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梁启超与文界革命

文界革命在思想与文学革命的链条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能否在刚刚形成的中国现代公共领域内拥有最广大的阅读公众，以清高之理、美妙之文，输入文明思想，培育国民精神，对于思想与学术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是一项穆高如山、浩长如水的伟大事业。梁启超为文界革命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传统的抒写个人情志的文人之文和以经术为本源的述学之文之外，创造出会通中外、融汇古今、热情奔放、悲壮淋漓、自由抒写、流畅锐达的文章新体。而梁本人，既是新文体的倡导者，又是实践者。

维新变法时期，新学家的智慧和精力大多集中在政体变革方面，“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思路，使梁启超对文学启蒙的认识停留在倡导言文合一，以文字开通民智、导愚觉世的层面。梁启超从甲午海战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才，而在士人之学。”中国“言自强于今日，以开通民智为第一义”。优胜劣败的世界环境中，国人对西方士人之学，立国之本，懵懂不知，则必然造成“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亿万石之木舰，与铁群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昧然而操柁于烟雾中”的重重险象。开通民智，对士人要多译西书，介绍学理，涤其旧习，莹其新见；于百姓，则应写作言文合一，宜于妇人孺子伦常日用的文字，施教功学，移风易俗。启发蒙昧的文字，要追求左右人心的效应和从众向俗的方向；同样的道理，救一时、明一义的报章文体也当于规久远、明全义的著述文体有别。作为《时务报》主笔，当严复去信劝其不要发论草率，致成他日之悔时，梁启超辩白道：“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去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扬光大之。”为椎轮为土阶的报章文体即便偶有轻发草率处，也不得诟病。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又别出心裁地把文分为传世与觉世两种：“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沈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词达而已，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以改造国民精神为己任的梁启超，其所属意的自然是觉世之文。

东渡后的1899年12月，梁启超从日本横滨乘船去夏威夷，在船上阅读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德富苏峰的著作，颇有感触。其在《汗漫录》中明确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在介绍严复的译作《原富》时，对其译笔提出“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的批评，并由此重提文界革命：“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得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有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梁启超从传播文明思想与国民的角度，提出译文当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而不可过于艰深的意见，并不为严复所接受。严复《答梁启超书》中反唇相讥道：文章若一味追求近俗之辞，对文界来说，谓之凌迟，而非革命；学理邃赜之书，与报章文体自当有别。严、梁的雅俗之争，显示出其文学观念的差异。本年十月，《饮冰室文集》编成，梁启超作序一篇，再次申明：“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吾辈为文，应于时势，发胸中所欲言，行吾心之所安，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欲以此种文字厕身作者之林，或作藏山名世之想，非为个人之惭，亦是一国之耻。”其对于自己已经作出的选择可谓矢志不移。

综上所述，梁启超倡言的文界革命包含以下层面的内容：文界革命的主要指向是以报章文体为主的著译之业：著译之业在国家民族“非死中求生不足以达彼岸”的危急局势下，当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促进国家民族的精神维新为最高责任；著译之业“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当选择从众向俗，化雅为俗，启发蒙昧，导愚觉世的路向，其法度规制与古雅渊懿的述学之文、清正雅洁的作者之文有别；著译之业谋篇行文当讲求条理细备，洗练锐达，雄放隽快，慷慨淋漓的文风。

梁启超不仅是文界革命的倡导者，还是文界革命的实践者。梁启超自称“我是感情最富的人”，富有感情而又恰逢变革时代的梁启超，把启发国民蒙昧，洗礼民族精神的新民救国运动看作是无比崇高神圣的事业。这一事业赋予他拯救者的激情，也赋予他诗人般的灵感和情思。《时务报》时期，年轻热情的梁启超新学中学根柢虽难免粗糙浮泛，但他善于用流畅明白的笔触，把康有为过于经术化的托古改制理论、中土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中过于艰涩深奥的学说，转换为平易通俗的语言，把亡国灭种之惨祸、清廷腐朽之秕政、“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道理，一一条分缕析给读者，从而取得了“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新会梁氏者”的轰动。东渡后，《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新思想、新知识纷至沓来，梁启超对新学理的推介，不遗余力，对国民性的批判痛快淋漓，对国内时政的纠弹也无所忌惮。破坏的快意、创造的渴望、深广的忧患意识、浓烈的爱国情感，聚拢于胸臆，流淌在笔端，梁氏成为20世纪初执舆论界之牛耳、开文章之新体的人物。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这一时期思想与文字的影响时写道：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竟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曾把学校、报纸、演说看作是传播文明的三大利器。梁启超思想与文学时代的形成，得益于他对现代舆论媒体的成功运作。维新变法时期以《时务报》为代表的政论性报纸杂志的出现，即构成了士大夫议论时政、参与变革的公共交往与公众舆论空间。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清议报》以“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为宗旨，每十日出一期，最高发行约三千册，至1901年12月，出刊至第一百期；梁启超发表祝词，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概括《清议报》的思想特色。随后，因报馆失火，《清议报》停刊。《清议报》停刊不到两个月，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横滨创刊。1902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告白中评价中国报业以为：中国报业完全具备报章资格足以与东西各报相颉颃者，殆无闻焉。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杂乱无序，实属幼稚时代之产物。《新民丛报》的创刊，思想上当坚持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宗旨，在办报水平上，要敢为中国报界之先。本年起发行的《新民丛报》为半月刊，仿外国大型杂志样式，设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教育、学术、文艺等二十几个栏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国人耳目一新，创刊号加印数次，最高发行数达一万四千份，国内外设寄售点近百。国内云、贵、陕、甘等偏远省份，均有经售。东渡后的梁启超，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为新思想、新文体的传播搭起了广阔而坚实的平台。

梁启超“新文体”的魔力，首先来自作者对社会变革和公共事务发表言论的思想力量。身居海外的梁启超回望百日维新失败后的中国，以为“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代”。这是一个过渡性时代；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组织起新政体以代之；士人既鄙考据辞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一切方死未死，方生未生。国家与民族求自立于剧烈无演界之道；“如孤军被陷于重围，非人自以战，不足以保性命；如扁舟遇飓风于沧海，非死中求生不足以达彼岸”。梁氏断言：今日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以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者。“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性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这种国家民族独立之精神，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更新和重建。重建民族精神，又当以重建现代学术为关键。要真正使国民具有远大理想，顽强毅力，进取精神，独立自由思想，利他利群品格，则不可不有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等种种变革，“学术思想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形质之维新，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之维新，则更重要，“但使有精神之维新，而形质之维新，则应弦赴节而至矣”。新学术当在中西文明交融汇聚中生成：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有鉴于此，梁启超预言：“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吾侪今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之获之，自有人焉。”这种播种文明思想，再造民族精神的伟大事业，穆高如山，浩长似水，其所构成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张力，对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读者来讲都是不可抗拒的。

梁启超“新文体”的魔力，其次来自作者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精神力量。梁氏1902年所作《三十自述》，在感慨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的同时，决心以《新民丛报》《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的事业。这种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承担精神渗透于梁启超的一生，也渗透在新文体的字里行间。其论自信与承担精神道：

居今日之中国，上之不可不冲破二千年顽谬之学理，内之不可不鏖战四百兆群盲之习俗，外之不可不对抗五洲万国猛烈侵略温柔笼络之方策，非有绝大之气魄，绝大之胆量，何能于此四面楚歌中打开一条血路，以导我国民于新世界乎？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觉者也，余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余党之而谁也？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抑何其言之大而夸欤？自信则然耳。……欲求国民全体之自信力，必先自志士仁人之自信力始。

这种“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承担精神，在20世纪初年，既有中国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愫，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的精神：“欲以身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甘以一身为万矢敌，曾不于悔，然后所志所事，乃庶有济。”拯生民于水火，放眼光于未来，其所具有的胆识和人格魅力，最易赢得读者的青睐与尊敬。承担苦难和乐观自信，不但为仁人志士所拥有，还当为国民全体所拥有，更当为中国少年所拥有，“今日以天下自任而为天下人所属望者，实惟中国之少年”。少年是一国将来的主人，中国少年的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梁启超《说希望》一文以诗般的语言赞美希望道：

呜呼，吾国其果绝望乎？则待死以外诚无他策；吾国其非绝望乎，则吾人之日月方长，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赫耀寰中乎！河出伏流，牵涛怒吼，吾其乘风扬帆，破万里浪以横绝五洲乎，穆王八骏，今方发轫。吾其扬鞭绝尘，骎骎与骅骝竞进乎，四百余州，河山重重。四亿万人，泱泱大风，任我飞跃，海阔天空，美哉前途，郁郁葱葱，谁为人豪，谁为国雄。我国民岂有希望乎？其各立于所欲立之地，又安能郁郁以终也。

梁启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文章，以特有的自信、乐观、热情，给闭塞萎靡中的中国读者以亮色的希望，这种自信、乐观、热情以社会承担精神为底蕴，表现出新一代士人坚毅向上百折不回的精神风貌，并给文字本身带来无穷的魅力。

梁启超新文体的魔力，还来自条理明晰，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力量。1901年，《清议报》刊发的未署名的《中国各报存佚表》一文有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问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在“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宗旨下，以“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气度和兼收并蓄、取精用宏的态度，打破骈文散文、古文时文、文言白话、中语西语等文体与语言的界限，身体力行于著译之文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改革，努力拓展完善以报纸杂志为主要载体的著译之文表情达意功能，使之走向议论、记叙、言志、抒情更为广阔的大地。

梁启超这一时期写作的《中国积弱溯源论》《释革》《新民说》等政论文，《南海先生传》《李鸿章》《罗兰夫人传》等传记文，《过渡时代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饮冰室自由书》等杂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等述学文，或议论风发，纵横捭阖；或娓娓而谈，深中肯綮，无一不真情贯注，流丽生动，其中外兼采，感情充沛，骈散杂糅，文白合一，富有感染力和表现力的文字，显示着文界革命的实绩。梁启超引以为“开文章之新体”的《少年中国说》，在描述心目中少年中国之形象时写道：

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文中生动形象的比喻，铺陈渲染的笔法，激情飞扬的文字，无不体现着梁启超新文体的神韵风采。

梁启超内容丰赡气象万千的新文体，在20世纪初年的思想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黄遵宪1902年致梁启超的信中以“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自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也”称赞其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文字。“已布之说，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吾民之脑，作吾民之气矣；未布之说，吾尚未知鼓舞奋发之何如也。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

梁文“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的辉煌，还影响着五四一代的知识青年。郭沫若谈及青少年时代对《清议报》的印象时说：“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风采。”胡适在谈到读《新民论》等文时的感受说：“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是梁启超新文体渐至成熟的时期。新文体勉力承载起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责任，并不断丰富着自身的表现力。新文体在体制、文风、语言等方面适应报纸杂志等现代舆论媒体表情达意的需要，并带有梁启超个人鲜明独特的为文风格，其在笔锋常带感情、纵笔所至不检束的同时，也存在芜杂、重复、每言必尽的缺陷。新文体不断输入的新知识、新名词，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言词汇，它所坚持的从众向俗的价值取向和所运用的浅近平易的文言，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作了坚实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