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同出自利贝曼之手
他们看起来怎么样？迄今为止只见剪影：两件大衣、两顶帽子，一顶又高又有凹陷，一顶又扁又平。这意味着从单个的形象开始，暂时放弃霍夫塔勒及其外貌，因为他貌不惊人，或者说，长相很一般；冯提则相反，人们对他铭记在心，因为他那具有性格特征的面容看来就是一幅著名人物的肖像。
他非常像人们可能设想的那种情况：他就是如此。如果说不朽——或者换句话说，死后精神永存——具有一种可以描述的外表的话，那么他侧面像的面部特征就恰似正面一般，在描绘这个不朽之人。不管是在市郊高铁上，还是在椴树下大街，是在宪兵市场上，还是腓特烈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们都在东张西望地寻找他。过往行人都惊得发愣，犹豫不决。人们也许是想脱帽致敬，他的影响看上去早已过去了。
冯提从五十年代起就已认识档案馆的几个同事，就是今天还断言，他随时都会标新立异。然而也只是在界墙倒塌那一年，自从他作为亚历山大广场上的演讲者进入我们所有人的视野以来，他的外表才接近1896年马克斯·利贝曼那幅著名的石版画
，这幅画按照几幅粉画绘制而成，在那些粉画上面，尤其是鼻子和眼睛被刻意突出。可是略微弯曲的鼻梁的长度已经在一幅相对而言，较为早期的铅笔画上得到了证实，这幅画给我留下来的是这位三十五岁的男子。
在两次英国旅游之间的间隙，一位隧道文学社社友胡戈·封·布洛姆贝格给他画了速写。这件事发生在他第三个公子去世后不久。他在致特奥多尔·施托姆的信中谈到这个失去的小儿子。这时，施托姆从丹麦人占领的石勒苏益格逃到了普鲁士，在波茨坦他再也感觉不到流亡的乐趣。冯塔纳在信中写道：“除了父亲和母亲之外，只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运送尸体的马车夫和正在西沉的太阳参加葬礼……”
晚期毕德麦耶尔派的布洛姆贝格速写表现的是一个服饰讲究，发型时髦的年轻人。一位年纪不轻的档案馆同事的说法可以用这幅速写来证实。从这幅速写看，据说冯提在五十年代作为文化协会的巡回报告员，留着长发，蓄着大有成为络腮胡子之势的颊须，登台讲演。他这种打扮尤其是在女听众中一定会留下印象。在这些当时成熟的女士中，有一位还经常热情地谈论起他在奥拉宁堡或者莱茵斯贝格登台演讲时那种“虽是资产阶级末期的，但同时又是有诱惑力的光彩”。她在上述两地经常见到这种光彩，她说：“真的，它把我们都迷住了。”
那幅随同《潘神》杂志一道传播开去的利贝曼石版画不会提供这一类东西。托马斯·曼这位仍然年轻，但自发表《布登勃洛克一家》以来，已经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在他于1910年前后写成的那篇小品文中，把当时“那种苍白，病态狂热，还有点忸怩的面貌”同“留着漂亮的银发，用神情坚定、亲切友好、高高兴兴的目光注视凝望的老人头”相比较，除此之外，他还想看看，“在这个人没有牙齿，长满白须的嘴巴四周，浮现出一种理智喜悦的微笑”。当托马斯·曼这样做时，就连他大概都已经把布洛姆贝格速写同利贝曼版画进行了一番比较吧。在利贝曼版画上，那些近于灰白的毛发有意不加梳理，任其散落在嘴巴和耳朵上；头上毛发稀疏，正在脱落。
同样的缺陷使冯提有了一个高高的额头。就连他也是，除了两只耳朵外，直至脖子上都长满了毛。连他也喜欢让绺绺银丝杂乱无章地散落在衣领上。他的颊须鬈曲，向四处蔓延，直至耳垂都长有绒毛。
大髭须绝不是那种捻成威廉皇帝式的髭须，而是几乎未加梳理的、从未修剪、任其自生自灭的胡须，它蔓过他的上唇，同嘴角一起掩盖了上唇经常发作的神经质痉挛。两个眼珠镶嵌在经整形隆起的眼睑里。会意的目光——尽管明亮似水，闪烁不定——牢牢地盯着当时他对面的对象。这种对象很可能是人或者物。这既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倾听者。尽管此人感到与明显的现实性密切相连，但对他来说，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和勃兰登堡的鬼怪故事确实都一样。他用挑衅和恩赐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下巴倒是显得腼腆、温和、畏缩。而这种在脸的下部表现出来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意志力，这种对正在作画的利贝曼毫不掩饰的意志力，很可能就预示着冯提身上经多次证实的弱点：不管是在塔尔霍维尔还是在霍夫塔勒面前，他都屈服于压力。他过去在“新闻事务中心”任职期间多次卷入新闻检查的事件之中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而不管是在柏林，还是以后在伦敦。冯提在各部大楼里的勤于职守也是如此。他那仿效别人的榜样生活的传记的其余阶段，譬如从再次被占领的法国多次发回的战况报道，他为文化协会所作的所有报告，都可以被当时的国家利用。尽管我们今天准备在许多方面宽恕他，把其余事情都视为是在令人厌恶地适应环境，准备把他的种种企图，把他在十一届中央全会之后几年那种文学理解，依靠种种反馈，扩大到普鲁士的书刊检查上面去，但那些企图当时仍然被视为莽撞、大胆。这使他感到恼火。不管是以这个形象，还是以那个形象出现，他都感到恼火。
没有一张照片能证明霍夫塔勒的外貌，更别提肖像画了。既然塔尔霍维尔的传记作者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可以援引的东西，甚至连幻象式的照片都没有，我们就只好希望能见到冯提的整个外表及其日夜相伴的影子，至少也要隐隐约约地看见。
冯提一到档案馆，一番押韵的描述就会使我们那里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这种作品是保罗·海泽在施普雷河隧道文学社诗人聚会上朗诵时创作的。他写道：“这时，门打开了，一位迟来者迈着轻盈的步子，毫不拘束，敏捷迅速地走进大厅，他年轻漂亮，用炯炯有神的目光，向这个圈子里的人问好，然后把头往后一仰……”这位不朽之人直至高龄都能做到以这种方式出场，保持这样的步态。我们已经看到，霍夫塔勒就像往常一样，按照老年人的方式，在不安全的地区迈着摸索的步子。在霍夫塔勒身旁，冯提轻快的迈步特别显眼：这是一个披上年迈外衣的小伙子。
我们见到的特奥·武特克就是如此。尤利乌斯·罗登贝格曾经看到过这位“在动物园里，在暮色中，在脖子上围着那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厚围巾的”七十老翁。他在另外的地方记着：“他尽管有老年人的小胡子，却给人留下一种小伙子般的印象，在这样的印象中，他还会继续活下去……”
在这里，不朽性被人们直接提到；冯提就像在从头到尾演完一个节目似的，实现了这种永生。因此，我们不仅仅在闲聊时和几页几页地、几段诗几段诗地摘引时提到他，而是除此之外，还不由自主地听任目光的驱使，相信他并未装假。他保证这是事实。他继续活着。
我们对他仪表的怀疑是对的；甚至就连其余所有遇到他的人即使试图用流行的招呼话——“喂，冯提，又上路了？”——来避开嘲讽之嫌，但他们仍在面对面地注视着他。
因此，在七十年代，当政治上的抗议挑起一些艺术家去搞一些意义模糊的譬喻时，他在为画家海西希或者海西希众多学生中的一个当一幅壁画的模特儿。这幅画把一批著名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富有表现力的，富于变化的手法上。这样一来，模特儿冯提也就成了格奥尔格·赫尔韦格与格哈德·豪普特曼之间的代表人物。其间，有同心协力的曼氏兄弟，显而易见的布莱希特和尊贵的西格斯，当然还有约翰内斯·贝希尔；并入这一群像的还有几个只在当初风光一时的文学家。
据说，文化协会就给对比度强、广泛采用各种色彩的绘画提出过一项任务。文化协会大楼当中有一座，很可能就是比特费尔德那座新建筑要求用画来装饰。很可惜，这件作品就像其他很多作品一样，遭到领导同志的责难，失败了。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对意识形态的基础起誓，把这幅壁画刷掉，把草图送交国家收藏部门，因为海西希或者说他的一个学生，曾经用一些来自那个据说是“战争贩子和帝国主义分子阵营”的代表，来充斥这文学大师聚会。
人们可以设想：据说弗兰茨·卡夫卡的肖像填满了一个脑袋大小的空缺；有人声称，认出一个有大胡子、作为梦中形象飘浮在大会上空的人物就是资产阶级颓废派崇拜的偶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按照一些同时代人的说法，英年早逝的乌韦·约翰逊瞧不起这个具有代表性的，随时都手握鹅毛管准备写作的冯提形象；那个不久前还遭到党组织斥责的沃尔夫是西格斯的下属；据说，海涅双手捧着一本比尔曼歌曲集，一个小家伙敲着铁皮鼓，跪下恳求海涅；另外，据说在壁画上，有人藏了起来，可是就像在一幅字谜画当中那样，他又是可以找到的：他作为幽灵在这儿跑着，在那儿蹲着，又在那儿愣住。
有人断言：从那持续不断的微笑，从危险的无所不知的固定不变的表情，从那引人注目的悄然无声，可以认出这个多种面目的霍夫塔勒来。有人背后说他有一张长长的脸，倒不如说是圆圆的脸，这张脸可以得到证实，同样地，那种微笑也能证实。据说，他紧紧跟在赫尔韦格身后，通过上装翻领上一块要费好大的劲儿才看得清的姓名牌，被人发现是塔尔霍维尔。有人说，在这幅画的其他位置看见他拼成中央机关报的一张报纸，这张报纸作为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拼图板，从它那已经完成的部分可以看出“有害的”这个形容词。既然塔尔霍维尔传记只是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才在西方成为著作问世，所以可以认为，这使画家获得了一份专门知识。可惜，过去那些遥远的年代所具有的狭隘思想无法容忍这幅壁画综合性的精练。
就冯提而言，还需要说明的是：他作为模特儿和继续活着的映象，围着那条围巾。罗登贝格认为这条围巾“具有历史意义”，文学史家泽尔法埃斯在这位不朽之人去世那年，像描写圣人遗物似的描写这条围巾：“……非常靠近波茨坦广场。这时，他站在宫殿饭店前，肩膀上随随便便地披着那条蓝绿色苏格兰围巾……”
最后特此说明，为什么冯提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戴着凯尔特部族人这样一个长条徽章。譬如说，他同霍夫塔勒在麦当劳快餐店庆祝他的七十大寿，以及紧接着被迫出席在腓特烈大街火车站的中欧餐馆举行的、更确切地说最终是弄得不欢而散的补庆活动时，情况就是如此。这条围巾是人物原型继续存在的组成部分。可是马克斯·利贝曼画的这位当时已经年满七十六周岁的老人，脖子上没有围彩色大方格图案的围巾，而是戴着高领蝴蝶结。会议要么在巴黎广场大师工作室里，要么应大家的请求，在波茨坦大街134号C室举行。虽然在1896年3月29日的信中写着：“冷得要命，我很容易就感冒。所以我敢于说出这样的请求，请求最后一次会议还在我们那儿举行……”可是工作室会议仍然占了上风。
那时候他喜欢到那儿去。这不仅仅因为利贝曼——正如他在一封什么都聊到的信中，给他那个因为神经衰弱正在疗养的女儿所写的那样——“……是一位真正的画家，而我就落到他的手中……”而更主要的是因为，画家这种绝不是因为要搞噱头才开的玩笑——这种玩笑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甚至连宫廷画师也不放过——给他打发了令人疲劳的静坐时光。虽然他对门采尔评价比较高，但是利贝曼却非常适合他的口味。此人直言不讳。他通过自己冷嘲热讽的、网眼很密的筛子，赶走暴发的市侩和欠债的少尉，赶走无聊的教条主义者和不只是在色当战役当天才咄咄逼人的枢密大臣的那种方法，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尽管冯提在长篇大论时，其基调是受到伤害的、遭到拒绝的，或者是判断错误的爱，但这种嘲笑普鲁士贵族的方法仍然同它相似。
“阿谀奉承者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行得通的只有：毫不介意！”他在桌旁对惊恐万状的儿子们嚷着。波茨坦大街的复斜屋顶式住宅都熟悉这些口号。他那总是担惊受怕的埃米莉同样惊恐万分地听到这些尖锐刺耳的口号，她担心他会做得过头。这种“果敢”使人大发脾气，譬如不久前在他朗诵后期的叙事谣曲《龙目岛上的巴厘妇女》时就不停地大哭大骂。这首叙事谣曲紧接着大屠杀之后的最后几行“这时，我的军队在他的办事处里，流露出来基督教的文化教养”，真是有失体统。同样地，“各种各样手持毛瑟步枪的人，应当使巴厘妇女改变信仰”这两行在荷兰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称他为“锻工艺术大师”。一些钻牛角尖的机灵鬼发现，荷兰殖民军并未装配毛瑟步枪，更确切地说，是带着曼利谢尔公司的这类步枪踏上传教之路。
在他坐着当模特儿时，本该显露出一副威严的老者表情，他却把所有这一切都讲给利贝曼听。“殖民军就是如此。顺便说一句，在英国也并不逊色。他们嘴里念着救世主，而指的却是猛烈轰击！或者说就像我的约翰牛诗中所说的那样：‘一百条裤子就有五十个传教士……’”
他在扩散郁积胸中的怒气，就在坐着当模特儿的前几天，甚至连外交部都忧心忡忡，因为他那首在《交易所信使报》上重印和评论的叙事谣曲作为波涛汹涌的故事，引起了一场新闻大战。“只有外交官们在争吵不休。对于诗歌本身自然是只字不提！”
利贝曼画了一幅又一幅，不过作画时并未沉默不语。现在谈到俾斯麦了，关于此人，这位画家听到的是，自他被免职以来，他只有以骂人度日。一有客人来访，这个赋闲萨克森森林中的老头子便会使用一种新的花样来发泄他那一番骂人话。“一件件蠢事，一封封电报，总是违背皇上的旨意和他最近讲话的精神。”
这个模特儿点头称是，但他想要听的不仅仅是对威廉二世的嘲讽，而是为了消除疲劳，他称这位铁血宰相是一个“可怕的、爱号叫的小农，尽管他是一个天才的小农”。
当人们用尖酸刻薄的语言争吵时，利贝曼的老仆正在工作室里胡乱翻腾，因为他担心大家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便说：“我倒是宁肯出去一会儿，好让我不会什么都听到。”而刚开始画另一幅速写的利贝曼则说：“好吧，尽管走吧，我好久都没有发脾气了。”
冯提在补庆他的七十大寿时，在来自普伦茨劳贝格的朋友当中讲述这些会议，或者根据大家的提问，在档案馆里给我们作报告。这时，尽管他使用顶光、笔盆、棕榈枝叶和到处乱放着的马的草图，让工作室的气氛尽量接近听众，但很明显，他的回忆听起来仍然有一段距离。“谈到现代画，谈到一个名叫蒙克的狂热的挪威人。然而多数情况下谈的是政治。嗯，还谈到硫黄色，另外，一个名叫亨利克·显克维奇的波兰人写出了极其正确的论述俾斯麦的文章。剩下的全是废话，即便是最近刊登在《明镜》周刊上的文章也是如此。要不，就是谈到施特克尔这个杀害犹太人的屠夫——这个宫廷传道士最近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要不，就是谈到倍倍尔在帝国议会的最后一次讲话。当这位旋工师傅开始破口大骂，痛斥殖民统治，直骂得十分难听时，他自己也发狂了。可是，只要我一重复这些话——‘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在第四等级上面！资产者很糟糕，贵族和教士已经陈腐。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正在黎民百姓当中开始。因为他们，这些工人在重新开始，处理一切事情，他们不仅仅有新的目的，还有新的道路……’——把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我这盏明灯熄灭前几年，我这位预言家讲的那番话，同现在行将灭亡的工农国家，同这个有四十年之久，被称为‘德意志土地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国家，进行严格的比较，就会感到当时贵族和传教士的情况虽然并不妙，可是就工人的情况而言，这时它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利贝曼当时就持怀疑态度，其实我也一样。这种情况对于今天，对于我的年轻朋友们同样适用。持怀疑态度总比变得玩世不恭好。在俄国和别的地方，反正一切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们很难预料，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就正如在《施特希林》中那样，我从1895年冬天起就在尽力劝说施特希林；在那里，我的杜布斯拉夫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发生的。在3月18日前，谁会认为3月18日的革命可能发生，可能发生在这个货真价实的右派市侩聚居的巢穴——柏林！’或者说在这儿11月4日大概也是可以想象的，在那一天，我在所有那些特别聪明，突然间勇气百倍，如今沉醉于自由之中的演讲家之后，被叫上小讲台，从那时起，后来我就开始了我那不可避免的、持怀疑态度的、基调沉闷的讲演：‘一切都是幻觉和假象！’因为像‘我们就是人民’这样的口号变幻莫测，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人们只需要调换一个词就可以了，现在民主已经消失，统一已经到来。最近这次革命的火药味很快就已经消失殆尽……”
因为是奉命讲演，所以冯提经常如此这般地使我们确信：“对于我来说，讲演往往带有一些十分可怕的东西；因为我讨厌议会制。”当他说这番话时，脸红了，尤其是在颧骨四周红得更厉害。这样的场面使他眼睛的反光更为强烈。那毛茸茸的白发在随风飘动。从侧面看，鼻子线条分明。这种目光正傲视一切。他给五十万人当中的那一部分人留下的记忆就是如此。这些人当时就站在亚历山大广场靠近小讲台的地方。看见这个人的全身，看见他在即席讲演。“在德国，统一往往把民主搞得一团糟！”他对着麦克风大声说着，迎来一阵掌声。真该把他画成演讲家，再涂上淡淡的色彩。
只要我们把门采尔的学生弗里茨·维尔纳画的肖像同利贝曼的版画进行比较，立即就会发现，上衣上面凸起的勋章对于维尔纳比我们不熟悉的模特儿的头更重要，因为这副打扮看起来像个商务顾问。就像不朽之人那枚三级勋章对于不朽之人是无所谓的一样，对于冯提来说，授予他以功勋卓著的文化积极分子的称号也是无所谓的。冯提又一次暗示利贝曼工作室里举行的那些会议，而且每出现一次机会就抓住不放，引用这位画家的话，特别是在他试图缩短他那些来自普伦茨劳贝格的年轻人滔滔不绝的讲话，或者我们那些关于档案的思考时，更喜欢引用。“针对我这个与艺术有关的问题，这位大师说：‘绘画就是删去！’——我接着说：‘可是人们也必须掌握充分的材料，才能把它删去啊。’”
比起纯粹的引语来，他经常讲的东西还要多一些。他那种信手拈来，令人折服的表达方式迷住了听众。那个由鼻子和眼睛构成的，全神贯注的三角形，冯提用来打量我们的那种既具吸引力，同时又要求保持一段距离的目光，一当我们在精神上伤害他时，他不会放过任何人。因此，“他外表如何？”这个问题由马克斯·利贝曼那些删去了一切装饰物的粉画作了极其中肯的回答。
“要是把这些画当作通缉令贴出来就好了！”霍夫塔勒嘲讽道。他在麦当劳快餐店和中欧餐馆以塔尔霍维尔的身份祝完寿的当天深夜，不仅仅要跟这位画家算账：
“利贝曼，老是利贝曼！难道这意味着：是一个了不起的印象派艺术家？犹太人利贝曼，那我们就实话实说！那好吧，我承认，您画了画，用石印把它印出来，而且比别人画得好。尽管给《艾菲·布里斯特》画了如此精美的插图，但您仍然是犹太人。更何况，还有不少犹太人站在您这一边，围着您转。您那个提供素材的通信朋友就是犹太人弗里德兰德！几十年来，您最重要的出版人是一个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威廉·赫茨！因为科塔不愿意，所以一个名叫卡茨的先生也就理所当然地把您第一个尽情倾诉的集子拿到书市上去。此外，还有那个犹太人——苏格兰人，他出版了一部小说《通奸者》，在这部小说中，那个与人通奸的主人公，那个业已破产的金融界天才鲁贝恩自然也是犹太人了。那个出生于黑森州的罗登贝格，本名尤利乌斯·莱维的罗登贝格。作为犹太人，出版了《德国展望》。您那些消遣书中有三本，最后一本是《艾菲·布里斯特》，首先在杂志上发表。与犹太人同席共餐，在卡尔斯巴德被犹太人围着，在《福斯报》上受到犹太人颂扬，全是犹太人。不管在哪儿，只要用手一抓，都会冒出一些犹太人来。甚至当令郎弗里德里希组建一家出版社，出版父亲的书并未获得巨大成功时，这位沉默寡言的股东就叫弗里茨·特奥多尔·科恩。弗里茨同那位科恩一样，是一个犹太人。您在结束您那首祝贺七十五周岁的、轻率蹩脚的祝寿诗时，敬祝这位科恩长寿：‘您来吧，科恩！’除此之外，在组建家庭出版社时还有另外一个犹太人投了资，您高兴时就叫他‘胖莱维’，他就这样预先负担了长篇小说《燕妮·特赖贝尔夫人》的出版费用，在该小说中，犹太人同样成为陪衬。总而言之，在这位不朽之人的长篇小说中有这些犹太人，也许这就是适合文化协会报告的一种情况吧！要不，就是有这位不朽之人和那些犹太人！譬如说在《不可挽回》中这个讨厌的埃芭·罗森贝格吧——那好吧，那是在燃烧的宫殿中这一幕——在那里，开始时粗线条地讨论过一个名叫利绍尔的犹太兽医，可是后来他就再也没露面了。要不，就是您的犹太商务顾问，譬如说布卢门塔尔和一直升到总领事的银行家巴尔滕施泰因。要不，就是西尔贝尔施泰因和伊森塔尔公司，这个公司在《玛蒂尔德·默林》中最后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伊森塔尔给那个长于经商的女主角证实，她自以为聪明之至：‘她决定了我们的人该做什么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得含糊不清。在《施特希林》中，父与子逐鹿原野，争吵不休。而到最后，他们都是犹太人！纯粹是犹太人成了超级普鲁士人！别忘记您那些非常有钱的朋友：您那个伟大的赞助人——犹太人布拉姆本来不是名叫亚伯拉罕松吗？要不，就是犹太人特奥多尔·沃尔夫，后来，过了好久之后，只有集中营对他敞开了大门；甚至就连利贝曼的遗孀如果不自杀的话，也会出事的。这种事在赫尔韦格俱乐部里早就开始了，当时您还在写革命诗——从敖得萨来的那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那个犹太小家伙名叫沃尔夫松，过去调皮的称呼是威廉。另外一个叫莫里茨·拉察鲁斯，后来，肮脏的交易使他声名狼藉。另外还有一大堆写给犹太人的书信。这件事情还不能了结。最后是一些致弗里德兰德的书信，一再写给弗里德兰德；这就恰似您如今同某一位名叫弗罗因德利希的教授——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昔日的弗罗因德利希同志——结成笔友一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厚厚的一大捆写给犹太人的闲聊书信。您给这个人诉说您对于普鲁士皇帝与教会的联盟感到的忧虑，如果我可以摘引原文的话，您还对另一个人简明扼要地证实您对于‘普鲁士社会主义的怪胎’所感到的修正主义式的气愤。这种事不管是同弗里德兰德还是同弗罗因德利希有关，两者都有值得非议之处，都可以助长永远的变节行为。毫不奇怪，人们从负责人的立场出发，不愿看到您牺牲您过去如此钟爱的普鲁士人同犹太人打交道。要依赖犹太人，把犹太人吹捧为我们真正的文化载体。尽管如此，在您给女儿玛尔塔的最后一封信中却写着：我往往总是害怕所谓‘民族极其神圣的瑰宝’被彻底‘依地语化’；可是后来，却又会随着一声感恩祈祷而同意彻底的犹太化……犹太人真是无孔不入。要是依靠德意志民族的贵族来维护‘极其神圣的瑰宝’的话，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啊！猎狐、粉刷过的教堂、礼拜天下午的布道和赌博……因此在您那首轻浮的，既非常诙谐，但总的说来又是病态的、会永远有损于您作为德国作家声誉的祝寿诗中，就有这种普鲁士贵族的断然拒绝，并用阿谀奉承的口吻一一列举犹太人。这是些向您献媚取宠的犹太人，这是些乐于助人的犹太人，这是些可以同桌闲聊的犹太人，这是些付得起账的犹太人。您的读者，这些犹太人……”
霍夫塔勒在除夕之夜不受冯提的干扰，作为塔尔霍维尔在回首往事，他讲了所有这一切，而且讲得还要多。因为冯提的太太和女儿有病缠身，因此希望在梦乡中进入新的一年，所以他那日夜相伴的影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他来一次“年终溜达”。说：“这种要命的深居简出有什么意思！”
人称冯提的特奥·武特克由于利贝曼的粉画，就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样，稍微扬起眉毛，因为他发现，当两人在夜深人静之时从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出发，以我们所熟知的方式成双成对地溜达到椴树下大街时，霍夫塔勒的相貌变了：咧着嘴，酒窝四周泛起的长时间的微笑已经消失，嘴唇变成了正方形，露出一种咄咄逼人的仇恨。
冯提说：“再说，那时，在不朽之人去世那年给我的梅特写的东西，至今仍然是极其正确的。情况就是如此，霍夫塔勒！您就回想一下吧，不过别用不信任的目光。正如我在同拉松教授的交谈中——您会说，肯定又是一个犹太人——所得到证实那样，当时犹太人在做德国的文化工作，而德国人作为回礼，则掀起排犹运动。我给我的梅特所写的有关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宫廷传道士施特克尔和毒如蛇蝎之人阿尔瓦尔特的事情，也就是说阿尔瓦尔特是个无赖一事，仍然正确无误，即使令郎和令婿后来认为，必须给点面子，在发表家庭信件时划掉‘发狂的无赖’这一提法时，也是如此。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所以梅特拒绝担任合编者。同样，在诗歌后来的版本中也没有我祝七十五周岁华诞的即兴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真是肆无忌惮！——就像在祝贺七十大寿时那样，在祝寿庆典时，普鲁士的贵族由于未到场而引人注目。这就正如牧师平常在布道坛上布道时一样：我看到有很多未到场的人。因此我作了一首诗：‘没有比洛夫和阿尔尼姆之类的人，没有特雷斯科夫和施利芬以及施利本之类的人——对所有人的情况我都写过。为此，还写了具有史前贵族称号的那些人，这些人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犹太人所有的祖先都在场。您友好地把我排到他们的首位，现在这些犹太鬼对我还有什么用！’”
因为霍夫塔勒默然不语，或者说是在默不作声地寻找他那业已消失的笑容，现在占了上风的冯提立即打断他的话：“霍夫塔勒，生日宴会时您可是在场啊！毫无疑问，那是例行公事。您非常卖劲儿地为您向上级所作的汇报拟定了一个名单。真的，布拉姆、拉察鲁斯、沃尔夫，所有的人都来了。‘根本不能说他们是人山人海回老家。他们是成群结队，蜂拥而来。’甚至连像我一样讨厌这类集会的利贝曼都光临寒舍。出版人弗里茨·特奥多尔·科恩当然是站在我那个在出版事务方面不常走运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一边的。因此，他那首即兴凑成的诗歌便以彬彬有礼的鞠躬结束：‘我把一点雕虫小技奉献给了诸位，大家都读过我的诗，大家早就认识我了，这是主要的……您来吧，科恩！’”
这当儿，这两位年终闲逛之人走过了洪堡大学和骏马与骑手纪念碑。他们把国家歌剧院抛到了身后。由于是多事之秋，在椴树下大街，有一种诱惑力，把人们吸引到勃兰登堡门的方向。这行将结束的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年头。当两人现在犹如被时代精神催促着，加快速度往前走时——“上西天”是那些年的一则香烟广告——这位潜藏在霍夫塔勒身上的塔尔霍维尔又恢复了他那持续不断的微笑：“那好吧，您现在就当一次老奸巨猾的犹太朋友吧。可是就连您的传记作者罗伊特也感到很难写这种传奇。他不得不从您那个根据佩尔西，根据一个流血的宗教仪式写成的叙事谣曲《犹太女人》——‘她有一把银刀，这把刀很锋利，可以切割……’——当中吸收相当多的素材。从1852年起，在隧道文学社里就已经读到，可是在四十年之后，您才满足了您的隧道文学社社友海泽的愿望，把谋杀男孩一事从诗集后来的新版中抖搂出来。除此之外，对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看法多么不稳定啊！这一切在同您的知心朋友弗里德兰德的书信闲聊中得到了书面确认：‘开始时，我当然是完全赞同左拉的意见！’可是后来却倾向于反面意见。您发现了犹太人‘报纸上某个阴谋’的蛛丝马迹：‘……欧洲的报章杂志是一股巨大的犹太人势力，这股势力试图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整个世界。’这时——冯提，说真话！——这位友好的爱犹主义者——‘您来吧，科恩！’——要变成一个极其正常的反犹主义者。在希姆莱的‘黑色军团’中，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而且是从1935年起，就我们所知，您那些总是信手拈来的、对于国际犹太民族的批判文章用粗体字印了出来。一方面，在您甜言蜜语，竭力声明‘我从小就是犹太人的朋友，本人只见到犹太人好的方面……’时，另一方面，您又毫不吝惜那些苛刻的预言，而且是在同一封信里；因为您在1880年12月1日就曾经给您的红颜知己和听取忏悔的女人玛蒂尔德·封·罗赫事先宣扬过的东西，如今听起来就像是最后解决：‘……尽管这样，我仍然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你们的罪过，你们的无比傲慢，所以我不仅仅乐于看到犹太人遭到惨败，而且还希望他们遭到惨败。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他们现在不遭到惨败，如果现在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在我们俩当然是不会再经历到的时代，一次严重的灾难也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怎么样，冯提？引用得对吧？”
他们已经站在了堵在敞开的勃兰登堡门前的人群中间。冯提在引文的压力下变得衰老了：“我们经历了这些，这些时代。我了解，塔尔霍维尔，我了解。而您了解的情况还要多。在我的那些信件中，并非每封信都是我想写的，或者说是我想这样写的。这大概就是当初那个时代……”
“游过去！”霍夫塔勒嚷着。
“我怕这种耻辱会继续存在……”
“真的，冯提！所以我们活着。确实还有一些自生自灭的东西，譬如……”
这时尽管离半夜还有整整半个小时，第一批焰火已经升空。人群的目光都追随着那些作为荧光屏和金链花腾空而起的焰火。这两个人同大家一道，把目光对准天空。现在人们也许会看到，霍夫塔勒正在天真无邪地仰望四周的天空。脸上泛着光辉，像孩子般兴高采烈。再说，他看起来也只能如此。
仅仅因为这些细节，仅仅为了充分照亮他那平庸的面部，在这里，勃兰登堡门四周的除夕节庆就要持续到新年钟声响起，而且还要延长几分钟；因为在他仰望天空时，在我们看来，他那短短的鼻子下面的大鼻孔比起这个为周年祝寿庆典打气的新年来，显得更为重要。当时人们都以为，即便没有赢得胜利，那也是得到了胜利。这是胜利的焰火，这些焰火把光亮映照在霍夫塔勒鹤发童颜的面部。他对于由焰火点缀的夜空和在高空宣告的世界和平感到的惊奇，被高高扬起，形成圆拱的眉毛所证实。就像得到解放的人民仅仅看到这座敞开的大门一样，他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看见他张着嘴，在这张嘴里，那些镶得无懈可击的牙齿在闪闪发光。他认为，从民族的搅拌勺直至沉积物都被翻了出来，联合、统一，不只是要打定主意。他和人民与此遥相呼应，都在大叫大喊。
漫无目的的固执还在主宰一切。每个人想到什么，就叫喊什么。因为大家都希望占据更好的位置，看得更清楚，所以也就出现不少碰撞。除了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焰火外，这时只能看到那座高高耸立着的大门。再也没有混凝土障碍物把大门隔离出来。它沐浴着灯光，显得粗笨，它可望很快就为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开放。从不同的角度看，时而往东，时而往西的四匹马并拉的双轮战车就在大门顶部，它仍然是备受欢迎的邮票题材。有几百人已经穿过交界处的一个脚手架，爬上了这座宽阔大门的平面顶部。这时发生了事故，甚至是死亡事故，可是只有很少的人才注意到。
冯提犹豫不决地站在他那日夜相伴的影子身旁。他想走：“我很讨厌这些乱哄哄的、非得要成为重大事件的集会。”
霍夫塔勒牵着他的衣袖，嘴里胡乱嚷嚷着：“这儿什么人都有！”
“还在1870到1871年，当人们胜利归来，列队通过这儿时，我就不愿意往这儿看……”
“可是当初，您就像在每一次获胜的战争之后一样，还为这次阅兵想出了一首杀气腾腾的诗哩。”
“这首诗尽管可笑，即是多次重复的胜利的号叫……”
“胡说，冯提！就在不久前，我们星期天在那些界墙啄木鸟当中溜达时，您还在引用自己这首诗，而且是逐段逐段地……”
“只不过一时动了感情，心血来潮罢了……”
霍夫塔勒不得不把他那首声嘶力竭的蹩脚诗背出来：“瞧吧，他们第三次穿过这座大门进入……”
冯提对此充耳不闻：“全是骗人的。全是胡说八道。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胜利使人变得愚蠢！他们要自吹自擂，炫耀自己。就连这一次也跳不出这个框框。特赖贝尔一家子，他们已经到了这儿！他们第一批捞到好处。当我答应把这部小说拿给弗里德尔，作为给这家新近建立的出版社提供的精神食粮时，我给他写的正是这件事：‘……这就是特赖贝尔一家子的倾向。这就是资产阶级观点的空泛、空洞、欺骗、傲慢、冷酷……’自然，我的埃米莉又一次惊恐万分。‘你走得太远了！你的表态很不得体！’——‘冒失鬼！’她当面对我说，‘你这个急性子！你这个小青年！’这时我已经七十出头了……”
霍夫塔勒再也没工夫讲话了。各地的时钟都敲了十二下。在东部和西部，都敲了十二下。在无线电广播里，在电视里，都敲了十二下。在打十二点时，尤其是那些费用巨大，迄今为止好不容易才被遏制住的焰火，又在四面八方腾空而起。火树银花，绚丽多姿。香槟酒和罐装啤酒同聚集在大门四周的人民一道感情奔放，热血沸腾。人们在蹦在跳，得意忘形。“发疯了！”人们叫嚷道。“发疯了！”站在大门平顶上的那些勇敢分子跳了起来，他们想跳得更高，更高。
人们现在才从多声部颂歌那单个词语的吼叫声中摆脱出来。一开始人们一起摇摆着身子唱道——“这样的一天，像今天这样美妙……”——但紧接着就是可怜的法勒斯莱本出于好心创作的那首后来被定为国歌的歌曲。开始时，在所允许的第三段“统一、权利和自由……”之后，还出现了感染人，激动人心的场面，可是后来，却不得不出现那该死的，自从二次大战以来就遭到谴责的第一段：“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这一诗段应当给人民指出进入新的一年之路。这时，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统一、权利和自由；歌唱这些词语的声音稀稀拉拉，逐渐消失。
冯提还试图同《幸福的保证》加以对比，可是霍夫塔勒紧靠着他，声音还要高。他那“高于人世上的一切”就站在胜利者一边。就像经历了长时间的压抑一般，他扯开嗓子，放声大唱。
现在人们看到，他唱歌时在哭泣。冯提看到，正唱着歌的霍夫塔勒在哭泣。他停止唱第三段，也是毫无结果的一段，然后说：“可是您哭了，塔尔霍维尔。我没有料到，您真的会哭。恭喜！”
他那张闪闪发光的圆脸看起来真像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泪珠从面颊滚到下巴，扑簌簌地往下掉。这是一种幸福的哭泣，这种哭泣只是在唱歌时才告结束。尽管他唱得和哭得如此激动人心，可他眼里仍透出一种漠然、灰心的神色，显得苍老，但又没有倦意。这就是霍夫塔勒的目光！
还在人群中消失之前，冯提和他那日夜相伴的影子已经上路——沿着椴树下大街往下走。从前面看，他们显得并不协调。从后面观察，又配合默契，恰似一套拼图板的各个部件。可是从各个角度看，两人显现的是一幅双人肖像，特别适合于历久常新的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