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吴先生

宋德金

吴榮曾先生是我敬重的兄長和曾經的同事。我與吴先生從初識至今已有四十年了，那是1978年10月，我與吴先生分别在《社會科學戰線》和《歷史研究》雜誌社工作，兩家雜誌社共同發起在長春召開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就20世紀50—60年代我國史學界討論最爲熱烈的問題展開研討和争鳴，這是“文革”後在史學界較早召開的一次學術討論會（記得此前的5月有在南京召開的太平天國學術討論會），一時在海内外學術界産生很大反響。由於我們相聚時間很短，又忙於會務，交談機會不多。那時我剛從鍛煉改造的基層重回研究所，而吴先生已是先秦史著名學者了。

一年後，我從《社會科學戰線》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雜誌社，於是有緣跟吴先生成了同事。當時雜誌社的地址在鼓樓西大街甲158號院内東樓，我們同在一個套間裏辦公，吴先生與施丁在裏間，我和田居儉在外間。當時《歷史研究》有編輯人員二十多位，工作任務不是很重，主編黎澍同志要求我們除了做好編輯工作之外，有時間還要做點學術研究，能在相關領域内有發言權。其實我到《歷史研究》時，多位同事都是學有專長的學者，黎澍、丁偉志自不待言，其成就爲史學界所熟知，其他如龐樸、吴榮曾、田居儉、施丁等先生都各有專長和建樹。編輯部根據每位編輯專業所長及興趣分管各斷代及一兩門專史稿件，比如吴先生分管先秦史，施丁分管兩漢和史學史，我並無熟悉的斷代，編輯部根據工作需要安排我分管遼宋夏金元及民族史，一切從頭做起。

我瞭解吴先生起初是從他參加編寫的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開始的，我讀的是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其中先秦部分是吴先生在舊版基礎上重新整理修訂，並補充了當時新發現的一些考古材料撰成。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字斟句酌、繁簡得當，被譽爲是高校文科中國通史教材中的權威之作，其中吴先生撰寫的先秦部分在中國通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功不可没。

在同吴先生共事的日子裏，相處融洽和諧，但閒聊時間並不很多。一是我新來乍到，互相熟悉要有個過程；二是吴先生總是在那狹窄的辦公室埋頭讀書鑽研，有時還爲北大研究生講課；三是我們大約都屬於閒話不多的人。然而當我有問題請教時，吴先生總是那麽和藹可親，循循善誘。記得大約是1982年，我初涉遼金社會史，大膽地寫了一篇關於金代女真社會風俗的習作，成稿後請教吴先生，吴先生給我提出了一些意見，還拿來尚秉和著《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囑我讀讀，供我參考。記不得版本了，應是民國商務印書館本。此書無疑是治社會風俗史者必讀之書，多年後有了點校重排本，有時我還找來翻看。

吴先生審查稿件把關極嚴，是編輯部裏所公認的。當時學術期刊尚無匿名審稿制度，本刊因爲實行嚴格的三審制，特别是有多位像吴先生這樣學者做編輯，有效地保證了刊物的學術水準和聲譽。國際通行的匿名審稿制度固然有其公正、合理的一面，不過就我的實際體驗來説，遇到外審者與作者觀點相左時，稿件有被否決的例證，然而有學識的編輯，爲了刊物的質量和聲譽則是會公正處理的。

1983年，吴先生離開編輯部，重回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此後，我們就没有直接聯繫了。好在吴先生的夫人沈熙同志是在雜誌社退休的，每逢社裏組織老同志活動，我們都有機會見面，通過沈熙，我與吴先生經常互致問候，瞭解近況，互贈新作。儘管我同吴先生所側重的領域不同，更不要説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但是我還是常常從吴先生那裏得到鼓勵，而吴先生對學術的執著嚴謹、精益求精，更是對我的鞭策。

吴先生治學嚴謹，對考據極爲重視，服膺王國維倡導的歷史研究中的“二重證據法”，即除了書本材料外，還有地下出土的材料。除此之外，還有民族史、民族志方面的材料，這可説是“三重證據”了（見吴榮曾《讀史叢考》後記）。吴先生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十分崇敬而且踐行了前輩的二重證據法或三重證據法，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點可以從吴先生的《先秦兩漢史研究》和《讀史叢考》兩本集子中充分地反映出來，其中如《鎮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道巫關係》（《文物》1981年第3期）一文，更堪稱這方面的典範。吴先生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中，多次獲得國家、部委和本校的優秀教學奬、優秀教師奬、優秀論文奬、高校教材特等奬，這是對他在教書育人、科學研究中所取得卓越成就的應有肯定。

吴先生做學術期刊編輯時間不長，卻給我們編輯部同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在遴選編輯稿件中，準確精當，一絲不苟。在日常相處中，大家對吴先生的平易近人、兄長風範都有同感。從《歷史研究》復刊到80年代初那段時間，編輯部同事之間没有稱呼職務、老師的習慣，除了稱主編“黎澍同志”外，其他都是根據年齡稱呼老張、老王、小李、小趙等，即使相差一二十歲，也不例外，都很親切。大家都稱吴先生爲老吴，私下偶爾也有稱老夫子的。老夫子稱謂有多種釋義，我們用來稱呼吴先生，則是完全出於對其潛心鑽研、學者風範、待人親和、奬掖後進的贊揚和尊重。

2018/5/26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