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香港导演吴宇森2008年执导的电影《赤壁》的片头，从迷漫的雾气中出现一柄生锈的宝剑，伴随着片头字幕的播放，铁锈渐渐消失，直至再次焕然一新。当烟雾散去，我们也被带回到昔日的历史时刻。

对于熟悉欧美电影传统的观众来说，剑与雾的视觉符号营造出来的“中世纪氛围”不容错认，比如以亚瑟王传奇为题材的影片《神剑》（198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对一件兵器的磨洗与除锈，作为一个凝聚着怀旧情绪的纪念性行为，却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想到唐代诗人杜牧（803—852）的名作《赤壁》，这首诗就隐含在吴宇森同名电影开端的视觉速记中：

折戟沈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一战，周瑜（175—210）借助一阵及时的东风，用火船大败曹操（155—220）的水军。二乔姊妹是传奇性的美人，分别是孙策与周瑜的妻子。六百年后的诗人在赤壁古战场发现一支折断的铁戟，开始想象另一种历史可能：如果周瑜打败了，又该会如何呢？大乔小乔会被俘虏，被曹操带回北方，住进邺城的铜雀台。在那里，根据曹操的遗令，他的姬妾伎人在他去世之后都要永远住在台上。

诗人磨洗武器，就像出征之前的将士一样；但他不是要上战场厮杀，而是为了辨认历史的遗迹。战争与暴力转化为赤壁之战的另一种结局以及这一结局所指向的未来，转化为发生在想象中的丧失与憔悴，转化为欲望的压抑。东风是经常和春天联系在一起的，公元208年冬天刮起的那阵不合季节的东风标志着历史的偶然性。东风在诗的最后一句中含蓄地回归：诗人想象那些被封闭在铜雀台上的美人，而铜雀台在曹操死后则逐渐荒芜于被春风催生的草木。

杜牧的诗，以其具有煽动性的历史思考，第一次结合了东汉末年由两个不同空间地点所体现的方面；这两个地点，就是赤壁和铜雀台。它们分别代表着一个独特的传统。就像这首诗一样，本书把这两个传统带到一起，展示它们如何互相纠缠，不能分开对待。

建安（196—220）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曹操之子曹丕（187—226）于220年称帝代汉之后不久，蜀主刘备（161—223）和吴主孙权（182—252）也相继称帝。换言之，严格地说曹丕建魏才是“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随着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氏代魏立晋和280年晋灭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瓦解。不过，在中国的文化想象中，三国时代通常被视为始于东汉末年的群雄四起，特别是以公元3世纪初二十年间魏蜀吴三国政权的形成作为标志。

因此，本书题目中的“建安”与“三国”，在根本上指的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然而，它们唤起的联想却截然不同。“建安”令人想到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诗赋，而且也出现了多种多样文体的写作。在文学史中，建安时代是上古的《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真正源头，我们也在这时看到了对文学所做的最早的理论性思考。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192—232），还有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文士，在任何中国文学史叙述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提到“三国”，人们则会主要想到汉末的军阀混战、合纵连衡、运筹决胜与武艺将略。在明清时代，“三国”特别与通俗传统联系在一起，以系于罗贯中名下的《三国演义》为中心：这部小说激发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想象，开启了无数继作，从戏曲和说唱文学作品，直到现代的电影、电视剧、漫画、电子游戏、卡牌游戏；此外，也在日本、韩国、越南得到广泛传播和改编，使“三国热”成为一个东亚现象。而时至今日，随着日本三国电子游戏的流行，吴宇森的影片《赤壁》的全球放映，还有网络上粉丝们的创作，“三国”已进入到国际视野中。

如此一来，3世纪初期便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具有双重意义：其文字书写奠定了古典诗歌与文学批评的根基，其人物事件则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然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整齐的割裂，这一割裂显示了雅、俗文学传统的不自然的隔离，也显示了现代的文学研究领域内部存在的自我强加的隔离。围绕着这两个题目，分别有着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但二者互相接触的界面却几乎无人论及。

本书旨在打破这种人为造成的隔离。它探究这些不同的联想与关怀千年以来在变动不居的文化语境中的逐渐发展，但它首先讨论的，是这些联想与关怀在其复杂多元的起源中如何密切关联与交缠，在其后的演变中才慢慢呈现出日益清晰的轮廓。我们将看到，不仅“三国想象”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构建，就连“建安”本身也是后来形成的概念。早在3世纪后期，人们就已经带着怀旧的向往阅读建安时代的作品了。在后世浪漫化的三国叙述中，建安的意象，以其饮酒宴游、英雄气概、文采风流和男性情谊，一次又一次地复归，无论是作为潜文本，还是作为明确的主题。它渐渐地代表了一种失落的丰满，这丰满却从来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它代表了一个已逝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龙飞凤舞的传奇性人物，在他们身上，史实与虚构难解难分。

“建安”被分解成了两种不同的怀旧：一种是对“文”（文采与文化）而另一种是对“武”（武德与武功）的范式性体现。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两种被分解和隔离的怀旧，又如何互相影响与交涉？本书的目的，就是讲述这个中国文化史中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文学传统和大众想象都十分重要。本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以这个时代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并由此显示，对这一时代的想象影响到了对其文本的保存，而这些文本经由整理与编选，又反过来落实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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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瘟疫”包括两个以建安为中心的章节。第一章《瘟疫与诗歌：重新思考建安》追溯“建安时代”本身作为文学建构的创造，标出这一回顾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时刻。第一个时刻，发生在217年的大疫过后不久，身为魏太子的曹丕缅怀和悼念亡友，这个时刻标志了当时都已逝去的“建安七子”的产生。第二个时刻，是诗人谢灵运（385—433）进行的一场口技表演——用曹丕等人的口吻创作组诗《拟魏太子邺中集》。最后，在梁朝，萧梁皇子在曹魏宫廷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理想，“建安”形象终于被固定下来。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的《文选》是建安文学建构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文选》中收录的建安作品和以建安为题材的作品，强调宴游和友情，压抑了与这种得到认可的建安形象不相符合的方面。本章最后探讨一个被流放到历史黑暗角落里的、基调也十分阴暗的“建安”。

第二章《绕树三匝：主公、臣僚、群落》继续讨论建安文学，转向群落话语（the discourse of community），检视群落建设（community building）的一些重要面向与主题：食物、酒宴、书信与馈赠。关于建安文学的特征，现代学界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文学集团”的发展；另一常见论调则是“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指建安文学中被视为主观性甚至个人化的书写表达。前者主要源于曹丕的“七子”概念，后者则体现了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对20世纪初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学界一直视这两种观念为不言自明的事实，但是缺少对这两种概念的历史生成和历史性质的反思，也罕见对其相互矛盾的认知与解决矛盾的尝试。

在此章，我不用“文学集团”这个比较有问题的概念，而选择更具有包含性的“群落”（community）模式，希望向读者显示，在早期中古时代，自我身份的构建与再现（representation）是关系式的，通过社会同侪之间以及更重要的主臣之间的交往得以实现，同时也是对这些交往的反映。虽然现代人幻想一个封闭自足型的“自我主体”，但自我意识无论在彼时还是此时，都是由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构成的。这一时期被视为主观的个人化表达模式也需要在这样的语境中考量。因此，此章探讨东汉帝国分崩离析之际群落的重建，考察书写，特别是诗歌写作，在群落重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刘安的《淮南子》、司马相如的大赋都是在统一帝国的语境中产生的涵盖一切的百科全书类作品。进入建安时代，抒情诗歌，特别是地位尚低、可伴随音乐演唱的五言诗，作为一个有用的文体，从帝国的废墟中诞生。同时，书信也满足了建立与维持关系网络的特殊目的。这一章提出，汉帝国的瓦解及其后的群落重建，是促成当时文学与文化生产的主要动力。

在建安时代，写作是一个政治性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政治性，不是狭隘的政事公务和治国平天下意义上的政治，而是指广义的政治，也即牵涉到权威与权力的复杂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政治。这一章也将检视个人与其所属的社群之间的语言交易，借以考量个人利益如何与群落利益相互交涉。物质形式上与语言文字形式上的交换既作用于社会关系的经济，也帮助建构一个流通和人际联网的系统。这一章最后以讨论欲望的语言和男性情谊作结。

本书的第二部“铜雀”和第三部“赤壁”，分别探讨两个空间场所，也即文本地点：铜雀台和赤壁。铜雀台是曹操在邺城修建的高台，建成后曹操与曹丕、曹植都曾写赋纪念。但要理解铜雀台作为文本地点在三国想象中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脱离以北方曹魏政权为中心的建安传统，而去观察一个外在于曹魏的视角。第三章《南方视角：“扇的书写”》提出，最能在文化权威上与曹魏分庭抗礼的东吴，提供了看待曹魏、看待三国动态关系的另一种角度。这在出身东吴望族，也是早期中古诗歌传统中重要人物的陆机（261—303）、陆云（262—303）兄弟的作品里得到了至为充分的体现。陆氏兄弟既是曹魏文学的热烈爱好者，也对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他们的怀旧对创造浪漫化的三国形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铜雀台是这一浪漫形象的关目。

陆机在《吊魏武帝文》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曹操的遗令：曹操在遗令中要求自己的姬妾伎人住在铜雀台上，每月初一和十五为他的亡灵演奏。被封闭在高台上的女子继续为死去的主公表演歌舞，这一意象完美地表现了威权无常的悲哀，在南朝和唐代成为标准的诗歌题材。第四章《台与瓦：想象一座失落的城池》追溯了铜雀台诗歌传统自5世纪以降的演变。11世纪的文化想象从铜雀台转向了铜雀台的提喻式瓦解：号称来自原始铜雀台的陶瓦被制成砚台，在古董市场上卖出昂贵的价钱。这一转型体现了人们与历史的关系在发生改变：与铜雀台诗不同，在铜雀砚诗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在一片强烈的道德义愤中，历史变成了一件古玩，一件可以被伪造、认证、买卖和拥有的商品。在铜雀从台到瓦到砚逐渐瓦解的漫长过程中，我们目击了一部微型文化史：曹操试图通过建造邺城和铜雀台而创造一个模拟并代替汉朝的新政权；南朝的铜雀台诗是对处于北方“蛮族”统治下活生生的邺城的执拗否认和对建安传统的继承；唐朝一开始还延续着南朝传统，但后来则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变化；最终，在11世纪，铜雀砚成为宋代文人文化的最好写照，而这种文人文化作为“宋”的代表，隐含着与“唐”的对立。

本书第三部只有一章，《修复折戟》。英雄气概、权术计谋，没有哪个地名是比“赤壁”更能激发起三国想象的。从公元9世纪的“南方转型”，到苏轼（1037—1101）的经典之作以及南宋对苏轼的回应，到《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的著名描述，最后再回到吴宇森的《赤壁》和2010年的大陆电视剧《三国》，赤壁的形成与历史语境的变迁不可分离。本书的第一章探讨一场大疫过后对建安的回忆与建构——那是一个永远都处于过去式的诗歌与宴饮的黄金时代；本书的最后一章则向我们显示，那场历史性战役的核心，仍然是诗歌、酒宴、大火与瘟疫。

对群雄角逐的三国世界，历史和文学再现都没有给予女性一个显眼的、充满活力的角色。本书余论集中于三国想象中被压抑者的复归，包括探讨一部罕见的由旦角主唱和以女性视角为中心的三国杂剧。但时至今日，三国想象最引人注目的新元素，并不是三国题材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而是女性作为作者的活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年轻女性作者创作的网络同人小说。3世纪初期的男子社会性同性友爱（male homosocial bonding）被网络时代的女性写作群落所取代，但如何通过阅读和写作构建群落的问题却是不变的。今天，在一个被技术、资本和新型社会关系所支配的新世界里，这个问题仍然被继续讨论与探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