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1世纪的前20年已经过去，无论对社会抱有何种情绪，都无法阻挡滚滚前进的时代车轮。在最近几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感受，那就是自媒体的发展。自媒体在传播知识、观念、思想等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当今的读书人头脑。同样，对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头20年读书人产生重要影响的也是媒体。不过，两个不同的时代，媒体存在形态各不相同。100年前的媒体形态主要表现为由近代出版机构发行的报刊和图书。
人生活于世界之中，需要感知外部世界，同时也需要个体为外部所感知。个体在与外部交流过程中，显然具有信息的不对称性，因此信息传递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交通不便，没有电话和互联网的时代。印刷是信息传播的重要通道和手段，促进了信息的可视化和图文信息的传播。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写道：“居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质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是也。吾故定此种计划如下：一粮食工业；二衣服工业；三居室工业；四行动工业；五印刷工业。”对于印刷工业，孙中山还指出：“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记述之，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1]孙中山还设想在一切大城市中设立印刷所，主要印刷报纸、百科全书以及各国新出书籍的翻译本，目的是满足中国公众之所需求。
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以各种形式进行应对，其中快速地获取信息成为一种急迫的现实需要。从史学层面来看，读书人通过撰写经世致用的史学著作以应世，在出版行业的支持下，扩大了它的流布地域，唤醒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的运动。从1834年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建立起，中外文化之间存在的张力被逐渐打破，建立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西方文化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尽管中国学者进一步阐扬了传统学术中“变”的救世思想，但是在西方咄咄紧逼的枪炮之下，这种应对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在系列条约的支持下，清政府对待外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教会出版机构、官办出版机构、民办出版机构、学堂（学校）附设出版机构应运而生。西方的各种知识、理论、思想一并输入进来，其中既有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科学主义、马克思学说等思想文化，也有神学史观、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学说。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结合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在推动中国史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事实上，在近代学科体系没有完全细化之前，史学囊括的范畴十分广泛。与此同时，西方史学知识的传播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输入是被一起纳入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中，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史学变革、社会发展以及人的思想转变。但是，中国人在经历这一转变过程中显得异常吃力和步伐凝重。西学“新知”首先影响的是读书人群体。1906年，顾颉刚在高等小学堂接受教育，读了新式教科书，认为“真是踏到了一个新世界”[2]。1907年前后，毛泽东从表兄文运昌处借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他读了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恢复学业的愿望”[3]。同样，鲁迅在其作品中写道：“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行为”“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4]。郭沫若在回忆如何撰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时候写道：“我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结束，以后便逐渐改受新式教育。尤其在一九一三年出国，到日本去留学之后，便差不多完全和旧式教育甚至线装书都脱离了”“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在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地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5]。郭沫若在前往日本之前，阅读了出版社推出的林纾的小说、梁启超的论说文章以及章太炎的学术文章[6]，并且产生了极深的印象。尽管在不同地域，知识的流布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读书人倾向于将汲取新知作为社会时尚和国家的需要。五四前后，从中国出版转译西方（日本）的图书（报刊）中获取新知的现象有所改观，这是因为从欧美、日本等国家留学归来的学生日益增多，他们不仅能够直接阅读外文文献，而且能够在中西学术兼通的知识支持下较为客观地评价认知中外问题。
为何近代出版机构所印刷的图书在时代精英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甚至时隔多年一直念念不忘？这应当归于图书所蕴含的知识符合了时代的需求，契合了“学问饥荒”年代读书人的精神需要。近代出版机构利用优势，及时地刊布读书人撰写的学术成果，公布最新的史料，有效地推动了学术交流，学术研究和社会需求形成了良好互动。陈寅恪曾高度评价新史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7]自此而后，出版机构对新史料的出版越发重视。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近代出版机构的作用，解决中国史学发展方向最终还是依靠中国学者自身，认识近代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输入问题时，必须将其放置在整个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此书共包括七个部分，由绪论、六章组成。绪论主要交代传统刻书事业面临的困境、近代西方出版技术的传播及其在图书印刷出版方面的优势、西方史学输入的媒介，以及当前学界对此问题开展的相关研究。第一章是西方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该章主要以在华有重要影响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墨海书馆、广学会、益智书会、土山湾印刷所为中心进行个案研究。事实上，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是服务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侵略政策的，但是他们出版的一些有关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世界史地知识、国际关系的书籍，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变革的资源，对社会的变革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第二章是官办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该章主要通过对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海关印刷所、地方官书局等开展个案研究，分析同时期政府主导的出版机构从事的图书出版活动，进而认识西方史学输入的内容以及产生的影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官方出版机构更重视自然科学书籍的出版，史学著作的出版并非其初衷。第三章是学堂、学校附设机构与西方文学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大潮影响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出现了一次重大变革，废科举，兴学堂，编印新的教科书，成为当时一种时尚而又无以抗拒的潮流，迅速发展起来。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一些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南洋公学等专门成立了译书院，编写和印制新式教科书。尽管各地学校、学堂多由国家开设，但其性质与官办的出版机构不同。该章专门探讨学堂、学院附设的译书院（印刷所）对西方史学著作的译介。第四章是民办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民办出版机构主要是指商界和知识界私人出资创办的印刷、出版机构。民办出版机构分布广、数量多。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创办如此多的印刷出版机构，自有其各不相同的动机和缘由。该章选取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智书局、作新社、文明书局等为个案，重点进行研究。第五章是近代中国史学的变革与阅读世界的变化。该章力图从纵向视角回应铺天盖地的西方史学在中国学界有无产生反响，以及中国读书人的应对。此部选择了拿破仑形象的塑造、公元纪年法的传衍、“文艺复兴”概念的传播以及光绪帝阅读世界的变化。第五章集中讨论了中国史学变革与阅读世界的文化，就拿破仑、公元纪年等展开了讨论。第六章集中讨论了西方史学的传播特征与影响，重点分析近代不同类型出版机构宗旨的差异性，以及在西方史学著作翻译、出版方面具有的共同特点，以及史学著作的出版发行对社会变革产生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史的撰写主要有两种路数，“一种以事实为中心，以材料考辨、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8]。少峰博士的论著就是采用了前一种论述方式，通过史料钩沉，分析比较，对近代不同出版机构“点”的梳理，进一步丰富近代史学学术史的内容，为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提供了新视角。作者若能够在范式探讨和线索梳理上进一步提升，将会展现另一番学术新天地。
是为序。
王学典
2021年9月29日
[1]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82、392页。
[2] 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4] 鲁迅：《呐喊·自序》，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5]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6]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2页。
[7]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8] 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