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奇才奇事
第1章 博洛尼亚：初始
意大利中北部有一处重要的罗马温泉浴场——温泉小镇波雷塔，小镇外有一条省道，蜿蜒而入苍翠繁茂的亚平宁山脉。沿这条省道而建的一个个小村庄组成了卡普纳诺[2]。距博洛尼亚高速公路1英里（约1.61千米）的圣米歇尔教堂建于17世纪，在公路边的一片空地上崛然而起。一块注明日期为1930年的牌匾上介绍，这座教堂是著名的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的父亲，朱塞佩·马可尼的受洗之地。另一块1915年至1918年战争士兵牌匾纪念了三位逝去的马可尼，他们是众多阵亡士兵中的成员。
沿公路向前约1英里（约1.61千米）就是十字镇，它是由18世纪和19世纪的农舍建筑群组成的，当地人称其为波伽塔，或者小镇。如今多梅尼科·马可尼和特蕾莎·达利，即马可尼父亲的祖父母的旧居被修葺一新。尽管已经被分成4个独立的公寓，但这个建筑仍保留着大致原貌，尤其是房子后面的储藏间那扇风化了的木门，而那里可能曾是马可尼家接待访客的地方。从这座房子可以看到壮丽的自然风光，向南可以眺望托斯卡纳地区壮阔的亚平宁山景。
马可尼家族祖先的足迹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在多梅尼科之前，他们大部分是蒙塔纳里人，即山区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马可尼家族姓氏发源地格拉纳廖内和波雷塔腹地的卡普纳诺之间往来迁徙。早几代马可尼家族的人住在格拉纳廖内一栋16世纪的住宅里，后来，他们迁移到其他地方。1700年卡普纳诺的一次人口普查记录中出现了一位姓马可尼的寡妇和她的3个儿子，这是这一地区出现的马可尼族裔的最早记录。1788年多梅尼科就出生在这里，并最终在此地定居。
1817年8月28日，29岁的多梅尼科返回卡普纳诺，与卡斯泰卢乔附近一个村庄里实力雄厚的地主家的女儿，19岁的特蕾莎·达利达成婚约，成为这里的新居民。从此，马可尼的父系一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路攀升。这对夫妇很快就有了5个孩子，他们都出生在卡普纳诺十字镇，并在圣米歇尔教堂受洗：焦万·巴蒂斯塔、卡洛莉娜、朱塞佩（生于1823年7月5日）、阿尔坎杰罗和路易嘉。
多梅尼科设法在十字镇买了房子和附近的一些地。婚后不久，可能在达利的帮助下（或者至少是因为特蕾莎带来的丰厚的嫁妆），他的土地、资产开始扩增，同时他也开始按照当地古老的传统工艺制作麻布。他就在屋门外的空地上收集整理原材料，并率先在波雷塔周六集市上出售他的产品，之后还在托斯卡纳附近出售，后来他的产品被大范围配送到欧洲的批发商店和市场，直到里窝那的港口。在欧洲的大城市，波伦亚的帆布是很受欢迎的产品，按照今天的标准衡量，多梅尼科·马可尼很快就跻身富豪之列。
多梅尼科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会读和写。1820—1830年，因为想扩大经营，在当地获取大量的资产，他在大部分是文盲的当地人中越来越活跃，逐渐成为当地名人。那时在各种交易往来事务中被视为贵宾的多梅尼科，已经做好准备，要真正成为波雷塔地区资产阶级中的一员。
1831年11月，多梅尼科买下波雷塔最漂亮的住宅。这是位于镇内主广场马焦雷湖广场的一栋4层的有18个房间的住宅。他愿意为此付出天价，但是卖房人身处困境，同意他将自己在镇内拥有的一处马厩作为此处房产的一部分一起卖出。大致是在这段时期，他还在普拉多萨索（现被称为萨索马可尼）公社的蒙泰基亚罗买了一处产业。他那时就已成为附近3个地区：卡普纳诺、波雷塔和蒙泰基亚罗的富人。
多梅尼科两个稍大点的儿子焦万·巴蒂斯塔和朱塞佩在十几岁时就去博洛尼亚读书了，而稍小点的阿尔坎杰罗则入读神学院。身为马可尼这样的新兴富裕家庭的儿子，除了家族生意外，他们也只有两种职业出路：法律人士和神职人员。焦万·巴蒂斯塔成了一名律师，阿尔坎杰罗则成为牧师，但是朱塞佩从未停止学习。1848年的人口普查中，因为管理着家中的资产，朱塞佩的职业被列为地主，以收租营生。至于朱塞佩的两个女儿，卡洛莉娜和路易嘉的命运如何则无迹可寻，但就那个时代和环境而言，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博洛尼亚周围地区现在日益成为重要的商业交通区域中心，波雷塔的附属城镇以及像格拉纳廖内和卡普纳诺这样的村落也开始转变。19世纪30至40年代，传统的权力架构受到新兴群体，即从前的蒙塔纳里人，例如多梅尼科·马可尼的挑战。随着马可尼家族财富的持续增加，多梅尼科将自己的大本营转移到蒙泰基亚罗，开始在家中养蚕。1848年博洛尼亚教宗国独立战争和民主共和暴乱爆发时，马可尼家族敏锐地追随大势之趋，支持共和派。他们趁着局势动荡，在博洛尼亚以南9英里（约14.5千米）的蓬切西奥获得了贵族格里夫尼家族的大量房产。格里夫尼庄园具有重要意义，加上他们的其他资产，马可尼家族在这一地区变得举足轻重。
多梅尼科于1848年，即获得格里夫尼庄园不久后去世，他的3个儿子共同拥有这处房产。那时波雷塔的住宅一年中只有夏季温泉季才有人小住几月。其间，朱塞佩大部分时间在博洛尼亚，参与各种生意投资。他有一位熟人是银行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德·雷诺利，没多久朱塞佩就向雷诺利的小女儿裘丽娅求婚了。朱塞佩和裘丽娅·雷诺利于1855年1月结婚，同年10月他们的儿子路易吉出生了。1858年，年仅24岁的裘丽娅去世，留给她丈夫的不仅仅是丧妻之痛，还有抚养年幼孩子的重担。朱塞佩和妻子的家族亲友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事业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个家族的人脉关系。几年后，朱塞佩在雷诺利家遇到了年轻的爱尔兰女子安妮·詹姆森。安妮家族主要从韦克斯福德出口烧酒，与意大利银行家雷诺利有往来。安妮在博洛尼亚音乐学校学习美声唱法期间，拜托雷诺利多加关照。朱塞佩和安妮很快相爱，并且秘密筹备结婚。
19世纪50年代末，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复兴运动革命巨变的中心，复兴运动确立了现代意大利城邦。从中世纪时期开始的博洛尼亚的教宗势力在19世纪更迭频繁。1796年，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占领了博洛尼亚，其后的18年里，博洛尼亚这座城市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经历了巨变。1796年至1799年，超过40个宗教体系消失，他们的资产和土地被重新分配，受益的是新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然而，1815年7月，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博洛尼亚重新成为教宗势力的领地，并且很快成为政治运动和阴谋的大熔炉，这样的环境滋养了大量反对派秘密社团，吸引了城中许多大学生参与。博洛尼亚成为1831年和1848年欧洲政治动荡的一部分。1859年6月12日，教宗比约九世最终放弃对博洛尼亚的临时控权。其后不满一年，即1860年3月，博洛尼亚（实际上是艾米利亚·罗马涅的所有省份）加入维托里奥·努埃莱二世的自由君主立宪国王政体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朱塞佩·马可尼参与了政治活动，尽管他肯定受到了影响（他的大哥焦万·巴蒂斯塔为政府跑腿办事）。朱塞佩不属于城市自由主义精英，他更倾向于保守，对旧秩序更亲近，但是像他所在社会阶层的其他人那样，如果不能完全包容，那就务实地接受。在他遇到安妮·詹姆森时，博洛尼亚和意大利从很多方面对他而言已经面目全非。朱塞佩名义上是天主教徒，但身处意大利复兴运动氛围中，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反教权主义者，充其量是对宗教漠不关心。这对他和安妮的恋爱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詹姆森家族是虔诚的新教徒，并且安妮决定不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神父的教导。在安妮返回爱尔兰期间，两人开始秘密通信，到了1864年春，他们在法国波格格内见面，并于当年4月16日结婚。朱塞佩当年40岁，安妮24岁或25岁[3]。
他们的儿子将会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中成长，那是一个启蒙思想成为主流，科学和工业开始发展并小心翼翼地取代农业和优雅艺术。1865年11月22日，朱塞佩和安妮的第一个孩子阿方索在蓬切西奥出生。次年，马可尼一家搬回博洛尼亚，在接下来几年里，他们多次搬家，因为朱塞佩的多项生意投资都成功了，社会地位也日益提升。到了1871年，他们住在帕拉佐·阿尔伯盖蒂一处宫殿般的房子里（根据当地政府的人口普查记录，他们只是临时居住在那儿），并拥有3个随侍仆人：一名负责打扫卫生、一名厨师和一名养马饲养员。他们在博洛尼亚城中心附近频繁搬家，这在当时的城市资产阶级中是不多见的，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都在蓬切西奥。有人推测，朱塞佩一直因为觉得城市生活很不舒服而躁动不安，而安妮也喜爱乡村生活。有趣的是，夫妻两人似乎都对频繁的搬家毫不在意——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古列尔莫继承了他们这一特点。
在关于马可尼的正规文献著作里，朱塞佩被描述成一个沉默冷酷、严厉顽固的专制者，但是没有文献证据或者马可尼自己的证言证实这一点。马可尼的朋友，传记作者路易吉·索拉里引用马可尼的话说：“我的父亲表面上看起来脾气很坏，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生性快活的博洛尼亚人。”1897年，古列尔莫首次从英格兰凯旋回家，一家人一起拍了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的朱塞佩看起来像一名乡绅，悠闲地向后靠着，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和浅色高腰长裤，膝盖上放着一顶白毛毡帽。但是，古列尔莫看起来很糟，闷闷不乐，皱着眉头，像莫迪利亚尼人一样瘦长的脸上留着一小撮胡子，双手有意交叉叠放在身前，以显庄重。尽管儿子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父亲的生活趋于平静，但是家族权威脉络仍旧清晰。
马可尼后来渐渐对父亲数目可观的财富不屑一顾，对外更愿只说朱塞佩是“独立谋生”的人。格里夫尼庄园周围的土地广袤而多产，朱塞佩对此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辛勤经营。他还有很多其他生意收益，涉足的范围宽得惊人，最远拓展到伦敦。据一本账目记录（尽管他实际上不说英语），在19世纪60年代，查令十字街有一家餐厅兼音乐厅是由外来移民卡洛和乔瓦尼·加蒂兄弟俩经营的，而朱塞佩是他们的秘密合伙人。1869年，他到埃及参加苏伊士运河的开航仪式。朱塞佩被描绘成一个吝啬的人，但是他对任何预期要花的钱坚持要做精准的判断，如果他确信是个好投资，他是乐于投钱的。尽管马可尼对金钱的态度更功利，对钱财的数字积累不感兴趣，但他还是继承了父亲做生意的方法和理财方式。“你很看重钱财吗？”索拉里曾经问过他，他果断地回答“是！”“钱是一种计量单位，如果你不付出，你就不能衡量出你的工作成果有多大。”
安妮·芬威克·詹姆森比朱塞佩年轻许多，两人相差至少15岁或16岁。他们两人的背景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是安妮出身于一个更保守、稳定难变的家庭。她的祖父祖母双方家族都是苏格兰长老会的威士忌制造商。安德鲁·詹姆森1783年生于克拉克曼南，是克拉克曼南郡治安长约翰·詹姆森的第五个儿子。玛格丽特·海格是苏格兰最杰出的威士忌生产商约翰·海格的长女。詹姆森家有16个孩子，其中10个死里逃生长大成人。
在安德鲁·詹姆森还是个婴儿时，随家人搬到了都柏林，那时他的父亲对鲍大街一家新开的酒厂产生了兴趣。1805年，詹姆森一家接手了这家酒厂，并改了名字。最终，约翰·詹姆森父子每年生产的威士忌达到100万加仑（约454.61万升），存放在这个城市很多街道下方的大型地窖中。见证或是参与了詹姆森在都柏林传奇故事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荣耀约翰”，而詹姆森理所应当地成为世界最著名、最畅销的爱尔兰威士忌品牌富商。詹姆森的家训是Sine Metu（无所畏惧），据说起源于16世纪公海上的一段海盗大战史。直到今天，这个家训仍然印在每一瓶詹姆森威士忌酒的标签上。
约翰·詹姆森几个稍大点的儿子——小约翰、威廉姆和詹姆斯——在商业领域表现卓越，但是安德鲁的情况鲜为人知。他的名字未曾出现在任何公司传记中。就目前所知，大约在1815年前后，他在韦克斯福德郡定居，住在一个名叫达芙妮堡的庄园主宅邸中。1818年，在恩尼斯科西镇附近的费尔菲尔德一处锻造厂旧址上开了一家酒厂。
恩尼斯科西的斯莱尼河（或称“岩石群岛”）上有约1万居民，最早的居住历史可以回溯到6世纪，是爱尔兰国内连续有人居住的地区中历史最悠久的。2010年，该地区官方举办了1500周年纪念日。维尼格山俯瞰着整座城镇，它是1798年民族主义叛乱期间叛军的总部，他们曾建立短暂的韦克斯福德共和国。虽然恩尼斯科西只是1916年（爱尔兰共和派举行的反英）复活节起义中的一小部分，但意义重大。恩尼斯科西的居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19世纪和20世纪初，爱尔兰教派（英国国教徒）中一支有地位的少数教派控制着当地工业——至少有一个贵格会教徒家族，例如戴维西斯家族通过合伙生意和联姻与詹姆森家族团结在一起，并在马可尼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
1827年之前安德鲁的家庭状况也是模糊不清的。有记录显示，1810年在都柏林有一个名叫安德鲁的人和凯瑟琳·詹姆森结婚，并于1811年至1819年生育了6个孩子，但是并不清楚是否为同一个安德鲁·詹姆森，而且这些居住在韦克斯福德的姓詹姆森的人也无资料可查。（虽然达芙妮堡肯定足够大，住得下这些人，但为什么单身的安德鲁会在1815年买下这么大的房子？）然而，可以确定的是，1827年，来自“恩尼斯科西附近的莫纳特教区”的安德鲁·詹姆森与来自苏格兰珀斯的玛格丽特·米勒结婚。据他们的外孙女黛西·普莱斯考特说，安德鲁和玛格丽特是表亲。他们共育有4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安妮据说拥有非凡的音乐天赋。
除了家族故事和当地人的回忆外，我们对安妮早年生活的确切情况知之甚少。她或者她的3个姐姐何时出生或者受洗都没有记录——这可能是因为1922年爱尔兰内战期间，爱尔兰教派莫纳特郊区（费尔菲尔德所在地）的注册记录被毁掉了。抑或是因为当时的习俗，玛格丽特可能返回苏格兰的娘家生孩子去了。参考文献中安妮的出生日期从1837年到1843年都有。最接近可靠的来源是伦敦海格特公墓的葬礼登记，上面记录说她于1920年6月去世时已经81岁，所以她出生于1839年或1840年。因为19世纪爱尔兰人对祖先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并保留了大量的宗族信息资料，所以关于安德鲁和安妮·詹姆森的真实信息与记录之间的差距之大多少让人惊讶。
安德鲁在费尔菲尔德的酒厂一直经营到1840年，因为那一年戒酒改革运动领袖西奥博尔德·马修神父的到来而被迫停业。他后来从当地商人亚伯拉罕·格拉布·戴维斯那里租了一处房产。1850年，亚伯拉罕和安德鲁的大女儿结婚（他们的次子，亨利·詹姆森·戴维斯生于1854年，是19世纪90年代将马可尼引荐给伦敦金融和工程圈内人士的人）。19世纪50年代间，安德鲁将家搬到都柏林，并于1859年之前在那里离世。（1859年3月，伊莎贝拉·詹姆森嫁给他父亲住在费尔菲尔德时的邻居的儿子爱德华·库克曼时，《韦克斯福德独立报》上的结婚公告里称安德鲁已故。）安德鲁的第三个女儿，伊丽莎白（莉齐）嫁给一个名叫普莱斯考特的英国印度裔军官，而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意大利度过的，在意大利，普莱斯考特和马可尼家族来往密切。
虽然我们对安妮·詹姆森如何被抚育长大了解很少，但据描述，她是一个清秀标致的女孩，“有着极好的歌喉，很有主见”。安妮的父母曾替她拒绝来自伦敦科芬园的一份演出邀约，在她年满19岁不久就将她送到博洛尼亚——一个离恩尼斯科西很远的地方——的音乐学校学习。
安妮在博洛尼亚遇到了朱塞佩·马可尼，一个带着年幼孩子的鳏夫，“一个总而言之十恶不赦的，外国人”。家族传闻说这一对情侣沉溺于爱河之中，当安妮回家请求父母同意她嫁给朱塞佩时，却当场遭到反对。然而，两人坚持不放弃，私下通信往来使爱恋热度不减，直到他们有能力私奔。据历史学家芭芭拉·瓦罗蒂说，“固执是夫妇二人的共同特点，这一特征无疑传给了他们的次子，古列尔莫。”古列尔莫的长女戴格娜1962年曾出版了一本献给她父亲的饱含细腻情感的回忆录，书中评论道，她祖父母的爱情故事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全部写作元素。
安妮·詹姆森生于恩尼斯科西、珀斯还是都柏林？是生于1839年、1840年或者1843年？她遇到朱塞佩·马可尼时有多大？那时她的父亲还在世吗？到底她的父亲有多反对两人的结合？家谱学者、历史学家和家族后人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恩尼斯科西已没有詹姆森家族的人在了（尽管那里不缺库克曼和戴维西斯家族的人）。无论事实如何，这个故事多年来都被一讲再讲，并设定了一个浪漫、热情、果断的背景，成为他们的儿子古列尔莫非传统、非常规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前奏。这个故事中能确定的是：意大利波雷塔的马可尼家族和爱尔兰韦克斯福德的詹姆森家族联合产生的这种合伙人关系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关系，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家族团结一致，这是古列尔莫·马可尼取得非凡成就的众多原因中的关键之一。
* * *
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所知道的马可尼的早年生活都来自他自己的记录以及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到了1993年，一位意大利档案保管员吉奥瓦尼·帕奥里尼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在罗马法尔内西纳庄园地下室里偶然发现8个放在一起的、发了霉的文件盒，而20世纪30年代，法尔内西纳庄园是皇家学院（Reale Accademiad.Italia）在马可尼任校长时的总部所在地。这些盒子里装了几十封家信、家庭日常账目记录、剪报、照片以及马可尼童年时的成绩单和青少年时期的笔记本。这些文件和各色家具、画作以及法尔内西纳庄园的其他物品被一起放在雷诺河畔卡萨莱基奥附近小镇的一家古董商店中挂牌销售。1940年，新成立的古列尔莫·马可尼基金会得到了这些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文件被人遗放在法尔内西纳的地下室，直到帕奥里尼在50多年后寻找别的东西时被它们绊倒。
这些遗物以及其他一些文件资料显示，关于马可尼早年生活的大部分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史诗似的版本，说的是一个非同寻常、天赋异禀的天才克服了巨大困难；另一个是更乏味的版本，在这里有才智、决心，有对明智建议的关注，阶级特权和朴实无华相结合，福星高照的他取得了成功。马可尼本人甚至是助长这种模棱两可的两个版本个人传记的鼻祖，而这种模棱两可是为其利益服务的。
但是他的人生起点是确定的，没有多个版本。古列尔莫·马可尼于1874年4月25日在马雷斯卡尔基宫他父母家中出生。马雷斯卡尔基宫是17世纪巴洛克式宫殿，以华丽的壁画和贵重的艺术品装饰点缀，距博洛尼亚市中心的市政厅仅几步之遥。而朱塞佩到这时为止，仍然更喜欢格里夫尼庄园乡村式的典雅。在古列尔莫出生前几个月，他曾在马雷斯卡尔基租了一套设施完善的公寓，可能是为了安妮的孕期生活更安逸、放松。古列尔莫是在附近的圣彼得大教堂受洗的。
古列尔莫18个月大的时候，他们一家又回到格里夫尼庄园居住。格里夫尼庄园也是建于17世纪，坐落在蓬切西奥一个被波雷塔那公路环绕的小山顶上。1926年，一位意大利记者这样描述这个庄园，“它被当地其他民居环绕，空气清新、平静安详，有大家长管理着一家子，空间开阔有回声，绝对的宜居之地。花园里到处种着法国梧桐和榆树，庇荫着庄园的入口；相对的一侧有郁郁葱葱的松树守护着这一切，松林下方是开阔的谷地，火车在松林间的道路上鸣着汽笛欢快地驶过。”在马可尼青少年时期，这处产业包括一个马厩、一个谷仓、一座小教堂和一个大的乡间宅邸，楼上有一个大房间曾经用来养蚕。马可尼在这个房间里做试验，如今已参照1895年的原貌进行了重建[4]。
尽管朱塞佩自此以后的30年一直以格里夫尼庄园为家，但是安妮和她的两个儿子只是断断续续地在那小住，大多是在夏季。当古列尔莫2～3岁大时，安妮和儿子们搬到了英格兰东部的贝德福德。至今无人知晓她为何选择贝德福德（《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杨的出生地），尽管教育可能是其因素之一——阿方索当时11岁，人们认为贝德福德的教育体系很好。1876年至1880年，阿方索在贝德福德学校学习，马可尼后来曾写过自己在贝德福德一所私立学校接受2年初级教育的经历，当时他有5～6岁大。学校登记记录显示马可尼是1880年春季离开贝德福德返回意大利的。
朱塞佩显然打算随安妮和孩子们一起到英格兰去，至少有一部分时间陪伴左右。1877年，他第一次拜访爱尔兰的姻亲，宣布放弃自己的意大利公民身份，开始着手获得英国国籍。他如此执着地放弃意大利国籍的确切动机尚不明确，但是据说他对意大利政治日益自由化感到不安，并且长时间与家人分离也是件痛苦的事。孩子们的教育也一直是一个问题。安妮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天主教会开办的学校上学，但古列尔莫出生后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孩子们也像新教徒那样被抚养长大，因此没有证据证明朱塞佩完全反对意大利。
1880年4月朱塞佩提交了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但是因为不符合规定而被拒。贝德福德一位律师威廉姆·斯廷森受雇于朱塞佩一家，他的记录上说这次申请没能成功是因为英国内政部移民法则有一处变化。1881年4月，斯廷森在给安妮的信中写道：“我认为1880年4月申请肯定很困难，应该等2个月后，而不是遵照现有的法规先申请。”“如果马可尼先生经深思熟虑后想要重新申请，我很乐意静候通知为你们准备必要的文件。”那时，安妮和儿子们已经回到意大利，一家人的计划有变。
在黛西·普莱斯考特（安妮姐姐莉齐的女儿）珍贵的、又充满深情的回忆录中，她将马可尼描述成一个孩子。黛西稍长几岁，回忆起她的表弟古列尔莫5岁时的模样，说他是“一个穿着蓝色水手服的小男孩……引人注目的漂亮小男孩……额头上顶着淡棕色刘海，而那下面是一双睁得大大的，透着一股聪明机灵劲儿的深蓝色眼睛，充满疑惑地看着周围关于他的一切。他总会让我觉得，他就像艺术家挑选喜爱的模特，或者雕刻家为自己选凿子那样，他的个性就是要求每一个细节都很完美”。后来，一些记录间接从不同方面将小古列尔莫描述成机智灵敏、意志坚强、内省、孤独、沉默寡言的人，但是大多数、也是最常见的对他性格的描述是专注、遵守纪律和坚定。19世纪80年代中期，玛格丽塔·萨尔法季一家和马可尼一家在波雷塔度假，从此她成为马可尼一生的挚友（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她还是本尼托·墨索里尼的情妇）。她比马可尼小几岁，她回忆说，11岁大的古列尔莫将她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教她星座的名字。
马可尼成名后，尽管经常被人问及童年时光，但他很少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论自己的童年。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采访报道是一个例外：“童年于我最鲜活的记忆是我小心谨慎地不让任何人察觉我那无法抑制的、终有一天我会做出一些新鲜又伟大的事情的感觉。到了8岁或者10岁的时候，我更加确定自己的感觉，有些课程我不感兴趣，老师因为我不努力对我漠不关心时，我就拿这来安慰自己。”他最初的，也是最独具慧眼的传记作家，朱塞佩·佩西翁（也认识他本人）曾写道，儿童时期的马可尼表现出“一些神秘事物好像正在他头脑中涌动”的样子。
阿方索和古列尔莫都精通英语和意大利语，也会说博洛尼亚农村的当地土话。像很多幼时就在双语环境下长大，有两种母语的孩子们一样，古列尔莫逐渐可以流利地说两种语言，但有些轻微的、可察觉的缺陷。在英格兰，他的意大利裔仆人会和他说意大利语，尽管他的嗜好和特殊习惯已经很英国化，以至于在意大利，小马可尼会被嘲笑为I’inglesino（小英国佬）。19世纪90年代，马可尼已成为公众人物，英美媒体常常惊讶于他流利的英语，只是隐隐约约有一点“外国”口音（有时是爱尔兰口音）。马可尼与母亲和兄弟阿方索对话时既说英语也说意大利语，与詹姆森家族亲友们交流时用英语，和父亲以及意大利宗族亲友交谈时则用意大利语。
马可尼早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会有零星的缺口，并不完整，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无法专心投入到正统学校的学习中，并为此度过了一段颇为难熬的时光。马可尼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热情和创新力给后来教过他的每一位家庭教师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格里夫尼庄园图书室藏书丰富（至今依然如此），马可尼广泛阅读各类图书，从异教神话到库克船长南太平洋航行记，再到本杰明·富兰克林个人传记，这让人感觉他在“自学”，或者用历史学家芭芭拉·瓦罗蒂的词更精准——他在“自我引导”。当然，他所受的教育是超常规的。最主要的是，他的性情和专注力非同寻常，但又真挚、热切。到了10岁或11岁，他已经开始自己做试验，并且这件事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时间。
从1882年起，大约10年间，安妮和她的儿子们每年大部分时间首先是在佛罗伦萨，之后到里窝那，而那时朱塞佩则留在格里夫尼庄园。安妮觉得博洛尼亚的冬天很难熬。罗马林琴科学院的马可尼档案馆收藏了安妮写给朱塞佩的40多封信——信发自佛罗伦萨、里窝那和波雷塔——是目前关于整个家庭那些年情况的最完整的信息来源，包括他们多次搬家、经济问题以及孩子们的健康和教育。
这些信中最常出现的话题是小古列尔莫不堪一击的健康状况，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安妮在信中仍称呼他为il Bimbo（小宝贝）。古列尔莫小病不断（大多是感冒和胃病）。这些信也侧面反映出母亲对孩子过度溺爱。她一生都在宠爱着自己的孩子，即使马可尼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人物，结婚为人父。古列尔莫成年后与家人以及生意伙伴的通信也会不时地帮我们了解他的健康状况。路易吉·索拉里与他相识35年，彼此熟悉，他称马可尼是“健康的恶魔”。我们不能完全确认这些健康之忧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只是轻度的抑郁症或者更像是沮丧情绪的爆发，但是古列尔莫微妙脆弱的本性一定会使他的父母以及他本人产生很多焦虑感。
在佛罗伦萨时，马可尼主要在卡瓦列罗学院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坐落于一条狭窄的中世纪街道得勒泰尔梅路上，距离圣三一桥很近。起初，马可尼一家频繁搬家，最终在斯卡拉大街8号定居，这里离学校不远，靠近圣塔玛莉亚诺维拉火车站。索拉里比马可尼大1岁，碰巧在马可尼之前进入卡瓦列罗学院。他讲述了那天碰见马可尼和他的母亲一起到学校的情景。索拉里写道：“马可尼身材细长，柔弱，但是看起来严肃苛刻，不好相处，不像他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
另一个在马可尼家信中经常提及的是家庭经济状况。安妮每一项意料之外的花销都要去找朱塞佩，从小宝贝需要一把丝绸阳伞到他的脚长得太快，鞋子小了。19世纪80年代的佛罗伦萨对来自英国和美洲的外国移民来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目的地，当然物价不低。（1892年，马克·吐温和家人住在佛罗伦萨郊区塞蒂尼亚诺一个庄园里，他体会到了居住在佛罗伦萨的快乐。）1885年年中，马可尼一家从佛罗伦萨搬到里窝那，一部分是因为钱，很明显朱塞佩考虑到维持两个家庭的花销不小。（尽管那年他肯定很高兴自己的长子路易吉和一个富有的博洛尼亚家庭的女儿莱蒂齐亚·迈阿尼结婚了。）
1885年的某一天，安妮和孩子们搬到里窝那，这里距离佛罗伦萨只有60英里（约96.6千米），但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与佛罗伦萨是相距甚远的两个世界。里窝那是个相对年轻的城市，16世纪末建城，（至今仍）是第勒尼安海的一个主要港口。表面上看，这座城市与其周围的城市，例如庄严壮丽的比萨、卢卡以及佛罗伦萨相比平凡又无趣。但这是个离奇的地方，是一些有趣的历史轶事的起源地。正如我们所知，在中世纪末，这里成为包容的中心，对犹太人、新教徒和东正教希腊人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逃离宗教迫害的人来说是天堂。这里最有辨识度的地标是老港口一个17世纪的大理石雕像，名为“4个摩尔人”，描述的是斐迪南一世大公美第齐俯视着4个努力挣脱锁链的黑人。里窝那也是现代艺术家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的出生地（1884年），意大利共产党也诞生在此地（1921年）。
英语称里窝那为“莱格霍恩”。里窝那在马可尼所处的时代是英国中上阶层人夏季的度假胜地。安妮的姐姐莉齐·普莱斯考特会带着她的4个女儿到里窝那过冬，那时她的军官丈夫驻扎在印度。里窝那也是意大利海军学院的所在地。这所学院由当地议会成员，海军上将贝内德托·布林于1881年成立，他后来很快成为海军部长。里窝那是墨索里尼统治时期意大利通信部部长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出生地。这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在马可尼与意大利军政的关联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马可尼在里窝那度过的两段时光，即11岁到15岁（1885—1889年）和18岁到19岁（1892—1893年），从各方面讲对他人格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妮和她的儿子们去了位于里窝那市中心的瓦勒度教堂（Chiesa Valdese di Livorno），这很可能是图方便，因为安妮是英国国教教徒，而瓦勒度教堂在当地人看来是“英国教堂”。然而，这给马可尼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马可尼兄弟们的名字都出现在这个教堂的登记簿上。登记簿上记录着1892年古列尔莫通过考试，证明他有足够的知识和宗教信念，被接纳成为教派一员。他被确认为瓦勒度派教徒，尽管很少去教堂做礼拜，但他与教派之间的联系足以一直延续。他的儿子朱利奥生于1910年，由瓦勒度派牧师施洗礼。
在里窝那，马可尼第一次结交到非婚无血缘关系的朋友，意义重大，也是他发展的标志。1885年至1889年，他进入国家学院（Istituto Nazionale）学习。学校位于凯罗利大街，面对着加富尔广场。早期的学习逐渐激起他对物理和化学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一切与电有关的事物。尽管校主任真心觉得他是个好学生，安静、恪守学生本分，并且与同学相处融洽，但是马可尼还是没能完成学业。到夏季，一家人会回到格里夫尼庄园。马可尼回忆说“因为我似乎对机械、物理和化学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或者说能力”，父亲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博洛尼亚大学工程学毕业生来教他“那些通常在冬季上学的学校里学不到的物理学原理”。他的表妹黛西·普莱斯考特曾写道，马可尼总是搞些发明然后告诉她。“黛西，你要知道我脑子里有那么多点子”，但是，她补充说道，“他从不会谈论自己想发明什么”。
1891年，在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对科学有浓厚兴趣后，安妮安排马可尼去上一位高中物理老师温琴佐·罗萨的课。这位老师在里窝那尼科利尼高中有一个设备精良的实验室。据罗萨后来回忆，有一天早上，马可尼夫人带着她那个想学物理课程的儿子来了。“你想参加考试吗？你有不得不参加的竞赛吗？”罗萨问马可尼。“不”，年轻人这样回答：“我想学习科学。”罗萨愣住了，他从没见过发自内心主动想学习科学的人。他记忆中的古列尔莫是一个严肃、忧郁、不合群的人。马可尼后来在讲座、回忆录和采访中曾深情地提及并感谢罗萨对自己的影响。
古列尔莫也跟随一位青年家庭教师乔托·比扎瑞尼学习数学。乔托是他哥哥阿方索的同学，也是由阿方索引荐的。他们每天在比扎瑞尼的午餐时间见面。据比扎瑞尼回忆，马可尼对电气应用展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对科学专业化格外用心。
马可尼很快全身心投入到非正式学习中，在罗萨的鼓励下，他开始自己做各种实验。他在马可尼一家位于帕瑟吉奥大街的住宅屋顶架起了一个精巧的装置，将它钩挂在接收器里面，使它成为一个可用的电铃。后来成为海军候补军官的索拉里曾经讲过一个可能是编造的故事，但是确实生动有趣：“有一天我和同学从学院回来路过里窝那，我看到屋顶上垂下一些金属线，‘他们在屋顶上干什么呢？’，我问当地的朋友，他笑着回答说，‘那间屋子里住的古列尔莫·马可尼用空气中的电流让门铃响了起来’。”尽管这个故事将马可尼神化了，但是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可尼当时正在做的事情一定仅有极少数密友知道。当马可尼18岁时，他告诉自己的好友和家人他想发明一种改变世界的、革命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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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尼在里窝那对电气实验养成了一种专注的，近乎执迷不悟的兴趣（或者说得豪迈一点，“热情”），这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时间，那些青春期少年通常会做的事情他几乎都没参与过。唯一的例外是钢琴，他妈妈教他弹钢琴（而他一生中每到压力大、感觉紧张的时候都会弹钢琴放松）。另一个让他产生极大热情的是大海。意大利马可尼档案室里最早的往来通信档案中有一个是安妮写的英文便签，寥寥数语：“亲爱的宝贝，和阿方索4点钟回家前不要去洗澡，也不要在海水里待太久，因为5点钟你要上课。爱你的妈妈[5]。”古列尔莫经常和哥哥以及一些朋友驾驶小帆船从里窝那港口出海。他很喜欢大海，因为大海可以让他全神贯注地思考他的研究，远离城市的喧闹和其他人莽撞的好奇心。
1892年，18岁的古列尔莫告诉黛西·普莱斯考特，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在“我的电学”中继续满足自己的兴趣。他订阅了一份意大利语期刊《电流》——一本致力于普及电学领域科学知识的周刊，但是他对自己想做什么仍没有清晰的想法。有记录显示他经常订购一些专业设备，对杂志中描述的实验进行复制或者提升。他那时打算参加一个旨在开发新型蓄电池的国际竞赛。他还用电动发动机（当时也是一个很新的发明）做过实验。他的父亲为他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事实上，马可尼大家族的成员们为他提供了直接的、坚定的支持和鼓励——包括他的父亲。他父亲最初关心的是他的小儿子不接受正统教育会如何，或者谋一个更可靠的职业，例如海军，而不是不顾一切地抵押他的未来，但到最后他也想明白了。黛西·普莱斯考特是这样描写马可尼的父亲的：“因为实在无法知晓他的儿子到底要做什么，他对儿子取得的发明进步是极力反对的；但是一旦他清楚地看到发明出来的实物，他就很高兴，并且尽最大的可能去帮助他。”同时，安妮“总是这男孩的得力助手”，从童年到成年，始终将心思放在他身上。马可尼去世前曾写道：“我所取得的成就比不上母亲给予我的鼓励和灵感。”因此，安妮的支持是基础，她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生意人脉对她儿子的成功至关重要。文件记录显示，朱塞佩也以多种方式为古列尔莫的野心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为他在博洛尼亚的人脉圈中寻找帮助。马可尼曾因外界对父亲的错误揣测而愤怒，1903年他告诉《意大利新闻报》：“（父亲）他不仅没有反对我继续努力，相反他鼓励我，为我的实验付出了那么多……他是不由自主地用各种途径对我进行鼓励。”他总是觉得那些说他父亲对自己工作有所妨碍的人“不知为何这样……作为一个小心谨慎的商人，他最初并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我母亲也一样，但是他没做任何不利于我工作的事情。”1937年，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一位自称传记作家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一封大概那个时候（1892年，译注）写给哥哥阿方索的信中，马可尼说他自己正在查询如何才能获得物理学大学文凭，但是不确定自己在没有进一步接受私人课程指导的情况下能否通过入学考试。“今年夏天（1892年）我需要请一个有能力的老师到格里夫尼教我，为这些考试做准备。找这么一个大学生可能不难。”他在信中也向阿方索报告了自己最新成功的实验——“我敢肯定我最后组装的机器具有工业化优势”——这说明马可尼很早就确信追求研究成果的商业价值的重要性。
信中还提及另一位对马可尼最初这些年快速成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奥古斯托·里吉。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当年碰巧到马可尼所在的地区避暑，是由一些普通朋友引荐给马可尼一家的。里吉住在萨比由诺，直线距离格里夫尼庄园1英里多点，但是要穿过里诺河，所以绕行走弯曲的山路需要几小时才能到达。马可尼可能骑着由格里夫尼庄园的园丁安东尼奥·马尔基牵着的驴专程到里吉的别墅看他，大字不识的安东尼奥会在途中讲故事打发时间。
马可尼骑驴拜师的故事可以与亚伯拉罕·林肯秉烛学习的故事相媲美，马可尼后来自称这“只是虚构的”。但里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即便他对马可尼的教育起到多大作用只是围绕马可尼发展之路的一个小小的争议之一。里吉更像是一位偶遇的良师益友，为马可尼提供一些基本的职业发展建议，让他在博洛尼亚大学更便利地使用实验室，争取图书馆借阅特权。是里吉建议马可尼关注一下正规大学的学位课程，里吉也会聆听马可尼向自己描述正在做的实验，并且确信这些实验可以实现商业应用。此外，里吉允许马可尼旁听自己的几堂课，观察与他自己的研究相关的示范实验。1892年至1895年，马可尼和他在这段重要的事业形成期所做的工作在里吉面前一定是没有秘密的。
1893年，马可尼回到格里夫尼常住，大概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的电磁波生成与传播的实验报告。1888年，当赫兹公开发表实验结果时，他的突破性发现令全世界兴奋不已，但是那时还没有人想到将此发现进行实际应用。里吉曾亲自用所谓的赫兹波做过试验，他可能是将此物理现象介绍给马可尼的人，并且马可尼在现场见证了里吉的试验。然而，里吉主要是理论家，也从未宣称自己是马可尼的导师——虽然外界经常如此刻画他。
意大利研究学者默里奇奥·毕加齐在研究了林赛档案中的购物收据后猜测，马可尼在1893年11月，即他们一家从里窝那返回博洛尼亚不久后就已经开始他的电磁波初次实验。马可尼笔记本上的符号表明他已经熟练掌握了莫尔斯电码[6]。十有八九是因为他很快从《电流》杂志中读到了赫兹以及那些与自己想法相关的文章（包括里吉和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因为大概就在那段时间，这本杂志开始刊登电磁波的研究报告。历史学家芭芭拉·瓦罗蒂指出，1893年10月那一期杂志中有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天空中的缓慢振动使我们想象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没有水下电缆，也没有任何造价高昂的装置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无线电报通信。”马可尼的曾孙弗朗西斯科·帕尔斯科本人也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研究者，他提出这可能是马可尼第一次“碰到独特的无线电通信概念”——一个他一直否定的概念。其实，那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以任何方式提议将赫兹的研究成果与可识别信号通信联系在一起。正如里吉后来意识到的（见第3章），这是马可尼的创意，并且他是第一个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
看到赫兹实验的相关报道后不久，马可尼就一直在思考进一步利用这个经赫兹证明的原理的可能性，特别是电磁波可以用作通信媒介的可能性。马可尼当时思考的是“无线电报”——莫尔斯电码不经过电线发报可以扩展目前电报信号的实际应用范围。电报的实际应用价值毋庸置疑，马可尼最初的贡献是联想到用赫兹波可以消除对架线基础设施建造的需求。这不仅极大地降低了电子通信的成本，还可以在无法架设电线、电线被切断或者仅仅是没有连接电线可能的地区（例如海上船只）之间实现电子通信。马可尼不是第一个用赫兹电磁波做试验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尝试不通过电线发送电报信号的人，但是通过将两者有机地结合，他成为第一个有效利用现在称之为通信用无线电频谱的人。
1894年或1895年夏季——马可尼后来几乎交替使用这两个时间——他与比自己大很多的半个兄长路易吉（又称吉基诺）一起出发前往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中名叫安多尔诺的地方，与那里的其他家族成员会合。正如他给黛西·普莱斯考特的信中所写，他计划在那里停留1周后返回博洛尼亚，中途停留在米兰时“买一些我做实验需要用的电气设备”。马可尼始终认为正是这次旅行让他瞬间洞悉了自己的内心，并开始了自己的毕生事业。1894年对我们这个故事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年洛奇公开操作了证据充分的实验（见第3章）。然而，关于马可尼顿悟的确切时间仍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马可尼自己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对当时的情形进行了描述，其中一个充满诗意：
1894年夏，从欧罗帕高山凝视比耶拉周围的田园风光，一个想法突然闯进我的脑海，人类可以从太空中获取能量、新的资源和新的通信方式。用毫无阻碍的太空之路传播人类所思所想，从那以后便深深迷住了我。它们是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会成为新的成就造福人类。
这段话出现在具有权威性的1974年《马可尼家族史传》的意大利文原版及英文译文版中。然而，这段话原引的文件，即一封手写的信中重复了1918年《海空航线》期刊中出现的问题，马可尼准确无误地写道“Nell’estate del 1895（1895年夏）……”这一时间也是1896年12月27日马可尼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向罗马日报《论坛报》提供的时间，那时他对这件事大概还记忆犹新。
这是马可尼神话的核心元素之一——“这个想法闯入我的脑海……”——要验证这个日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利用它的表面价值，或者忽略它。这段时间里马可尼到底读到了什么无法确认。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可尼通过阅读《电流》杂志上的实验描述了解了赫兹。马可尼自己也说过，他是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出版物中”读到了赫兹的实验报告。然而，他可能也看过洛奇的讲座报告，还有1894年6月1日在伦敦皇家学院的赫兹波演示，两家英语期刊《自然》和《电气技师》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当然，马可尼读得懂英文。他也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在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曾看到过关于那些与自己的结论非常相近的学者，例如洛奇、俄罗斯物理学家亚历山大·波波夫的出版物。
无论马可尼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对未来影响重大的“想法”，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些有名望的学者中有谁与他有相同的想法，并且已经采取行动推进这个想法的实现。1937年马可尼去世前不久，在给他的第一位美国传记作家奥林·邓拉普的备忘录中最后一次相当详尽地记录了自己获得灵感启示之后所做的事：
注意，在这段文字里，马可尼说他的阿尔卑斯突发奇想发生在1894年，而枪声实验则在1895年春。其他一些原始资料，包括博洛尼亚马可尼基金会的研究员们说这次实验可能是在1895年11月或12月底完成的。马可尼在这份1937年备忘录中也写道：“我在阿尔卑斯山区期间有了一个想法，即使没有电线，不是只有信号，真实的文字和人的声音也能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他唯一一次就此发出声明——在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他正努力确立他作为“无线电信息发送接收”发明者的地位，而不仅仅是“无线电”。格里夫尼实验一个更可信的版本来自马可尼的法庭证言，那是1913年一起发生在美国的专利诉讼，在宣誓后他作了如下陈述：
但这是在1895年夏季，而非1894年。
无论这个科学发现发生在1894年还是1895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几乎所有马可尼的传记作家们都重复过的标准讲述：马可尼一家写信给意大利邮政与电报部，要将这项发明提供给政府，在未收到任何回应后，他们决定带着这项发明去英格兰。但是，没有文献证据证明马可尼一家在安妮和古列尔莫1896年2月出发去英格兰之前确实联系了意大利政府，尽管他们都认为确实这么做了。1903年，一位记者曾问过马可尼是否意大利政府真的从一开始就拒绝支持他，马可尼的回应原话为：“不对，我什么也没问，他们也没拒绝我。”研究表明，马可尼本人的这个公开声明仅有这一次，1923年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那次当然是出于政治目的。[7]这个故事成为法西斯夸大其词的一部分，马可尼和墨索里尼专制政府都曾以此作为指责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最初10年间意大利自由政府不称职，缺乏爱国心的证据。
另一方面，似乎家庭内部经过多次讨论，并咨询了他们在英国的亲友后决定由安妮和古列尔莫去英格兰碰碰运气，在那里与詹姆森在生意上有来往的人正好可以帮助他们。马可尼1913年曾记述了这次英国之行的由来，这是他本人对此最清晰的解释：“我母亲在英格兰的亲属建议我来英格兰，因为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拥有超大舰队、辽阔的海岸线以及巨型轮船带来的商业利益，所以我的发明更容易在那里找到买主。”但是，他还补充说，自己通过马可尼家族一位“特别的朋友”安尼巴莱·费列罗上将（此人后来成为意大利驻伦敦大使）向意大利政府告知过自己的发明。
马可尼1913年的证词表明，在决定去英国之前，马可尼家族并未联系过任何政府官员，而且联系政府官员的目的只是为了通知政府，并不是要将这项发明有偿提供给他们。无独有偶，费列罗1895年2月被派往英国之前，单就职业来讲他是一名测量技师，曾经在博洛尼亚地区的军事部门担任指挥官，在当地很有名。马可尼家的另一个朋友，他们的医师加尔迪尼代表他们秘密地给费列罗写信。据说费列罗回信告诉年轻的马可尼应该利用意大利政府赋予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在每个地方都申请专利，而且要在他的重要发明秘密被公布之前就这样做。
这才是马可尼真正做的，费列罗后来的建议进一步劝阻马可尼不要对意大利政府抱有太多信任。这个故事的标准版本后来赚了很多钱，原因之一是它与统治者的意见相符（也是由马可尼本人推进的），20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广泛流传，它描述的是在法西斯主义掌权之前的意大利政府没有足够的活力去利用一些机遇，例如马可尼向他们提供的这个。这一观点与马可尼本人与意大利政府打交道时的很多体会都一致——而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非常擅于确定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只要他觉得对自身有利——在他自己对事件的解释中，他总是谨慎留意不去触怒任何潜在的支持力量或有用的、可以促进自己成长的一切。
戴格娜·马可尼曾在文章中说，她的父亲对发明之外的事情仍是“想法简单的”，但是到英格兰申请专利标志着他已走出童年。还有几个月就到22岁生日时，马可尼开始的这次行动就是想法简单的，他要到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集结一整套法律、金融、企业经营和政治工具推进自己的目标。在伦敦，“每一个见到他的人无一例外地惊讶于他的年轻，但没有人小瞧他”。
当马可尼前往英格兰时，他很清楚自己正在努力创造历史。他对技术、历史了解颇多，也明白在过去技术是如何被庞大势力控制、培养以及利用的。在继续讲述他个人故事之前理清这段历史很重要。而且，也因为马可尼正要投入到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试图接近权势，因此去看看那些在马可尼所处的科学领域取得或者正在取得巨大进步的人也是很重要的。要了解马可尼的影响和力量，必须着眼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这个环境在他1896年前往英格兰时已经完全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