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賀吴榮曾師兄九十大壽
周清澍
今年是老同學吴榮曾師兄的九十大壽，小弟理應恭賀。
六十八年前，也就是新中國成立的次年1950年，我們一同考入了北大史學系。我們這班集中住在名爲“蕭齋”的宿舍，位於北河沿北大三院禮堂後面的最深處，有院墻圍繞，自成一統。平房裏外三大間，我住中間，他住裏間，雖處隔壁，由於我們白天去沙灘校區上課，就餐、上圖書館、體育運動都在那邊，晚上回來，也不串門，所以交往不多。
除上課外，我們接觸最多的是參加張苑峰（政烺）先生的輔導課。我們的基礎課中國通史從張先生的先秦史開始，他獨出心裁，在講課之餘，另增一下午的輔導課，同學們可自由參加。我們大部分同學剛脱離高中，聽課記筆記都有困難，課餘忙於整理筆記，讀書不多，無力深入思考，提不出進一步探討求索的問題，幾次輔導課後僅剩幾個人參加，但必有我和他。我這時才認識到榮曾兄學力之深厚，他每次與苑峰師問疑答難，已涉及課堂講授外更深的内容。而我願意參加，並非對先秦史有何興趣，也提不出有關這門課的問題，純粹是被苑峰師淵博的知識所吸引，尤其是喜歡聽他評述我所熟悉的舊小説。
苑峰師指定的參考書是《資治通鑑》，戰國以前可讀《史記》。除《中國通史簡編》外，他不贊成讀今人的通史著作，但同學們很少讀古籍，只有吴兄不僅讀，而且經常跑書店買書，包括綫裝古籍。在我們的宿舍中，全室人共有的書架空空如也，只有他房中插書滿架。
同學們互相熟悉後，有一天大家聚在蕭齋靠前的大屋子裏，互相探詢以前中學的經歷，有人説自己曾任學生會主席，有人説自己常考第一，有人説自有私著書稿一册，最後吴兄展示剪報本一册，上面貼著他在報上發表的短文。一個中學生，能有如此成績，實令我欽羨。
一學期下來，大家已相互瞭解，公認吴榮曾是全班學習最優秀的同學，也是我心儀的榜樣。果不其然，期終考試成績揭曉，榮曾兄得分奪冠。令我竊喜的是，我差一分位居第二。但我自知，吴兄的學習成績乃長期的積累，而我中學的學習成績並不優秀，此次乃臨考前背筆記的結果，實際絶非一分之差。一年半之後，雷海宗先生講授西洋中世史，榮曾兄得高分99分，而我又以差一分98分第二。我平生經歷考試無數，偏偏記住這兩次“第二”，細想起來，實因榮列吴榮曾之後位居“第二”而得意，故而念念不忘。
初入大學，我平日交往最多的是湖南籍同鄉。當時考大學没有户籍限制，考生可在任何考點報考任何學校，不論你來自本地或外省、城市或農村，一律憑分數録取。我們班湖南籍同學占四分之一，加上三年級的馬雍、二年級的王琦，幾個湖南人常混在一起。湖南人愛吃辣椒，有人提議我們自組一桌，自備辣椒菜補充食堂的伙食。成員有被戲稱爲《包公案》中的張龍（盛健）、趙虎（輝傑）、王朝（琦）、馬漢（雍），加上我和彭平階，再凑上四川人李逸友和在重慶度過青少年時代的吴榮曾。由於同桌吃飯，我同吴兄有了較前更多的接觸。我們同桌八人，在冬天一律穿長袍大褂，在解放後的北京，除了少數老者外，青年學生穿長袍者已極爲罕見，我們八個老氣横秋的人也是沙灘紅樓一景。
那時每系學生有一處系家，是全系同學課餘休息、集會的場所，旁有一間由學生自辦的圖書室，由系學生會管理。我們升入二年級，系會改選，榮曾兄學習優秀，被選爲學習幹事，兼系圖書館館長。相反我因個子矮小，無一技之長，被高年級同學捉弄，被選爲體育幹事，主要職責是動員全系同學參加早操。史學系在全校號稱老夫子系，將愛睡懶覺的老夫子從三院動員到沙灘民主廣場做早操談何容易，完不成任務就要受校學生會體育部的批評，這苦差事在老同學一片嘻笑中落到我身上。
學習幹事的主要職責是分管圖書室，每月學校發給二十萬元（新幣二十元），只許買平裝書。那時書價僅幾角錢一本，二十元也能買不少册。老吴每月背著書包出外採購，在舊書市場，同一書有不同價格，他能精打細算，選取品相最好價格最便宜的書。尤其是整套的書，他都能將所缺書牢記在心，設法配齊。那時《歷史研究》之類全國性專業雜誌尚未創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被認爲是代表學術的最高水平，他通過舊書攤四處訪尋，終於將圖書室所缺全部配齊。
二年級我們的宿舍遷到工字樓，這樓位於三院進門後的左側，樓呈南北向工字狀，我的宿舍處於工字下面一横的末端，房前是一條走廊，走廊對面就是榮曾兄的宿舍。他同屋有一位新從哲學系轉系過來的王承祒同學，有志於先秦史，一年級已在我系旁聽苑峰師的課。在大部分同學還處於初步吸收專業知識時，他和榮曾兄專攻先秦史已有一定深度，早已明確了專業的重點方向。
老吴的性格較爲沉默寡言，王承祒喜歡熱鬧，他們的房間課餘常有同學串門，以他倆爲中心，高談闊論，頗有學術氣氛。記憶中常登門者有我，但不過是去凑凑熱鬧，無關學業。原在蕭齋與我同室的徐連城，卻是有志於先秦史，故爾也是常客。這年博物館專修科合併到史學系，其中俞偉超同學年齡在我班最小，人很聰明，他也成爲老吴室中的常客，不僅向他討論學問，有時新買一本書，也拿來徵求意見。尤其是綫裝書，榮曾兄作爲大二學生，已能從古籍目録學和版本學的角度加以評論，給予指點。
這年開學後不久，三四年級同學由系主任鄭天挺先生率領前往江西土改，學期末至第二年初夏進行思想改造運動，改造的主要對象是教授，但通過參加運動，也有改造青年學生的作用。榮曾兄和我都是團外群衆，黨團組織關心的對象。我們班只有一個黨員——女同學馬模貞，她做我們的思想工作，榮曾兄因事已回家，她要我陪她到吴家進行家訪。
老吴家住大羊毛胡同（就是現在的建國門立交橋旁邊。大羊毛胡同，明代成胡同，名稱來源不詳，已經有600多歲了。大羊毛胡同呈南北走向，北起小羊毛胡同，南至盔甲廠胡同，東與柳罐胡同相通，西與老錢局胡同、豐收胡同、東綬禄胡同、抽屜胡同相通，八十年代末開闢北京站東街，把大羊毛胡同分爲南北二截，全長349米，寬8米。2009年後小羊毛胡同被拆除，修建海關總署和海關博物館），尋到他家，受到他母親的熱情款待。這時我才知道他父親在英國大使館工作。抗戰爆發時，吴兄的父親還在爲國民政府工作，爲此全家隨遷往重慶。因此他有在重慶度過青少年時代的經歷。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所以他從南京考點同時考入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新中國成立，西方大國只有英國與我國保持代辦級關係，一九五零年吴老先生又隨代辦處遷家到北京，這樣吴兄就自然選擇了北大。
思想改造運動基本結束，組織上讓我們座談，聯繫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經歷談思想收穫。全班同學是一起座談，組織上惟獨讓我們的學習標兵吴榮曾向全體同學作報告。我依稀記得，他原籍常州，出生在蘇州。祖上是南宋抗金名將吴玠、吴璘，所以吴家代代從軍，一直到他的高祖，又做了上海道守備，曾祖母又是上海徐家匯徐光憲的三十代孫女，當時蘇州城中的名媛，爲數不多的女社會活動家。而吴兄的祖父是詹天佑的學生及助手，參與修復了隴海、京張、京漢、南潯等鐵路。他的祖父於1904年考入蘇州高等學堂後，同班同學中不僅有近代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還有國民黨官僚、政治活動家葉楚傖等，他們一起參加同盟會的革命活動。至於吴兄的父親，抗戰結束後一直在英國大使館工作，雖職業是與洋人打交道，但平生沉溺於國學，家中藏書堪稱大家。1960年商務館出版的《四庫采進書目》，校訂者吴慰祖先生就是他父親。順便説一件我親歷的故事，“文革”中我參加點校《元史》，須去北圖查閲善本，善本室常見一老先生在座，我認出是吴老先生。我將此事告知在《歷史研究》雜志工作的榮曾兄，才知道老人家已退休，每週都會跑去北圖消遣餘暇。我從美術館到文津街不過幾站，吴老先生則要從呼家樓家中過來，那就遠多了，他老人家就是這樣孜孜不倦地安度晚年的。這無庸置疑説明，吴兄的學業之所以在同學中卓犖不群，原來他别具家學淵源。
老吴還談到，他在重慶時，認識一位鄰居衛聚賢先生，常帶他出外游玩，或訪古，或收羅古物。衛聚賢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上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其中《中國考古學史》就是他的作品。抗戰時期，他主持民間考古學術團體“説文社”和國學刊物《説文月刊》。在這位學者的影響下，老吴從小就培養出好古的志趣。除收藏書以外，他還收藏古錢、唐磚漢瓦等各種古物，也促成他確定今後獻身於先秦、秦漢史和考古學的學術方向。
圖1 後排左起：韓耀宗、周清澍；二排左起：黄展岳、蕭良瓊、俞旦初、吴榮曾、朱蓬舉；前排左起：李明晨、龍盛運、姚義山
1952年暑假，彭真市長指示北京各高校，經過長期運動之後，應讓學生們好好休息，並建議採取徒步旅行的方式。於是我們自發組織十人前往八達嶺長城和明十三陵旅行。向覺明（達）師聞訊，也加入我們的隊伍。榮曾兄他們先行，出德勝門，經清河、沙河、昌平到南口，我和向先生等第二天乘火車到南口會合。這次旅行我們另有兩大收穫，一是有向先生沿途講解，如居庸關門洞内的六體文字等；二是多才多藝的榮曾兄携帶相機爲大家留影，當年不比今日，相機可是稀罕物事。
思想改造運動後，榮曾兄和我都入了團。沙灘離北海不遠，團組織和班會有活動，常去北海公園，在我的相册中，仍保留老吴所攝我混在他們幾位先秦史專家中的照片。
圖2 周清澍、王承祒、徐連城、吴榮曾
就在這個暑期，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北大、清華、燕京三校合併，我們從城裏遷往西郊燕園，從三年級開始，全班應分出部分人學習考古，自願報名。這時我們已學完中國古代史的基礎課，專業課今後只有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世界中世紀史、近代史、現代史以及亞洲史、國際關係史等課程。有志於古代史的吴榮曾等與原博專的同學共十人選擇學考古，從此他們不僅所學課程不同，而且常外出田野考古實習，我也因調出學俄文和到馬列學院學習，從此便和他的專業方向分途了。
1954年畢業，老吴留任考古教研室助教，我是亞洲史研究生，助教屬教師系統，研究生屬學生系統，因此只能偶爾在校園内相遇。1955年五四青年節，學校團委會發起評選三好團員，由團委書記胡啓立頒奬，其中全校青年教師獲奬者十二人，在主席臺上，我發現歷史系兩位得奬者正是吴榮曾和張廣達。研究生得奬者九人，我厠列其中，榮幸地與老吴同臺受奬，有機會見證這次盛典。
這年暑假期中，全校進行肅反運動，我們同班同學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先秦史助教王承祒是肅反對象。對他的問題做出結論後，在通知他審查結束的第二天，他爬上尚未完工的28樓屋頂跳樓自殺。下學期，老吴從考古教研室改調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以補王承祒助教之缺。
1956年，我國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知識分子得到空前的重視，大力吸收優秀的知識分子入黨。當時我被派往長春東北師大進修，從北京傳來令人興奮的消息，歷史系入黨的人有：我的老師——亞洲史教研室主任周一良和我的老同學吴榮曾。
恕我直言，按此後提出的所謂“又紅又專”標準，榮曾兄在政治上的表現一般。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我們這些過來人無不詬病當時的知識分子政策，但平心而論，其中1956年不容否定，榮曾兄得以入黨就是明證。
1957年内蒙古大學新建，北大負有支援的任務，剛畢業留校的我奉調内大，我的兩位同班同學奉命前往主講一年級的基礎課，老吴講授中國古代史，周怡天主講世界古代史。亞洲史是高年級的課，所以我仍留在北京進修，順便幫學校做一些採購圖書的事。除圖書外，學校還撥給歷史系一萬元採購儀器費，將支票本交給我。應如何處理，我找老吴商量。他建議去琉璃廠採購一批文物，供學生課外觀摩參考，並建議請苑峰師幫助鑒定和挑選。於是我們邀請張先生一同進城，選購了青銅器、甲骨、古錢、陶瓷器等各類文物，由老吴在歷史系布置成一個小型博物館。
内蒙古大學歷史系的師資尚未配齊，尤其是還没物色到主持系務的系主任，只得臨時請張芝聯先生前往代理。北大方面最後决定讓胡鍾達先生出任系主任，向胡先生徵求意見時，胡先生提出條件，必須帶吴榮曾、張廣達二位前往。北大只好割愛，將榮曾兄調往内蒙古大學（而張廣達則因反右時被打成右派，被内蒙古大學所拒）。
反右運動告一段落，没打成右派的青年教師也必須下鄉勞動改造，1958年元旦過後，先是北大的教師下放京郊齋堂，我們在北大進修的人則調回内蒙下鄉，與在校的教師一起下放到土默特旗勞動。1959年初勞動一年歸來，老吴因參加編寫《中國史綱要》又回到北大，我被分配到老吴的宿舍，暫占他空出的床位。接著我因參加編寫《蒙古族簡史》在校外工作，一度也來到北京。這幾年我倆雖屬同校，實際很少交集。
1962年，學校新蓋宿舍17樓完工，我們這些已成家的教師從單身樓遷入。榮曾兄和我都分配到第二單元一樓，老吴是我老同學，夫人沈熙與我同來自北大歷史系亞洲史教研室，老朋友又聚在一起，兩家此後有緣鄰居十餘年。
“文革”當中，榮曾兄和我雖攀不上當權走資派、反動權威之類黑幫地位，但也没資格參加造反或保皇，除老吴遭大字報拉扯翦伯贊先生的關係等事外，我們總算逍遥局外度過。“文革”末期，我因參加點校《元史》和編寫《中國通史》來到北京。1973年，毛主席提出要恢復《歷史研究》雜誌，編輯人員向全國甄選，經專家推薦，從内蒙古大學調吴榮曾。老吴和沈熙先後調入《歷史研究》編輯部，我們在北京又能經常聚會，但此後我們就分居北京和呼和浩特兩地了。
圖3 吴榮曾、沈熙、周清澍、顧菊英、周良霄2001年夏看望周一良先生
我和榮曾兄雖同出張苑峰和余讓之先生之門，非常慚愧，他得真傳，我卻處於門外。不過，作爲長期交往的老同學，據本人親見親聞和聆聽師友的評論，對他的學術成就尚略知一二。苑峰師當年勉勵我們，如有志於先秦史，必須熟讀有關先秦史經、子和《史記》等重要典籍。民國以來，新式學堂已取代專讀四書五經的私塾，從小熟讀經典的人漸少，此後估計不可能再有人具有這種童子功。王承祒自認爲他早就達到苑峰師的要求，所以他作檢討暴露思想，自詡學問上“後無來者”。然而他並不藐視榮曾兄，我認爲老吴和他在當時是罕見的例外，具有異於常人的學力。
至於先秦史的科學研究，僅熟讀經典還不够，還有辨别真僞、文字訓詁等難題，除《十三經注疏》外，古籍還有大量的注解本和近人研究成果，捨此無法正確理解史料的原意，所作推論，往往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榮曾兄不止熟悉經典，而且有深刻研究，在“大躍進”時期瘋狂的運動後，學校又回到正常，老吴開設《左傳》的課程，副系主任何志對我説：建國後培養的教師，能開這門課的人可能他是絶無僅有。
王國維運用所謂“二重證據法”，除文獻史料外，又能繼承清人金石證史之學，並利用二十世紀初新發現的殷墟甲骨文等，於古史研究取得較清人更爲卓越的貢獻。榮曾兄得苑峰師真傳，能充分運用金石、甲骨、簡帛、陶文、印璽封泥等材料以證史。王國維身後，我國才開展有組織的現代考古，新中國普設考古、文物機構，發行多種刊物，吴兄能廣泛吸取運用，更勝於前人。
在先秦史研究者中，獨有吴兄出身於考古，有下田野實踐的經驗。這也是他有别於同行的優點。在内蒙古工作期間，他常被内蒙古文物工作隊諮詢顧問，並親臨考古現場，發表過論文。
榮曾兄從小就收藏古錢，以後結合專業對古錢幣進行研究，成爲我國知名的錢幣學家。
五六十代的學術活動强調集體創作，榮曾兄參加高等學校文科中國通史教材《中國史綱要》的編寫，他負責先秦部分，在主編翦伯贊之下，所有執筆者之中，只有他是資歷最淺的助教。
他的論文集結在199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先秦兩漢史研究》一書，近年又有《簡牘與古代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和《讀史叢考》（中華書局，2014年）出版。論文中綜述性宏論不多，他聲言“對於考據更爲重視”，爲文不重複前人，發前人所未發。先秦史料稀少，須輔以多重手段恢復已逝年月的本來面貌，老吴重視實證史學的歷史考據，能不斷發現問題並解决具體問題，爲古史研究的深入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作者單位：内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