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勿吉到靺鞨的历史演进

“勿吉”是魏晋时期出现在史籍的东北族群的名称，也有可能是部落，或是部落联盟的名称。勿吉的族源一般都认为是与肃慎、挹娄一脉相承者，尽管勿吉与肃慎、挹娄在名称、习俗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但因史书有记载，多数研究者尽量在史书记载之间弥缝，深信勿吉与肃慎、挹娄相承关系的存在，只有少数研究者怀疑、质疑勿吉与肃慎的关系。孙进己先生说他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种族，可是，民族与种族的关系又很含混，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坚持认为勿吉是肃慎、挹娄的一脉继承者，他们回避了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勿吉与肃慎的婚俗、葬俗存在差异，而且，他们的名称同时出现于史籍中。若否定勿吉与肃慎的源流关系，苦于资料记载短缺，勿吉的来源没有线索。勿吉在所谓“肃慎——女真（满洲）”族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弄清楚勿吉的源流对东北民族史、区域史、金朝开国历史的研究都很重要。

一、关于勿吉源流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研究勿吉的源流，要么进一步实证勿吉与肃慎源流关系的存在，要么解构勿吉与肃慎的源流关系，重新探研勿吉的来源。史书所记载的肃慎与勿吉在婚俗、葬俗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面对差异，研究者或者淡化、忽视差异的存在，或者注意到差异，又找不到合理解释差异存在的原因，没有深入研究的路径。即使尝试探索勿吉的来源者，也未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关于勿吉源流的研究仍在探索中。

在有关勿吉源流问题的学术研究中，选择三种情况仅为代表，以窥问题研究之“一斑”。

第一，强调肃慎与勿吉是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无视、回避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观点以杨保隆先生《肃慎挹娄合考》为代表。《肃慎挹娄合考》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肃慎族系备受学界推崇的力作，作者在论证肃慎与挹娄存在相承的关系后，又谈到“勿吉、靺鞨为挹娄（肃慎）的后裔，是挹娄易号”，并以唐代成书的《通典》《括地志》的记载为依据(2)。陈连开《在肃慎挹娄史研究中独树一帜——评〈肃慎挹娄合考〉》中，说该书的“缺憾是有意避开了对自己立说不利的学术见解”(3)。一语中的。

第二，认识到肃慎与挹娄的差异，并试图论证者，以孙进己先生为代表。在《东北民族源流》一书中，作者从肃慎、挹娄、勿吉的名称并存，所处地理位置交错，习俗差异明显等入手，论证三者“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分别由若干个民族共同体——部落或部落联盟组成”(4)。

孙先生从具体的历史史实出发，研究勿吉的源流，其思路及部分结论是可取的。但他仍无法逾越史书记载肃慎族系相承的资料记载，最后的结论是“肃慎、挹娄、勿吉为同种异族”(5)，即同一种族中的不同民族。孙进己先生提出了问题，但仍没有解决问题。

第三，也有学者尝试跳出史书的记载，重新探索勿吉的来源，以李德山先生为代表。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一书研究由勿吉至靺羯，进而提出“羊族”。他说：“‘羊族’源自羯，即靺羯之‘羯’，‘羯’本是羊名，同‘羊’。”(6)再见《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一书，他们说：“关于勿吉的含义，史学界的解释较多，有的认为是‘丛林’之义，有的认为是‘森林之中的民族’之义，但较为贴切的解释是：勿吉，也即靺鞨，原本系‘貊羯’一词的转写；而其含义，同前论的夫余、高句丽及真番等一样，是两个族名的合称，表示构成这一人类共同体的主体人群，来自东夷族系的貊族和羊族。貊族主要以游猎为生；羊族主要以游牧为生，两族中的部分族民混居后，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勿吉族。”(7)

总观李德山先生对勿吉族源问题的探索，进取的方向值得肯定，但具体的论证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他先说“勿吉，是肃慎族继肃慎、挹娄之后的又一称呼”(8)。又说勿吉是一个新的民族，尤其著述中突兀地出现的一个“羊族”，不知所云。可以肯定的是“羊族”不是肃慎系的，貊族也非肃慎系，两个非肃慎系的族群部落混合后诞生的“勿吉族”竟成为肃慎系的传承者。

不论上述哪种情况，都反映出史料记载之间存在矛盾，再加上史料短缺，难以进行必要的考据、证伪，勿吉源流研究矛盾歧出，而又难以推进、深入。

二、勿吉划入肃慎族系的标准问题

所谓“族系”一词，虽然被学术界广泛地使用，但至今没有规范的界定。研究者基本遵循大致的约定，其含义不外乎两种内容：其一，民族系统。如林幹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根据语言文化、族源族属、经济类型、风俗习惯和活动地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或三个系统（族系）”(9)。其二，族群谱系。如石兴邦所言，“我这里所说的族系，是与我国文化与文明相并发展而形成的各族人民的谱系，即指历史上的华夏、东夷、羌戎和越、濮等族群而言的”(10)。不论“民族系统”，还是“族群谱系”，其划定总要遵循能被认可的原则。林幹先生在研究北方民族系统时已提到语言文化等依据，在这里必须强调诸多依据的顺序问题。在划定族系的诸多要素中，首先要强调族源与族属，其次是语言与风俗，再次是地域与经济等。族源是确定是否同一族系的根本，但一般情况下，族源发生在史前时代，或传说时代，很多族群、民族的源头都很模糊，凭借原始的记忆，诸如神话、传说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要得到实证，还要从语言风俗入手。语言风俗有一定的继承性，能提供比较客观的追踪线索。相对来说，地域与经济对确定族群是否同源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需要考虑，诸如，族群可以离散、迁徙，不处于一地的族群不一定不同源，处于同一地的族群也不一定同源。处于同一地域的不同族群因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经济生活可能渐趋一致。这些问题是划定勿吉是否属于肃慎族系必须要考虑的前提条件。

（一）文献记载中的勿吉与肃慎的关系

《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11)

《北史•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其部类凡有七种……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以东……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12)

《旧唐书•北狄传》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13)

《新唐书•北狄传》记载：“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14)

《魏书》与新、旧《唐书》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勿吉的居地原来是肃慎的居地，所谓的“国”应该是地域概念，而不是指国家、政权、民族的实体。后继的《金史•世纪》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勿吉，古肃慎地也……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亦附于高丽”(15)。相比较，《北史》记载勿吉的历史错综复杂，需要逐条缕析。“勿吉国在高句丽北”并非完整的表述，粟末部在高句丽的西部、北部，黑水部在高句丽的西北部，且不接壤。拂涅以东的号室部“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

文献已经明确指出，古肃慎氏，在靺鞨七部中称号室部，在拂涅部以东，使用石镞。但是，不能把使用石镞者都当作肃慎氏，使用石镞不是肃慎人的专利。古肃慎氏向中原王朝进贡“楛矢石砮”，矢是木制的，砮，是指石制箭头。林沄先生曾断言：“就今天考古发现来看，商末周初在广大北方地区普遍都存在石镞，所以要想根据这一特征去确定肃慎的实际所在地，只能是一种无谓的努力。”(16)石镞不仅在东北地区出土，在新疆地区也有出土。新疆阿尔泰市克尔木齐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石镞18件(17)。

使用石镞不是肃慎人独有的，石镞不应该作为判断是否是肃慎人、肃慎后裔的依据，也有史书提及勿吉、靺鞨有“楛矢”。《魏书•勿吉传》载：“太和十二年（488），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18)唐代成书的《通典》称：“古之肃慎，宜即魏时挹娄，自周初贡楛矢、石砮……后魏以后曰勿吉国，今则曰靺鞨焉。”(19)《括地志》也称：“靺鞨国，古肃慎也，亦曰挹娄。”(20)古籍把肃慎与勿吉等同，是错误的。《旧唐书•北狄传》记载：“兵器有角弓及楛矢。”(21)勿吉（靺鞨）使用“角弓”“楛矢石砮”还可能是部落之间存在文化交流所致，居于其地，使用相同的工具，借鉴工具制造技术是很正常的，这些根本证明不了勿吉人就是肃慎人的后裔。

在地域毗连的情况下，“石镞”把号室部与肃慎氏连在一起，号室部即是肃慎氏。也就是说，肃慎氏包含在靺鞨七部中，是靺鞨七部之一。从读音上看，号室是肃慎的音转。号室与肃慎，因［h］与［š］存在音转问题。在今突厥语族中，“雅库特语的［h］与其他亲属语言中的［š］相对应”(22)，在古突厥语族中，读［h］音可变读为［š］，［š］音可变读为［h］音。肃慎氏在隋唐时期以“号室”之名加入靺鞨，这是部落迁徙、融合的结果。

（二）比较勿吉与肃慎风俗的差异性

在族系划定的要素中，语言的相通、相近很关键，只是勿吉、肃慎的语料很少，严格的说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风俗的相同、相异性就成了考量勿吉与肃慎族属关系的重要依据。作为划定族属标准的风与俗仍需要严格区分，所谓“风”，强调风土等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的行为、文化的影响，“俗”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模式(23)。“俗”相对“风”具有恒常性，风可变性比较突出。通过民俗判断民族、部族、部落之间是否存在“苗裔”关系要可靠一些，至少比“风”层面的比较来得可靠。勿吉与肃慎是同风但不同俗，使用相同的工具“楛矢石砮”，且穴居等，是因地理环境的相同而产生的“同风”现象。肃慎与勿吉婚俗、葬俗的差异表明他们不是同俗者。

文献记载，肃慎与勿吉的婚俗、葬俗相差甚远。

《晋书•四夷传》载：肃慎“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24)。

《太平御览》引《肃慎国记》载：肃慎“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贵壮贱老。寡居终身不嫁”(25)。

《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26)。

婚俗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和改变的文化事象，是比较恒定的文化存在，通过婚俗的相同、相近可以判断民族、部落长时间里关系的远近亲疏。肃慎的婚俗是男娶女，勿吉的婚俗是男到女家。相对来说，肃慎婚俗的仪式、礼节更突出一些。仅通过这些就可以质疑他们本来没有血缘、文化的传承关系。

再看肃慎与勿吉的葬俗。

《晋书•四夷传》记载：肃慎“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故虽野处而不相犯”(27)。

《魏书•勿吉传》载：“其（勿吉）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28)

《旧唐书•北狄传》记载：靺鞨“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29)。

《新唐书•北狄传》载：靺鞨“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以祭”(30)。

肃慎与勿吉（靺鞨）的婚俗、葬俗都存在差异，差异的存在是源于他们来自不同的族源。肃慎人来自华北(31)，曾与商周有过较近距离的接触，商周文化对其产生一定影响。从其婚俗看，“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在原始婚姻自由的择偶过程里隐约透露一种礼节的存在，撇开异时异域的历史氛围，与《诗经》(32)描写的男女期会的意境、场合具有一定相似性。

如《郑风•山有扶苏》的描写：“山有扶苏，隰有荷花。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鄘风•桑中》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郑风•溱洧》云：“洧之外，洵且乐。”

《诗经》中描写的男女约会的场面是商周时期原始的自由婚姻的写照，是中原男女婚配历史境况的文学表现，有一定的史料功能，能与史料互相印证。肃慎的婚俗“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虽然发生在异时异地，与《诗经》中相似的意境说明肃慎人保留了中原商周时期的婚姻风俗之遗迹，恰好应验了“中原失礼，求诸四夷”的古训。

肃慎人葬俗也表现出礼的端倪。“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埋葬的时间是“当日”，地点是“野”，不管这个“野”具体是什么地方，至少是与活人的居住区相分离的。“椁”和殉牲是丧葬的仪式，仪式的讲究说明社会已经存在礼的规范，或者说他们的社会接受过礼仪的熏陶。

《肃慎国记》所载的肃慎人文明程度较高，“性凶悍，以无忧丧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哭者谓之不壮。相盗赃物无多少，尽诛杀之。虽野处而不相犯。死者即日便葬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椁上，富室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者之粮。以土覆之，以绳系于椁，头出土上，以酒灌酹，终绳腐而止，无时祭祀也”(33)。

相比较，勿吉的婚俗、葬俗则表现出“非礼”的一面。勿吉人的葬俗特点是“以身衬土”“无棺椁”，杀马以殉。至于是否主观上就想“以尸捕貂”，还是一种特殊丧葬形式，难以确定；或者说这种丧葬形式客观上起到捕貂的作用。不过，接下来要二次葬是必须考虑的，二者在墓葬的考古学上表现出相异性。

以猪为殉葬，说明善于养猪，且很多。养猪者一般来说是定居人群，或者说是半定居生活，其经济生活是渔猎兼有采集和初步的农耕。大量养马者，且以马为坐骑，应该是游牧者，或者是渔猎者。从葬俗反映两者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毋庸置疑地说明肃慎和勿吉之间没有族源与文化传承关系。

三、勿吉的朝贡路线与其地理位置的判断

史籍除了生硬地把勿吉置于肃慎、挹娄系统外，既找不到能证明他们源流关系存在的实证信息，也找不到能证明他们没有源流关系的直接信息。在没有实证资料的情况下，只能考虑间接的信息，地理位置能帮助判断勿吉的迁徙方向与来源。

《魏书》记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去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泝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泛达其国。”(34)

关于勿吉的朝贡路线，《北史》也有相似的记载(35)。研究勿吉的活动范围首先要明确三个问题：其一，勿吉作为游牧、渔猎部落，或部落群，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所以，研究它的地理位置只能是它的活动范围；其二，勿吉，是一个部落还是一个部落群，不是十分清楚，其核心部落的地理位置与边缘部落的活动范围可能存在很大出入；其三，勿吉的活动范围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不能用定居人群的思维来考虑勿吉人的地理位置。解读《魏书》中关于勿吉地理位置的记载，还要考虑时间顺序。根据朝贡使者乙力支的陈述，延兴（471—476）中，初发其国，云云……这是比较早的位置。难河指今嫩江，另一古名那河。这一时期，勿吉的地理位置大约以嫩江为中心，这里也是适于养马的好牧场。勿吉能贡马五百匹于北魏，大量养马，与其居地难水（嫩江）流域有良好牧场有关。

勿吉所居的难河流域，即是夫余北界的“弱水”。史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在玄菟北千余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36)。另见《三国志》(37)记载基本相同。

这里的“弱水”是现在的哪条水，学界看法不一：有第一松花江说(38)(39)、黑龙江说(40)(41)、松花江东流与黑龙江合流后说(42)。“弱水”是夫余的北界，夫余国的遗人——豆莫娄曾说，在高句丽灭其国时，他们“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43)。那河、他漏河是两条河流，史称那河，指今嫩江。至于曰他漏河，即今洮儿河。因为顺他漏河能进入那河，两河相通，那河被看作他漏河的一部分。勿吉所居的难河，也就是夫余的北界——弱水。当时夫余国作为高句丽的一部分，勿吉“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即是由难河进入夫余的北界，就夫余附属高句丽的情形看，也可以说是高句丽的北界。历史载记表明难河、那河、弱水是同一条水，三者的声母［n］［r］［l］在民族语言的译写中常常混用，难河、那河、弱水都指今嫩江。

勿吉又“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速末水即今松花江，勿吉在今嫩江与东北流的松花江交汇地带。《魏书•高句丽传》载：“今夫余为勿吉所逐。”(44)《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二月，“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45)。把二则史料综合起来看，494年后，大部分勿吉人从嫩江与松花江交汇处向东南迁徙，占据夫余王城及其周围地域。

四、勿吉的迁徙路线与来历

关于勿吉的来历与其迁徙方向关系密切，多数研究者认为勿吉由东向西、西南发展。金毓黼认为：“大抵勿吉之国都，应在今吉林之北部，使臣初发其国，沂松花江而上，转入嫩江，再上沂洮儿河，故曰沂难河，西上至大沵河，迨洮儿河上游。”(46)

魏存成先生认为：“勿吉与高句丽则直接相接，乃有勿吉与百济并力共击高句丽之谋。勿吉与高句丽接壤的地区在延边一带……《魏书》所记勿吉国内大水速末水，即此松花江主流……视江水流向也只能是主流松花江。因此，这时勿吉族的活动中心是在主流松花江流域。”(47)

范恩实先生在《勿吉兴亡史探微》一文中指出：“由于当时的勿吉分布在第一松花江中游两岸地区，则其‘从水道’进入夫余故地的方向必是自第一松花江中游而南，经阿什河、拉林河，进入第二松花江流域。”(48)

说勿吉起辟第一松花江中游，由此而南，这种推断的前提是肃慎——挹娄衍生出勿吉，勿吉由主流松花江向西南进发。而今肃慎族系说遭遇质疑，勿吉并非源自肃慎、挹娄，勿吉的来历、迁移方向应该根据相关资料重新勘定。

勿吉朝贡路线起于今嫩江、松花江交汇处，由此向东南驱逐夫余，占据粟末水以南的地方。其迁徙的路径表现出从西北向东南进发的方向，此问题进一步考察，碍于资料匮乏，很难直接推进研究，但地名能留下勿吉人迁徙的痕迹。嫩江再向西北是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古称“望建河”。“望建”与勿吉存在语音转写关系，“望建”河因勿吉人而得名。据《旧唐书•北狄传》载，望建河“其河流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49)。

隋唐时期，勿吉在史籍记载中改写成“靺鞨”“韎羯”。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有言：“靺鞨称号始见于史书在563年（北齐河清二年），但最初靺鞨之‘鞨’写作‘羯’，《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二年条就是这样写的：‘是岁，室韦、库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河清三年条记靺鞨朝贡也是作‘靺羯’。565年（北齐天统元年）史书中开始出现‘靺鞨’，同上书天统元年条载：‘是岁，高丽、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贡。’二年、三年、四年条记其来贡，也皆作‘靺鞨’，而未用‘靺羯’。在这以后，‘鞨’并未完全取代‘羯’，直到唐、宋、元三朝的史料中，有时还出现将靺鞨写作靺羯。如714年（唐开元二年）唐册封大祚荣的大臣崔忻返回途中在今大连市黄金山的刻石、《通典•乌洛侯传》、《文献通考•室韦传》，都是将靺鞨写成靺羯。《契丹国志》中也是靺鞨与靺羯互见。”(50)另见《唐赠司空李楷洛碑》载，“是后，殪靺羯于鸭绿之野，覆林胡于榆（关）之外”(51)。武后时，李楷洛建功“鸭绿之野”“榆关之外”。

勿吉与靺鞨虽出现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并非族称的改换，而是同一语词在不同时期的异写。因为今读［he］之“鞨”，不见于《说文解字》；羯，《说文解字》作“居谒切”，即读［je］与吉［ji］音同。以今读音而论，靺羯［mo jie］与勿吉［wu ji］音也相近。可见，靺羯与勿吉只是同音对译而用字不同，“靺鞨”又是“韎羯”［wajie］的误写(52)。

范恩实先生对“靺”读［wa］做了考证(53)，并引《南齐书•徐孝嗣传》：“登殿不着韎。”(54)韎，音［wa］。靺《说文解字》注为“望发切”，即［wa］。靺羯实为［wajie］，与“望建”音近，可视为同音异写。一个是族称，一个是地名，是族称决定了地名，即勿吉被异写为望建，此地名出现的时间要在隋唐之前。

“望建”河又称“室建”河，“望”被历史记录者误写成“室”，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勿吉先人曾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驻足，望建河只是勿吉人迁徙的中转站，还可进一步考虑望建河以北的贝加尔湖的“呼揭”人与勿吉人的关系。贝加尔湖古称“北海”，曾经出现过漠北索国•呼揭(55)。呼揭出现在贝加尔湖的时间当在公元49年前后，匈奴郅支单于再破丁零、坚昆、呼揭，占据阿尔泰山以北至叶妮塞河上游地区，呼揭等三国始居今贝加尔湖周围。按薛宗正研究，“及郅支衰而三国复振，至魏尚存”(56)。

呼揭曾是匈奴大联盟的成员，公元前59年，匈奴统辖下的西北地区曾出现呼韩邪、屠耆、呼揭、乌籍、车犁五单于分立的局面。乌籍是乌揭之近音异写，与呼揭、呼得等应该存在源流关系，可能是部落分裂而出现的同源同名异写的结果。钱伯泉先生认为，“乌籍人实际上就是繁衍发展至蒙古高原西部的乌揭人的分支”(57)。乌籍曾游牧于阿尔泰山、蒙古高原西部等地，与出现在古粟末水、难水的勿吉人相距较远。在两者中间，望建河周围还应该有乌籍的遗黎，勿吉的先民，疑其曾被称作“呼揭”。

施密特写道：“我发现，古代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民族的故乡大约是在阿尔泰地区以南，而通古斯满语部落的故乡可能是色楞格河流域。”(58)

勿吉先人的迁徙路线粗略勾勒为：阿尔泰山——蒙古高原西部——贝加尔湖（北海）——黑龙江上游（望建河）——嫩江（那河，或难河）——松花江（粟末水）。勿吉先民迁徙到粟末水，大约经历了500余年的时间。

勿吉进入粟末水以南，大约是494年（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前后，这与考古测定吉林地区查里巴墓地年代相符(59)。查里巴墓地位于吉林市北的第二松花江岸边，发掘45座墓葬。出土的器物中有唐代的蹀躞带（穿孔的青铜质的腰带牌饰），陶器中的大口深腹罐属于靺鞨罐中晚期类型。查里巴M10的碳-14测定的数据是距今1545±95年，校正后年代是距今1480±105年（470）。对于这个年代的断定，研究者多认为，此数据明显比实际年代偏早，查里巴墓地的年代应该在唐代中期前后(60)。面对客观数据，因研究者从已经认同靺鞨即是肃慎的后裔的基点出发，确定靺鞨先民是从东向西迁徙的，在唐代中期才迁到第二松花江，与墓地测定的年代不符。历史研究出现的错误的认识扰乱了考古科学数据提供的科学研究的线索。查里巴M10的碳-14测定的数据校正后年代是距今1480±105年（470），正好在勿吉破高句丽十落与驱逐夫余的时间范围内。

其实，勿吉人，或其先民从嫩江流域向东南第二松花江迁徙，其远源在贝加尔湖。从重新考订的勿吉人的迁徙路线看，查里巴M10碳-14测定的年代是正确的，大约在公元5—6世纪，恰好是勿吉人驱逐夫余人，进入粟末水（第二松花江）以南的时间。

五、比较勿吉与呼揭的习俗

从呼揭与勿吉的习俗比较来看，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存在的。呼揭是“引弓之民”，善射。《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的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记载：“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61)勿吉人也是善射，曾贡马五百匹，有貂。“语言独异”，圣山崇拜等。

在婚俗上，勿吉与呼揭可间接地勘比。呼揭的婚俗没有记载，与呼揭相近的铁勒，其婚俗与勿吉有相同的地方，都是“男就女家”。勿吉的婚俗在《魏书》《北史》均有记载。

《魏书》载：勿吉人“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62)。

《北史》描述：勿吉人“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妬，其妻外淫，有人告其夫，夫辄杀妻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事终不发”(63)。

《魏书》与《北史》所载勿吉的婚俗主要内容相近。《北史》所记载勿吉的婚俗不是对《魏书》记载的补证，而是转抄，《北史》多以魏收《魏书》为本。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载：“李延寿修《北史》时，魏收、魏澹二《书》并存。史称澹《书》义例极严，则延寿《魏史》自应以澹《书》为本。乃今与魏收《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及以西魏为正统……其他纪传则多本魏收《书》，但删繁就简耳。”(64)

二则史料同源，其历史记事属于孤证，有再考证的必要。勿吉人婚俗令人质疑的地方比较多。第一，记载过于精确，仿佛是亲眼见闻，让人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第二，氏族部落时期婚姻有两大原则：一是婚姻仪式的社会性，群体参与，作为部落、家族的大事。二是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种的繁衍”，生育后代。史书记载的勿吉婚俗表现的仅仅是私密，有悖部落婚姻的原则。第三，文献记载的关键词“执女乳”是作为婚姻形式的象征，不契合氏族婚姻的实际。“执女乳”作为确定婚姻的仪式，在民族学里找不到相应的痕迹。不过，铁勒的婚俗可以为修正勿吉婚俗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隋书•铁勒传》载：铁勒“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65)。

《册府元龟》载：“铁勒，匈奴之苗裔。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常所，随水草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66)

铁勒婚俗中“乳男女”，乳是生产、生子的含义，是动词。生育子女是氏族部落婚姻的唯一目的。从民族文化习俗比较的角度来看，勿吉的婚俗记载存在尚可修正的地方。“执女乳”的“乳”应该是动词，也是生产、生子女的意思，“执”可能是个衍字，或者是“待”字的误写，即“待女乳而罢”，指的是女人在娘家生育子女后，结束男到女家的生活。这样的解释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也就与铁勒的婚俗相近了。铁勒婚俗是“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这是氏族部落时期一种常态的婚姻习俗，是由母系婚姻向父系婚姻的过渡阶段。

铁勒的葬俗“死者埋殡之”，即是“以身衬土”，与勿吉、靺鞨的葬俗相近。

《北史》《文献通考》记载：勿吉“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湿；若秋冬死，以其尸捕（《文献通考》作‘饵’）貂，貂食其肉，多得之”(67)(68)。

《旧唐书》载：“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以祭。”(69)

《新唐书》记载：靺鞨“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70)。

Е•И•杰烈维扬林科说：“阿穆尔河沿岸的古代部落有三种埋葬亲人的方法：1）死后立即葬于地下（一次葬，占15—20%）；2）首先安葬在筑于林中的台架上，然后再重新葬于地下（二次葬，占79—80%）；3）火葬（占4—5%）。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二次葬占绝大多数。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埋葬方式。”(71)“无棺葬是靺鞨文化的盛行墓葬。这种墓葬一般都是二次葬。”(72)二次葬在勿吉的葬俗记载中已经表现出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再土葬。其实，未必是“以其尸捕貂”，这可能是勿吉人有类似“树葬”习俗，中原载记者不理解，把它说成是为了捕貂。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先民都留有“树葬”的民族学资料，对理解勿吉、靺鞨的葬俗有一定帮助。

假设勿吉的先民呼揭与铁勒的先民丁零居地相近，勿吉与铁勒的婚俗相近是可能的，葬俗相近也是必然的。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境异》记载：“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女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往来；或射不中，即绝缘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圈，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尔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尔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尔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尔，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73)

研究这个传说，首先要认识它的传奇成分。唐代是传奇盛行的时代，唐人记载突厥先人的传说必赋予传奇色彩，剥开传奇、演义的成分，剩下的才是历史信息；其次，传说涉及三个部落。射摩部落居于阿史德窟，阿史德窟在贝加尔湖西南的乌德健［ötükan］（今蒙古国杭爱山脉）山附近。海神女部落在阿史德窟东北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关于“海神女”或“海女”的传说，也见于铁勒部的契苾部的起源传说中，《契苾嵩碑》追述铁勒契苾部起源时提到，“海女□（之）子，出于漠北，住乌德建山焉”(74)。乌德建［ötükan］，又称郁都军山，漠北名山。海神女传说若属于铁勒部，铁勒在汉代称丁零，北朝至隋唐称铁勒。近代以来，中外许多突厥学者认为突厥原来是铁勒的一支，甚至有人主张突厥就是铁勒(75)。从这个传说来看，居于阿史德窟的射摩部落是突厥的男性先民，与铁勒是联姻部落，他们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他们的婚俗不同，前文已提到。突厥出于铁勒，其发展却胜于铁勒，铁勒仍保持比较原始的婚俗。

传说还涉及另一个部落——呵尔部落，呵尔部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但可知它与射摩同围猎，说明他们居住地很近，而且存在从属关系。

“呵尔”异写为“呵嘀”。据钱伯泉先生研究，“‘呵嘀’的原音应作hodir，南北朝时期音变为诃咥、也咥，隋唐时又作阿跌、跌，西方史籍记载其原音为abdal或ardal。hodir无疑为hudel（呼得）的音变，可知呵嘀即是为鲜卑人征服后留居故地的呼得人的后裔”(76)。传说中的“呵尔”，或说一部分已经迁到北海与杭爱山脉之间，钱先生说“呵尔”留居故地是不准确的。《通典》记载：“阿跌，亦铁勒之别部，在多滥葛西北，胜兵千七百人。隋代号诃咥部是也。迁徙无常所。”(77)《太平寰宇记》亦有相同记载(78)。《隋书》记作“诃咥”，在“康国北，傍阿得水”(79)。属于铁勒别部。《文献通考》记作“阿跋”(80)。

射摩部落与海神女部落是联盟关系，射摩与呵尔也是联盟关系，海神女部落与呵尔部同是联盟关系，联盟中各部的地位是不同的，呵尔部可能因力量弱而居于从属地位，其首领被射摩杀掉。呵尔与铁勒（丁零）的关系密切，恰好能说明他们的婚俗可能相近或相同，也间接地告知了其地理位置。

综合看来，勿吉与呼揭关系的存在，呼揭与丁零关系的存在，铁勒与突厥关系的存在，民族源流已经证明勿吉是满—通古斯语族发展的一个起点，勿吉（呼揭）与突厥共同出于阿尔泰部落，所以，就阿尔泰语系中的语支来说，满—通古斯语与突厥语存在亲缘关系，但就阿尔泰语系本身来说，呼揭、匈奴、月氏、赛人等又来自不同的族群，阿尔泰语系本身是多源汇合而成的。匈奴统一“引弓之民”，阿尔泰部落形成，阿尔泰部落是包括勿吉先人在内的很多漠北族群的祖源。

六、勿吉及其先民的考古文化

勿吉先民来自阿尔泰山，转徙到望建河，再到嫩江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考古文化类型，勿吉（靺羯）及其先民的考古文化被苏联学者命名为“靺鞨文化”(81)。

靺鞨文化传播的方向关涉到勿吉——靺鞨及其金之先民的源流问题，主张勿吉——靺鞨来源于肃慎族系，就认为勿吉由东向西移动，考古发掘成果的阐释也受这一思路的影响。在考古发现靺鞨人种存在外来成分时，朱泓先生认为靺鞨（勿吉）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是：“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在后来靺鞨人生活的远东地区辽阔的土地上就居住着一些有东亚人种的高颅型因素的土著部族。后来，随着来自于贝加尔地区、东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的逐渐迁入，为该地区的居民注入了越来越多的低颅的西伯利亚人种成分，在这样的一幅种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便形成了靺鞨人的种族类型。后来，靺鞨人的血缘基因逐渐渗入到远东地区的许多现代民族之中，只是由于各民族历史渊源的不同以及后来新的体质因素的不断加入，所以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情况。”(82)面对考古发现靺鞨人种存在非土著的基因，朱泓等的解释是靺鞨人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靺鞨本身就是不断迁徙的族群。近年来，朱泓等研究者仍然认定靺鞨受外来因素的影响，“靺鞨人群在体质特征上受到了来自古代贝加尔族群的强烈影响……而靺鞨人群的人种构成是多源的”(83)。

历史研究不能正确揭示族群源流问题，考古研究成果也受其干扰，主观地阐释常常偏离科学、客观地鉴定。发现于俄罗斯境内的特罗伊茨基墓地对研究靺鞨文化非常重要。苏联考古学者与我国的研究者都很重视特罗伊茨基墓地的考古文化，但建立在肃慎——靺鞨源流基础上的惯性思维严重影响了这一考古成果的判断与认识，仅以冯恩学《特罗伊茨基靺鞨墓地的陶器来源》一文为例，冯先生认同涅斯捷罗夫1998年出版的《中世纪早期黑龙江沿岸的民族》一书中的观点，即：“特罗伊茨基类型是从松花江流域迁徙到黑龙江中游结雅河流域的渤海人，其主要证据之一是在吉林市查里巴墓地出土了很多特罗伊茨基类型陶器。”(84)研究者把吉林查里巴墓地出土陶器与特罗伊茨基墓地出土陶器进行比较，并总结出：在陶器器类、器物纹饰、器物造型风格等方面，特罗伊茨基墓地出土的要比查里巴墓地的陶器简单(85)，这里所说“简单”即是“单一”，陶器由简单、单一到复杂多元是文化发展的常态，而现在考古学研究者研究的结果却是反向的。他们认为第二松花江流域查里巴文化流向特罗伊茨基文化，文化从多元复杂流向单一、简单是非常态的，其中必然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特罗伊茨基墓地文化与查里巴墓地文化的关系，除了考虑源与流关系外，还要考虑是否是出于同源的两个“流”，他们的相同性是源于共同的来源，不同的地方是因为各自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查里巴墓地的陶器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查里巴墓地的主人及其先人在迁徙过程中融合、吸收了其他族群的文化，使陶器出现多样、复杂的现象，而特罗伊茨基墓地的主人及其先人是沿着黑龙江迁徙，迁徙过程中没有遇到其他族群，没有吸收其他族群的文化，陶器的纹饰、器类等还保留比较单一的面貌。

特洛伊茨基靺鞨墓地位于阿穆尔州结雅河的支流别拉亚河（白河）流域，墓葬出土的“无论是陶器的造型，还是分段泥条的特征，都与外贝加尔的布尔霍图伊文化、贝加尔湖沿岸的库鲁姆钦文化、叶妮塞河的黠戛斯文化的陶器类似，他们之间文化联系是不可否认的”(86)。特洛伊茨基文化(87)属于靺鞨文化，与吉林永吉查里巴文化(88)有联系，又与贝加尔湖周围的考古文化有联系，恰好说明查里巴文化与贝加尔湖周围的考古文化有联系。查里巴文化处于第二松花江附近，被界定为隋唐时期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部文化。准确地说，应该是勿吉文化，时间断限在470年前后。考古文化更进一步实证了勿吉先人从贝加尔湖迁徙到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存在。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学者从考古学上已经发现靺鞨文化与贝加尔湖地区的考古文化有密切联系(89)，只是没有弄清楚是“南来”，还是“北往”。

勿吉在隋唐时改写成靺羯，读作［waji］，是“望建”的近音异写。韎［wa］羯又改写成“靺鞨”［mohe］，而唐朝还称勿吉为“韎羯”，仍是勿吉的音译(90)。靺鞨之名的出现，可能针对靺羯人衣皮服的特点，撰写史籍者为表示服饰文化寓意，把靺羯转写成靺鞨。从勿吉的来源看，与杨军先生所说源于秽貊无关(91)。《三国史记》记载的靺鞨本不是“勿吉”。唐灭高句丽后，靺鞨（勿吉）七部部分人才东迁近鸭绿江一带，勿吉七部中的有些部落可能与秽貊融合，被高句丽人统称为“靺鞨”。《三国史记》所载“靺鞨”也可能与勿吉—靺鞨有同源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勿吉人源流问题的探索，诚如陶晋生在研究女真民族的起源时所指出：“自从女真出现于中国史籍以后，就被史家认为是西元前六世纪已经居住在东北的肃慎民族的后裔。事实上史家以为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族都是源自肃慎。既然如此，女真自然也不例外。这种说法的缺点，是史家很少注意考证这些民族是否真正属于同一个来源，传统的史家凡遇到边疆民族来源的记载，大都是抄袭前代的史书，没有人注意为甚么在不同的时代，假定的同一民族竟有不同的称呼。并且，没有人在把前后两种民族当作一个的时候，举出充分的证据来。在这种情形之下，西元三至五世纪的挹娄，是源自肃慎；六至十一世纪的靺鞨，是挹娄的后代；其他夫余、勿吉和渤海，无不与肃慎和挹娄同源；而女真是所有以上这些民族的后裔。现代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点和以上这种说法不同的知识：东北自古以来不但是几种民族会合的地区，而且是几种文化交融的中心。”(92)

陶晋生先生对黑龙江流域民族源流问题的分析很有见地。在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流域的民族都源自肃慎，包括女真在内，没有证据，也没有充分论证，多是人云亦云。所谓肃慎族系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存在明显的错误，只是鲜有学者深究、挖根，谁都不愿意戳破“皇帝的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