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唐朝的那些事（五）

第一章新帝国的诞生

第五幕隋末创业三剑客之窦建德（一）

最后来看窦建德。窦建德是创业三剑客里唯一的一个出身底层的平民，也是三剑客里面最自律最有格局最有群众基础的一个。他创业初期的故事和800多年前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的经历实在太像了。

相似点1：都是基层小吏。刘邦一开始是泗水的亭长，类似于现在的治保主任。窦建德一开始是里长，和刘邦的亭长职务类似，基层政权最低级别的负责治安维稳方面的小吏。

相似点2：为人都很大度，不吝啬钱物。都有很高的政治理想，眼界比当时一般人的高。因为都是小吏，公职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已，他们并没有将做好本职工作作为毕生追求。刘邦为人仁厚而宽爱他人，喜欢送人东西，个性洒脱豁达不拘小节，有很大的度量（《史记》：“（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刘邦还特别喜欢酒色，常常喝得大醉。为亭长时，也经常请假回去，后来负责县里押送徒役去骊山，结果途中徒役跑了大半，本职工作干得实在是不咋地。窦建德也很大方，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听闻一个老乡亲人去世了但没钱安葬，马上放下农活，主动送去办理丧事所需要的全部财物，因此深受乡亲们称赞（《旧唐书》：“尝有乡人丧亲，家贫无以葬，时建德耕于田中，闻而叹息，遽辍耕牛，往给丧事，由是大为乡党所称”）。窦建德一开始也混了个里长，算是进了体制内，但工作不到位违反了法规纪律，没办法只好逃了出去，等到朝廷大赦才回了老家（贝州漳南，现在河北故城县）。

从一般的经验来看，刘邦和窦建德可能是千百万个在基层苦苦挣扎的小吏，但他们却有着高人一等的见识和眼界。刘邦年纪轻的时候去咸阳服徭役，被秦始皇的仪仗所震撼，不经感叹道：“大丈夫一生就该如此啊”（《史记》：“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公元前209年，沛县老百姓暴动杀了县令，迎接刘邦军队进城。本来按照职务和资历，刘邦没轮不到做领袖，因为萧何、曹参威望资历更高，但萧曹二人怕起义失败被秦朝诛灭九族，就竭力推举刘邦来领导大家起事，这样刘邦就成了初创公司的领导人，这就是机遇和魄力。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脑子一热，决定招兵征讨高句丽。窦建德也参了军，并被任命为连长级别的二百人长。此时，恰巧有个叫孙安祖的同乡因为杀人而投靠他来，窦建德对他讲，现在时局混乱，男子汉大丈夫只要不死，就应当建功立业，不应该到处逃亡惶惶不可终日（《新唐书》：“丈夫不死，常建功于世，渠为亡命虏乎！”）。在别人还在为逃命而犯愁时，窦建德已经树立了要建立武装夺取政权的远大志向，一点也不比刘邦年轻的时候志向低。

当然，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十分善良的，不是被逼上绝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造反的，毕竟造反的成本很高。

当时的窦建德虽然也看到了隋朝气数将近的现实，但他好歹也是个基层公务员，收入水然不高，旱涝保收养家糊口还是有的。

但隋朝的法律在后期变得是如此的混乱，《大业律》基本被搁置，隋炀帝杨广的诏书成为基层执法的“红头文件”，为了抑制老百姓造反的趋势，隋炀帝又出昏招，给基层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明确规定即使是犯盗窃罪这样的轻罪，也无需上报核准，地方可以自由处分，包括斩首等死刑。

失去监督的权利将会变得疯狂与任性，也会演变成打击报复发泄私愤谋取私利的工具。

窦建德有侠盗之义气，但肯定是不会玩官场的套路的，所以在基层一方面是升迁无望的，另一方面说不定因为性格原因还暗中得罪了不少领导。

这不，窦建德所在郡县的官老爷一看辖区内盗匪猖獗，但奇怪的是盗匪从不到窦建德所在村去烧杀抢掠，主观断定窦建德与盗匪有勾结，将其一家老小全部抓捕归案，不经审判直接杀光。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灭门惨案。

这里明显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治理隐患：没有直接证据仅凭地方官员主观臆想就直接认定罪行；杀人这种重大事项没有听取当事人的申诉陈辩，没有上报最高司法机构核准就草率执行，势必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错事是地方官员干的，但根子在隋炀帝杨广那里，他的一系列昏招导致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崩盘和混乱。

那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选人用人方面犯下了致命错误，高颎、韩擒虎、贺若弼等治国理政的能人干才都被杀戮或排挤，官场没人敢说真话没人想干实事，只想着糊弄杨广谋取私利，生态一塌糊涂。重大决策出台时，大家都怕掉脑袋，没人反对没人提建议，朝堂上主观拍脑袋的决定到了下面要么水土不服要么执行变味。

这些在后来李世民时期将彻底改变，这也是隋亡唐兴的根本原因。

窦建德造反了，隋朝又多了一个厉害的掘墓人。

窦建德带领手下200多人投靠了在高鸡泊落寇的高士达。窦建德有个特点，就是打仗勇猛，与士兵同甘共苦，打仗所获物资全部分给下属，从不贪财恋权。

人品好讲义气，在当时隋末的创业者当中算是很突出的了。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窦建德手下就集聚了1万多人，创业略有小成。

但创业初期一般都是很艰难的，队伍人员素质和军械装备等方面肯定不及隋军。窦建德急需一场大胜来树立威信积聚人气。

616年大业十二年，涿洲市长（涿郡通守）郭绚率领1万多军队来剿匪。

高士达自知领导才能和军事才能不及窦建德，在高鸡泊面临生死考验之际，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窦建德。

窦建德也知道郭绚部队装备精良，硬拼估计拼不过，只能智取。他和高士达演了一出双簧。

窦建德让高士达守后方，自己带了7000余人去正面迎战郭绚，对外则宣称与高士达不合，准备投降郭绚。

高士达甚至还宣称抓住了窦建德妻子，并在军中公开处决，以儆效尤。

戏演得很逼真，郭绚相信了，准备接受窦建德的投诚，军队慢慢松懈下来而不做防备。

正当郭绚幻想着平定高鸡泊匪患朝廷的论功封赏时，窦建德突然发动袭击，郭绚军队大败。窦建德派人追了74公里将郭绚砍了头，献给高士达，窦建德威望大大提升。

此战也惊动了朝廷。隋朝接着派机关事务局的局长（太仆卿）杨义臣继续剿匪。杨义臣虽然任这个闲职，但在带兵打仗方面颇有建树，曾经随军灭亡吐谷浑、征讨辽东、攻打高丽，屡立战功。

窦建德对杨义臣很了解，跟高士达说：“据我了解，隋朝朝廷中，只有杨义臣是真正会打仗的。现在重兵过来，我们还是避避他的风头，拖他几个月，等到他们身心疲惫了再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可以取得重大胜利。”（《就唐书》：（窦建德对高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

窦建德也算是提出游击战术的鼻祖了。

但高士达却轻敌了，力主亲自带兵正面硬杠杨义臣大军，让窦建德守后方。

想想也是，前期窦建德大捷，多少有些让高士达嫌隙，虽说公司取得好得业绩很让人高兴，但自己才是公司老大，现在公司里人人都敬佩窦建德，如果自己没有点业绩，怎么来带队伍谋发展？

但情势不同，还是要辩证分析，毕竟杨义臣不是郭绚。

结果，正如窦建德所料，杨义臣部队在战场上战斗力很强，很快斩杀了高士达，高士达部队溃败。

这下，后方震动，农民起义军本来就理想信念不强，一见形势不妙，纷纷逃亡，窦建德没办法，也只能带着几百人逃亡了。

杨义臣也不追，以为高鸡泊匪患已定，几百人的窦建德已成不了气候。但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大势，隋朝畸形的治理体系和政治生态，已经让老百姓失去了信任和有尊严生活的期待，他们对这个王朝已经抛弃，哪怕是十恶不赦的严酷峻法都已经阻止不了他们造反的决心。

窦建德逃到饶阳（河北衡水），见县城没有设防，乘机攻占，在城里招兵买马，一下子又多了几千人。然后奇袭平原县（山东德州），为高士达及死难者举行大葬。大家一听窦建德如此重情义，纷纷前来投奔，部队人数又增加了几千人。这样来来回回，公司规模又变大了。

这时候的窦建德有着农民朴素的侠义情怀，也有着一般农民所不具有的政治敏锐。他知道公司要想进一步壮大，必须要有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否则走不出一般农民起义者烧杀掠夺及时行乐最后被消灭的宿命。

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必须要有众多的军事人才和管理人才，人才，是他此时最迫切的需求。

他颁布了一条军令，捕获的隋朝官员和读书人都不能杀死，要以礼相待，随才授官。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将造反者与俘虏者从对立面走向了合作，用现在的话讲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隋朝官员在遇到窦建德部队的攻打时，也不死守了，纷纷投诚，公司规模日益壮大，一下子超过了10万人。

618年，武德元年，窦建德建立了夏国，建都乐寿（河北献献），开始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