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理性批判

司马迁（前145—？）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兼具卓越思想家和优秀文学家的品格。他活动在汉初统一、兴盛的时代环境下，博学多闻，驰骋古今，贯穿经史，精研诸子百家之书，从而能够驾轻就熟地从事全面总结上古以来历史发展的工作。他治学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形成的理性和人本传统，反对阴阳灾异、巫祝禨祥之说，著述讲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所著《史记》不仅是彪炳千古的信史，又是总结上古以来思想、学术成果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涉及本书课题，其中对战国、秦、汉时期神仙信仰的发展状况，秦皇、汉武的求仙活动等记述真切、详密，提供了后人了解和研究古代宗教及其相关情况的基本资料。

《史记》详细记载了秦皇、汉武的求仙活动，对于当朝皇帝汉武帝崇信方士、迷恋求仙的记述尤其详尽，具有强烈的讽谏的现实意义，前面已经引述。他写汉武帝即位之初即“尤敬鬼神之祀”，相信各种“鬼神方”，经营祀祷无虚日，又敬养、信重方士。即位不久，又被方士李少君所迷惑：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接着蛊惑他求仙的有栾大：

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天子……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这样，掀起了秦始皇之后入东海、求蓬莱的又一次热潮。当然又都是无功而返。但是汉武帝并无反悔之意。第三个诱导他求仙的是齐人公孙卿。元封元年（前110）东封泰山，将行，“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封禅后，“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尽管屡屡发现方士骗局，汉武帝仍不断遣人入海求蓬莱，直至晚年，执迷不悟。汉武帝统治时期向来被看作是西汉王朝的盛世，他本人又被看作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英主，但迷信神仙，庸腐如此。

作为史书，司马迁忠实于史实的“实录”，但并不是作纯客观记述。记述中他的批判态度是十分明显的：狡诈方士们设下骗局，汉武帝面对诱惑颟顸固执，朝廷里乌烟瘴气迷信成风，在他如椽的笔下都被生动地描绘出来，从而证明仙界、仙人的虚无缥缈、子虚乌有，也表现出他本人十分彻底的理性态度。而他能够使用无情的笔墨对当朝皇帝加以揭露、讥刺，表现出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人格上更做出了榜样。他从而成为发扬信史传统的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中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本思想的代表和传人。

对于中国古代宗教与宗教学术、宗教文学的发展，司马迁及其《史记》所发挥的作用相当重要、明显。《史记》在中国传统史学乃至一般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秦皇、汉武为代表的帝王受惑方士、迷信仙术的揭露和批判，对后世学者、文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深远的。《史记》描绘的秦皇、汉武执迷求仙、幻想长生，历代相传，成为统治者愚妄迷信的典型，成为神仙虚妄、求仙无益的象征、符号，成为作者们用来影射、批判、讥嘲的对象。又在后世文学创作中，有很多作品以神仙内容为题材，却被作为艺术构思和美学欣赏的对象来处理，而并没有宣扬信仰的意味。这类作品构成道教文学的重要部分。包括司马迁在内自古形成和发展的理性传统对于这类作品的创作是发挥了重要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