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此书主讲宋词，是郭师写作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汴梁城讲宋词，是有主场力加持的。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诚哉斯言。惜乎文治武功不可兼得矣。刚刚灭了后蜀本不该丧气的宋太祖都要无奈摇头，直言“此（大渡河）外非吾有也”，是不敢有而非不想有。当时，后起民族西夏都能成为北宋日后劲敌，苏轼、曾巩等人在对外关系和军事方面的上书、奏折、策论等，多是讨论李元昊和他的西夏，因其近在咫尺，危及存亡。至于南方大理等小国，民风粗蛮彪悍，北宋是无暇顾及的。还有北方更强大的对手，那更是不敢随意招惹。偏安一隅，无欲无争，正是创造卓越文化的优质土壤。南宋大儒朱熹曾不无自豪地宣称，“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而宋代文化中成就最大的当属文学，尤其是散文和诗词。
文无第一，喜欢宋词的人各有各的理由，而不喜欢宋词的人多是觉得它过于浮艳。没有办法，文学从先秦一路走来，进步也好，退化也罢，看好和看衰的读者都要承认，它变得更加通俗和精确了（也更加烦冗）。先秦和汉代的文学，简洁高冷，字字铿锵，四言成诗，五言成句，一直到汉末，曹操的诗歌仍多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喜欢它的人觉得其气势雄壮，不喜欢它的人觉得其过于粗犷。从《诗经》、汉乐府诗发展到宋词，究竟是文学的进步还是退化？答案见仁见智。就像围棋，黑白二子，方寸之地，规则也极简单，而现在3A游戏中的一栋建筑或者人物建模都不知道要耗费多少算力，可究竟哪个更高明呢？答案连输给AlphaGo（阿尔法围棋）的柯洁也未必清楚。
其实文学的发展像极了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表达欲驱动着一代代的文学家们开拓创新。宋代诗词不但在体例上与秦汉古诗不同，在内容上也和前朝诗歌大迥，年代较近的唐诗仍然专注于表情达意、抒发感慨。也许是因为字数更多了，体例也更丰富了，宋代诗词竟主动承担起文章才有的义务，开始试图说理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阐述的道理涉及物理学和哲学，对比乐府诗《江南》，应该是高明多了，毕竟“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讲的不过是鱼在东南西北四处游戏的事情，根本没有特殊的意义，也不阐发什么道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在艺术和美学上的价值。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谈意义、讲道理，而在于艺术性和美感，过分关注文本的意义，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
宋词给人以浮华艳丽的观感，主要是由于它继承了六朝文的绮靡婉丽。同为大一统余绪下的偏安政权，东南西北，强敌环伺，异族于宋，正如古罗马之于古希腊，“以物力则臣仆之，而以文教则君师之”。力有不逮，战不能胜，终始意难平。只好无奈地面对现实，感时伤物，怀恋辽阔的北方，继而沉湎于物欲的纠萦，以麻醉身心。“武功既致太平，人遂得闻而尚学文，于是壮心勇力为书卷所消磨”，文学的鼎盛，实肇于此。
除了浮艳，生活化、情趣化也是宋词区别于传统诗歌的一大特征。这不但体现于文字本身，也体现于选材和内容。比起文章和诗歌，词曲更接地气、更贴近生活，也更显细腻。词与诗，就像流行曲和古典乐，两者风格差异明显，却都不可或缺。就像孔子删述《六经》，对《诗》进行剪薙，宋代的士大夫继承了历代文人“诗以言志”的传统，他们在汇编整理平生诗文时，一般也会把词曲剔除或者单列。欧阳修在自编《六一居士集》时，就舍弃了他的全部词作和致仕后闲适纵乐的诗文，苏轼盛赞此举有“挽救斯文”之功。正是由于文人着意对诗、词区分对待，认为两者不容“勾兑”，才使词逐渐承担起诗不便承担的内容，走上更加偏重情感表达的通俗道路。在此之前，普罗大众的情感表达唯靠诗歌，而诗歌才不堪任，对通俗只是偶有照拂而始终无法尽顾。
宋代文风鼎盛，文坛领袖代代不绝，《众里寻他：大宋的词与人》这本书重点论述的有三人。一是苏轼。王安石曾说：“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 （《陈辅之诗话》）不想在当时，就有东坡降世，文章亦张亦弛，亦疾亦徐，亦俗亦雅，亦庄亦谐。苏轼是天才、仙才、人才、鬼才，还是全才，诗书词画皆精通。“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王灼《碧鸡漫志》）苏轼的诗词，有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至今传颂，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等。郭师讲苏轼着墨最多、篇幅最长，不只因其文字，还因其为人的洒脱与旷达。
二是“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对文采无比自负的欧阳修。他的那首词《生查子·元夕》脍炙人口，“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寥寥几字，道尽人世相思。顾随在《驼庵诗话》中赞美欧阳修对词曲的“开创”之功，他认为“一种文学到了只能‘继往’，不能‘开来’，便到了衰老时期了”。幸而有欧阳修，他不但善于开创，还时刻不忘提携后进。他很看重文坛晚辈苏轼，曾这样评价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三是一个有才的帝王——宋徽宗。在金庸小说中，宋徽宗和宋钦宗一起，成了《倚天屠龙记》故事的源起：“徽钦”被掳，岳元帅怒发冲冠，继而是《武穆遗书》的传闻和多年后倚天剑、屠龙刀重现江湖。《后汉书》中韩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有才似乎成了帝王的原罪。苏轼在《放鹤亭记》中谈道：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安享生活之意趣，则不能负担政治社会之重责。因为勇心已被文雅驯服，斗志已遭书卷消磨，且“多言速穷”，才气愈大、作品愈多则亡国愈速，萧绎、李煜等以才华傲世者皆不得免。由此看来，帝王将相不得不割舍生活中的百般滋味情趣，不若常人自由洒脱。
一直以为《第九次沉思》将是作者写作的一大高峰，要好久方可超越，不想这么快就在灯火阑珊之处，读到了《众里寻他：大宋的词与人》。 郭师文章，非徒罗致书简，更兼妙笔巧思。透彻明理处，拨云见日；用典精妙，如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其书《大一统的史诗——三国新解》《第九次沉思》皆是此类代表作，后者因后出而转精。而《众里寻他：大宋的词与人》较之前作又有不同，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作者坦诚叙述了一些情感经历，虽然篇幅很少，但足够解释书名的由来。
王夫之称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有“仙凡之别”，比起华丽的辞藻和虚浮的表象，他更称许这种沉郁感和它背后的真实。记得和郭师探讨过所谓的“仙凡之别”，前者有着后者并不具备的文章直觉和艺术天赋。曹丕的言行无不表现出其对无常世事的深刻体认和洞察，在《营寿陵诏》中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此语很平常，但出自一位帝王之口，就不再寻常。《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则典故：“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想象一下，这是什么场面呢？叶嘉莹称曹丕的文章以感取胜，所以对人心的渗透力量推进较迟较缓，却也更耐久。“你不一定需要遭受什么重大挫折或悲欢离合，仅仅是平时一些很随便的小事，都能够给你带来敏锐的感受，也就是诗意。”
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文风朴素，像唠家常，与曹植华丽的辞赋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其开篇有一大段浮白，像极了戏剧的幕前铺垫：“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初读之下，觉得平淡且质朴，但只要多读几遍，很快就能发现字里行间流露的沉郁气氛，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无比强大的感染力穿越时空，竟让两千年后的我们受到极大触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道：“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郭师的作品，自《第九次沉思》以降，更多摒弃表面的文采，追求迟缓的深力，用内收外化的沉郁，写出打动人心的文字。由此看来，《众里寻他：大宋的词与人》不但是郭师写作手法通俗化的有益尝试，也是其对文风由激进到保守、由外放向内敛的一种变革。
朱光潜说过：“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绝对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郭师有着对艺术的高度自觉、对文学的高度自信，文艺之于郭师是天作之合。郭师是艺术的宠儿，当然也是其牺牲者。这世上少有人有此资格。我心疼且羡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