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客栈

双子的设计并不像海角或者陈宅那样容易找到顺理成章的起点。这里的气场更属于它所面对的那个荡气回肠的自然。金梭岛处于洱海面宽最窄的部分，站在双子的岸边，山海都显得迫近。下午的阳光从苍山背后投射到海面上，因为逆光，苍山的纵深被压扁成深邃的剪影，烘托着已经变成一个光效装置的辽阔水面，人们对山和水的认知被一个气势撼人的光学现象消解了。这个时候，山没有了，水也没有了，整个存在被抽象成一个光学现象，令人彻底出神。每次去双子现场，我都尽量选择下午，就是为了这独一无二的体验，它总让我想起我所钟爱的美国艺术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那本著名传记的名字Seeing is Forgeting the Name of the Thing One Sees(《观看就是忘记观看对象的名字》）。具有这种让人出神品质的景观，在大理，大概就只有金梭岛西岸荒无人迹的现场了。

然而，因为用炸药开山破土、填海造地，双子这块地的气质很不斯文。金梭岛北端的岩壁原本就巍峨，再经切削，就更为陡峭了。看上去，场地平面跟崖壁陡坎几乎垂直相接。两个四四方方的矩形场地配合岸线生硬地旋转了 30 度，形成一个豁口，当时还被渔民用作拖网打鱼的平台。

炸山填海是因为金梭岛已经没有地了，如此粗暴的干预自然从根本上取消了“依山就势”而顺理成章的常规可能。我也是纠结了好几个月才明白这个设计只能顺着场地的生猛逻辑往下推，最终破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到南北两块挨在一起的场地（下文称“北院”和“南院”）其实截然不同。虽然从剖面上看，两块场地同样是面海背山，但如果推敲平面，会发现北院面海的朝向是正西北方；而南院几乎扭转为正西向。因为山体紧贴红线，高耸的岩壁会在上午投下很深的阴影，北院的东北角要到中午才能接受到阳光；而崖壁延伸到南院以南，向西南探去，因此站在南院的地块上又完全感觉不到阴凉，到了下午，更是完全暴露于西晒之中。

在草图纸上，我先把北院东北区光照条件最不利的区域勾勒出来，一个直角三角形隐约浮现；远离山体并贴近洱海的西侧自然应该布置客房，这样一来，北院的中心就呈现出一个朝南的虚空，可以把阳光导入内部。三角形的斜边向南延伸，几乎和南院靠山一侧的边界重合。于是一个念头闪过，这条贯穿南院、斜插北院的轴线也许会是一个柱廊，是酒店公共流线的主轴。这条柱廊在北院切割出一个三角形的庭院，穿行到南院，转而面对山体裸露的岩石，并一直通向最南端的海滩。顺着这个思路，北院东北角就成了一个面朝柱廊打开的公共空间，三角形庭院也获得一个朝南开放的姿态，并自然而然地和打鱼的豁口空间融为一体，空间边界就变成了南院的北墙。这样处理，南北两块用地彼此孤立的格局就被打破了。南院因为日照条件比较均匀，就直截了当地把场地切割成东西向发展的客房，并用内部的天井来克服进深。

北院因为斜轴线的插入而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平面，用单坡屋面一坡到底会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选择。靠海一侧的客房需要做两层来保证房间数量；靠山一侧的公共空间又需要引入更多阳光，西高东低的连续坡屋面便可以两全其美。南院因为山海两边都是客房，为了让景观资源最大化，自然就应该在靠山一侧做出两层，用一个东高西低的单坡屋面坡向海边。这两个反向的坡屋面是在设计推敲过程中得到的意外结果。毕竟白族民居没有单坡屋顶的先例，而这样大的变革尺度更是远远脱离了形制常规。然而这个意料之外，却有两处情理之中。首先，双子的场地处于海岛北端的转折处，它已经脱离了金梭岛村传统聚落的文脉而独自投入到海岛西侧那个气势磅礴的自然。尺度巨大的坡屋顶、直截了当的平面轮廓和南北贯通的空间主轴都是尺度上的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刚才提到北院比较缺少日照，而南院需要抵御西晒，因此北院的屋面朝外升起，是一个迎接光线的姿态；南院屋面的坡向反过来，构成一个遮蔽光线的姿态。

这个项目更让我们意外的是：在设计进行到后期发展出了独一无二的建造方式。因为在开山造地的过程中留下许多毛石，石料自然而然成为首选的建材之一。而其他建材都必须通过船运抵达，自重较轻的木结构也成为很合理的选择。传统木结构建筑虽然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呈日薄西山之势，但在大理地区的农村，依然是当地白族民居的一种选择。当地的木匠仍然较好地保留了木结构建筑的传统工艺。在洱海周边的许多村落，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木匠。

通过跟来自江尾的大木匠讨论，我们把建筑的平面和一个 3.8 米的柱网结合起来。当地最常见的木材（赤松和苦松）都有 4 米，当地民居的开间也都在 4 米左右。我们选择 3.8 米的跨度是为了给原材料的选择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这个设计不属于中国传统木构的任何形制，形态比较简单直接，没有传统民居屋顶的举折，没有从檐廊到厅堂的跨度变化，没有装饰性的细节。传统的木构技术最集中的体现就在于屋顶，然而这个设计根据空间的需要采用了并不常见的单坡屋顶，因此这个简单到一目了然的木结构其实在很多具体层面是反传统的。用传统的木结构技术来突破传统的木结构形制，我们只能选择最常见的节点，简化用料的种类，简化建造的程序。

既然选择了传统的建造方式，也就放弃了现代建筑工业的惯常做法。项目总承包的施工方式在这里显然是不适用的。我们需要和工匠一起商议建造的步骤。首先是石匠进场，他们把场地上开凿山体得到的毛石加工砌成建筑的外墙，并且用这些石料制作出木柱的柱础。传统的白族建筑都有较厚的外墙，木结构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嵌入墙体的柱子不会直接落地，而是坐落在墙体上齐腰的高度。因此石匠必须预留柱位，而且局部两层高的墙体只能先砌至一层，等木结构框架完成，边柱和边梁都嵌入墙体，再接着完成二层的墙体砌筑。我们选择了一种当地人称为“三叉花”的石墙砌法，石料之间的接缝咬合紧密，60 厘米厚的墙体，可以在室内外两面呈现出“用灰不见灰”的效果。

木材运上岛后，直接在现场加工，并将柱子和主梁拼接成榀。然后在大木匠的指挥下，三五十人协同劳动，用绳子、滑轮、木槌等简易工具，在一天的时间内，把一个建筑的主体结构拼装完成。这个壮观的劳动场面叫作“立木架”。大木匠会因循白族的习惯和仪轨选择吉日。在立木架的现场，也会有年长的族人拜神、祭祖和唱经，同时准备丰盛的午宴款待从各家乃至邻村请来的劳力。

我们根据空间需要设计的屋面坡度并不满足传统瓦屋面对排水坡度的要求，所以不能按照传统做法，直接在挂瓦条上铺青瓦。我们先在平均间距 45 厘米的次梁上铺木板，然后在木板上做两道卷材防水，最后才把手工青瓦铺砌在防水层表面。青瓦在这里起到了疏导排水、保护卷材防水层以及饰面的作用。从效果上，我不想在屋顶上看到传统瓦屋面筒瓦所形成的带状肌理，因此就选择只用微微弯曲的板瓦互扣来覆盖整个屋面。常见的板瓦和筒瓦结合的一系列传统做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屋脊、檐口、侧边的收口都经过和瓦工的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

2013 年，双子和海角两个工地如火如荼。到了年底，两个建筑都已封顶，加上那年秋天我们已经在日本完成了“共有之家”，我们偏安一隅的实践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工作室群情激昂，我自己也有一种脚底生风的感觉，心想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看到了曙光，未来应该会是一马平川了吧。

据说当你觉得脚底生风，那也许是踩到香蕉皮了。的确，2014 年春节刚过，嘉明就跟我说他决定把金梭岛上的两个工地都停下来，有限的资金要去建农场。几乎是同时，我们在北京和四川的两个项目也都突然无疾而终。按理说，开公司的都会有一点危机意识，但这样的局面对于当时已经有点飘飘然的我来说真是一记耳光。同事们突然无事可做，我也尝到了发不出工资的苦涩焦灼。关键是让我决定来大理的三个项目都变得遥遥无期，而我还不得不在面对各种采访时强颜欢笑、镇定沉着，言之凿凿地把希望渲染得并不渺茫。

当然这样的窘境没有持续太久，整个 2013 年因为参加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而带来的各种关注和媒体效应终于蔓延到了云南，酝酿出后来的既下山酒店和我们在普洱的一个私宅项目。从那以后，虽然也经历了一些起伏，但工作室的营生确实越来越从容。不过，嘉明关于金梭岛复工的承诺还是一拖再拖，直到 2015 年 10 月，双子客栈因为超过了新出台的关于宅基地建房的面积指标，被强行拆除了五分之二。而拆房那几天，我还在东京参加“间”画廊举办的“来自亚洲的日常展”的开幕活动，双子客栈的木结构模型就摆在整个展厅的入口。当时师父妹岛和世关切地问我这些项目的近况，我竟说不出口，勉强搪塞过去。虽然从 2014 年开始，已经出现了很多可喜的新局面，机会也越来越多，但在心底，我仍然做不到跟这三个起步的项目告别。

直到 2016 年元月，我们才终于建成了在大理的第一个完整的作品——竹庵。这离我们落地大理已经过去了三年半的时间。记得当时我带着冯仕达先生去参观还没有搬进家具的竹庵，他特别高兴，回来的路上突然跟我说：“我觉得双子被拆是天意，竹庵才是你开宗明义的作品。”我当时听了简直不服气。我知道竹庵的好，但也真的希望那几年勇往直前的青春无悔得到承认。

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越来越能理解冯先生的话了。这三个未完成的房子多少都可以看作当年尼洋河项目经验的延伸。虽然每一个房子的出发点都来自对场地的客观理解和对空间使用的具体想象，但这些思考的契机最终会被归纳和提炼成某种形式语言，而设计的后期，这种形式语言本身的抽象性和纯粹性会发展成某种执念。意图的清晰可辨、语言的尽善尽美在当时的我看来仍然是一个作品的力度所在。这种坚持带来的挣扎体现在海角屋面沉重的钢板，或者双子客栈抗风能力较差的板瓦屋面（因为没有筒瓦的配合，后来每个风季，总会有几片板瓦被狂风掀开），等等。其实陈宅最初的方案在形式上是比较松的，但它最终也还是被推向一个形式表达更为明确的方向。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仍然强烈地被“标准营造”的价值观所影响，在建筑语言上锤炼字句已经被张轲师父调教成了本能；其次，创业初期的我，内心急切地期待被认可，我太明白独立建筑师只能靠作品立身，我担心温和的形式会被埋没。其实在如此粗放的工地，对细节和系统的精确性如此较劲，说得好听是一种敬业和追求，但这背后难道就没有一点打着建筑学旗号的私心？“作品”这两个字，我还是看得太重了。其实建筑师首先要对情境负责，而不是对“作品”负责，如果我当时能放下建筑学的那点煞有介事，放下一部分对于“完美”作品的执念，以真正温和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大理风起云涌的现实，也许这三个房子早就生龙活虎地完成了。这对于陈蓉的生活，对于嘉明的事业，难道不是皆大欢喜的结果？而创造性会以更让我意外的方式自然呈现也未可知。可那几年，毕竟还是输给了年轻。

2019 年 3 月 于万圣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