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瘟疫

第一章 瘟疫与诗歌
重新思考建安

引言：回顾

众所周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列举了当时最优秀的七位作者：孔融（153—208）、陈琳（？—217）、王粲（177—217）、徐幹（171—218）、阮瑀（？—212）、应玚（？—217）、刘桢（？—217）。(1)他们从此被曹丕的评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名传千古的建安七子，直至今日依然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叙述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关于这一群体，有一个明显的现象似乎被忽视了：曹丕写《典论·论文》的时候，七子都已过世。我们虽无从得知曹丕在本章中是否评论过当时还在世的作家，(2)但根据现存资料来看，曹丕对“今之文人”的思考与他对死亡的强烈意识密切相连。今人对一个作者去世之后方才盖棺论定的现象习以为常，使我们忘记了这种习惯在3世纪初还是相当新颖的。作为文化时代的“建安”，从一开始就是在缅怀和哀悼中诞生的。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建安：一个是东汉末年作为政治时期的建安，开始于公元196年，结束于公元220年；另一个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史阶段，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真正源头。所有的源头都是后设，但“文学的建安”在多层意义上都是追溯性的建构。因此，本章题目中的“重新思考建安”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呼唤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时代，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把建安当作一个“从来都已经是”（always already）发生于事后的反思。作为文学概念的“建安”始于一个人对亡友和畴昔的回忆，在这黑暗回忆的中心却是一场由音乐、诗歌和酒食组成的盛宴。

作为文学时代之建安，其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创造，本章追溯它的创造过程，共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个时刻发生于公元217年的瘟疫之后，当时还是魏太子的曹丕通过编辑亡友的诗文纪念他们。在评判诗赋等短小文体的同时，他的文集编撰标志着“文学作者”的诞生。第二个时刻出现于约两个世纪后，著名诗人谢灵运通过一组拟作重新创造了第一个时刻的怀旧情绪，组诗分别出以诸子口吻，还有一篇托名“曹丕”的序。5世纪初期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回顾时代，(3)也是文化活动以宫廷为中心并且帝王亲自参与创作的时代，更是五言诗一跃而成为文学创作中心的时代——五言是曹氏家族偏爱的诗体，但在3世纪初尚属低俗。谢灵运通过诗歌重新创造出当年的文学聚会，是这个新时代的集中表现。

第三个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是6世纪前半叶的萧梁王朝，这个时候的种种因素促成了建安文学和文化形象的最后固定。萧梁皇子在曹魏宫廷中看到了他们自己所向往的境界，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建安”应运而生。其中《文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收入了精心遴选的建安诗文以及关于建安的写作，这包括经过删削裁剪的《典论·论文》，也包括上述谢灵运的拟作。在《文选》塑造的建安形象之下，我们还能发现一个不同的建安吗？如果能，它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