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一个在大地上徘徊的思想“幽灵”

片山潜（1859—1933）出生在日本美作国羽出木村（今冈山县久米郡久米南町羽出木），一生经历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期，人生经历可谓波澜壮阔。也正是其丰富多样的人生阅历，成就了他非同寻常的成就。片山潜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资深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工运动家，在日本有很高的知名度。同时，他还曾担任第三国际的常任执委会干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反帝反战的斗争，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人物。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落潮和世界格局的变化，片山潜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国际共运战士渐渐被人遗忘，消失在了历史的暗角里。但是，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内蕴的缺陷及矛盾，总会周期性地大爆发，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1929年10月，源自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近80年后的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为标志，一场金融风暴再次席卷了全球。每当这样的风暴袭来，势必会掀起新的劳资对立和更为苛酷的资本盘剥。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谈片山潜，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片山潜的左翼信仰以及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在今天依然具有超越国族的全球性意义。

关于片山潜的自传，笔者所读到的最老的版本，是1931年由改造社出版的。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正是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兴盛的时期，由左翼色彩浓厚的改造社来出版片山潜的自传，实在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想必，其时远在万里之遥的片山潜也曾亲眼见到过该书。1949年1月，该书由真理社重新出版。目下，市面上所见到的主要就是这个版本，也最具权威性，尽管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别的选本或单行本。

据片山潜在这部自传中透露，该书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写于1914年他第四次赴美前夕，但余下的部分究竟完成于何时，目前尚不清楚。按照片山潜的说法，他写作这篇自传的目的在于他成家很晚，孩子们尚幼小，想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父亲形象，让他们明白自己的父辈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精神风土之中。同时，他也明确提及想要对自己50年来的人生做个简单的交代，告诉后辈们一些经验和教训。如是说来，片山潜开始构思自传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1909年前后。但那时的片山正投身日本国内的工人运动，想必没有执笔撰写这部自传的时间余裕。1911年12月31日，片山潜因为指挥东京铁路公司大罢工被捕入狱，1912年9月获特赦出狱。在之后的两年里，他处在人生的落魄时期，且无事可做，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对自己此前的生活做个总结，开始撰写自传。直到1914年9月他启程赴美为止，他写下了约占本书半数以上篇幅的内容。但是，自传只写到1899年，即工会运动最红火的一年就匆匆搁笔了。个中原因恐怕还是他赴美之后忙于生计和工作，无暇执笔再续自传，只好中道而废。作为读者，我们既感到遗憾，同时也能理解这个繁忙的革命者的苦衷。

片山潜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并最终走上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既有时代的背景，也与其个人的经历及气质有关。

片山潜出生于1859年12月，时值日本江户末期的安政六年，距离明治维新只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也是从“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相互拮抗的时代。早在片山出生6年前的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闯入东京湾，威逼德川幕府开国通商，史称“黑船来航”事件。1856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随后英、法、俄、荷也相继与幕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如此，西方诸国通过这些条约不仅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也得到了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向西方提供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引起了日本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也导致了日本封建幕藩体制的瓦解。在国内，围绕着将军继嗣问题，大老井伊直弼加强了对反对派的弹压，一手炮制了所谓的“安政大狱”事件，长州藩的藩士吉田松阴等人被处死。但1860年，井伊直弼又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遭到水户藩浪人的袭击身亡，史称“樱田门事件”。

江户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以及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一部分商人攫取了暴利。在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江户时代，商人明里暗里成了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过得有滋有味。自镰仓时代开创武家政治以来，昔日高高在上的武士阶层，如今已是囊中羞涩，尤其是下级武士和他们的子弟。所以，德川幕末时期，那些特权旁落的下级武士们将社会的动乱归结为外国势力的入侵，他们积郁已久的愤懑似乎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发泄渠道。从1860年起，连续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西洋人的所谓的“攘夷”事件。1862年8月，发生了萨摩藩武士杀死英国商人的“生麦事件”，同年底又发生了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等人袭击英国公使馆的事件。1863年5月，在日渐高涨的“攘夷”风潮中，长州藩甚至炮击在下关海面游弋的外国船只。但是，在与西方势力周旋较量的过程中，萨摩、长州等雄藩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如转而学习西方，储蓄实力。在如是认识下，此前由下级武士所倡导的“尊王攘夷”运动渐渐变了风向，转而成了“尊王倒幕”运动。在内外夹击之下，延续了260多年的江户幕府，已然成了在风中飘摇的芦苇，大厦将倾。这些，在本书的开篇有所涉及。

片山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鼎革时代。但是，这汹涌的时代暗流，似乎并没有强烈冲击到偏远的美作（冈山）地区。在片山潜的记忆中，他儿时的故乡可谓山明水秀，民风淳朴。片山满怀深情地回忆养育了他的那方土地上的远山、河流、田畴、山林，那里仿佛是不染尘埃的世外桃源。或许，也正是那方明净的山水养成了他澄澈的人格。在那里，有独特的四季风物以及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日常生活和祝日祭祀。春天砍柴采菇，初夏插秧割麦，秋日纺纱烧炭，冬日捕鸟猎兔，这些看似平凡的乡村岁时记，在革命家片山潜的笔下栩栩如生，情深意长。借此，读者可以了解150年前日本农村明媚的风光，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原乡般的风景画，唤醒了被当今文明的灰尘遮蔽的隐隐乡愁。文中也记载了他幼年过节时的欢乐场景，比如除夕夜、七夕节、盂兰盆节，在其笔下别具特色，暖色调的节日氛围，曾极大地慰藉过150年前这位异国乡下少年的心灵。夏天的夜晚，用锋利的镰刀在水田里切黄鳝，用山核桃叶在小河里麻醉鳗鱼等，充满了诗情画意，令人想起鲁迅《故乡》中在月夜刺猹的少年闰土的光景来。在群山环抱的静谧夜晚，全家人围炉夜话。片山潜曾听曾祖父讲《桃太郎》等各种传奇故事，听得如痴如醉，打开了他的幻想之门。同样是在漆黑的夜晚，自传中的少年主人公还看到过远处狐狸们打着灯笼举办嫁女婚宴的盛大场景。这些美妙而匪夷所思的光景，引人入胜，会把读者带进童话故事般的世界中去。当然，在村里还有诸如“云助”“番太”“孙之丞”“兵卫”这些奇人异类，他们的存在，也同样丰富了少年片山潜的内心世界。总之，我们的主人公是在新旧交替期度过童年时代的。也正是在这块偏远宁静的土地上，尚保留着前近代朴素的生活准则。如是精神风土赋予了片山潜最为明亮的人格基质：质朴与坚韧。

当然，如果不是发生了维新革命，片山潜或许会像他的祖辈一样在那个山村终老，度过宁馨的人生。明治维新爆发时，片山潜已是一个八九岁的少年。毫无疑问，新时代带给这位少年的最大影响乃是新式教育。

德川幕府时代也重视教育，但教育资源有限。最高的教育机构乃是由幕府设立的昌平坂学问所（昌平黉），其次是各个藩设立的藩校。在这些官办学校里，主要是教授朱子学等儒学内容，以维护国家的政体。当然，这样的学校与普通武士或平民无缘。除官办学校外，民间还有由武士、町人、学者兴办的私人学校，授课的内容除了儒学之外，也有偏重实学的。要进入这些学校学习，需要有相当良好的经济基础。对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最常见的初等教育机构就是所谓的“寺子屋”。这类学校，大多由村长、僧侣及乡绅等经营，主要是以6—10岁的孩童为教育对象。与注重意识形态的儒学教育不同，这类学校主要从事启蒙性质的教育，让孩子练习读写、学习算术等。明治政府甫一成立，就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于1872年颁布了《学制》，规定了义务教育的年限为8年。但是，由于经济等原因，这一教育政策几乎中道夭折。1879年，明治政府废除《学制》，重新颁布了《教育令》，义务教育的年限也缩减一半，变成了4年。日本的初级教育真正迎来大规模的发展，则是日俄战争后的事情了。

结合上述日本近代教育状况，我们再来看看片山潜所受的教育。他在自传中回忆，在七八岁时，被送到村里一位负责祭祀的神官那里接受启蒙，主要是学习描字。没过多久，母亲又送他去一座庙里学习，练习写字和朗诵《孝经》，后辍学。此后，片山潜又去了另外一家寺庙，跟随汉学者大村绫夫学习四书五经和《十八史略》等典籍。也就在这个时候，片山潜所在的村里建起了一所新式小学校。按照他的说法，其时，他已经是十四五岁的小青年了，但他还是进入该校的一年级，与比他小得多的孩子们一道学习算术。出现这样的尴尬，与他生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夹缝有关。简单地说，他有些生不逢时。等新式小学教育推广到他家门口时，他已错过了入学的年龄。尽管如此，他以大龄学生身份入读小学的资格很快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家中已无力再供他继续上学，他应该作为劳动力为家里做事了。这当然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但是，由新式学校所唤起的对知识的渴望，在他心头播下了种子。这位懵懂的少年隐约觉得知识或许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用他的话说，就在那时他发现了自己。这或许是一种悟性。之后，在片山潜的人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撒在了求学之路上，可谓血迹斑斑。

1880年秋，已经21岁的片山潜终于考上了冈山师范学校。这对农村青年来说算是一个登龙门的好办法。如果他知足，毕业后回到乡里做个小学教员，未尝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他并不安于现状，想要去东京寻找新的学习及发展机遇。这是一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的肖像。身无分文的片山潜，满怀热忱到了刚成为国都的东京，想在那里提升自己，实现立身出世的梦想。但东京的现实是冰冷而坚硬的，作为两手空空的“东漂族”，他靠出卖体力来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他辗转于汉学私塾“攻玉社”和“冈塾”之间，其间的心酸狼狈，实在是超出了今人的想象。或许，如此执着的求学精神感动了上帝，他在无意中叩开了通往美利坚的大门，为其平凡的人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884年的初冬时节，片山潜于瑟瑟寒风中在旧金山下船，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是为了求学只身闯荡美利坚的，但对美国几乎是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学习什么。总之，初到美国的片山潜是盲目的，而且身无分文。就在他登陆美国时，所谓的“柏林会议”正在德国召开。会议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主持，主题是讨论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事宜。会议的参会国有十五国，均是西方国家，自然也包括美国。围绕着如何瓜分非洲，柏林会议中所出现的各种冲突与纠纷，成为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在1884年11月4日举行了第25届总统大选，民主党首次赢得总统选举。时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见证了这次总统选举，并作诗《纪事》以抒怀。此时的美国，正处在帝国主义的上升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事实上，就在片山潜到达美国后不久就爆发了“美西战争”。这是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此次战争结束了西班牙长达4个世纪的殖民帝国地位，美国也一跃成为全球的霸主。

总之，片山潜是在美国国力的上升期到来的，这也是他得以在美国靠交换劳动力来维持学习的一个基本前提。如自传所言，在片山潜旅美的13年间，他以旧金山为根据地，艰难地拓展生存空间。为了生存，片山潜奔波于旧金山周边的圣拉斐尔市、波莫纳、阿拉米达等地，其间所遭遇的非人待遇，读来令人唏嘘。在阿拉米达，片山潜进了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教会学校，在那里学习英语和基督教义。也正是在那里，片山迎来了人生的转机。1887年春天，通过该校的牧师，片山潜进了位于奥克兰多市的霍普金斯学院，该校属于大学预科性质。片山在那里选修了修辞学、代数、希腊语、拉丁语等课程。由于该校富家子弟较多，片山潜的贫困和糟糕的英语成了同学们嘲笑的对象，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该校。不久之后，片山潜又通过在教会学校认识的怀特博士的介绍，进入了位于田纳西州东部的马里维尔学院。但是，片山又在第二年即1889年初从该校退学，于同年9月转到了位于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学院。据片山潜所述，马里维尔学院的师生对黑人的歧视让他感到不愉快，这正是他退学的原因。总之，直到进入格林内尔学院，他才静下心来读书，并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大学时光。在大学里，片山潜主修西洋古典学，通读柏拉图和索福克勒斯等人的原著，苦修希腊语和拉丁语，用3年时间提前完成了学业。1894年9月，片山潜转学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在这里度过了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1896年底，片山潜结束了长达13年的留美生活，回到了日本。

纵观片山的一生，似乎50岁之前一直都在为生计犯愁，生活困窘。实际的生活现状，让他真切感受到了阶级这个词的重量。1881年，从冈山师范学校退学的片山潜，怀着一腔热忱到东京求学。为了生存，他在一个叫作“绩文社”的印刷所打工。对这个常年习惯了农耕生活的青年人来说，这段在都市的打拼经历可谓深刻至极。他以血肉之躯感受到了资本剥削与劳工对立的矛盾。据片山的说法，他之所以走上从事劳工运动这条路，与这一时期的打工体验有关。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底层社会体验，片山潜在美国求学时期十分关注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在马里维尔学院就读时，片山潜热衷于阅读《基督教联盟》等杂志，立场渐渐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他进入格林内尔学院后，更进一步系统阅读了与劳工等社会问题相关的书籍。大学三年级时，片山潜选修了应用经济学课程。因为课程学习的需要，他曾在一段时间内深入研究过社会主义思想，在《大西洋月刊》上读过费尔南德·拉塞尔的传记。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劳工运动状况，片山潜利用勤工俭学的机会，处处留意观察美国所存在的社会问题。1894年初春，片山潜利用暑期打工的积蓄，到英国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彼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的烂熟时期，他目睹了大英帝国的繁华盛世和资本万能的光景。除了英国的大城市，他还到过乡村，重点考察了伦敦和苏格兰地区的慈善机构、监狱、感化院、孤儿院和贫民窟等，为日后写下《今日英国社会》一书打下基础。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晚期的英国，工业、文化、政治、科学与军事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海外的殖民势力也达到了顶峰，可谓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期。但是，在这一高度繁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尖锐的阶级对立。由于贫富分化所引起的劳资对立等社会矛盾日益增加，工人的罢工等社会运动开始兴起。但社会上还缺少诸如工会这样的组织，运动主要由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推进。那时，约翰·伯恩斯、汤姆·曼等著名的劳动运动家非常活跃。事实上，在片山潜旅英期间，就曾在西汉姆听过汤姆·曼的街头演讲，并受到很大触动。通过考察，片山潜觉察到英国工人运动所存在的结构性的吊诡：反对帝国主义却又依附于帝国主义。他认为，在这一悖论式的框架中所展开的斗争，充其量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改良主义，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工受剥削的命运。同时，片山潜也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英国产业工人性格中的两面性：他们在国内时，像猫一样柔顺，服从阶级制度。但是，当他们到了国外，就会仗着帝国的威力，变得粗暴凶狠。

片山潜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是在耶鲁度过的，毕业后，片山潜于1896年的深冬时节回到了阔别13年的日本。这一年，片山潜已年满37岁，而他的事业才刚刚拉开帷幕。

回国后的片山潜，面对甲午战争后日本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1897年，片山潜与高野房太郎（1868—1904）等人一起成立了“劳动组合期成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世界》，在海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同年底，在片山潜的积极奔走下，“日本铁工组合”成立，这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工会组织。1898年2月，片山潜领导和参加了日本铁路系统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多达400人。此次大罢工极大提升了片山潜的威望，奠定了他作为一个职业工运活动家的基础。该年10月，片山潜和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一道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1901年5月，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人一道组建了“日本社会民主党”，但该组织旋即被取缔。1906年2月，片山潜和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另组社会党。但是，一年后又被取缔。1910年5月，日本政府大肆搜捕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制造了令人震惊的“大逆事件”。1911年1月中旬，共有24人被宣判死刑，其中就有片山潜往日的战友幸德秋水。1911年12月30日，片山潜在东京领导了有6 000多名电车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但他自身被捕入狱。1912年9月，片山潜因大正天皇即位获特赦出狱。1914年，片山潜再度离开日本前往美国。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过故国日本。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旅居美国的片山潜读到了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英文版，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此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时期，片山潜积极参与美洲地区的革命活动。他直接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0年11月，片山潜被推任为共产国际美洲局委员长，并参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1年，片山潜离开美国，来到列宁的故乡——新生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此之后，终生定居莫斯科。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片山潜置身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在那里他纵横捭阖，迎来了其革命生涯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岁月。1918年，日本悍然出兵西伯利亚，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1922年，片山潜曾数度前往西伯利亚，向日本士兵散发传单，呼吁他们不要成为侵略者的工具，立即回日本去。这一年的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而片山潜正是创始人之一。同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历时1个月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列宁主导的这次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从这次大会起，片山潜连续被选为国际执委会委员。

1933年11月5日，片山潜因败血症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5岁。同月9日，共产国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说，有多达15万的苏联民众自发前往参加。在14名抬棺人员中，赫然出现了斯大林、加里宁、威廉·皮克、库恩·贝拉、野坂参三等面孔。片山潜的遗骨被放进克里姆林宫的墙壁之中。

片山潜身后寂寞。他客死异域，加之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的政治空气日渐险恶，在专制政府的高压下，无产阶级运动渐趋消亡，军国主义甚嚣尘上。在如是语境中，片山潜及其革命的光芒已然被遮蔽，他淡出了世人的视野。不仅如此，片山潜的两个女儿因父亲特殊的身份，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人生之路。片山潜于1897年与横塚笔子结婚，1899年长女安子出生，1901年长男干一出生。但是，笔子于1903年去世。片山潜于1907年与原赐子再婚，1908年次女千代出生。长子干一因病在22岁那年早逝，长女安子在大正初年与父亲一道赴美。安子是一名芭蕾舞演员，为了照顾晚年生病的父亲，她去了苏联，与驻苏联的日共干部伊藤政之助结婚。伊藤死于后来的肃反运动，安子自然也受到了牵连，遭到迫害。1956年，安子供职于莫斯科大学亚非研究所。1958年起,她担任日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长期致力于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于1988年去世。次女千代于昭和初年到苏联与父亲团聚，并负责照顾父亲的日常起居。当时，共产国际曾向片山潜调查千代的身份，片山潜向组织做了如实说明。但是，此前共产国际并不知晓，就连日共也不清楚他还有女儿这事，怀疑千代是日本秘密警察派来的间谍。片山潜去世后，千代辗转苏联各地，并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于1946年在莫斯科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去世。

最后，有必要来谈谈片山潜与中国的缘分。

片山潜自幼在乡村的私塾接受教育，学习四书五经。后来，他又拜在汉学家冈千仞、森鸥村门下学习汉籍。由此推知，他是熟悉中国古典的。除此之外，片山潜早年还实际接触过中国人，也曾亲自造访过中国。1884年11月，片山乘船从横滨出发去美国。船上有五六百位中国人。他在自传中谈到了对这些中国人的印象：

他们成天赌博。海上风高浪大时，他们就默不作声；海上风平浪静时，他们就开始赌博。有聊天的，有唱歌的，有吵架的，实在是乌烟瘴气。说起他们不讲卫生的情况，那印象实在是太强烈了，可他们毫不在意。

不用说，那时的片山潜对眼前的这群中国人并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厌恶。关于那个时代中国人不讲卫生、爱高声喧哗等负面形象，多见于一些来华的政治家或文人的游记。片山潜的这种观感，源于航行中的体验。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击沉了清廷从英国怡和公司租借来的“高升”号运兵船，这也成了中日甲午战争开战的导火索。此事在英国迅速发酵，舆论沸腾，要求政府派军舰严惩日本。片山潜那时正好在英国做社会调查，也很关注英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但是，他只是对英国媒体化解舆论压力的手腕表达了钦佩，并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出任何批判，这也暴露了他当时思想境界的局限性。

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片山潜一直关注中国革命的动向，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早在1919年3月，他就在美国的左翼刊物《阶级斗争》上，发表了题为《日本与中国》的文章。1924年，他访问中国，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写出了《中国旅行杂感》一文。在文章中，他热烈赞扬中国革命是亚洲最有希望的革命。1928年，片山潜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六次大会上，代表共产国际日本、英国、美国等支部，提出了对中国革命的宣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在片山潜的积极筹备下，1932年8月，世界反战大会在阿姆斯特丹成功召开。中国代表宋庆龄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片山潜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妄图消灭红军的罪恶活动，并号召国际反战组织一致支持中国革命。

1959年12月3日，是片山潜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片山潜和中国革命》的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片山潜一生的功绩，并以此来“纪念这位我们中国革命的最好的朋友”。

大浪淘沙，沧海桑田。当历史的大潮平息后，回头眺望，片山潜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高处，正慈祥地环顾着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中国人民还记得片山潜，历史也还记得他。在今天，我们依然有纪念他的必要。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首先要感谢畏友、复旦大学的徐静波教授，本书是他策划的丛书之一。能得到徐教授的信任，我倍感荣幸，同时也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丝毫不敢懈怠，全力以赴。本书作为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的成果之一，感谢我任职的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领导及创新团队同仁的大力支持。此外，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邱迪女士，她为本书的翻译出版付出了很多努力。

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