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梁启超与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梁启超文学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明确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是在1899年12月写作的《汗漫录》中。在此文中，梁启超有感于“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常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过”的诗界现状，而生“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感慨。诗界革命呼唤能为诗界开辟新疆土新领域的“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出现：“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为诗别开生面，但佛学之境至今，已成为旧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凌轹千古，涵盖一切。”

以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诗界革命的三个标准，衡量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都不免有遗珠之憾。黄遵宪有《今别离》等诗，纯以欧洲意境行之，但其诗重旧风格而新语句偏少；夏曾佑、谭嗣同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其意语皆非寻常诗家所存，但使人苦不知其出典，十日思不能索其解，已不具备诗家资格。其他如文廷式、丘逢甲等人诗中偶尔点缀一二新语句，常见佳胜，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之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

稍后，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开辟“诗界潮音集”“饮冰室诗话”“杂歌谣”等专栏，推介诗歌作品。“饮冰室诗话”连载于《新民丛报》第四至九十五期，偶有间断，计二百零四条。后单独成书，仅辑录至1905年的第七十二期，共一百七十四条。梁启超以传统的诗歌批评方式，评介诗友诗作，进一步阐发诗界革命的主张并推动诗界革命的发展。

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仍然坚持以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作为诗界革命成功之作必备的三个要素，但他对《汗漫录》中即已意识到的“新语句与旧风格常相背驰”的矛盾有了更加细致的体察：“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在诗界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新语句与新意境、旧风格的和谐是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问题。

从改造国民品质的愿望出发，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应当陶铸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国民精神，诗歌音乐教育应成为精神教育的要件：“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者。”梁启超为《江苏》杂志提倡音乐改革，已谱出军歌校歌多首拍案叫绝，以为此开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中国人无尚武精神，中国诗发扬蹈厉之气短缺，中国音乐靡曼柔弱，此均与国运升沉有关。梁启超对黄遵宪《出军歌》四章大加赞赏，“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吾为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饮冰室诗话》坚持创新求奇，为诗界开疆辟域的价值取向。其品评诗作，裒录于诗友，取材于近世，标榜声气，鼓动风潮的意图十分明确。这种不依傍于古人，求新境于异邦的诗话，在林林总总的侈谈六经之旨、风雅传统，打着宗唐拟或宗宋旗帜的清代诗话中是别具一格的。梁启超以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今时胜于旧时，今人不让古人，进化论给予新学家从复古拟古迷雾中走出的信心与勇气。

《饮冰室诗话》在以诗友之作诠释诗界革命的主张时，分别以夏曾佑、谭嗣同等人的“新学诗”与黄遵宪等人的“新派诗”作为反正两个方面的借鉴。1896年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在京师有一段“日相过从”，“文酒之会不辍”的密切交往。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回忆说：“我们几个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供他们解决“宇宙间所有问题”的思想凭借却是十分匮乏的，汉以前的经子之书、教会译书和主观冥想，构成了新学家新学的基础，他们在争吵中获得了“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夏曾佑喜欢把“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用诗写出来”。于是成为“新学诗”的始作俑者。新学诗作者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盖指“佛、孔、耶三教之经”。这类“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的情况，造成了新学诗成为几乎难以解读的诗谜。《诗话》例举谭嗣同《金陵听说法》一诗云：“而今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诗话》解释说“喀私德即Caste之音译，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音译，英国议会之名也”。诗中的“听说法”，是指佛法，“庵摩罗果”用的是佛典，“卖人子”用的是耶稣被出卖的《旧约》事典。如此用典繁复，意象层叠，“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梁启超《汗漫录》中回忆1897年仿效夏、谭新学诗所作的一首七律：“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自嘲此诗要“注至二百余字，乃能解。今日观之，可笑实甚也，真有以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矣”。新学诗另辟诗境的勇气是可贵的，但其诗意艰涩，“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做法过于生硬，未能做到与新意境、旧风格的和谐交融。诗界革命应引以为前车之鉴。

《诗话》给予高度评价的是黄遵宪等人的“新派诗”。黄遵宪年轻时期就有“我手写我口”“别创诗界”的志向，1891年写作的《人境庐诗草序》，又有“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的主张。1897年写作的《酬曾重伯编修》一诗中，把自己的诗称为“新派诗”。《诗话》对于黄遵宪诗“友视骚汉而奴蓄唐宗”的旧风古韵及“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视野境界，给予极高的评价。以为“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协然自立于20世纪诗界中”，“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与黄遵宪同样“理想深邃宏远”并列为近世诗界三杰的还有夏曾佑、蒋智由，以诗人之诗论可以称为天下健者的当数邱炜萲、丘逢甲。新派诗应成为诗界革命推进发展的凭借和基础。

上述可知，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三要素及其和谐融合，构成了梁启超诗界革命主张的核心。作为诗界革命最重要因素的新意境，在《汗漫录》中被表述为“欧洲之精神思想”，在《诗话》中被表述为“新理想”，它既包含西风东渐背景下纷至沓来的新事物、新知识等未有之物，也包含繁富玮异、日渐传播的西方社会新精神新思想等未有之意，更包含国民自新、民族文明进化而激发的新理想、新情感等未有之境。“新语句”是指与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相辅相成的话语载体，它包含新名词、新语汇、新句式。这些源于西方学术，与民族传统诗歌语言差异较大的新话语运用得当，正如唐宋人援佛典入诗一样，会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旧风格是指中国古典诗歌中诸如格律、节奏、气韵、物象、意蕴等特有的表现形式、表现风格和审美特征。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三大要素中，新意境是诗界革命之诗的内容方面的支配性规范，旧风格是形式方面的支配性规范，前者决定了诗能否推陈出新，后者决定了诗如何不失为诗。于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便成为诗界革命主张更为简约的表述。

梁启超不仅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诗界革命的实践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自述其诗歌创作的状况时说：“余向不能为诗，东徂以来，始强学耳。然作之甚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所费时日，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梁启超现有的四百余首诗作、六十余首词作，其大部分写作在日本的十余年间，而作者致力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实践的作品，又集中在东渡后的1899年至1902年之间。

梁启超诗歌创作中“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诗作对“莽莽欧风卷亚雨”时代的到来和国家自新民族进步的前景充满着热切期待。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带着“君恩友仇两未报”的遗憾东渡日本。在诗人眼里，明治新政实施之后的日本是一个“驾欧凌美气葱茏”的国度，见贤思齐，在优胜劣汰民族演进的大格局中，奄奄无有生气的中国，欲自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当以开民智、兴民权、倡言思想自由、冲破三纲压制、古人束缚等种种钳制为当务之急。借助欧风而作兴亚雨，冲破罗网而跟上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成为梁启超这一时期诗作的情感主题。写于1899年赴檀香山之前的《壮别二十六首》其第十八首云：“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诗中的“华拿”，分别为华盛顿、拿破仑，“卢孟”分别为卢梭、孟德斯鸠，卢孟以自由与民主的理论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华拿以艰苦卓绝的浴血斗争把自由与民主还给人民。他们共同开创了世界文明的新世纪。中国的自新与进步，当从开启民智、冲破罗网起步，当靠我辈与国民的共同努力。稍后诗人旅美途经太平洋，置身东西半球、新旧大陆联结之处，时逢19、20世纪更迭交替之时，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抒写心志豪情：“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号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诗中梁启超第一次用“任公”之号，并交代出行目的是“问政求学”于“共和政体”国家。接着，诗人以绝大气势如椽之笔描述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历史，以为世界范围内的文明进步已如“悬崖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竟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并呈现出“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的演进趋势。回观东亚老大帝国，仍是“五更肃肃天雨霜，鼾声如雷卧榻傍。诗灵罢歌鬼罢哭，问天不语徒苍苍”。诗人希望20世纪的到来，能给中国带来福音：“尔时太平洋中20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吾曹生此岂非福，饱看世界一度两度兮沧桑。沧桑兮沧桑，转绿兮回黄，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诗人对祖国对同胞的热爱一往情深，对欧美海国自由活泼的生活图景心驰神往，“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本我师”，“君看欧罗今世史，几回铁血买文明”；诗人期待着“莽莽欧风卷亚雨”时代的到来，也期待着“铁血买文明”的活剧在中国上演。

第二，诗作表现了维新志士“自度”与“度人”的精神品格。维新思想家常把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作为新民救国信仰的支柱。梁启超《澳亚归舟赠小畔四郎》一诗云：“劳劳器世间，众生盖云苦。吾侪乘愿来，学道贵达旨。自度与度他，斯事一非二。投身救五浊，且勿惮生死。”其诗即以佛家词汇表达出维新志士自度与度他和谐统一的思想境界。自度是完善自我，度他是承担社会，“且学度他且自度，大国界即大乘门”。梁启超的诗作，凸现着新旧过渡时代一代士人的精神追求。其作于1901年的《自厉二首》诗云：“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梁启超述写心志之作中，有故国之思，如“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天地入蒿莱”，“凭高著望中原气，昨夜西风已不堪”。有感士不遇，如“宁关才大难为用，却悔情多不自持”，“恩仇稠叠盈怀抱，抚髀空吟梁父吟”。而更多的诗句，则是抒写以“度他”成就“自度”，在承担社会中完善自我的襟抱胸怀。启蒙者有时也会产生“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惆怅，但更醉心于“我独醒唤起世人皆醒”的欢畅。因而，梁启超的诗作，总是保持着坚毅的自信和飞扬的热情。其《举国皆我敌》一诗抒写胸臆道：

举国皆我敌，吾能勿悲？吾虽吾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辞。世非混浊兮不必改革，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君不见，苏格拉瘐死兮，基督订架？牺牲一身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得大无畏兮自在游行，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一役罢战复他役。文明无尽兮，竞争无时停。百年四面楚歌里，寸心炯炯何所撄？

士大夫的狂狷，宗教徒的殉道，东方贤达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西方先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共同培植着诗人“先知有觉，觉后是任”，“得大无畏兮自在游行”的志士品格。

第三，诗作在独辟境界、造就诗之新国方面创获颇丰。此数年间，是梁启超读书最为广博、思想最为活跃、情感最为高昂的年头。其诗作也最少羁绊，最富激情。梁诗对“欧风卷亚雨”理想的追寻，对“牺牲一身觉天下”志向的描述，使用了很多新语句，也创造了很多新意境。其《广诗中八贤歌》以“远贩欧铅掺亚椠”之句，称赞严复之诗思想知识融汇中西，以“驱役教典庖丁刀”之句，称赞蒋智由之诗古籍旧典，生发新意。梁诗独辟境界处也是朝着这两个方向努力的。以写作于1899年的《壮别二十六首》为例，其诗中“共和”“思潮”“自由”“以太”“团体”“机会”“责任”“世纪”“远洋”等为新词句，“一卮酹易水”“齐州烟九点”“更劳陟岵思”“大陆成争鹿”“劳劳精卫志”等用旧典。“阁龙”“玛志”“华拿”“卢孟”为外国人名，虽是纷纭繁复，给人“浅花乱欲迷人眼”的感觉，但这些诗作已明显脱去“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生硬，也没有了“金星动物入地球”的怪异。其第二十五首云：“极目览八荒，淋漓几战场。虎皮蒙鬼蜮，龙血战玄黄。世纪开新幕，风潮集远洋。欲闲闲未得，横槊数兴亡。”抒写诗人面对即将到来的20世纪，踌躇满志意有作为的情感。“世纪开新幕，风潮集远洋”句下仍分别加有若干注释，但即使没有这些注释，也不太影响诗的阅读。梁启超稍后所写的《太平洋遇雨》诗云：“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诗中纯用白描手法，写出一雨纵横两洲的新奇景象和诗人首次远洋，“学作世界人”的新奇感受，清新自然。而梁启超这一时期是歌行体诗，如《留利梁任南汉挪路卢》《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志未酬》等诗，则又显示出以文为诗的倾向。其《志未酬》云：“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乱如丝，吾之悲悯亦不断乱如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突兀奔放的情感，推理诘问式的表述，使诗体句式、节奏呈现出自由解放的趋势。梁启超1901年在《赠别郑君秋蕃兼谢惠画》一诗中称自己诗界革命的言论为“狂论”，称自己的诗作为“诗半旧”，“诗半旧”的评价中，包含着诗人对自己在“旧风格含新意境”方面所作努力的自我肯定。

1903年，梁启超访问美国，“惩新党纷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其政治态度由激进转为保守。是年，诗人三十一岁初度，用“一事未成已中年，海云凝望转低迷”的诗句抒写心情。此后的诗作，“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豪情渐少，“临水登山供怅望，搔头负手费沉吟”的惆怅增多。君恩友仇，身世家国之感，被中年哀乐的愁云惨雾所笼罩，“尊前百感君休问，哀乐中年未易收。”“中原多故吾将老，青眼歌余将望谁？”“作箴欲起膏肓疾，奈此残肢已不仁。”“清时我亦成樗散，分作神州袖手人。”当康有为等人频频称赞；梁启超诗“渊懿朴茂，深入昌黎之室”，而梁启超也频频与同光体诗人交往，并拜赵熙为师时，其诗作已与诗界革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革新精神相去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