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代经学与文论的文化场域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话语体系。其学术手段为通过训诂、诠释，提炼隐藏于《易》《春秋》《诗》《书》《礼》等儒家典籍中的“微言大义”；其信仰形态则体现为经学特指圣贤所作之书，是儒家学者尊奉的社会理想、人生目标在汉代社会的再造。“‘经’有‘常’的意义，是人类社会的常行之道；‘经’也有‘法’的意义，人们通常说‘大经大法’，即有必须遵照执行的意思。”[1]前人认为“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2]。按照当今学界的普遍共识，理论形态意义上的经学应始于汉武帝下贤良诏后，以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确立的基本政治立场、学术原则和思想背景为依托，以汉代博士制度和官吏选拔为载体形成的学术体系。而作为文化信仰层面的经学，则可上溯至西周礼乐制度所确立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伦理观念。二者均为理解汉代经学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孕育汉代经学与文论间密切关系的文化场域。在影响汉代经学与文论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背景和类比推衍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