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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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拔鹅毛,听鹅叫

早在正德元年(1506年),明朝君臣就因钱的问题大吵过一架。

彼时,太监崔杲被派往江南督造龙袍,以筹措经费为名向长芦盐场奏讨往年支剩的一万二千张盐引,遭到户部尚书韩文的拒绝,理由是两条祖制:

一、食盐专卖的收入必须用于边防军饷,不得移为他用;

二、内廷织造的费用向由内库承担,即便事急从权,由户部筹款,那也是专款专用,绝无挪用盐课之理。

正德皇帝朱厚照否定了韩文的意见,与群臣顶牛。谏疏连绵不绝,一致认为崔杲“假公售私,贪求无厌。利归于己,怨归于上”。

为打破僵局,内阁提出折中方案:一万二千引盐,一半拨给盐引,一半支付价银。

朱厚照不干,诘问为何不能全给盐引。内阁首辅刘健索性挑破潜规则:盐引多有夹带,有时一张甚至可以夹带数十引。长此以往,必致私盐热销,官盐衰颓。

此役虽以朱厚照的妥协而告终,但自力更生的他从此迷上了开“皇店”,让宦官在京师内外经营寺院、田庄甚至妓院。

不仅如此,朱厚照还扮作商人到皇店练习砍价,折腾累了就在长廊下稍事休息,焚膏继晷的程度堪比带货网红。

联想到朱元璋当年在“忆苦思甜”报告《御制皇陵碑记》里声泪俱下地说昔日祖父、父亲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席子一包就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观念也许早就写在朱家子孙的基因里,一旦掌权,整天担心没钱花。

到1596年,紫禁城失火,皇极殿(太和殿)、建极殿(保和殿)、中极殿(中和殿)、乾清宫和坤宁宫严重损毁,万历惊慌失措,结果便是手握皇令的太监倾巢而出,奔走于五湖四海,开矿征税。

所谓开矿,即风闻某地有矿,便强令富户或地方政府承包开采,摊派指标。至于能挖出多少,就不是矿监所关心的了,反正不达标你得自掏腰包补足;而征税,则是在原有钞关之外广设税卡,把走南闯北的行商吓得不敢出门。

矿监、税使专挑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割,指某人曰“彼有矿”,则其家立破;指某人曰“彼漏税”,则其橐(口袋)立罄。一番吸髓饮血下来,所经之处“贫富尽倾,农商交困”。

如此明索暗取,上缴给万历的却不过十分之一,剩下的钱全被宦官中饱私囊,乃至不少大太监家“金银珠宝堆积如山,玲珑异物充塞其门”。

搜刮无度的结果就是民变四起,连国际友人利玛窦都留意并记录了一场发生在临清的暴乱——由于冲击税监衙门并打死太监马堂的家奴,为首的商贩王朝佐被公开处斩。

临刑前,王朝佐神色不变。观者如潮,无不叹息泣下。

临清知府李士登在王朝佐死后亲赴王家,抚恤其母与其妻。不久,市民集资建立了祭祀王朝佐的祠堂。

两年后,声势更大的“织佣之变”于苏州爆发,破产织户和失业染工在丝贩葛成的率领下暴动三日,殴毙多名税官,提出罢税要求。

苏州经济富庶,与其他城市相比,税负向来不轻。

若在平时,倒也没什么,因为苏州不仅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丝织品加工业(如染色)也很发达,“凡有饮水处,皆闻织机声”。

然而,除少量官营织机外,大部分织机在寻常百姓家。这种家庭作坊的抗风险能力很差,利润不稳定,导致受其雇用的织工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织佣之变”的起因是太监孙隆就任苏州织造,奉命“带收税课”。

收税是官府的事,织造局作为央企,本职工作是替宫廷采办丝织品,却因万历的任性揽起了税官的活儿。

不久,苏州发生水灾,粮食和蚕丝同时减产,而为完成当年的敛财额度,孙隆不顾民生之艰,对织户加税,还派人到基层查税,以至于进出苏州城的一只鸡、一捆菜都得交税。

彼时,由于“榷网之设,密如秋荼”,外地商人已不来苏州采购。织户的产品卖不出去,只能停产,从而连带着染坊也没有生意,纷纷歇业。

在此背景下,孙隆还要加征,织户便只剩“杜门罢织”一条路可走了。

于是,苏州的织工和染工皆成无业游民,在葛成的振臂一呼下决定“杀棍逐孙”。

所谓“杀棍”,就是干掉帮孙隆查税的爪牙税棍,比如黄建节。

方起事时,葛成便撞见黄建节在其掌管的税卡敲诈一个卖瓜者。此人入城时已缴纳瓜税,卖掉瓜后在城内买了四升米,没想到出城时又被要求留下一升充当米税。

葛成手下的两千多名工人路见不平,群殴黄建节,将之打死。

随后,除孙隆在地方官的掩护下逃往杭州外,其所派出的收税恶霸均被葛成的队伍一一铲除。

事后,葛成投案自首,入狱时“哭泣送之者万人”,还被苏州知府朱燮元尊称为“葛贤”。

朱燮元有此反应并不奇怪。

在抗税者包围织造局的紧急时刻,孙隆曾要求朱燮元派兵镇压,结果遭到婉拒,还被他绵里藏针地教育了一通,说士兵是用来抵御外寇的,本官不能锄奸,以至于召乱,再发兵击之,就是错上加错了。而且众怒难犯,这么做何异于抱薪救火?

十年后,六十三岁的葛成遇赦出狱,被百姓冠以“葛将军”之名,画像挂满民宅,以求辟邪挡灾。

事实上,朝中反对矿税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以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和叶向高为代表。

但若论执行力,三者加起来也不如凤阳巡抚兼漕运总督李三才——此人打击税监陈增的操作堪称吊诡。

话说陈增盘剥民脂民膏的方法简单粗暴:令手下诬陷富户私藏违禁物品,然后破门而入,尽掠其财。

御史和地方官交章弹劾,万历一概不睬。

李三才按兵不动,暗中收买中书舍人(内阁文秘)程守训(陈增党羽)家一个受了酷刑的奴才,让他向陈增告密,说程守训不仅贪墨了四十万两税银,还私藏龙衣。

陈增出宫前只是御马监的一个六品奉御,没见过世面,一着急便去找李三才请教。

李三才建议他向皇上汇报,这样不仅可以撇清干系,表明忠心,还能显示自己大公无私,办事勤谨。

于是陈增向万历告发程守训,使其获罪,供出贪污税款之事。万历始知税监舞弊,触目惊心,对陈增的信任大打折扣。

而陈增的党羽目睹程守训的下场,心灰意冷,敛财的动力每况愈下,导致陈增进奉的税额减少,这进一步印证了万历的猜测:竖宦果然不干净。

即便如此,陈增依旧稳如泰山,继续肆恶。

由此可见,万历并不糊涂,反而明知故犯。

针对怨谤日腾、中外离心的局面,他曾多次下诏,承诺修好宫殿就停派太监。

最后的结果却是自踞炉火,恋恋不舍,何也?

厌恶东林自然是首要原因。这股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的清流是反对他立朱常洵为太子的中坚力量,并且不缺钱。

东林八君子之一高攀龙的爷爷当过县令,父亲是放高利贷的;顾宪成他爹作为一个小商人,虽因家里男丁多而手头不太宽裕,但祖上也是江南望族,社会关系很广。

有此饶益之家境,方能豪情万丈地喊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对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推崇备至,认为是“千古绝调”。在他看来,“义”与“利”相辅相成,并无高下之分,这一改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成见。

而且,论出旁人倒也罢了,可偏偏来自“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之口,时代风气不难想见。

其实,此前有个叫汪道昆的福建巡抚已替商人群体代言。

这位戏曲名家、抗倭名将曾说,古时儒优于商,可我的家乡却是商优于儒;求儒不得,就去经商,反之亦然。二者各有功用,各随所愿。

徽商出身的汪道昆与张居正以及文坛盟主、“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是铁哥们儿。汪道昆对二者的大力投资让他官至兵部侍郎,也使名满天下的王世贞公然将其与自己并称。

身份的界限越发模糊,追根溯源,首开风气者当属王阳明。

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撰写墓志铭,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应给予工、商与士、农同等的地位,甚至颠覆性地认为:诚信的商人比利欲熏心的士人更值得尊重。

观念是时代的产物。

建政之初,朱元璋颁布了史上最严户籍制,规定凡出门逾百里者,必须到官府办理“路引”,否则抓住即打八十棍,遣送原籍。若有人不知下落而邻居竟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同时,医生和占卜先生也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厌恶自由职业的朱元璋还不遗余力地打击“斜杠青年”,将全体国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和匠户等若干种类,代代世袭,不能转职。

即使你点错了技能,比如你爹是裁缝,那你就算天生没手,也必须子承父业。

这么搞看上去是因为朱元璋出身盲流,为防止流氓无产者在神州大地上东奔西走,复制他的成功经验,其实是锁死每种产品的供需关系,让全国人民都直接向他交租,使交易活动降到最低水平。

这套严格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好处,即对货币的需求量很小。

古代中国,银矿稀少,流通货币主要是铜钱。

可问题是铜矿也不丰富,故历史上的“灭佛运动”除因和尚不事生产,侵占民田外,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把佛像熔了制作铜币。

当然,短缺严重时政府也会发行铁钱,但由于其易于私铸,造假成风,所以始终未能撼动铜钱的地位。

货币紧缺,生产力却在发展,结果便是通货紧缩(商品供大于求,货币供给不足)。

“通缩”的周期里,东西会越来越便宜,甚至低于成本价。

那还生产它干吗?越卖越亏。

于是交易减少,百业萧条。

宋朝的应对之道是发行纸币“交子”,朱元璋照猫画虎,设计了一套“大明宝钞”,但因缺乏“准备金”的概念(有多少贵金属就发行多少纸钞),肆意滥发,故宝钞从面世之日起便开始贬值。

发行15年后,钞值贬到官方定价的四分之一。发行60年后更是贬值千倍,形同废纸。

户部经调查发现,即使有“禁止银铜流通”的祖制(朱元璋颁布)在,坊间交易还是只用碎银和铜钱,宝钞根本没人用。

虽如此,因祖宗之法不可违,明廷始终没有废除宝钞,即便它只剩下象征意义,沦为逢年过节皇帝赐予大臣的赠礼。

随着市场回归“铜银本位”,储量不足的老问题再次横亘到帝国面前。

幸好赶上大航海时代,日本在九州岛、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都发现规模超大的银矿(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直至19世纪才开采殆尽,鼎盛时白银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

时逢嘉靖年间,从赋税到军饷,从工程营建到政府采购,国家的财政收支几乎全靠白银完成,而银子的来源,即沿海的海上走私,官方文件里统称“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