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所谓“倭寇”，实际上多为闽浙两省的海商，雇几个日本浪人，往来中日，武装走私。
这些“海上马车夫”是延续了两百年的海禁政策的产物。
明朝建国伊始，朱元璋也曾试图继承宋元时期的外贸政策，但由于商业知识匮乏，政府不仅无法通过贸易赚钱，还做一单赔一单。
细究之下不难发现，朱元璋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贸易精神，在重农轻商的他看来，那些海外商团都是外交使团，因仰慕中国文化所以前来朝贡。
因此，即便你单枪匹马来做生意，也必须伪装成外交使者，否则货物无法进入中国。
上岸后也不能自由买卖，只能把东西交给政府，当作贡品押往北京。
当然，天朝上国绝不占“化外之民”的便宜。皇帝得到“贡品”后会赏给“使者”大量金钱，远比他自己在市场上兜售赚的要多。
外商虽不理解这种古怪的贸易方式，但一来私下贸易遭到严禁，二来毕竟获利颇丰，便也入乡随俗，闷声发财。
这就给同属东亚文化圈、了解中方心态的日本以可乘之机。
日商呼朋引伴，纷纷冒充朝贡团前来揩油，且虚报贡品价格以获取高额赏赐。
明廷发现问题后，一方面大幅压价，另一方面禁止日本人频繁进贡，规定每十年一次，每次来船最多两艘。
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开始在沿海搞事情，终于促使明政府颁布禁海令，闭关锁国。问题是国境线好锁，人民群众发家致富的决心不好锁。
长江下游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地区，商业已经兴盛多年，纺织业高度发达，踹坊（布料加工）、染坊和布号遍地开花，“一户一织”的景象随处可见。
当然，江浙的重商风气古已有之，但之所以在明朝尤为突出，跟朱元璋的小心眼有关。
元末群雄割据时，吴越一带轻徭薄赋，政通人和，吴王张士诚深受百姓爱戴。后来张士诚兵败被捕，押往南京时上吊自杀。
朱元璋本就怨恨吴越百姓不及早归顺，张士诚宁死不屈的行为更是火上浇油。于是，明朝立国后，苏松嘉湖地区被报复性地课以重税，富家大族的土地更是惨遭罚没，变成官田。
政府雇人到官田上务农，收取的田租差不多要占产出的一半，比原先的田税高了好几倍。
朱元璋自以为得计，却不明白任何政策都是活的，一旦实施，就会进化变异，而制定它的人不管多么强势，总有龙驭上宾的一天。
根据哈佛大学宋怡明教授的研究，以严苛的户籍制为例，洪武九年（1376年），泉州近郊的颜朱两家被共同编入“正贴军户”（多个家族组成一个军户，出人当兵的那家叫“正军户”，出钱资助的其他家叫“贴军户”）。
明朝的常备军由两百万军户提供兵源，一户一丁，代代相因，好处是不纳粮或者少纳粮，然后保障民户在战争到来时不受征兵之扰。
至于坏处——谁当谁知道。
颜家作为正军户，派出年仅十四岁的颜应祖到南京服役，可没过多久这孩子就病故了。颜家的家长颜观田只好派另一名幼子接替，没想到此子入伍未久便当了逃兵，不知所终。颜观田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出丁。意识到“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他转变观念，派六个儿子里的老大应役。
洪武十四年（1381年），颜家长子被调往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戍守楚雄卫。从此，他再未回乡，于永乐八年（1410年）离世。
官吏第四次登门时颜观田已是风烛残年，却不得不继续择子顶补。而最后这位也是最悲催的，连驻地都没见着便在长途跋涉中病逝。
此后十多年，因书吏疏忽，颜朱军户未再派人当兵，直至朝廷为了填满缺额着手清理军伍，勾补逃兵。
考虑到戍地远离家乡可能导致新兵死于半道或逃之夭夭，一条人性化的政策出台：负有补伍之责的男丁若主动向官府“自首”，则可就近安排驻所。
于是，颜氏族人颜良兴站了出来，成功改编到泉州卫服役。
又过了十年，颜良兴死了，颜家再无适龄男丁，替补军役的责任转移到朱家头上。
此时，边防卫所缺兵，自首政策破产，朱家的新兵又要去云南丛林里的楚雄卫戍边了。
为让这个倒霉鬼恪尽职守，保卫祖国，颜朱两家给他凑了一大笔盘缠。而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朱家先后派出四名族人参军，每人都有丰厚的补偿，却接二连三地逃亡。
嘉靖六年（1527年），不胜其扰的颜朱两家开始寻求长远的解决方案。他们拟了一份写明“务要在伍身故”的合同，跟即将戍边的朱尚忠签订。
而作为终生服役的报偿，颜家独自承担朱尚忠的盘缠。
可惜，该方案还是未能毕其功于一役。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朱尚忠从云南归来，称自己已经六十多岁，打算退役。同时，他提出一笔新的交易，即朱尚忠的子孙后代永远承担颜朱军户的兵役，而作为交换，两家须定期向承役之人支付银两。
考虑到这个方案能一劳永逸地免除世代当兵的噩梦，新的合同很快签订。
此时，颜朱两家已是人丁兴旺的大族。合同规定，族中成年男子，皆须逐年缴款，组成一笔基金，定期汇给大兵。
二十五年后，朱尚忠的孙子返乡，抱怨酬劳太少，要求重修条款。颜家别无他法，只好提高按丁摊派的人头费。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颜氏族长颜魁槐呼吁族人放宽胸怀，提醒他们若朱尚忠的后人回来索取额外报酬，务必“处之以礼，待之以厚利，庶无后患”。
旷日持久的难题终于化解，而明朝的统治也行将崩解。
由此可见，违反人性的户籍制势必随时间的推移而扭曲，更何况维护这套烦琐严密的制度需要超强的执政力，朱元璋高估了接班人的能力和耐力。
当户籍制出现松动，苏松嘉湖地区不堪重负的地主与农民便索性放弃土地，跑到城里经商或务工，促进了江浙经济的大发展，也掀起一波城市化的浪潮。许多定期交易的集市发展成永久性的城镇，市民阶层与休闲文化日益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