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乎苏格兰情调

在致雅各比教士的信中还写着：“人们给我祝寿的场面盛况空前——这也是根本就用不着的。现代化的柏林把我变成了偶像。可是，我在四十多年里，在描写战争的书籍中，在传记中，在对乡土人情的描写中，以及在普及性的诗歌中曾经颂扬过的这个古老的普鲁士，这个‘古老的普鲁士’几乎一动不动，一切（就像在很多剧本中那样）都听凭犹太人……”

在1890年1月23日的这封信中至少写着，戈斯勒的这位部长，他的老施主曾经“亲自大肆吹捧过”这件事。为了查阅这封信的原件，冯提在圣诞节前两天来找过我们。“现在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做环球旅行了，即使是去波茨坦的市郊高速铁路交通都还不大顺畅。不过可以乘公共汽车！”

他还站在打开的房门口时，就已经在大叫大喊，而且像往常他探访我们时那样，献给太太们一束鲜花，更确切地说，是三根槲寄生树枝，枝上有光滑发亮的灰白色果实。有人要我们相信，这是一种英国的，然而同样也是在威尔士，而且直至高纬度的奥克尼群岛保留下来的，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敬请注意：That's British Christmas！”

当我们问到他的愿望时，冯提反问道：“为什么人们要满七十岁？”然后提到这些信，其中提到致雅各比的那封信。所有这些信件都围绕着12月30日的生日，围绕着正式补祝华诞转来转去。祝寿庆典在新年伊始，于1月4日在莫伦大街的“英国王室”酒店举行。

他待得不久，也没有做笔记。他在看信时几乎连头也没有点一下，或者说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除了信件之外，他允许我们把报纸上几篇为这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祝寿的报道交给他。他对这些报道——甚至连《福斯报》上的恭维话——只是粗略地浏览一下。他已经厌烦了。他闲谈了几句——说的是当天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谈到在罗马尼亚发生的流血骚乱——在离开我们，离开档案馆之前，他再一次谈到在百年前庆祝过的生日，因为这时他并非毫无顾虑地，几乎是诚惶诚恐地面临着自己即将到来的华诞：“千万别这样！真的，千万别这样！”

因此，他拒绝了霍夫塔勒所希望的祝寿庆典。没有一件事尽如人意。霍夫塔勒在腓特烈大街火车站，在这个车站的中欧卧车和餐车股份公司饭店预订了一桌酒席，不过并未举行庆祝活动。尽管有三四个应当聚集在这位年迈的寿星周围的年轻人准时到场，可是那位贵宾却让人老等着。

有好几个人，这些年轻人很可能都来自普伦茨劳贝格。看样子，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以后会由于查阅档案的缘故，成为新闻人物。很多事情从那时起，通过遗忘，已经自行销声匿迹，有些事情单凭怀疑还存在了很久，可是当时人们能够无忧无虑地谈到霍夫塔勒所邀请的那些人才。

选择的余地很大。在冯提看来，已经在不断涌现的天才人物，正好同诗人，同那些曾经在莱比锡赫尔韦格俱乐部里，或者在施普雷河隧道文学社里朗诵过自己诗句的诗人进行比较。所以他喜欢把这些普伦茨劳贝格人同沃尔夫松、莱佩尔或者海泽进行比较，尤其喜欢回顾那些革命时代；在他看来，从三月革命前的时期到星期一游行，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罢了。因为这些青年诗人从未把这位老先生当作脾气古怪的特奥·武特克，对他加以嘲笑，而是把他当作冯提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将他这种采用缩短时间的方式对于政治与文学的理解，说成是种种信条或者一个玩笑，他有时被美化得伟大崇高，有时被贬低成辟邪物。因为他看起来高居于世界万物之上，所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在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诗人与经常令人担心的国家安全之间进行调解。

我们只能设想，之所以长年累月忍受惶恐不安的，有时候是莽里莽撞的普伦茨劳贝格人的争论，不仅要归功于他们那些作品的无害，还要归功于冯提，正是他用肯定是知识渊博的——按他的本性和冷嘲热讽的鉴定，以及诙谐幽默的人物描写，满足了与他日夜相伴的影子的愿望，而且就这样，把那些引起国家怀疑的天才贬低到了中等水平。人们为此感谢他。完全可以把他视为守护神。很明显，就连他，连这个想象中的阴谋集会的辟邪物都不得不成为被鉴定和评头论足的对象，而且青年的天才们也是这种看法。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些反映要求一种以持续不断的再保险和预防性的关怀为目标的社会制度。对于这种制度，有人，譬如像霍夫塔勒始终感激涕零，甚至在它已经灭亡之后，仍然如此。

客人们在神情失望地等着那位贵宾。出现了一阵骚动。我们在设想那些令人忧虑的对话。霍夫塔勒不得不安慰大家。

“冯提怎么啦？”

“大概是在动物园里迷了路吧。”

“这个人平常可是准时的化身啊。”

“我们的朋友一定会来的。他答应了的。”

“我们还可以等他好长一段时间。他意识到那边的自由，大肆挥霍自己的迎客资本。”

“对于这个人来说，我们都变得具有历史意义了，瞧，就像他隧道文学社的兄弟们一样……”

“注意！他们现在带着他在西区散步，很可能在万湖边。这是为庆祝七十大寿在沙滩上为冯提举行的一次穿着盛装出席的晚会。在这些脖子上系着蝴蝶结的西德上层人士当中，有一个人要做一个关于不朽性是不值一提的成果的祝寿报告……”

“胡说，要是有一个人讲话的话，那就是冯提随便讲点有关燕妮·特赖贝尔夫人的事情。讲她同她的氏族一道，怎样亲眼见到柏林墙时代的结束。讲人们会从中得到多少好处。”

“或者说他们是在介绍他，而且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电视谈话节目。可是此人喜欢唠唠叨叨。我们要摆脱他。”

“我把他给你们带来！”霍夫塔勒说，或者说他可能说过，“我们的冯提以后得弄清楚，他应该待在哪儿，甚至在他生日时也是如此。”

他说最后一个词时，用手指骨节嘭嘭嘭地敲打着桌面，保证同那个逃跑的人一起不久就可以回来。他送给年轻的天才们一盘菜，一些煎肉饼外加煎蛋和煎马铃薯，每人还有一杯啤酒——就好像是为了进行安抚似的——和一杯诺德豪森烧酒。

“那好吧，我们就等，等他最终来到这儿。”

然后，霍夫塔勒很可能就用他那任何时候都与其职业相称的鼻子，开始寻找。他没绕弯路就直截坐上去动物园火车站的市郊高速列车。因为他把这个城市的西部算到了他的社会制度范围之内，所以他下车时并没有像在敌对国家那样的感觉。过去他每次都在冯提面前宣称：和平边界这个必然出现的缺口使他感到痛心。他甚至当着我们的面说：“总有一天，人们又会希望重新筑起这道防护墙。”

当时，在那个世界上重大事件纷至沓来的时刻，那时不仅在罗马尼亚，而且，就像要扯平似的，在巴拿马运河也爆发了激烈的交火。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把动物园火车站，尤其是它那有穿堂风的前厅，一直到海涅书店，变成了货币兑换所。一方面，成捆的东部货币以有利可图的方式进入流通领域；另一方面，小面额的西德马克成了热门货币。用十点五到十一个东德马克换一个西德马克，这个变化的汇率使买卖变得兴隆，特别是由于许多直到前不久还被封锁在半个城市的居民，为了使自己在参观另外半个城市时有支付能力，至少得有钱看一场电影，散场后还得喝一杯啤酒。

一个易于满足的观察者身穿冬大衣，头戴帽子，围着围巾，手提拐杖，站在商贩们和交换货币的顾客当中。冯提像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地伫立在一直很红火的支付往来之中，以这种对他来说是不花分文的歌舞剧为乐。他在猜测魔术绝招，观看嘈杂声音中的手势语，成了迅速平息下来的争吵的见证人。这些商贩及其流动的顾客使他感到惊讶。他们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使者，大概就是蜂拥而来者的先驱吧。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廉价抛售的货币，上下浮动的行情，被人用外国腔调的语言来加以强调，而且是用变化无常的音区，这里是低声耳语，那里是高声大叫。然后，枯燥乏味直至粗鲁泼辣的柏林腔又占了上风。可是并没有出现一个会宣布火车站大厅为庙宇而且会离开那儿的人。

除了德国马克之外，美元和瑞典克朗也是热门货币。凭若干芬尼可以换卢布。冯提看着那些瘦削的和肥胖的手指在同样灵活地清点成捆的钞票。到处都在使用袖珍计算器。有个人戴着一顶帽子，帽檐上吊着三张外国钞票，用衣夹把它们夹住。他看着装得满满的塑料袋，旅行背包和崭新的、亮闪闪的公文箱在怎样变换自己的主人，有一些换来换去，换了多次，仿佛它们在遵循一种各方面都接受的仪式规则似的。这时，背后有人在同他打招呼。

“您那些年轻朋友现在已经等了您足足一个小时。他们都很失望，非常失望。”

“只不过是一些不速之客罢了。”

“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好事……”

“如果一定要祝寿的话，那就请随意吧。”

“那么在哪儿呢？搞自助餐吗？这种自助餐绝不会因为警察进行大搜捕就告结束。”

“要是我手头宽裕，我就知道在哪儿了。”

为了请客，他只好在就近的一个出售商那里用好些东德钞票换了整整五十西德马克。然而也只是到了火车站同样热闹非凡的站前广场时，冯提才提到他选中的那家饭馆，既不在选帝侯大街，也不在萨维格尼广场，而是在很近的地方，在动物园大象馆附近，在火车站对面，要在那里的一家饭馆里，在一家位于无线电商店和咖啡舞厅之间，用灯光广告招徕顾客的饭馆里庆祝这位不朽之人和遗腹子的周年华诞。“虽然我还是不相信，我七十周年就是充足的理由，可是一百七十岁却有点讨人喜欢。不过您可别期望我会做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

这就是冯提所理解的“近乎苏格兰情调”。麦当劳像往常一样热闹。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长长的柜台和六个收款处斜对面找到一张双人桌，从这里往外瞧，可以看见邻近的房间。他们用帽子占着座位，冯提另外还用手杖占着他的位子。霍夫塔勒从来就不离开他的公文包。

他们在五号收款处前排队，而且得赶快作出决定，因为女出纳员询问的目光要求马上订餐。这位女出纳员像麦当劳的全体员工一样，在绿色鸭舌帽下面打着一条与湖绿色衬衣相配的绿色领带——从挂在左胸上的姓名牌看——名叫萨拉·皮希特。

在瞥了一眼字迹清楚、标有价格的食谱之后，冯提决定要一个乳酪汉堡和一份炸鸡块，在他看来，西德马克五马克九十五芬尼一份的巨无霸太贵了。霍夫塔勒在万年青套餐——汉堡王、中份炸薯条和中杯冷饮，总共只要七马克七十五芬尼——和净肉排之间举棋不定，可是后来却宁可要名叫“大哥大”的双层夹肉汉堡，再加上草莓味奶昔。冯提要了一纸杯可口可乐。他就这样满有把握地作出了决定。仿佛麦当劳已经成了他经常光顾之地似的。他劝那位最终要为两人付账的霍夫塔勒另外再订一份加芥末调味汁的炸薯条。当放菜的托盘从柜台上给每个人推过来时，他应当得到两种调味汁——一种叫作“烧烤猪”汁——适用于炸鸡块。萨拉·皮希特在朝着紧跟上来的顾客微笑。

然后他们坐下身来，每个人都在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如果说这一个人是费劲地吃着双层夹肉汉堡的话，那么另一个人则在训练有素地将他的炸鸡块时而往这个，时而往那个调味汁碟里蘸。两人都拿炸薯条。尽管相对而坐，他们还是默默无言地吃着，各看各的。可乐和奶昔减少了。麦秆吸管当然不是用麦秆做的，可是肉看来都是百分之百的牛肉，是地地道道的油炸鸡块。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把帽子放在哪里，两人都戴着。冯提的散步手杖，或者说旅行手杖挂在椅背上。他们听着自己讲话，别的人在吃着东西。

那些点了餐带走的过路顾客，不少青年顾客，还有对面的外汇商贩使这里生意兴隆。可是这两个人都并非独一无二的老头子，或者像人们在西方所讲的那样——元老。有些地方还站着一些从火车站站区来的，老态龙钟的老头子和老太太，他们在麦当劳取暖。对他们来说，有时候一份炸薯条已足够了。既然门庭若市，那很可能就会人声鼎沸，可是在所有的房间里声音都很低。

冯提并未等到他把乳酪汉堡和炸鸡块吃完，他嘴里不停地咬着，一面咀嚼，一面评论这家餐馆，评论柜台上面那些黄铜灯架，评论被遮住的小吃。价目牌标着这些小吃的价格——一份鱼柳三马克三十芬尼。他指一指那个比比皆是的，甚至在女出纳员萨拉·皮希特的绿色鸭舌帽上用两个大肚子做广告的公司标志，以便让自己即刻离开，又立即回到那个如今正在占领世界的西方名字。须知，该名字的花样缩写签名被视为救世象征。

冯提被加在他身上的时间重荷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开始讲起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麦克唐纳人及其死敌坎贝尔人来。仿佛当时他就在场似的，他讲着1692年2月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当时有坎贝尔部族的一百多身穿齐膝褶裥短裙的苏格兰山地男子袭击了还睡眼惺忪、昏昏沉沉的麦克唐纳人，几乎将这个部族斩尽杀绝。关于格伦科的大屠杀，他谈到两个苏格兰大家族现在的经济帝国，它们的名字全世界都铭记在心：“霍夫塔勒，您是不会相信的。粗略估计，如今在全世界分散居住着一千三百万坎贝尔人，至少有三百万麦克唐纳人。这时候甚至连您也会感到惊讶……”

他已经从快餐公司总店阿美德拉城堡出发，正在路途当中——进行漫游，从特威德河彼岸进入苏格兰高沼地带。在大雾中去参加女妖聚会。他建议沿着玛丽·斯图亚特的足迹，游览一个又一个的古堡废墟。他能够说出每一个部族的名字，褶裥短裙上的每一个方格直至颜色上的细微差别他都了如指掌。冯提脑海里只有苏格兰。因此，在吃完最后一个炸鸡块，喝完最后一口可乐之后，他便穿越狂风呼啸的原野，沿着很深的青灰色水坑，走进那些简直是没完没了的叙事谣曲的诗节斜坡之中。在这些叙事谣曲中，大部都由这位不朽之人在施普雷河隧道文学社里，给同样在咏诗的少尉们和候补文职人员们，给他的隧道文学社社友们朗诵过。冯提把这些诗句视为“我有点过时的叙事谣曲”；有时候，他谈起“我们的叙事谣曲”来，就好像是在谈一件集体创作的作品似的。

在麦克唐纳人与坎贝尔人之间凶残的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道格拉斯兄弟同雅各布国王之间的纷争，两者连接得天衣无缝。仿佛他是在寻找开场白似的，一开始就引用詹姆斯党人歌曲——“邓肯们来了，唐纳德们来了……”——然后进入涉及玛丽·斯图亚特的浪漫曲组歌——“霍利洛德城堡荒凉寂静，夜晚的风吹过，发出刺耳的呼啸……”——紧接着，便瞎唱起了关于这个美丽的罗莎蒙德的组歌——“伍德施托克城堡建于辽远的阿尔弗烈德国王时代……”突然间，他来到塞尔扣克的鞋匠当中，然后，又走进梅尔罗斯教堂，以便再一次引用詹姆斯党人歌曲中的费尔松们、肯齐们、利安们和门齐们——“杰克、汤姆和博比来了，拿走了蓝花……”可是后来，在这位漂亮的姑娘将他从因弗内斯带进浸透鲜血的德拉莫西沼泽地，博斯威尔伯爵杀死国王之后，冯提像有人呼唤他似的，突然站住了。他立正，摘帽，拿着帽子的一侧，用左手把各种盒子、调味汁小碟、纸杯以及麦秆吸管推向一边，喘着粗气，用响亮的声音——尽管它有时候发抖，却盖过了各种嘈杂声——朗诵他的《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他逐段地朗诵，韵脚押着韵脚。从众所周知的开端——“我已经忍受了七年，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经过老伯爵的请求——“雅各布国王，你赏脸瞧我一眼吧……”——和国王粗暴的拒绝——“我面前的道格拉斯可能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堕落者……”——直至尽管是歪曲历史的，但却是和解的，依旧激动人心的前景——“骑着马，我们走向林利斯戈，而你就骑着马，走在我旁边！这时我们希望像在古代那样，高高兴兴地捕鱼打猎……”——他背诵着那首几乎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中都不会漏掉的叙事谣曲：有二十三节长，没有口误，没有卡壳，念得有声有色。他甚至还声情并茂地设置了戏剧高潮：“拔出你的宝剑，刺中我的要害，让我在此死亡……”尽管如此，却并非演员在朗诵，不，是这个不朽之人在讲话。

所有餐桌旁那种人声鼎沸的场面都已沉寂下来，这并不奇怪。没有人敢于去咬他的乳酪汉堡包，去咬他的双层夹肉汉堡包。人们对冯提报以掌声。老老少少都在鼓掌。女出纳员萨拉·皮希特从柜台那里往这边叫道：“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他的朗诵令人大为振奋，以致坐在附近的两位发出刺耳叫声的女孩跳起身，向他扑来，抱着他，就像失去控制似的狂吻不止。一个喝啤酒喝得发胖、硬套着一身钉有很多小铆钉的皮衣的秃头猛拍着冯提的肩膀说：“真了不起，老人家！”

快餐店的员工和老主顾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这种事在麦当劳还从未发生过。

我们档案馆的人也许不会感到那么惊奇。多年来，冯提有时候是应我们请求，而更多的时候是自告奋勇地给我们朗诵“他的”叙事谣曲，甚至还朗诵即兴诗，譬如那首祝门采尔七十大寿的长诗《在无忧宫的阶梯上》，或者只是为沃尔夫松、策尔纳、海泽写的短短的献词。对于我们当中年纪稍大一些的人而言，晚秋天气的一个阴霾的下午是永世难忘的。在1961年，当时我们沿着我们的国界，采取那些很可惜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以保护我们免遭阶级敌人的进攻，但同时又有如同被监禁起来的感觉。那时候，已经到了11月，冯提走过不少从现在起是漫长的弯路，来家做客，试图用后来那首《约翰·迈纳德》，那是一首描述伊利湖上一艘燃烧着的船的叙事谣曲来安慰我们：“悲恸的哭声震天响：‘我们在哪儿？在哪儿？’到布法罗还有十五分钟路途。”

很可能，当朔贝斯还是档案馆馆长时，这位舵手英勇的拯救行为——“他在浓烟和烈火中牢牢掌着舵……”——使我们对于更加美好的时代，对于自由的言论，对于逐渐放弃的暴力充满希望。不管怎样，他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安慰。就像冯提把光明面赋予社会主义的平凡日子一样，他也用多诗节的表演活跃了麦当劳的气氛。就连霍夫塔勒都拍掌喝彩。

在这之后，两人还独自坐在那里。顾客们熙来攘往。冯提又拿起了帽子。因为纸杯已经喝空，霍夫塔勒又拿了一杯可乐，给自己拿了奶昔，这次是香草味的。柜台里的员工已经换班，再也见不到萨拉·皮希特了。他们小口小口地喝着，与此同时，却让自己的思想顺着楼梯急急忙忙往下走。终于回过神来时，冯提说：“我这首叙事谣曲取得了一些成效，可是在隧道文学社里朗诵时用的是别的标题——《被流放者》”。

霍夫塔勒回忆道：“那是在您第一次受到我们资助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两年的事。在进行革命的颠覆活动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准确地讲，是在1854年12月3日。我们又重新雇您到‘总部’工作。要为这个说话结巴的药剂师找到一个饭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然，默克尔也为此祝福。当时对您再也用不着进行任何监控。朋友莱佩尔使这个假革命家抛掉了1848年最后那些荒唐可笑的念头。这位先生就像大多数隧道文学社社友一样，高贵、宽宏大量，可又具有等级意识。这位少爷无论如何是再不会容忍赫尔韦格分子了。所以，您就来到普鲁士人当中！这个感伤故事巧妙而又拙劣的诗句讨得普鲁士人的欢心——‘道格拉斯伯爵在前面握住缰绳，跟上国王……’——就像人们能够听到的那样，这个故事一直挂在他们嘴上，从未间断。佩服，冯提，佩服！可是这并非您在烟草与咖啡店举行的星期日集会上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您骗人的把戏在此之前已经受到欢迎。一批普鲁士的杀人犯——‘老德夫林’‘老齐滕’‘赛德利茨’‘施威林’和‘凯特’接二连三受到人们的掌声欢迎，直至被记录下来。可是在所谓的三月革命前的时候，您却累遭冷落。无论如何，只要您拜被我们监控的赫尔韦格为师，情况就是如此。您翻译的英国工人诗人的作品简直就是失败之作！譬如《酒鬼》吧，1843年6月30日在隧道文学社里朗诵。您很可能是想以此来唤醒您的朋友莱佩尔和全体吟诗的贵族。这是一个嗜酒成癖的无产者的画像。人们根本就不想听。也不想听《囚犯的梦》——‘人民一贫如洗！为什么？为什么那些达官显贵大肆挥霍人民的财产？’冯提，我听着您所有这些赤裸裸的对社会的谴责，耳朵里一直感到很难受。我不仅发现赫尔韦格这个对象，而且还发现——我的传记作者认为不值一提的事情——赫尔韦格的追随者的行踪，发现其中有一个二十二岁的范特，此人尚未通过药剂师考试，却在莱比锡和其他地方热衷于搞一些针对政府当局的阴谋活动。咳，难道我应当助一臂之力吗？‘可是隔墙有耳，我几乎就不知道你是谁，我肯定会完蛋的，有一个警察听到我的话……’那是1842年的事。您那些在谛听着的朋友名叫沃尔夫松、马克斯·米勒、布卢姆、耶利内克。当情况危急时，您用莱佩尔来取代了这所有的人。后来，此人把您引进了反革命的隧道文学社。默克尔先生和库格勒先生自称民族自由党人。他们给自己起了个虚浮夸张的名字，这真可笑！这些名字自然就是色诺芬和阿里斯托芬、彼特拉克了。朋友莱佩尔就是申肯多夫。人们把您视为活跃分子，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把拉封丹这个名字强加于您的头上。这个《十字军报》的头号反革命编辑，一个名叫赫泽基尔，早已被人遗忘的大人物是秘密把我，而不是公开把我领了进去。人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给我，给我这个被秘密领进的人，给我这个更确切地说是消极的文学爱好者加上一顶为俄国人效劳的、僵死的剧作家的桂冠。为什么不呢？他的喜剧写得很不错嘛。一位大学生刺死科策布之日，就是他诞生之时。如果没有这次谋杀，很可能就不会有卡尔斯巴德决议，不会有对煽动者的诉讼，不会有诸如此类的事情。‘说来话长’，正如您的布里斯特所说。尽管朗诵了无产者的诗句，可是你在隧道文学社社友当中基本上还是受欢迎的。难道说不是钦佩您的那位青年海泽找到了合适的诗句吗？我还背得出那些诗句来。‘然而此人是诗人！我立刻就知道了，安静！现在轮到拉封丹讲话了。’”

冯提对着他剩下的可乐微笑，不过在轻松愉快的表面却掺进了一种愤怒的色彩。他用既十分现实，又在缅怀过去的口气说：“是呀，霍夫塔勒，您这个塔尔霍维尔好极了。甚至用不着对科策布的提示，您那些破烂货我都想得起来。我在自己通常是分门别类，井井有条的思想中肯定找不到这样的提示，说明您在报纸上押韵的诗句中读到过什么东西，而不管它是您的一篇警察报告还是什么。尽管烟雾腾腾，灯光昏暗，我们称之为‘鲁本斯’的门采尔仍然往纸上画了一些速写，使一些在此期间被忘得精光的诗人永垂青史，但是很可惜，就没有一幅画您的速写留给我们。不过也可能是有人把像您这样的人从速写本上抽了出去。抹去种种痕迹。把它们掩盖起来。潜到水下，这完全是您的做法。”

霍夫塔勒坐在他的空杯子后面，还想品尝剩下的香草味。他一再认为，必须用一张新的纸餐巾擦嘴。冯提抓住一个问题刨根问底儿，唤起他对于莱比锡赫尔韦格俱乐部那些牺牲者的回忆——“难道说不是您一手操办，使赫尔曼·耶利内克和罗伯特·布卢姆后来被枪毙了吗？”——这时，他用麦秆吸管充当剩下的奶昔，而最后终于叫了起来：“光了！全光了！您可是错了，冯提，您夸张得不着边际。我不是嗜血成性的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安全起见。我的传记作者可以证明这一点。就像现在一样，当初是别的人在搞政治。不管是在曼陀菲尔麾下，还是在我们领导同志统治期间，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往往都让人厌烦。尤其是最后阶段，没头没脑的。为了使我们的工农国家免遭行将崩溃的命运，有什么办法我们没有试过呢？不久前我们还参观过我们尽力瓦解阶级敌人的成果。界墙啄木鸟，这种事情您当然喜欢！这就像当初我们喜欢你们的小小天才收容所——施普雷河隧道文学社一样。譬如说像施托姆和凯勒这样的著名作家就不想同它打任何交道。正如在那儿人们把诗歌称作‘木屑’一样，在‘木屑’当中听到的东西都是非常友善的。就连您开初掺进社会批评震音和三月革命前假革命家的装腔作势的赫尔韦格混合酒，也几乎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您在那儿受到了很好的照料——完完全全献身于艺术，删除了政治上有危害的内容。这使我想起普伦茨劳贝格那一幕来。甚至就连这次诗人聚会也证明自身就是大有裨益的收容所和防治所。这种聚会没有贵族和普鲁士派头，更确切地说，这是我们无阶级社会的典型产物。”

冯提默然不语。除了由于年龄关系所感到的倦意之外，从他身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就连霍夫塔勒现在也默不作声。在他身上，除了他那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的注意力外，同样看不出任何东西来。因为两个人都为1919年出生的同庚，所以不久前冯提还在霍夫塔勒七十华诞时送给他一件礼物祝寿。塔尔霍维尔的传记作者已经证明这件礼物很合适，因此特作如下推荐：寿星喜欢由很多部分组成的拼图板，这是一种地道的西方产品，它的主旨是一个大型加油站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东西。如果往后倒退一个世纪，在东拼西凑的情况下，很可能还会造出一个普鲁士的练兵场——滕珀尔霍夫校场，并同时造出所有与此有关的东西来。霍夫塔勒在3月23日就这样丝毫不受时代影响地变成了七十老翁。生日过后，冯提才用当时流行的礼金在柏林的卡德威玩具部买了这套加油站拼图板，补交给了他那业已年迈、日夜相伴的影子。

因为他们现在都相对无言，彼此干坐着，所以霍夫塔勒拿了第三杯可乐，又拿了一杯奶昔，这种饮料可望有巧克力味。他们出于好玩，举起纸杯，起身立正。冯提说：“对极啦！尽管我一直就不想有人来祝寿，但我们还是要碰杯。到底哪一个七十岁的人会这样呢？”

现在生日的高潮已过。冯提宁肯顺水推舟，放弃祝寿活动：“今天早上，同太太和女儿用早餐的时间比较长，喝了小红帽香槟酒，这对于我这个不想搞庆祝活动的人来说，真是恰到好处。再说，梅特尽管在塔勒疗养，还是经常生病……”首先是霍夫塔勒搭了桥——“瞧，我们可是在《福斯报》邀请补庆之后，才举行1月4日的盛大庆典的啊。”——让他们迅速换去服装和布景。麦当劳及其顾客都变得模糊不清，退到了九霄云外。

这件大事毕竟是由那位皇帝的宫廷御厨一手操办的。在请柬上有文学界人士和这位不朽之人的朋友——布拉姆、斯特凡尼、施伦特尔——而且注明：作为剧评家在王室剧院里长年的生存支柱——边座23号——《福斯报》希望自己表现得慷慨大方。全柏林都受到邀请。

然而冯提却指摘如此铺张浪费，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幸事。他的敌人的数字翻了一番，又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四百多应邀前来的宾客很可能都在集中精力，把名贵的佳肴和更加名贵的美酒一扫而光。人们目光所到之处，都只见摆好姿势，挂满勋章的胸脯和众多的首饰收藏品。笼罩着这一切的是高低起伏的嘈杂声，其中还混杂着喋喋不休的嘎嘎声和吹牛夸口，装腔作势。整个场面都极其枯燥无味，都显得装模作样。“没有任何东西比招待会更可笑的了！”大家差不多都已酒醉饭饱时，朗诵了他的《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朗诵时，大多数宾客由于提前鼓掌，表明了自己的无知。这时，真叫人无地自容。

“无论如何刚才还是这样——就听众而言——麦当劳比当时的‘英国王室’要好！”冯提大声说，“可是我在说些什么呀！不管受到邀请，还是没有受到邀请，极其尊贵的会员和极其恭顺地、在暗中监视着的殿下都在场。这位先生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朗诵时我多么尴尬地盯着我盘子里那个独一无二的小红萝卜啊，就好像有一堆鸡屎掉到我盘子里似的。真是丢尽了脸！当斯特凡尼像往常那样友好地问到我时，真该拒绝接受这次邀请。真该说不，最好谢绝，就像我的埃米莉，还有不在场的梅特一样，据说是缺少备用服装的缘故，不过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我亲爱的太太再一次感到担心，担心我在有教养的社交圈子里会举止失当，很可能说出些不得体的话来，会使大家感到不自在。因此我在给斯特凡尼回信时写道：‘难道我非得给您描述那些女人不可吗？我那些女人都怕得要命，怕我会丢人现眼。每一位太太都摆脱不了这种恐惧。这种事很可能得怪我们……’”

冯提盯着已经吃光的盒子，仿佛在盒子当中仍然放着1890年1月4日那个孤独的小红萝卜似的。这是一开始就果断地将他的宰相免职的那个年轻皇帝登基那一年。而在这前一年，自由舞台取得了胜利。这位不朽之人把一个剧本——豪普特曼的处女作《日出之前》推荐给该剧场经理：“喂，塔尔霍维尔，终于开窍了吧？是1889年10月底？而且是在莱辛剧院首演。我在《福斯报》上以相当热情的笔调立即接连写了两篇文章。我的埃米莉又立刻担心起来，怕我会在与豪普特曼及其黑色现实主义帮派的问题上走得太远。她说过，我的表态有失体统。无论如何甚至连您都无法留住这个一句废话不讲的易卜生。后来，当德意志剧场演出《织工》，而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坐在正厅前排座位上时，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已经结束。这当然没有使像您这样的人失去饭碗。有人没完没了地在打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日，很可能还要持续到永远。佩服，塔尔霍维尔！佩服，霍夫塔勒！”

现在，冯提日夜相伴的影子盯着空空的盒子、纸杯和揉皱的餐巾纸，仿佛在这些东西之间有那张皱巴巴、预告豪普特曼的《织工》首演的剧院节目单似的。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件丑闻而已。有如此众多受到损害的安全。有如此众多被忽略的禁令，在议会中有如此众多累遭失败的变革草案。有如此众多的书面申请，在藐视一切人的帝制直至国家安全警察时代，有如此众多过早的指示。有着太多的徒劳。

“我们走吧！”霍夫塔勒大声说，“我们年轻的诗人们还一直在中欧饭店里面等着哪。”

“真是难以相信，我会对继续闲扯感兴趣。”

“您大概不是想躲起来吧？”

“再也别吃吃喝喝的了。我已经没有胃口！”

“别，别这样。您不要躲避一次小型的补庆活动……”

“那要是我不同意呢？”

“这样做不合适。”

冯提放慢了速度，仿佛受到内心犹豫不决的制约，站起身来说：“另外，我很想知道，如果将来只存在我们工农国家这样一种破产者的财产，那么您又会出现在谁的薪金名单上呢？”然后，他叹了口气，拄着他的旅行拐杖说，“毫无疑问，这种事是没完没了的。为什么人们要满七十周岁呢？”

他们俩在从座无虚席的餐桌之间走向出口时，留下了一些垃圾。冯提猛然间像被人叫住自己似的停下步来。他在靠近有六个点餐处和戴绿帽子的女出纳员们的柜台时，看见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太太。这位太太在注视着他，而且老闭着右眼，好像她要对他眨巴眼睛似的。她把自己的灰白头发编成甘泪卿式发辫，用有皱纹的螺旋式蝴蝶结扎起来，一个蝴蝶结为红色，另一个蝴蝶结为蓝色。两个辫子都翘着。她在干瘪的脖上戴了一根用干野蔷薇果实串成、绕了两圈的项链。她把自己裹在被套里，被套开了两个伸胳膊的口。她的手套满是窟窿。她趿拉着一双木拖鞋。她身边那只盛得半满的口袋对其中笨重的内容讳莫如深。一根皮带把被套束得紧紧的，皮带上的钩扣表明，这是红军用的那种皮带。她用两个手套——她的手指穿过这些手套的窟窿来拿——拿着一个双层夹肉汉堡，因为没有牙齿，这个汉堡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可是，就在她先是用劲咬，然后又在闭嘴细嚼之时，她的眼睛却在不停地眨巴着，眨巴了多次，一直到最后连冯提也对她眨眼示意时为止。

他觉得，好像她很面熟。这是他认识的一个卖草药的老巫婆。譬如说是《施特希林》当中的布申，或者说是《梨树下》里的耶施克大妈。不，我们预测是《风暴之前》里的霍彭马利肯。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眨巴眼睛的。

霍夫塔勒拉着他向出口走去：“冯提，赶快走吧！我们在麦当劳已经待得够久的了。”

外面刮来一阵狂风。由这里到对面的火车站，距离并不远。他们走路时，又成了一对搭档。两件大衣相互交织。从后面看，他们构成一幅融洽的画面。他们齐心合力、背对着西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