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历史空间”中触摸城市

现代意义上的“武汉”从何而来？从地理格局上来说，武汉的“三镇鼎立”格局出现于汉水改道、汉口形成之后，其实不过500多年。在此之前，汉阳城与武昌（鄂州）城隔长江相望，双城并立的格局持续了千余年。临江而建的城池、屡毁履建的黄鹤楼、从江水中出现又终于并于两岸的沙洲和滚滚东逝的江水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强盛与衰落，也塑造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性格。

开埠通商、张之洞督鄂、辛亥首义，这是每个武汉研究者都绕不开的三个关键词，我们这本书也不例外。但是除了讲述这些，我们也试图关注一些细节，比如城市的设计、街道的尺度、建筑的风格、本土设计师的成长，还有一个又一个“历史空间”的故事。

20世纪初，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其中有不少设置在了旧式的礼仪空间之中，如湖北陆军军医学堂就设置在了昙华林左卫城隍庙。辛亥元勋万耀煌曾经回忆过这样的情境：“高家巷，有府城隍庙，正拟改作学堂，有一天城隍升天，武昌知府梁鼎芬……亲自拈香，恭恭敬敬地拜了四拜，行礼如仪后，梁命撤去香案，由16名大汉，将木雕城隍神像，抬到丹墀大堆干柴上面，举火焚烧，道士痛哭，如丧考妣。”虽然物质空间并没有剧烈的变革，但旧式礼仪空间内承载的文化意义已经截然不同。在武汉，这样拥有多个历史层次的空间其实并不少见。

一方面，标志性的历史空间从来不缺故事。以武昌蛇山南麓的阅马场为例，这一区域在明代是武昌内城——楚王府的所在地，明末农民起义时为张献忠部所焚，只余楚望台等历史地名。清康熙元年（1662年），这一区域被湖广巡抚刘兆麟辟为校场，“阅马场”之名也由此而来。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首克武昌后，曾在阅马场建高台宣传革命。1909年，湖北咨议局成立，选址阅马场北端。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其中首先攻占的，便是楚望台军械库。次日，湖北军政府即在湖北咨议局大楼内成立。其后，黎元洪仿效汉高祖刘邦拜韩信为将的故事，拜黄兴为将，举行隆重庆典，并在阅马场中央设置了拜将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一度成为了湖北省委及政府机关所在地。风云变幻，从封建王朝的地方统治中心到农民起义的宣传阵地，再到辛亥革命的革命中心和新中国地方政府的政治行政中心，阅马场这一拥有丰富层次的公共空间，是传统城市公共空间发展变化的典型。

另一方面，有意思的故事也模糊了空间。武昌的花园山一带，原是明初坐镇武昌的楚昭王朱桢的第五子朱孟炜的王府花园，清代时产权归刘氏家族所有，俗称“刘家花园”。光绪六年（1880年），明位笃主教想重建天主堂，但得不到当时官府的同意，于是令教徒出面，宣称“为民祈福，需建大王堂”，将花园山从刘氏手中买了过来。此后请江成德设计、监造主教公署，两年后建成。在建设过程中，“大王堂”的“大”和“王”分别被加上了一横、一点，就变成了“天主堂”。

风云变幻的历史，是这种空间交叠的创作者。例如，武汉在1927年短暂地成为首都，也再一次成为革命的中心。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居住在武昌都府堤的一栋中式建筑中，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及邓小平等人居住在前英租界湖南街的德林公寓，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军阀程汉卿的西式公馆内办公，其秘书长刘少奇则居住在街对面的一幢里分式建筑之中。距离它们并不远的地方，武汉国民政府设置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三楼，宋庆龄则居住在华俄道胜银行。中共五大会址位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内，“八七会议”则紧急召开于汉口英国人建的西式公寓。作为现代人，身处这样的“历史空间”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场所精神”也是多层次的、复杂的。

这种复杂性深深地吸引我，也是推动我开展“共享遗产”（Shared Built Heritage）研究的一个原因。我的武汉城市史研究受到罗威廉很深的影响。他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69—1885）》两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很喜欢他的视角、写法和运用材料的能力。我也希望能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地触摸这座城市，对武汉的“历史空间”展开分析。

本书虽然构思已久，但主要是写在2020年武汉“封城”的那段时间。那时的我们被封在武汉，除了担心这座城市和自己的命运，也急切地想要为这个城市留下一些记录。本书的另一位作者丁援是我的博士后指导老师。在囤菜、看新闻、盼春天到来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交流本书内容的细节。最终，武汉复苏，我们的书稿也经过不断的修改而确定下来——好像是向这座英雄的城市交出的笨拙而又坚定的答卷。

许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