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宝树　谈话录

人物小传

霍宝树（1895～1963）

字亚民，原籍广东新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于上海。1912年入安庆教会中学，上海私立圣约翰书院肄业，1923年赴美国留学，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学习运输管理，1925年转学至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屯卜尔大学，次年获硕士学位。1932年1月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管理第一室分区稽核，1935年任副总稽核，1943年任总稽核。1947年任中国银行代理副总经理，仍兼任总稽核，并被派为中国银行官股董事。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宋子文任经济管制委员会广州区督导员，特约其驻广州主持督导工作。1949年底卸任中国银行代理副总经理职务，派驻华盛顿任“中国技术团”主任。1963年12月因病在美国去世。

谈话录

闽江一夕谈——在福支行之谈话

去年兄弟曾到此地，与诸同仁相聚数日。光阴如驶，忽忽又经一年。此次总经理北上，回沪时候，适值闽省发生政变。沪上谣言甚炽，报章纷纭，闻之甚以为念。嗣接福州、厦门、泉州各行报告闽局现状，及挤兑情形，总经理因悬念诸同仁当兹政变，应付各方，备极劳苦，特派兄弟到此观察，并为慰劳。

奉命之日，即摒挡一切，首途来闽。当时因无船只来福，故先买棹赴厦，到厦港时，见四周鸦雀无声，小划子形影杳然。闻船上人语，复计划直开香港消息。兄弟此时心中暗度，地方秩序，必呈纷乱之状，然抱定决心，再行探望江干有无船只。见海关、邮政两汽船迟迟而来，有十数青年，登轮作严密的检查。登陆后，复见市民成群结队，正在游行，秩序尚安，心为稍慰。旋抵闽行，与同人晤谈，倍觉亲密，均以总处能在险急之时，派员出来，更感欣慰。

次日，闻泉州发生飞机掷弹之事，兄弟赴泉之心，勃然而生。至泉支行时，适有十九路军飞机两架飞过，该处人民误为中央飞机又到，相率惊避。风声鹤唳，于此可见。昨日兄弟到了此间，见诸同仁夙夜从公，精神上异常兴奋，尤能镇静应付。至业务方面，外间对我行钞票经挤兑后，更增信用。虽有提存，但新立存户，仍属不少，足征各界对于本行信仰之殷，平素本行对于各界服务之勤，业务前途，实大有望。现在此地一切情形，极为明了。

回忆曾听总经理面谈，当东省九一八事变之日，总经理适驻大连，因闻事变，即拟视赴沈阳视察，旁人以该地军事紧张，力阻勿往，但总经理以行务为重，不惮烦劳，不避险阻，奋勇直前，当时东省情形，较诸福建目下状况，更为严重，总经理毫不畏难。故兄弟亦当秉承总经理大无畏之精神，不敢偷安，即南来一视，借与诸同仁共聚一堂，并得研究业务改进办法。

近年以来，总处对于维护商业，提倡工业，救济农村，甚为注重。“工业方面”，不止业务上助其发展，如经济上之援助，技术人才之推广，同时关于国货推销方面，亦竭力代为筹划。故去岁沪上除大纱厂、面粉厂外，各国货工厂，多有盈余。至我行协助之中国国货公司，经营一载，成绩甚佳。查上海百货公司营业之发达，首推永安、先施两公司，次则新新公司。自国货公司成立后，贸易发达，几与永安、先施并驾齐驱，计每日售货约达万元之谱。就上海看来，成绩已有如此之佳，日后再经各地组织国货公司及国货介绍所，并由我行极力助其发展，将来结果，要构成用款的工厂，变为存款的工厂，欠户变为存户。则此种业务收效，岂不伟哉？我行与他行办法，稍有不同。我行对于各厂业务上、效率上、组织上悉心研究，并不悍烦，只要我行于经济上、业务上、技术上可以帮助，无不尽力，则双方感情自非寻常可比。故一般社会的舆论，中国银行是大家的银行，是为社会服务的银行，现更进一步不止帮大工厂的忙，亦要帮小工业的忙。从前他们小工业多裹足不前，看见银行高大洋楼，不敢上门，原因系我行不知重视，现在要耐烦招揽，务使其满意，助以小数目之放款，使今日中国之小工业，成为他日之大工业。莫谓大工业可辅助，小工业不可辅助也。

至“农业方面”，应救济农村。我行第一步办法，则试办物产仓库。对于仓库，最注意的，不止进口，如普通押汇，亦须土产出口，如米、茶、棉、丝、麦、杂粮，在内地出产者，帮助运出；对于集散中心，举办仓库。承做押款，即能稳定时价。价格低落时，我们可以贷与农民款项，减轻利息，俟价格涨高时，听其售卖，收还放款。我行在江浙、华北各处所办仓库，已具规模。至于福州农村方面而论，譬如出产品，在时价太低时，仓库可以收押品，俟价格高涨，我们为之运往售卖，取其利息、仓租、运费。在农民方面，亦可多赚利益。

对于“商业方面”，如押汇短期放款，利息应较市面公道，助其发展。在我们中国银行的立场，过去事实，表现出我行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无论何人来同谈话，我们可大声的告诉他们，这些事实是我们对于生产者之援助，只要他们觉得中国银行在现在中国社会改进中地位之重要。我们当然自己奋勉，加倍努力。

总之，际兹国家多难，祸变叠生，我同仁惟有一心一意，共济同舟，力持镇静态度。我们能处镇静，则应付裕如。金融亦因之安定，社会亦得资安宁。如是福支行二十几位同仁，好比是福州金融界有二十几万精兵，仍望镇静以处之，努力以赴之，共同维护，巩固行基，任何风雨飘摇，我行屹然不动。此则总经理及总处同仁所厚望焉。

（《中行生活》二十三期，1934年）

海南岛中的一夕话

我们中国银行自从大清银行改组以来，到了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单说琼州中行在这里也有二十年了。总经理时时都想到琼州来看一次，但因为有很多不甚便当的地方，第一是这里交通不方便，来一趟需时二三星期；第二是总处事务太忙，出来机会不多，所以未能实行。兄弟第一次是到汕头，第二次是去年到香港，老早就想到琼州来看看，因为船期关系，同时那时候也有点事，延迟至今，方克与诸位见面谈天。

论到银行的性质，是随时代前进的，发展非常迅速，琼州这里的一班同事，有的到过管辖行，有的连别的地方都没有到过，有的对于总处情形，没有十分明了，有的仅由《中行生活》得到些片断的消息，究竟都还不甚亲切。我们这一次到这里，好像从家中出来，现在将家里的事和诸位直接谈谈，比较诸位由《中行生活》里所读的，当更可了解一点。我们秉着总经理诚挚的希望，个个行员都要能够完全明了本行的情形和社会的一切，所以这一次先到香港，后到广州、汕头、厦门和泉州，然后由香港再折回到这里来看看，想诸位大概早已经知道有人要来琼州，同时我们家里事，诸位一定也欢喜听听；兄弟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来琼一次，把总处和外面的情形，与诸位当面谈谈，总经理对于外面的同事都很关心，不过对于来琼方面机会很少。我们先将本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概，和诸位说说。

中国银行的情形在以前，好似戴了一顶纱帽，因为那时候国家的金库和发行的权利，统在我们的掌握，所有公家的款项，大致亦由我行出入，因此业务方面，没有什么迁就。自从革命以后，从前那一顶纱帽，就起了变动，跟着中央银行亦即成立，因此过去所有的利益，差不多也随着消失了。在这二十多年的当中，总经理都是为着行事而息息不停的奋斗和关怀。

我们更要知道的，是这几年银行与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国内四万万的人口，差不多每个人和中行都有些关系，而各地中国银行对于当地一切尤应认识清楚，谋与社会接近，与主顾发生好感。

中国银行的地位，和以前的立场有些不同。因为我们现已不是纯粹国家银行的性质，我们重要的营业，是汇兑、存款、放款和收税种种。收税也是特别的情形，有中央银行的地方，我们就没有税收权利；再说我们和海关比较，那就大不相同，海关有可以摆架子的资格，我们就没有，非得要与人特别和悦，对于手续，更要给商人种种的便利。至于存汇方法，当求安全敏捷。外面一般人对我行，怎么有这样的信用呢？缘于他们信用我们存款稳固和安全罢了！就是放款出去，利息也比较小，人家委托我们存款，目的是在安全，虽然利息低些，人家也是欢喜的。譬如一个地方，同时有三家银行，人家利息高，但是不及我们稳固，我行利息低，比较人家安全，在这个情形之中，我们更要设法去谋顾客的种种便利，我们便利过人家，稳固过人家，就是利息少一点，顾客总能来照顾我行，人家办理一张支票取款的时间，要花五分钟，我们就得研究到只用两分钟的功夫，就可办完。

顾客有不了解和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应当尽量地解释给他们，并且要在我们可能的范围之内，予顾客以增进好感的方法。汇款的汇水，时常都有高低，因此就发生同业间的竞争，我们要注意的，是处处要表示出诚意和谦和的态度。香港、厦门和广州最近新开的银行，日见增多，同业竞争在所难免，琼州虽然是在海洋的中间，但是给我们发展的机会很多，我们对于柜台上的顾客，要特别注意，丝毫不能得罪他们，我们行员的一切行动，完全是代表整个行的，很受外面人家注意和批评的焦点，要是得罪了顾客，间接即是得罪了中国银行，同时也即是得罪了自己。

总之我们琼州现在的利益，差不多都是靠着海关，如果将来中央银行跑到这里来，接收海关的税收，那时候我们琼州行岂不要另辟途径，希望赵主任和诸位同人，对于业务因此要更加注意。以前王主任所做的押汇等等，固然不错，但是要从实际及稳健地方着手，根基才能巩固，诸位有些时间不妨研究研究。海口是在琼山县当中，人口虽然不多，但是现在在内地各处公路差不多都可通行，将来内地田土计划实现，全岛十三县整理起来，琼崖前途是有很大希望的。

大凡在一个地方办事，一定要明了地方上的情形，尤其是要注意当地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人口的密度，华侨的现势，当地的出产，和货物出入口等，一切都是与我们中行有很大的关系，诸位先要明白清楚以后，生意才有下手的地步。譬如有人来行里问，这里和湖南的押汇怎样，或问琼州“椰子油”出产的情形，我们如果不能回答清楚，岂不是难以为情？总经理时常说，我们中行有三千左右行员，要个个都明了中国银行与社会的关系，琼州中国银行同仁亦应如是，我们更应当懂得现在世界竞争的情形怎样。对于顾客们应给予好感，已如前述，但是好感的意思，不是人家来这里借款，我们就马上借给他们，我们应该知道顾客的情形，和我们家里自己的困难地方，兼筹并顾，好好的应付才好。

这里青年的行员也不少，宜先从修养上做些功夫，研究过去的历史，探讨未来的学术，和明了各国的形势。中国银行弄得好，就是社会好；社会好，就是全中国好。总经理也曾说：“我们银行，好似全部的机器，我们行员，好似机器中的零件，或是螺蛳钉配合而成，若是缺了一个，或是坏了一些，那末全部的机器，就不会转动了。可是零件和螺蛳钉对于全部机器的重要性，一如银行员之对于银行，因此本行同人，个个须有完全的知识、技能，就如机器一样，不能有一丝一毫地方发生些微阻碍。”这皆是我们家里的话，诸位听着家里话，不是和听总经理的话一样吗？兄弟所说的一无精意，不过本总经理时常所讲的，来作一个传声筒而已。

（《中行生活》三十五期，1935年）

编后絮语

对各行各业的金融支持，必须要有明确的思路和有效的措施。工业方面，除了经济援助和技术人才推广外，推销国货即是一种好办法，最终的目的，“要构成用款的工厂，变为存款的工厂，欠户变为存户”；农业方面，应救济农村，试办物产仓库，如此银行方面有利，“在农民方面，亦可多赚利益”；商业方面，如押汇短期放款，“利息应较市面公道，助其发展”。此外，因中国银行的纯粹国家银行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营策略也应发生相应调整，比如应更多注意服务态度的改善等等。霍宝树先生的观点，颇具一个金融专家的战略眼光，指导性也相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