦·沃德在东喜马拉雅山一带活动了半个世纪之久，前后14次深入喜马拉雅山核心地段。在那个没有航拍技术的年代，他“看”到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在不足200千米的狭隘之地并排南流，他快速记录下来，并称之为“三江并流”奇观。在那个地震监测台站稀少的年代，1950年特大地震发生时，金敦·沃德恰好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以东作现场报道，国际上正是凭借这位亲历者的观察，确定了震级，并将震中位置确认在察隅或以南地区。他笔下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带的“虹霞瀑布”，在大地震之后，再也寻不到踪迹，有不少人猜测，或许瀑布就是在这次大地震中消失的。这种曾经存在的，活在他笔下的自然奇观不在少数。在那个航测技术及卫星图片尚未问世的年代，金敦·沃德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为后来的青藏科考留存了难能可贵的参考资料。他当年拍摄的察隅阿扎冰川，几十年后成了冰川前进后退之类动态变化的参考坐标。诸如此类的贡献令这位探险者在中国声名鹊起。

和金敦·沃德类似，同样凭借成千上万与青藏相关的珍贵照片而为人们熟知的，还有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

沿着茶马古道走了多年，洛克醉心沿途所见的民族风情。于是，他举起相机，留下了一个个精彩的瞬间。洛克最为出名的故事，与一个美丽浪漫的名字——香格里拉息息相关。

大约1922-1959年，洛克活跃在横断山区。横断山区的美实在令他惊叹不已。洛克在一文中写道：“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绮丽的景色。”文中他提到了“迭部”，这是甘南高原的一个县名，紧邻川北若尔盖。

洛克不断地写作，配上美丽的图片，在美国的诸多报纸上发表。当时，《消失的地平线》小说及电影风靡一时，“香格里拉”成为理想国的代名词。殊不知，正是洛克拍摄、描写横断山区的图文，为《消失的地平线》的作者提供了灵感。洛克的图文报道被视为“香格里拉”的缘起。

需要说明的是，洛克描述的香格里拉的确切位置尚无定论，有部分人认为是在比较偏南的川、滇、藏交错区，或者说是典型的横断山区。迭部位于横断山地区的北端，有部分人认为这里并非很典型的横断山区。无论如何，洛克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获得了令人惊喜的灵感。

横断山区风景绮丽，是动植物的王国，也是西方园艺家的最爱之一。洛克采集了无数标本，那些耐寒的种子经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培植，在北美、欧洲等地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据统计，截止到1949年10月1日，曾经到过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考察的可以见到名字的外国科学家、探险家有50人以上，他们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典、奥地利、比利时等国。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人物。在英文版图书《神山》中有这样的记录：从180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有数以百计的外国人来到西藏的冈仁波齐一带，除了登山狩猎，还有很多人是来采集标本、探测河源等的。

到达青藏的外国人虽不少，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多游走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能够进入西藏腹地者少之又少。他们所获得的资料多出自表面的某些外观或是现象，几乎没有系统化、规律化、规模化的研究成果。地质学家曾鼎乾在其《西藏地质调查简史》一文中列举了1880年以来，数十位西方地质学家抵达西藏地区的情况，其中，到达西藏腹地拉萨的，没有一个人。即使像斯文·赫定这样手持清政府官方准入文书的人，当他穿越藏北准备进入拉萨时，也遭到了阻拦，终究未能进入拉萨，只得西行出境。有不少外国间谍、密探乔装成僧侣、朝圣者，试图进入这片神秘之地，但终究没能得偿所愿。

所幸的是，真正深入西藏腹地做现代科学考察的还是中国人。

与刘慎谔穿越青藏高原差不多同一时间，高原上兴起了一波科考热潮：植物学家王启元深入察隅察瓦龙地区采集植物标本；吴征镒勇攀白马雪山；藏学名家任乃强深入横断山区，成为综合考察的先驱人物；“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受命奔赴甘肃、青海等地做地质调查，开发了玉门油田……

20世纪40年代初，即使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段，中国科学家进藏的脚步也未停歇。地质学家罗文柏和林文英带着最原始的地质锤、指南针、无液气压表，以及一幅比例尺为1:1000000的地图深入藏东一带，对该地的地质情况和人文地理作了详细论述。他们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地质学家曾鼎乾所绘制的地质调查路线图上。遗憾的是，曾鼎乾本人却没有在自己绘制的地质调查线路图上留下足迹。

1940年，国民政府派遣吴忠信前往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地学界老先生黄汲清得知了消息，觉得机会来了，赶紧安排曾鼎乾作为随员进藏考察。当时进入拉萨得借道印度，而印度还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从印度借道的人必须向英印当局申请签证。尽管曾鼎乾隐瞒了自己的科学家身份，仍被英国人察觉，被拒之门外。

1951年，曾鼎乾本来有机会圆了自己进西藏腹地考察的梦想，无奈身体已经吃不消了。那一年，中科院受政务院委托，组建了首批西藏科学工作队随军进藏，工作队隶属于18军。为了安全和方便开展工作，队员全部穿着军装。此行的目的，是在西藏东部和中部开展地质、地理、气象、农业、畜牧、水利、医药、社会和语言等方面的调查工作。曾鼎乾被列入了名单，只是他最终没能渡过金沙江，只能将一腔热血托付给前行的队友，望着他们走向高原。

队友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全队57名队员中，43岁的崔克信年龄最大，18岁的汪缉安最小。39岁的地质学家李璞担任队长。李璞，1911年出生于今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历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此行，工作队历时18个月，开了我国西藏雪域高原综合科考的先河。李璞带领地质考察队调查了近100个矿点，发现了20余种有用矿产；绘制了6幅比例尺为1:500000的西藏东部路线地质图，对西藏东部的地层、岩浆活动、地质构造和矿产资源等进行了调查研究，改写了对这一地区地质认识的空白。20世纪60年代，李璞还开创了我国同位素年代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研究领域。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土壤学家李连捷担任工作队农业气象组组长。从1951年起的3年间，这个由17个人组成的考察队先后考察了西藏东部察雅、左贡、邦达等地的垦殖业，藏南农区、那曲牧区和亚东林区的自然条件，连同相关农林问题，撰写了《西藏农业考察报告》。根据他们的考察报告，在拉萨建立了七一农场（今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所在地）。后来，七一农场一度成了青藏科考人员的物品供给地，而且在西藏自治区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中起到了前锋导向作用。他们没想到的是，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会在七一农场农科院大院里挂牌成立。这是后话。

这是新中国第一支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此后，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工作展现出了大不同前的新气象，从最初的西方主导，转变为我国自力更生的综合科学考察。勇敢的科学家、探险家敲开了一扇透着亮光的窗户，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千千万万的中国科学家循着这希望之光，打开了神秘殿堂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