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略目标：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背景、意义与目标
第一节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与意义
一 战略背景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针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问题做出了更明确的指示，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大进展。多年来，在宏观政策指引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蓝图绘制期，进入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实质性推进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京津冀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重要，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但从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质量，内部城市间经济联系、均衡水平与功能分工等维度审视，京津冀城市群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首先，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发展不平衡，彼此间经济鸿沟较大：北京市凭借首都定位优势，占据资本、人才、高新技术等经济发展要素及公共服务、文化科技等资源优势，但北京市也日益面临交通拥挤、人口过度集中、人均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其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京津冀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医疗教育等水平存在一定落差，城市群高精尖人才过度扎堆北京市，因此天津市、河北省出现人才流失严重、创新产业发展乏力等问题；最后，资源环境承载超限，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京津冀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超采，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对资源环境压力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等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增长新动力和新的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既可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程，有力提升京津冀均衡发展水平，又可以增强京津冀发展凝聚力，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在政策引领下，立足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锚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30年远期目标，持续优化首都功能，完善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不断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均衡发展公共服务，发挥京津冀城市群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标准迈进。
二 战略意义
（一）有利于城市群合理布局
北京市和天津市作为两个特大型城市，规模较大、优势突出，人口均已超过千万人，是城市群的双中心。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京津间的城市功能转换步履缓慢，两市在城市定位、现代制造业乃至科技研发等领域多有重叠，天津市作为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此外，河北省内尚缺乏集聚能力和扩散能力强的大城市，尤其是缺乏跨省、跨地区的经济中心大城市，生产要素聚集程度不高，城市极化效应不够，尚未形成对经济有较大拉动力的城市集群。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北京市在减轻一定负重的前提下腾出空间进行自身城市功能的存量调整、城市空间格局的重塑，有效促使资源要素在区域内部加速流动，通过区域内部重组带动要素空间布局动态优化，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优化城市群规模和空间结构，在改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增强城市发展动力。留足生态空间，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发挥各类城市优势，形成良好的产业分工格局。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同时，京津冀的城市交通、要素市场、公共服务、生态保护和产业一体化发展速度也随之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生态承载力、交通承载力和公共服务承载力。京津冀城市群综合竞争优势的提高，推动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市科研优势为轴心，不断完善区域产业链系统，在自主创新型产业群带动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顶级城市群。
（二）有利于加快生态环境保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京津冀生态环境污染已影响了区域内正常的生产生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构建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当前和未来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从产业层面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进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京津冀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可从体制机制创新层面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三）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面向新时代，加强首都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北京市正面临着“大城市病”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口集聚、交通拥堵、生态恶化、资源紧张等，已影响了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与首都的国际形象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即在北京市的发展规划里构建疏堵结合政策，推动各类经济要素在北京市合理配置，一定程度上解决北京市“大城市病”问题。通过有序调整和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序控制人口规模，引导部分功能、产业和人口等向外疏解。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布局，有效减轻北京市城市运行压力、治理“大城市病”，为京津冀周边地区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提供更多的可能。此外，北京市治理“大城市病”也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方面寻求突破，遵循大城市发展规律，率先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城市病”治理模式，提升京津冀区域治理水平，为其他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四）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换挡期，转变增长方式与优化经济结构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以此为基础打造新增长极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将克服区域行政壁垒、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突破“一亩三分地”的思想局限，有效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企业在区域内配置资源，产业对接能力将大幅提高，逐步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形成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区域性产业集群，提升发展水平，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将对打造创新型区域经济体产生正向作用，协同发展将打破科技资源分布不均的格局，促使科技资源赋能京津冀发展，形成以科技资源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北京市将重点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打造技术创新总部聚集地、科技成果交易区、全球高端创新中心及创新型人才聚集中心。天津市将重点提高应用研究与工程技术研发转化能力，打造产业创新中心、高水平现代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区。河北省将重点强化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示范推广能力，建设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中心、重点产业技术研发基地、科技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试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