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让历史发出响声
作为译者，能够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事情，而有幸与作家本人相识，并且保持多年联系，更是一种令人珍惜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最初读到格拉斯的作品，那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当代德语文学选读课本里有《铁皮鼓》的章节，也从文学史和作家词典里了解到格拉斯的生平和创作情况。1979年9月，格拉斯偕夫人访华，曾经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介绍了德国战后文学并且朗读了他的作品《比目鱼》部分章节。当时笔者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有幸第一次见到这位留着胡子的德国大作家，可惜的是，当时笔者根本就听不明白这部原本就极难读懂的作品，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凑热闹”的听众去为一个前来访问的外国作家捧场。格拉斯回国以后写了长篇散文《大脑产儿或者德国人正在死绝》。二十年后，笔者有机会亲耳听格拉斯和他的夫人回忆了这次访华中的一些趣事。
1987年，笔者在北京的《世界文学》杂志当德语文学编辑，当时编辑部决定当年重点介绍六位世界一流的作家，每一期杂志出一个作家专辑，他们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苏联作家安·沃兹涅先斯基，意大利作家意·卡尔维诺，保加利亚作家安·古利亚什基，美国作家弗·纳博科夫和联邦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格拉斯作为战后最著名的两位德国作家之一（另一位是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在中国虽然已经名气很大，尤其是由德国著名导演福尔克·施隆多尔夫根据小说改编并获奥斯卡最佳外语故事片奖的影片《铁皮鼓》在我国部分单位内部放映，引起知识界的较大反响，但作为作家，格拉斯的作品除了一两个短篇小说和从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中选译刊登了几千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作品被译成中文。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恐怕有以下两点：首先，格拉斯的作品素以艰深难懂著称，大量使用方言和俚语，历史背景比较复杂，因此理解和翻译的难度很大；其次，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铁皮鼓》和《猫与鼠》，内容较多涉及性。在很长时间里，在德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格拉斯曾经因为书中过多的性描写而被烙上“色情作家”的印记，1959年德国不来梅市政府恰恰就是因此而阻挠《铁皮鼓》获得已经由一个独立的评委会决定授予的不来梅文学奖，当时一些人还公开焚烧了格拉斯的作品。《猫与鼠》出版之后被指责有“淫乱”和“色情”的描写，最后作家和批评者只好对簿公堂，法院作出裁决禁止批评者继续发表有损格拉斯名誉的言论，1965年当格拉斯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时，也曾有人打出“将一万马克奖给艺术还是色情”的横幅，在颁奖的德国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外面表示抗议。因此，格拉斯只有在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世界文学》根据刊物的篇幅选定了格拉斯的大约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猫与鼠》，并在1987年初向外界发布了六个作家专辑的主要内容。编辑部先后约请了几位知名的德语翻译家，但却都因各种原因未能落实，一拖就到了年中，再确定不了译者，恐怕就连本年度最后一期都赶不上发稿了。《世界文学》当时的主编高莽和副主编李文俊等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大胆地选择我和友人石沿之这两个初出茅庐的翻译新手合作完成此任。我们俩临“危”受命，诚惶诚恐，经过三个多月的通力合作，终于按期完成了这项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的任务。“格拉斯专辑”终于在1987年第六期《世界文学》与读者见面，这是第一次用中文以较大篇幅对格拉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除了《猫与鼠》这篇小说之外，同时还发表了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的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当时，笔者正巧接待了联邦德国赴北京参加毕希纳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其中德国《当代戏剧》主编利什比特先生（Henning Rischbieter）与格拉斯很熟悉，听说笔者正在翻译《猫与鼠》之后，表示要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格拉斯。笔者借机请他向格拉斯转交了一封信，恳请他能够同意《世界文学》免费刊登《猫与鼠》，并且请他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不久，笔者收到格拉斯的回信，他写道：
“尊敬的蔡鸿君先生，非常感谢您的5月26日的来信。我想把下面的话写给我的中篇小说《猫与鼠》的中国读者：在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叙事性长篇小说《铁皮鼓》之后，我有兴趣写一本较为短小的书，即一部中篇小说。我之所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受到非常严格限制的体裁，是为了在接下去的一本书即长篇小说《狗年月》中重新遵循一个详细的史诗般的计划。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根据自己的认识，我在《猫与鼠》里叙述了学校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对学生的毒化、荒谬的英雄崇拜。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描绘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绝对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之多的兴趣。早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亡的猫与鼠的游戏。致以亲切的问候。您的君特·格拉斯（签名）。1987年6月18日于柏林弗里德瑙。”
这封信以“格拉斯致本刊读者”为题摘要发表在1987年第六期《世界文学》的最前面。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专辑”的装帧设计，多才多艺的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先生将格拉斯的照片、格拉斯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格拉斯的亲笔签名巧妙地拼剪叠印，组合成一张独特的黑白封面，封底选用了格拉斯本人设计的《猫与鼠》德文版的封面，封二和封三则是格拉斯的四幅与文学有关的绘画作品。
1990年，笔者来德国求学，在1995年4月25日，笔者在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开朗读新作《辽阔的原野》。当时，格拉斯由德国素有“文学教皇”之称的著名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引导走入会场，赖希－拉尼茨基作为主持人介绍了格拉斯的新作，并在格拉斯朗读《辽阔的原野》部分章节之后与听众一起报以热烈的掌声。两人后来又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为读者签名。朗读结束后，笔者递上一本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请他在上面签名。格拉斯立刻从封面认出这本当年曾经收到过的样书，并且回忆了他接到《猫与鼠》中文样书时的愉快心情。高莽先生装帧设计的“格拉斯专辑”封面，将作家的照片、绘画作品以及亲笔签名巧妙地拼剪叠印组合，当时高莽先生曾对格拉斯如何看待他的装帧设计有些担心，因为格拉斯本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画家、雕塑家、书籍装帧家。当笔者询问格拉斯如何评价装帧设计尤其是封面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很满意”，并请笔者转达对高莽先生的致意。顺便提一句，《辽阔的原野》刚刚出版，赖希－拉尼茨基就在《明镜》周刊发表了致格拉斯的公开信，认为《辽阔的原野》是“不成功的”，是“失败之作”，当期《明镜》封面是赖希－拉尼茨基气愤地将《辽阔的原野》撕成两半的照片。由此在德国文坛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一时间报刊上对《辽阔的原野》的评论文章铺天盖地，电台和电视台也制作了对当事人的采访报道节目。这一事件导致格拉斯公开宣布与赖希－拉尼茨基断绝了持续数十年的交往。
笔者以后虽然又曾几次见到过格拉斯， 但都是时间短暂、环境嘈杂。1999年3月底，笔者应出版格拉斯全部德文作品的施泰德尔（STEIDL）出版社之邀，到哥廷根参加格拉斯的新作《我的世纪》的翻译研讨会。为保证译者能准确将原著译成外文，格拉斯与他的出版社达成协议并且自《比目鱼》（1977）出版以来为每一本新著举办这种活动。在整整三个工作日里，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夫人乌特、《我的世纪》一书责任编辑弗里林豪斯、格拉斯的学术顾问和《格拉斯选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格拉斯全部著作出版事务负责人海尔梅斯、《我的世纪》一书历史顾问米舍尔，向来自丹麦、挪威、荷兰、芬兰、瑞典、西班牙、美国、伊朗、韩国、希腊、中国等十一个国家的十二位格拉斯作品的译者解答了翻译《我的世纪》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疑问。在举办翻译研讨会时，《我的世纪》尚未出版，当时已有十几个国家的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外文版的合同，好几家甚至计划和德文原版同步出版，绝大多数译者也是由各国的出版社资助赴会的。译者们大约在二月初得到了一份打印的长条清样，许多译者都是据此翻译初稿，然后再按照最后一稿的校样进行校对。翻译研讨会的第一天，参加者得到一份作者在此期间又作过许多修改的长条清样。在研讨会上，作家甚至还对个别地方字斟句酌，然后又作了一些改动，他的慎重和认真的态度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看见译者们在个别词句上犯愁的样子，他幽默地感慨道：“幸好我自己不当译者”，同时也坦诚地说：“我在写作时从来不考虑译者，因为那样将会使作品失去色彩。这种作者和译者的聚会就像是一种补偿。”对于一些非常具有德国地方特色的词句，作家鼓励大家“比较自由地翻译，选择各国的可以产生联想的词汇”，但是他在一些自己特有的语词的用法上则显得非常固执，甚至要求译者们做出选择：是愿意相信他还是相信《杜登词典》，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大家都更愿意信赖这位作家，而不是那位语言学家，因为我们知道，伟大的作家和传世的文学名著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语言的发展，事实上，格拉斯早期作品中的一些独特用法已经被收入新版的德语词典或者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用法。他结合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他本人与这些人和事的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还多次朗读了部分章节，七十多岁的老人朗读起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那些用方言朗读的，给译者们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早年学过石刻的格拉斯自称曾经当过“石匠”，用专业术语向大家讲解了书中提到的玄武岩和斑岩的区别，这个采了几十年蘑菇的“蘑菇专家”对蘑菇品种了如指掌，讲起各种各样蘑菇真是眉飞色舞，令人大开眼界。每天，七十二岁高龄的作家从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五点，除了午餐和短暂的休息之外，一直和我们这十多个比他年轻许多的译者在一起。作为一个名气很大的作家，格拉斯丝毫也没有名人的派头，对译者们表现出的尊重和理解，让大家尤其是几位初次认识作家的译者颇为感慨。晚上，他和夫人同我们一起晚餐，总是到午夜才散。席间，作家幽默、睿智的谈吐不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些译者，而且吸引了邻桌的客人，就连跑堂的几位小姐也忍不住驻足旁听，最后为我们每人免费送上一杯酒水以示感谢。参加过历次翻译研讨会的丹麦文译者佩尔·奥尔加德代表所有译者向作家和出版社表示感谢，现任哥本哈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奥尔加德先生本人也是作家，兼任国际笔会丹麦分会主席和嘉士伯基金会主席，他已经把格拉斯的几乎全部作品译成了丹麦文，并且曾经受到作者本人公开的感谢和赞扬（见《格拉斯选集·小品和讲演》第三卷，第449 页）。他的讲话是一篇按照《我的世纪》的风格写成的优美的散文，短短千把字，交代了这次翻译研讨会的由来以及进行过程中发生的给每个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巧妙地引用了书里的一些典故，含蓄地批评了德国文坛曾经出现过的将《辽阔的原野》一书“撕成两半”的往事，同时还很诙谐地把自己一家和格拉斯夫妇多年的交往拿来调侃了一番，引起在场者的阵阵掌声，也可能因为他是从一本像“中国的袖珍笔记本”似的薄薄的书讲起的，所以格拉斯当时就建议笔者将这篇“优美的散文”（格拉斯的原话）译成中文发表。
这次聚会自然也受到德国媒体的关注。1999年3月30日的《哥廷根日报》在头版版面提示栏目中以衬底粗体字《格拉斯——中文》提示读者阅读文艺版对这次活动的专题报道：“关于义和团起义，来自中国的蔡鸿君可以提供重要的细节，但是当君特·格拉斯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的世纪》里写到Mousse au chocolat（法式巧克力甜点）、Pflümli（李子酒）、Kalbsgeschnetzeltes（切成小块的小牛肉）时，这位中国人则需要得到欧洲同行们的帮助…… 每一位译者都必须克服不同的难题，欧洲的背景给来自韩国的金亨起带来了最大的困难 …… 而正在将该书译成加泰隆语的皮拉尔·艾斯特里希则认为最困难的是各种不同的方言。”德国电视三台以及全德性的报刊《时代》周报、《焦点》周刊、《明星》周刊等都作了报道，因为格拉斯正巧坐在笔者和韩国译者金亨起先生之间，因此我们两个译者也非常荣幸地多次登上了德国报刊。由高莽先生根据照片以传统中国画技法精心绘制的格拉斯肖像画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了不少译者留影。有位记者抓拍了一张作家站在这幅画像前回答提问的照片，后来被登在德国最大的时事周刊《明镜》上。高莽先生已经为近百位中外著名作家绘制了肖像画，绝大部分还有作家本人的题词。受高莽先生之托，笔者请格拉斯先生在画上题词，他略微迟疑后表示需要考虑一下。在翻译研讨会的第三天，格拉斯将《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我，替换了我的人”，题写在自己的肖像画上。告别的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同操一种语言同格拉斯夫妇话别祝福。短暂的相聚给我们每个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笔者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早在1996年6月，就将《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的中文简体字版权安排在漓江出版社。当时漓江出版社的社长是聂震宁先生，是他亲笔签下了这份版权合同，并且在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当年曾经获得媒体和读者的高度赞扬。
1998年下半年，笔者从施泰德尔出版社得知格拉斯即将出版新作的计划，1999年2月5日收到出版社寄来的长条校样，有幸成为读到这部新作的第一个中国读者。在3月下旬的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格拉斯首次朗读了《我的世纪》的部分章节。《我的世纪》正式销售的日期定于1999年7月21日，同时推出两种版本：即32开的文字版和16开的插图版，插图版中的一百幅配合故事内容的彩色水彩画全部由作者本人绘制，格拉斯年轻时曾立志以绘画为终生职业，上过艺术学院，他的版画、水彩画、雕塑作品均属专业水准，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文字版首版印了十万册，立刻成为德国文学类十大畅销书之一，在瑞典科学院宣布将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格拉斯之前就销售了近二十万册，这一消息发布之后，该书的销量飙升，曾经有好几周排名第一，以后徘徊在第三位或第四位，到年底为止销售量已经超过四十万册。《我的世纪》瑞典文本是在1999年10月出版的，在仅有八百多万人口的瑞典售出了一万六千册，这本书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均曾排名文学类畅销书榜第一位或第二位。《我的世纪》的插图版也很受欢迎，并且因出版社印刷能力的限制一度脱销。
《我的世纪》这本书，从体裁上来说，很难将其准确归类，作者本人称之为“故事集”， 从1900年到1999年每年一章，以“我”的口吻，或者通过当时的对话、书信、广播等形式，回顾或者记录了一百年来在德国发生过的或者与德国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情，涉及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体育各个领域，试图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现一幅二十世纪德国的全景图。
作者在翻译研讨会上对译者们说：“《我的世纪》这本书是否对读者要求过高？普通的德国人会有许多地方读不懂。这本书促使老年人回忆，也让年轻人从历史中有所得。我自己认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历史，后半部分是后果。这本书里有我自己的经历，也有对德国政治、历史、文化、技术、体育的直接或间接的思考。”的确，书中涉及德国的许多历史人物和真实事件，其背景之复杂大大超出普通读者的知识范围，尤其是因为作者有意在文中隐去了很多当事人的名字，德文原著里又没有任何注释，因此就连很多德国读者也很难完全读懂，对于外国读者，尤其是非欧洲国家的读者，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由于每章篇幅很短，文体各异，个别年份整章从头到尾几乎就是一句话，如果按习惯做法在正文中加注释，势必破坏叙述的连贯性，所以作者多次重申反对外文版在正文中加注释。因此，欧美的一些外文版本干脆放弃注释，亚洲的一些译者在征得作者的同意之后，借助各种资料，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各国的实际情况，选择了在正文之后增加注释的做法，这样，读者可以先读完正文，然后再通过参考注释增加对作品的理解。
在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和安排上，可以说，作者是煞费苦心的。他根据历史顾问米舍尔提供的资料，选择了他认为合适的历史事件并且加以仔细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没有一页没有研究过出处”，许多细节均以事实为据，不少人物还是作者本人熟悉的，即使在书中没有引用历史人物的原话，也都是根据他们的作品剪辑组合的。每章涉及的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该章标明的年份，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叙述编排，而是根据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提前或推后，或在一年里叙述前后相隔长达数十年的相似的事件，通过在叙述中提到的其他事件和有关人物，向读者作出提示，时间跨度虽然很大，但是在内容上却前后呼应，相互映衬，让历史自己“证明自己是反刍动物”，或者将一个历史时期分成几段，比如，通过瑞士某研究所的女工作人员在六十年代中期安排反战作家雷马克和美化战争的作家容格尔之间的一次见面，让这两个对战争持截然不同观点的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追述了从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战地记者回忆1962年2月的一次战友聚会，转述了这些前战地记者在1939年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各自当年所在的战场上目睹的重要事件，六十年代后半期，大学生们从要求进行高校制度改革发展成为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进而成为一次对联邦德国战后的文化思潮、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史称“大学生运动”，“六八年”成为这一运动的代名词，作者安排一个如今已经成为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的“激进的六八分子”，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一堂“风平浪静的讨论课”上，由讲课内容产生联想，反思了自己在1966年到1968年期间的迷惘和转折，这三组由好几章叙述一个历史时期的编排在书中显得十分独特。
格拉斯的作品，从语言上来说，即使是对于那些以德语作为母语的人也是很难读懂的，不仅遣词造句独具一格，而且往往是一个句子套着一个句子，在《我的世纪》里有些篇章甚至全章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连环套句，为了区别不同人物的身份和突出不同的时期，作者刻意选择了许多有时代特征的词汇和符合人物特点的语言，有些篇章则全部使用方言，个别单词即使是在词汇最全的德语词典里也查不到，幸好有作者本人的权威解释，否则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读过格拉斯德文原著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他的许多作品的第一句话往往看似简单但却很难翻译，有几部作品甚至可以把这一句话当成是全书中提纲挈领的句子，据格拉斯的学术顾问诺伊豪斯教授介绍，格拉斯几乎总是在整个作品完成之后才决定这部作品的第一句话。《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的德文是“Ich，ausgetauscht gegen mich， bin Jahr für Jahr dabeigewesen”。在哥廷根的翻译研讨会上，译者们首先就问到这句话，在听了作者的详细解释之后，大家相互介绍了拟用各自的母语翻译表达的方式。笔者经过反复推敲，在多种表达方式中间选择了现在的译法，老实说，笔者对这样翻译并不满意，但在交稿之前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译法。笔者敬请读者提供更好的译法，以便将来再版时修订，在此预先表示感谢。
在埋头翻译期间，笔者很高兴地在1999年9月30日14点左右从曾经多年经管格拉斯作品外国版权的德国友人哈特博士（Petra Hardt）打来的电话获悉，瑞典科学院在一个小时之前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颁奖的理由是，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他的《铁皮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瑞典科学院还称他的新作《我的世纪》是“按时间顺序伴随二十世纪的注释，并且对使人愚昧的狂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瑞典科学院每年通常都是在十月十日左右宣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一年却提前到了九月底。对此，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霍拉斯·恩格达尔（Horace Engdahl）先生说：“我们这一次很容易就作出了决定。”瑞典的评论家们强调，经过调整的评委会恰恰十分赞赏格拉斯“在德国战后历史不同时期不屈不挠的、时而也不受欢迎的政治热情”。得知这一消息，笔者当然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但是丝毫也不感到意外，格拉斯这位战后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名单上的热门人选，作为格拉斯部分中文译本的译者，笔者早就期待着这一天，并且确信肯定会有这一天。笔者立刻给施泰德尔出版社发去了贺信，同时给海峡两岸出版或即将出版格拉斯中文译本的漓江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以及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电或发函，当晚又给格拉斯本人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祝贺，并且吐露了我们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在哥廷根背着格拉斯私下押的一个宝：《我的世纪》的作者获得本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在四十年前以《铁皮鼓》一举成名现在又以《我的世纪》引起轰动的德国作家，终于如愿以偿。他在得知获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感到高兴和自豪。我不禁问自己，海因里希（即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会怎么说。我觉得他一定会表示同意。我一直在努力继承他的传统。”有趣的是，当年伯尔在得知获奖时曾经惊讶地问道：“为什么得奖的不是君特·格拉斯？”格拉斯还幽默地说：“这个奖对于我是一种很大的补偿。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是文学的尾灯，我愿意做这盏尾灯，同时感到很荣幸。”格拉斯决定将大约折合一百万美元的奖金注入他的三个基金会，用于奖掖青年德语作家和帮助贫困的儿童。
在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笔者又在1999年10月16日格拉斯七十二岁的生日活动上见到了他。德国金属工业工会、胡滕贝格图书协会以及施泰德尔出版社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决定联合为格拉斯举办一个生日晚会，同时也为格拉斯《我的世纪》绘画展揭幕。其间，格拉斯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因此这一生日晚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项颇为德国文学界关注的活动。笔者十分荣幸地受到了主办单位的邀请。这天晚上八点，在法兰克福的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大楼入口处大厅回廊的四壁上，挂着格拉斯为《我的世纪》绘制的一百幅水彩画，大约三百多名客人参加了这一活动。在主办单位负责人讲话之后，格拉斯朗读了《我的世纪》中1959年这一章节，四十年前的十月，格拉斯的处女作《铁皮鼓》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大获成功，他与妻子欣喜若狂，翩翩起舞。作家对获得多年期盼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欣喜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年逾花甲的老作家表示，他将继续写作，八十岁才退休。按照格拉斯的意愿，这个生日晚会力求简单，成为一个“公共食堂式的庆典”，主办者向客人们提供了几种三明治和几种普通的酒水饮料，小乐队奏乐助兴。著名锣鼓演奏家索默尔根据《铁皮鼓》一书创作演出了充满激情和欢乐的锣鼓，格拉斯登台朗读了几段诗文，索默尔分别用锣鼓和口技伴奏，将庆祝活动推向了最高潮。在记者采访、友人祝贺的人群中，笔者终于找到机会亲口向格拉斯表示生日和获奖的双重祝贺，并且表达了许多中国的文化机构邀请格拉斯在适当时候访问中国的意愿。格拉斯表示感谢并且很愿意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访华。生日晚会上，笔者和格拉斯夫人、格拉斯作品丹麦文译者奥尔加德教授夫妇以及德国几家出版格拉斯作品的出版社负责人坐在一起，大家都向格拉斯夫人敬酒表示祝贺，同时也纷纷互相碰杯分享喜悦。
1999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半，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举行诺贝尔奖发奖仪式，笔者从电视屏幕上目睹了整个仪式的实况转播。在莫扎特优美的乐曲声中，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为他们致颁奖词的学者分成两排在两位美丽少女的引导下登上舞台，并在左右两侧前排就座。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王后西尔维亚和莉莲公主坐在右侧，正中是讲台。诺贝尔基金会主席本恩特·萨缪尔森（Bengt Samuelsson） 先生首先致辞，他对充满发明和发现的二十世纪作了简短的回顾，这个世纪产生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也出现了盘尼西林、晶体管收音机、基因技术、互联网等新的成果，这些科学家和发明创造都和诺贝尔奖联系在了一起。然后，依次颁发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在颁发每一项奖之前，乐队都要演奏一段乐曲。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在整个颁奖仪式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在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霍拉斯·恩格达尔先生宣读颁奖词之前和瑞典国王颁奖之后，瑞典著名女高音玛莱娜·埃尔曼女士演唱了《费加罗的婚礼》的咏叹调。恩格达尔先生在为格拉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铁皮鼓》的发表标志着二十世纪德语长篇小说的再生……君特·格拉斯的贡献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像《铁皮鼓》这样的会说话的狂欢节，而且还包括他不是沉浸在重复这种成就的生活之中这一事实。他总是一再地将那些公认的批评家的标准抛在了身后，自己却在使人目瞪口呆的自由之中转向了新的计划……”在历数了格拉斯几乎全部重要作品之后，恩格达尔先生改用纯正流利的德语面对格拉斯（这时格拉斯起立）说道：“尊敬的君特·格拉斯！您对比例的感受为人类做出了贡献。您最新的一本书名叫《我的世纪》。您获得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证明了这样一个书名并不过分。在您的这支穿越过去的这个世纪的骑兵队伍里，您让您的恰恰是非常巨大的能力做了一些尝试，模仿了一些漫不经心的声音：所有这些声音都曾经被政治和技术的预言吸引并且迅速地变得愚昧无知，为那些伟大的对未来的设想所陶醉。漫不经心的核心是热情。我是把《我的世纪》作为对狂热的批评和对狂热的对立面的崇尚，即对回忆能力的崇尚，来阅读的。您的风格——各种不同声音的重复、准确表达和重叠——劝告我们，不要对过去和未来操之过急。您也证明了，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们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住如此之久。我想表示瑞典科学院的最热烈的祝贺。现在请您从国王陛下的手上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经过四个多月的伏案工作，终于完成了《我的世纪》的翻译任务。掩卷沉思，笔者心中充满了欣慰和感激。如果当初没有参加《我的世纪》一书的翻译研讨会，没有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夫人、弗里林豪斯先生、诺伊豪斯先生等人对疑难问题的解答，如果没有海尔梅斯女士和米舍尔先生提供的德文注释和德文年表等资料，翻译这本书的难度是笔者不能胜任的。在翻译过程中，笔者还得到了德国朋友米夏埃尔先生和安娅女士的许多帮助，尤其是知识面很宽、热心助人的米夏埃尔为笔者解决了翻译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能够按时完成《我的世纪》的翻译工作，笔者最要感谢的是妻子任庆莉，是她坚决支持笔者自费赴哥廷根参加翻译研讨会，当笔者从哥廷根打电话回家告知翻译决定的时候，她当即表示将在各方面给予最大的支持。笔者下决心为国内的出版社翻译这样一本难度相当大的书，的确是需要放弃很多的。当时中文版的版权转让还在洽谈之中，还没有一家出版社委托笔者翻译，我们生活在德国，我们俩创办的图书版权代理公司刚刚起步，笔者的博士论文也还没有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事务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以后几个月的翻译中，妻子的全力支持保证了翻译的进度，她不仅是译文的第一个读者，而且也是很会挑毛病的读者，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另外她还将笔者鬼画符似的有时连自己也认不出来的草稿，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了计算机。其实，岂止一本《我的世纪》，笔者在此之前翻译出版的十余本书，全部都是由她誊写或输入计算机的。这本中文版《我的世纪》也凝聚着她的很多心血。作为译者，我由衷地感激她。
因为本人德文水平有限，因此，虽然竭尽全力，但对原文的理解尤其是对作家故意采用的某些方言和古词的处理，仍然和原著存在一定差距。欢迎读过德文原著的读者不吝赐教。
中文版注释由译者添加，参考了由奥拉夫·米舍尔（Olaf Mischer）先生提供的《我的世纪》德文注释、达尼艾拉·赫梅斯（Daniela Hermes）女士提供的《我的世纪》德文年表、达尼艾拉·赫梅斯女士整理的“《我的世纪》作者-译者研讨会（1999.3.29—1999.3.31）纪要”。特此谨表谢意。
2000年4月10日 写于德国奥芬巴赫
2015年4月14日 修改于德国尼德多费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