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解武汉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书写武汉历史

第一节
近代以前的武汉三镇

距今18亿—2亿年前，武汉所在的中国中部，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扬子海。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汉阳锅顶山上发现了一种没有下巴的古生物化石，它被称为“汉阳鱼”。渐渐地，海洋随岁月流逝而退去。距今1.5亿—1亿年前，地壳运动造就了龟山、小龟山、蛇山等山峰，又经过距今约7 000万年前的地壳运动，如今武汉山川相缪、湖陆相间的地理格局正式形成。

1999年，在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山的长江之畔，汉南区环保局干部毛凑元捡到了一具头盖骨。经过专家考察和检验，该头盖骨属于一位生活在距今5万—1万年前的25~35岁的女性，她被命名为“汉阳人”，为晚期智人类型，与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年代相近。汉阳人头盖骨的发现，佐证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一事实。

《战国策·魏策》云：“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鄱阳湖与洞庭湖之间的江汉之地，在传说时代是“三苗”所居住的地方。尧舜禹时代，三苗曾不服尧禅让给舜，欲北上抗击。舜在晚年亲征三苗，本人也死于征途。禹后来征伐三苗，最终将其打败，把江汉地区纳入了夏王朝的版图。在那个洪水汤汤的时代，舜和禹都在江汉平原上留下了治水的传说。如今，荆州南纪门外，还存有相传禹“堵水”用的“息壤”，而禹疏江导汉，更使“江汉朝宗”的故事传诵至今，并在如今的汉阳地区留下了禹功矶、禹稷行宫、禹柏、禹碑等大量文化遗产。

让武汉能够真正称得上“城市”的，应该是距今约3 500年前的盘龙城（彩图1）。根据考古发现，盘龙城是一个集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早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盘龙城是长江流域最早的商代城邑，是武汉的城市之根。

西周时期，周成王在汉江流域分封了不少姬姓的侯国和伯国，称为“汉阳诸姬”，又在鄂西北的山区封楚人熊绎为子爵。大约150年后，熊渠将楚人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今天武汉的江南地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春秋时期，楚人的势力范围拓展到了如今的汉口、汉阳地区，也慢慢控制了整个江汉平原。两周时期，在如今武汉的周边地区，曾经存在过一批封国，留下了多个城市遗址。但当时的城市范围尚未发展到如今武汉中心城区的位置，城市的功能也以军事为主。武汉最早的城市建制，要到西汉时期才正式开始出现。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正式建立了郡县制度。在全国的36郡中，武汉属于南郡，其治所在江陵，即今天的荆州。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从南郡中析出江夏郡，包括湖北中东部与河南东南部的14个县。与今武汉相关的，是西陵县、邾县、沙羡县、鄂县4县。其中，沙羡县位于今武汉江夏区金口镇，其名得之甚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左右。沙羡县的设立也是武汉城内第一次设立县级行政机构，标志着武汉正式纳入了国家行政建制的序列。

武汉市中心区域的发展，始于汉末三国时期却月城（汉阳）和夏口城（武昌）的双城对峙。却月城位于今汉阳江汉桥一带，是当时的军事战略重地。从建安四年（199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江东孙氏与刘表为争夺却月城先后进行过三次战争，以孙权胜利告终。222年，孙权称王，将统治中心从湖北公安移到了鄂县（今鄂州），并将其改名为武昌，在黄鹄山上建造了夏口城。以夏口城和却月城（以及随后建造的鲁山城）为代表的双城并立的格局持续了1 000多年，直到明朝中后期汉口兴起，才为三镇鼎立之格局所取代。

夏口城在刘宋时期被改扩建为两重城垣的母子城——郢州城。其中的“子城”也就是内城，即原来的夏口城。南北朝时期，战事纷纭，夏口—郢州城因武而兴，也由武而衰。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建立了鄂州，治所在江夏县，城址则是原来的郢州城。到唐代，地方行政建制又有了新的变化，在长江的北岸与南岸分别设置了沔州和鄂州，两个区域性政治中心隔江而峙的局面完全形成。虽然终唐一代，鄂州的政治地位都不如南朝时重要，但作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中转码头，鄂州的造船业与航运业非常发达，鄂州也逐渐成为一个富庶的商业城市。安史之乱之后，鄂州重要的经济地位也带来了它政治地位的提升。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牛僧孺开始坐镇鄂州。在其任上，第一座以砖结构代替夯土结构的鄂州城完成修造。2019年，武昌城德胜门考古中发现了唐代城墙砖，极有可能是牛僧孺的鄂州城所留。除了修城，牛僧孺还向朝廷建议将鄂州、沔州合二为一——这是武汉地区历史上首次城市一体化规划，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唐末到五代，鄂州一直是农民军及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到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后周、南唐划江为界，后周在江北设置了汉阳军，江南的鄂州城则归南唐所有。

武昌城德胜门城墙发掘现场

据现场工作人员告知，此处为宋代城墙遗存，内含部分唐代城墙砖。

宋代的鄂州、汉阳军同属荆湖北路。南宋初年，岳飞镇守鄂州，曾驻扎7年之久，并以此为大本营进行北伐。无论是其“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还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遗憾，都将岳飞与鄂州城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除了军事方面的重要性，鄂州的经济地位也在宋代显著上升。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鄂州、汉阳的商业和水上运输业再次繁盛起来，不逊于钱塘（杭州）和建康（南京），成为长江流域的三大都会之一。

元朝灭南宋之后，建立了行省制度。湖北地区属于湖广行省，其行政中心就设置在鄂州。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路，后改为武昌府（又称武昌、上武昌）。位于今武汉市中心城区的“武昌”，正式定名，而原“武昌县”即今日的鄂州市，仍称武昌县，也被称为“下武昌”。元末农民起义中，武昌和汉阳成为天完红巾军和大汉政权的大本营。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以武昌为大汉政权的行政中心，他在鄱阳湖大战中战死后，也被运回安葬在了今武昌黄鹄矶头黄鹤楼附近。

打败陈友谅并赢得武昌和汉阳两座城的是明朝的创始人朱元璋。相传在他接受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之时，第六子朱桢出生，立即被他封为“楚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桢正式来到武昌就藩，不仅拱卫京师，而且巩固了明朝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在明朝初年的政治改革中，元代的湖广行省改为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都设置在了武昌。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设置湖广巡抚，明中晚期又设置湖广总督、总兵、提督等。武昌城内既有省级三司衙门，又有高于府县级的总督、巡抚衙门，还有武昌府、江夏县的官署，被称为“湖广会城”。汉阳地区则设汉阳府，下辖汉阳等县，设有府、县两级衙门。武昌城、汉阳城此时都重修了砖城，其中武昌城较大，设9门，以楚王府为核心，而汉阳城较小，设4门，两城隔长江天堑相对，以“武汉”并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汉江改道形成新的入江口，武汉三镇的第三座城市——汉口，慢慢展露雏形。

从双城到三镇，武汉的地理格局在明朝中后期正式形成。汉口形成之后，由于码头和商业的发展，城市里迅速形成了大片的商业区。万历年间（1573—1620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的唯一口岸，也是淮盐的集散地，居民人数随着商业和水上运输业的发展与日俱增。汉口的水患，来源于其北部浩渺的后湖。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通判袁焻主持在汉江北岸修筑十里长堤，上起硚口，下迄堤口，呈半月形环绕汉口市镇北部，该堤后被称为“袁公堤”（即今长堤街）。又引水入堤旁取土之壕沟，成为“玉带河”。袁公堤的修筑，增强了汉口市区抵御后湖洪水的能力，为汉口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到了清代，武昌仍然是省级行政中心，主要管理的地域范围则缩小至两湖地区。武昌地区设武昌府，汉阳地区设汉阳府，汉口在行政关系上属于汉阳县。在康乾盛世中，汉口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人口众多、商业兴盛、码头林立，被《大清一统志》称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汉口的淮盐、粮食及竹木业发展较好，出现了会馆、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和牙行、票号、当铺等商业组织。在开埠以前，汉口的商业及文化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繁盛的程度。

武昌城墙老照片（万学工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