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的“小莽苍苍斋”

陈庆庆

“小莽苍苍斋”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书斋名。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双流（今成都双流区）人。他自幼家境贫寒，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很早就接受了爱国思想，不满16岁便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从1948年起，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领袖身边工作了18年。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编辑、注释和《毛主席诗词》的编辑工作，多次跟随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为党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

“小莽苍苍斋”这一斋号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书斋名。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期，为自己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浏阳会馆所居的小屋题名“莽苍苍斋”。田家英敬仰谭氏以生命殉事业的精神，特将自己的书斋冠一“小”字，命名为“小莽苍苍斋”。“莽苍”，语出《庄子》，为草碧无际之状，有天下一统之概也。他解释说：“‘小’者，以小见大，对立统一。”

重修清史的夙愿

田家英13岁那年因家境不济被迫辍学，当了中药店的学徒。但他不肯向命运低头，走上了漫长而艰苦的自学之路。

1937年，田家英来到延安，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加入革命队伍后，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摆脱了衣食之忧，田家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如饥似渴的学习中，他的好学和钻研，得到了众人的公认。到延安仅三年，他便担任了马列学院的中国近代史教员。为了讲好课，他通宵达旦地攻读史学著作，打下了一定的史学基础。对中国历史的钟爱，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中学时代的田家英

在延安政研室工作期间，田家英从杨家岭中央图书馆借到一部萧一山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清代通史》，很感兴趣。他佩服作者的治学精神和勇气。但毕竟该书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局限，缺乏新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之作者旧有的史学观念，给这部著作留下了很大的缺憾。自从看了萧一山的书，田家英便萌生了一个志向：有生之年要撰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这一夙愿激发了他对清史的兴趣和探索。

20世纪50年代初，田家英接受了为毛泽东建立图书室的任务，为此，他经常出入北京的古旧书店。在购书的同时，他意外地发现，清人的书法作品在古旧书店和地摊上随处可见，因为年代较近，很少有人将它们当作文物收藏。而热衷清史的田家英看出，这些出自清代文人、学者和官吏之手的条幅、楹联、册页、手卷，不仅书法艺术水平很高，而且内容丰富，对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他对夫人董边说：“清代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朝代，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之大成，研究清代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我很想在有生之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一部新的清史。现在工作忙，不可能集中精力写书，但可以着手收集资料，为日后的写作和研究做准备。”为了收集史料，田家英从此开始了对清人墨迹的寻访和收藏。

锲而不舍的收藏

田家英持之以恒，十余年不辍地搜集清人墨迹，至20世纪60年代，他的收藏已具规模，“小莽苍苍斋”成为与上海图书馆齐名的辑藏清儒翰墨的重地。

田家英能以个人之力，成就这件很有意义的文化事业，首先得益于他抓住了机遇。历史上文物的聚散往往与时代的变迁有关。新中国建立之初，许多文物流散到社会上，被当成“封建的东西”，无人问津。一位文物商店的老职工说：“那时的东西非常便宜，尤其是字，最不值钱了。赵之谦的对联，好的10元左右；郑板桥的大中堂，才70元；《三希堂帖》4箱32本，售价32元，连装裱的本钱也不够。至于那些学者的字，不要说一般人不知其名，连我们搞专业的也很少听说，顶多一两块钱，几毛钱也是常事。”大量清人墨迹流入古旧书店和文物商店，而博物馆和图书馆却因其年代较近，无意收藏。这对于希望成系统收集文物的私人藏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田家英就是抓住了这一机遇。十几年间，他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和绝大部分工资、稿费都用于收集清人翰墨。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等处的古旧书店，是他经常涉足的地方。田家英的女儿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她去琉璃厂“淘宝”的情景：“每逢假期，父亲常带我去琉璃厂的古旧书店，因和那里熟悉了，店家经常让他进到里边挑选。一般都在小阁楼上，像一个小仓库，楼梯非常陡。因为去的人少，所以灰尘特别多，每次父亲翻完之后下来，都是一身的灰和蜘蛛网。每发现一件珍品，他会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跳起来。”到外地开会或调研，办完公务，田家英也会钻进古旧书店或蹲旧书摊。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文化名城的古旧书店和文物商店，他都跑遍了。

·1960年，田家英和逄先知在广州。

田家英的收藏亦得益于“人弃我取”的独到眼光。其收藏是有明确目标的，他曾说，自己的收藏目的有三：一是为欣赏祖国的书法艺术；二是积累近300年来的史料，以便更好地研究最末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三是“人弃我取”，补他人不重视清代文人墨迹之缺憾。他并不在乎藏品的经济价值，而是更看重它们的文献价值。有这样一段收藏轶事：在戊戌六君子之中，田家英一直没有找到杨深秀的墨迹。1961年，他到山西搞调查，在晋祠写文件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件木版水印的杨深秀墨迹，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回来之后，他还在这个卷轴的题签上标注：杨深秀的墨迹很难找，影本亦很珍贵。他经常对一些爱好收藏的朋友讲：“文人书法不仅是难得的艺术品，更能留下一些难得的史料。古人云：‘画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可见字的品位远在画之上。”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小莽苍苍斋”藏品中，几乎很少见到绘画作品的原因。

田家英的收藏始终坚持“一有二好”的原则，即在“有”的前提下，挑选内容好、质量高、有研究价值的作品入藏。一次田家英借到杭州开会之机，托人帮助寻找丁敬的墨迹，以补藏品中“西泠八家”之缺。杭州书画社送来两张丁敬的字轴，一张为应酬之作，写得端正，装裱讲究；另一张是丁敬自作《豆腐诗》草稿，书写随意，印章也是后人补钤，但内容好，字也天趣盎然。二者相权，田家英最终购买了丁敬的《豆腐诗》轴。

田家英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本萧一山编著的《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这本书可以说是他选择藏品的“航向标”。凡收到一件藏品，就在该书所述此人前画一红圈。他对朋友戏言：此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1000多位学者的墨迹，尽可能收全。田家英曾为收藏活动治印数枚，如“家英辑藏清儒翰墨之记”“家英所藏清代学者墨迹”“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等。凡遇到特别钟爱的藏品，他会认真仔细地钤盖上收藏印章。这些印章见证了他的收藏方向，也让后人看到了他对收藏的挚爱。

田家英的收藏还得益于朋友们的襄助。他收集清人翰墨的明确志向，得到了爱好收藏朋友们的理解和帮助。大家都愿意成全他的收藏事业，有了新的发现，彼此打个招呼，通报一下，希望将最有价值的清代墨迹集中到“小莽苍苍斋”。谷牧、胡绳、魏文伯、李一氓、辛冠杰、姚洛等人，都是田家英的藏友。他们或将所藏相赠，或代为四处寻找，或以交换的方式补充各自藏品。夏衍也曾向田家英推荐过不少好的藏品，还有上海的方行、浙江的史莽都曾给予他很多帮助。

另外，田家英收藏之丰，还与一些文物商店职工的帮助密不可分。田家英经常出入古旧书店和文物商店，他平易近人，和那里的职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大家都乐于和他交流，帮他找东西。他与杭州书画社、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斋等多家文物商店都订有“协约”，有了好东西协助存留。北京的琉璃厂更是田家英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的许多老职工成了他可信赖的朋友。他曾交给北京文物商店会计一个存有2000元钱的存折，托付他们到下边跑货时，如遇到好的清人字幅，可替他做主买下来，从不赊欠店里的钱款。这些人的帮助，对他的收藏起了不少作用。

田家英的收藏活动离不开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他就是主持中办秘书室工作的副主任陈秉忱。陈秉忱出身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的名门望族，曾祖父陈介祺是著名的收藏家和金石学家，所藏秦汉古印达7000余方，青铜器300多件，斋号有“万印楼”和“十钟山房”。受家学熏陶，陈秉忱的传统文化功底扎实。中国旧时对年纪较大而富有经验的老者称为“老丈”，陈秉忱就一直被大家尊称为“陈老丈”。陈老丈凭借渊博的学识和鉴定方面的专长，成为田家英甄别文物品质高下的掌眼人。在“小莽苍苍斋”的许多藏品上，都留有陈老丈用小楷写下的考据文字，或考证作者生平，或探究作品内容。多年来，陈老丈默默无闻地辅助田家英，共同完成了“小莽苍苍斋”的收藏事业。

渐渐地，藏品多了，田家英专门请上海博物馆的朋友帮助他将零散的书页重新装裱成册。为了保存手卷、立轴类藏品，他还让家人缝制了布套。他的女儿回忆说：“那时候，布票特别紧张，家里虽然有钱，但是没有布票，所以我们穿的衣服也都要打补丁。但是父亲为了将他收藏的字轴、册页保护起来，把仅有的一点布票用来买布做成了口袋，把那些东西保护得非常好。他还开玩笑说，你们不要穿，让卷轴穿吧。”

蔚为大观的藏品

经过十几年锲而不舍地按照年代、学派、人物等系列搜集清人墨迹，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小莽苍苍斋”的藏品已相当丰富。这些藏品的时限从明代晚期至民国初期，跨越300余年；涉及的人物有学者、书家、官员、文士500余位；除了中堂、楹联、横幅、册页、手卷、扇面等形式的藏品，还有大量清代铭墨、铭砚和印章。

浏览田家英“小莽苍苍斋”的收藏，仿佛在阅读一部清代历史文化的长卷：这里有抗清的明遗民傅山、朱耷等人的中堂，也有明亡后侍清的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条幅；有乾嘉时期钱大昕、赵翼、阮元、王念孙等人的书札，也有桐城派鼻祖方苞、姚鼐等人的手卷；还有晚清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和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墨宝。在“小莽苍苍斋”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几米的楷书长卷、左手反字的草书横幅；可以看到皇帝的御笔、农民的卖田契；还可以看到文人骚客的文稿、诗稿以及官吏附庸风雅的应酬文字。

·1960年田家英在杭州

60年代的一件往事，可以看出田家英收藏之精、用功之深。当时杭州古籍书店收到海宁吴氏“拜经楼”、蒋氏“别下斋”暨“衍芬草堂”收藏的1000余通清人书札。田家英借到杭州开会之机，从书店借来这批书札，利用会议间隙和晚上的时间，历时一周，将每通书札都从头至尾释读一遍。为了弄清信与信之间的关系，挖掘深藏其中的史料，他把书札摊在所住宾馆客厅的地板上，趴在地上认真研究、鉴别。最后从中精选了40 余通，高价购买入藏。书店专家在看过田家英挑选的书札后，都非常佩服他的眼力。

在收藏活动中，田家英特别注重学者信札的价值，共收集了600余通，涉及清代学者近300人。他认为，学者之间往来的书简信札，有的讨论学术问题、考据成果，有的诗词互答、往来唱和，有的涉及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见解，有的描述各地风土人情……这些零散的、不起眼的材料收集在一起，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学术问题的重要史料，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他对这些信札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和整理，将零散的信札装裱成册，汇编成集。如《平津馆同人尺牍》是将赵翼等多位学者写给平津馆主人孙星衍的信合为一集。又如《梅花溪同人手札》是把钱大昕、翁方纲等人给钱泳的信合为一集。还有一些是将与某历史事件有关联的书简汇编一起，如在收有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专集上，注明“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

有几件藏品是田家英十分珍爱的，经常拿出来欣赏。如民族英雄林则徐所书的《行书观操守》轴，是林则徐在戎马生涯中自我修养的总结：“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镇定要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才体现得最具体、最完备。这幅字轴的内容意味深长，笔力遒劲苍健，是林则徐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有一帧谭嗣同书写的《楷书酬宋燕生七言律诗》扇面，亦被田家英视为珍品。这不仅是因为谭嗣同英年早逝，传世墨迹极少，更主要是田家英敬重其铮铮铁骨的气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田家英在欣赏扇面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吟出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对家人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谭嗣同的骨头最硬。”还有一幅龚自珍书写的条幅也被田家英视为“小莽苍苍斋”的“珍宝”。龚自珍是晚清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能收集到他的传世之作很不容易。可惜龚氏的这件条幅在“文革”中被掠走，至今下落不明。再有就是陈鹏年的《行书虎丘诗》轴。陈鹏年是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官历江宁知府和苏州知府，以清廉称道，在当时被誉为“陈青天”。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因反对贪官污吏，被构陷入狱。此事引起江宁民众呼号罢市，江宁织造曹寅在康熙皇帝南巡时面圣为之讲情，陈氏才无罪获释。几年后，陈鹏年又因作《虎丘》诗被扣上“反君”的罪名，幸得康熙皇帝亲自干预，终未酿成新的文字狱。清末学者俞樾论及此事，有“两番被逮拘囚日，市井号咷尽哭声”之句。“小莽苍苍斋”珍藏了陈鹏年书写的几乎使其丢掉性命的《虎丘》诗轴。这件墨迹是当年公案的物证，实为难得。

每当有好友来访，田家英经常拿出这些珍品与大家共同品评欣赏，对他来说实乃一件人生乐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莽苍苍斋”还收藏着许多与《红楼梦》相关的藏品。如曹寅的《行书七言律诗》轴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件。据专家考证，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满洲正白旗包衣，早年曾任康熙皇帝的侍卫，后官至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政。康熙皇帝数次南巡时，曹寅一家四次接驾，可见曹家与皇室的关系十分密切。曹寅还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学者，书法精工，著名的《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便是在他的主持下刊刻的。还有如周春致吴骞的书札。周春是浙江海宁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曾任广西岑溪知县。他博学好古，精通韵学，著述颇丰。周春还是清代研究《红楼梦》的著名学者，所著《阅红楼梦随笔》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部红学专著。周春致吴骞的信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谈及了《红楼梦》，提到《阅红楼梦随笔》所收《题红楼梦》诗，并称自己对“曹楝亭墓铭行状及曹雪芹之名字履历皆无可考”，请吴骞“祈查示知”。周春与曹雪芹虽为同时代人，但由于曹氏晚年贫病交加，隐居北京西山，使得南方学者只知其书，不知其人，对其祖父曹寅的情况更是知之甚少。周春在此信的开头提到，“今科榜发，我邑如此寂寥，魁卷亦极草草……此榜除禾中王君仲瞿外，无一人相识者”。据《王仲瞿墓表铭》记载，王氏（名昙，字仲瞿）为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乾隆五十九年举人。由此可知，这通信应写于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这是我们所见到的、与曹雪芹同时代学者留下的有关《红楼梦》的墨迹，非常难得。此外，在“小莽苍苍斋”的藏品中，还有大量或与曹寅交往甚厚、或与曹雪芹及《红楼梦》相关联人士的书法墨迹。

收藏清人墨迹，不仅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收藏活动陶冶了田家英的情操，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

历史性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小莽苍苍斋”的藏品于1980年返还田家英家属，但包括傅山、龚自珍等诸名家的墨迹等大量藏品散失不知所终。

1987年底，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们对这些劫后幸存的藏品进行了历时半年的鉴定。工作结束时，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感慨地说：这批藏品“具有研究清代历史与书法艺术这两方面的重要价值”，“家英同志集中保存这批文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时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说：“过去知道家英同志收藏清人墨迹，以为只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收集得如此齐全成系统，他的鉴赏能力之高，收藏之丰，令人佩服。”史先生还说：“搞了一辈子文物鉴定，有些名家只知其名，未见其字，这次从‘小莽苍苍斋’的藏品中大饱了眼福。以往国家博物馆多把征集的注意力放在年代久远的文物上，对离现在较近的清代的东西不够重观，现在要收集到这样系统齐全的清人墨迹，恐怕是不可能了。家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的眼光和做法早了我们整整30年。”

199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小莽苍苍斋收藏清代学者法书展”，“小莽苍苍斋”藏品首次展示在世人面前。赵朴初老人观看展览后当场挥毫，题写了“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的词句，概括了田家英收藏的意义和他的品格修养，是对“小莽苍苍斋”的最好褒奖。展览结束后，田家英夫人董边及子女将105件藏品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清代著名学者、仁人志士的墨迹。董边说：“家英为研究清史而收藏，也是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收藏。家英说过，这些藏品是人民的，将来应让它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挥作用。我们今日之举，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夙愿。”

·1953年，田家英和夫人董边、女儿曾立在一起。

2011年10月，在重新开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又举办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展”，这是“小莽苍苍斋”藏品第二次在国家最高等级的博物馆中展出，充分表达了国家对田家英家属捐赠义举的敬意。“小莽苍苍斋”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多年来，田家英的家人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对“小莽苍苍斋”藏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正、续编。2013年，受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资助，《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一书也付梓出版了。“小莽苍苍斋”所藏的清代学者诗稿也正在整理编辑之中，不久的将来也会与读者见面。

今年是田家英诞辰100周年（1922—2022）。从20世纪50年代初，田家英开始系统地辑藏清儒翰墨，至今也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虽然他没有实现撰写一部新清史的初衷，但却抢救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史料，也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尽的“小莽苍苍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