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文学批评视野中的牧歌

具有漫长历史的牧歌虽然不是一种思想派别或哲学学说，却见证了自古希腊时期以来持续不断的论争，浓缩了人们在不同时代关于乡村与城市、现实与理想、人类与自然等关系的文学表达。毋庸置疑，对西方牧歌的阐释永远不可能完全再现诗人自身及其作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但人们乐此不疲地探讨，在西方文学史上形成一股热潮。具体来看，牧歌研究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艺复兴至18世纪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创作者、批评家对这一文学类型作出初步的介绍和评论。

尽管牧歌创作起源于古希腊，但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牧歌评论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在公元5世纪，希腊哲学家们开始用牧羊人比喻统治者，以思考社会秩序和统治的本质。随后，牧人出现在政治理论探讨中，例如柏拉图（Plato）在《法篇》（Laws）第三卷中描述山里的牧人在一次大洪水后栖居在一个岛上，柏拉图认为这些牧人“比现在的人更加单纯、更富有男子气，因此也更加自制、更加正义”[2]。在中世纪时期，牧歌常出现在神学批评中，耶稣自称牧羊人，基督教教士被称为牧师，主教们还会手持类似牧羊人所用的牧杖。事实上，在牧歌批评的早期阶段，人们对维吉尔的神学批评多于美学批评，很多牧歌讽刺作品运用黄金时代这种比喻去攻击政府和教会的腐败，例如朝臣是雇工牧羊人，却不好好照看他们的畜群。维吉尔的诗篇尤其是第四首牧歌中关于婴孩的描述被基督教神学家作为寓言加以解读，这使维吉尔成为在中世纪未受排斥的少数古典作家之一，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被誉为最杰出的拉丁诗人。维吉尔的成名作品《牧歌》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占据诗歌殿堂的中心位置，并被纳入美学批评的范畴从而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在这一时期，牧歌创作者和评论者往往在作品的序言或评论文章中表达对这一文学类型的理解。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布莱恩·洛克雷在牧歌研究文集《牧歌样式》中收录了1579年至1818年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或文章节选。例如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发表对牧歌的评论。弗莱彻创作了牧歌诗剧《忠实的牧羊女》（The Faithful Shepherdess，1609），讲述一位在爱人离别后仍然十分忠贞的牧羊女，她凭借德行让一位好色古怪的牧羊人清除头脑中的邪念，也使森林中争吵的情侣们增进了感情，最终大家齐声称颂忠诚的牧羊女，唱起了一首献给潘神的颂歌。在这部诗剧“致读者”的序言部分，弗莱彻指出：“牧歌的本质是关于牧羊人和牧羊女的故事，他们的行为和情感必须与他们的自然本性相契合。”[3]弗莱彻认为，牧羊人至少不要超越以前通俗的传统，不需要懂得任何艺术，只需掌握自然赋予的歌谣，或者经验教给他们的关于花草、泉水、太阳、月亮、星星诸如此类的知识。在弗莱彻的传奇喜剧里，牧羊女生活在森林中，在爱人离去后十分悲伤，居住在死去情人的墓旁，牧羊人则在离群索居中形成古怪的性格，这些行动和情绪都自然而然，没有任何艺术的雕琢。迈克尔·德莱顿（Michael Drayton）创作了《牧歌》（Pastorals，1619），他在序言中同样指出牧歌是关于低贱卑微的牧人故事，其创作应该遵循一定规则，即人物的语言、行为都应该与牧人身份、际遇相符合，语言应该是“贫乏的，愚笨的”[4]。此外，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一篇前言中将人类生活的区域分为宫廷、城市和乡村，与这三种空间相对应的艺术分别是史诗、悲剧和牧歌，这也指出了牧歌所具有的朴实、自然特征。法国作家雷内·拉潘（René Rapin）在文章中以维吉尔牧歌为标准确立牧歌的创作原则，认为牧歌是对牧人或类似人物的模仿，语言要简单、自然、平易、流畅，不应有宏大的词汇、大胆的譬喻或极端的情绪。至于牧羊人的举止，他们必须符合居住在幸福岛或黄金时代的样子，显得“坦率、简单、纯真，追求善良、公正，对人亲切、友好，对于世上所有虚伪、狡诈、欺骗一无所知”[5]。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则描绘了牧歌形成的过程：“当牧羊人和牧牛人将牛羊赶往田野或森林，他们聚在一起就有了最早的亲密交谈，他们在树丛里或树荫下喋喋不休或侃侃而谈就有了最早的论辩和诉讼，在悠闲中增长的欲念就有了最早的求爱与寻欢，他们唱给爱人或情人的歌就是最早的爱情乐章，有时他们也唱歌吹奏，在比赛中看谁表演得最好最巧妙。”[6]普登汉姆揭示牧羊是最原始的生活方式，牧歌是对牧羊人的模仿和再现。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在其诗论《为诗辩护》中则强调牧歌在给人愉悦的同时应该培育人的美德。锡德尼认为诗是模仿的艺术：“它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一种用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一种说着话的图画，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7]锡德尼将诗分为三种，首先是模仿上帝不可思议的美德，其次是哲学的模仿，最后是真正为了教育和怡情而从事模仿的，而“模仿却不是搬借过去现在或将来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在渊博见识的控制之下进入那神明的思考，思考那可然的和当然的事物”[8]。锡德尼关于诗的模仿论和怡情论观点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牧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具体实践中，他的长篇牧歌式传奇《彭布鲁克伯爵夫人的阿卡迪亚》（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1593）成为英国牧歌创作的楷模。

关于牧歌的质朴特征及其教谕意义，蒲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蒲柏为自己的《牧歌》（Pastorals）撰写了一篇序即《论牧歌》，诗人在开篇处就提及一种文学现象，即能够被称作牧歌的诗篇实在复杂繁多，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对这类诗歌作一些解释。他认为牧羊人的寓意、举止、思想和语言都是最质朴的，“牧歌的全部特征在于朴素、简洁、灵巧，其首要呈现的是自然，其次是愉悦”[9]。法国古典主义者布瓦洛在《诗的艺术》第二章也提及牧歌的特征：

幽雅牧歌要漂亮而无繁文，

它的风度要可人而格调却要谦逊；

措辞要质朴自然，不能有丝毫矫饰，

绝不要矜才使气，显得是才子之诗。

它的温柔一定要得人怜、沁人心脾，

绝不要慷慨激昂叫人听了骇异。[10]

可见，幽雅、谦逊、质朴、温柔、简洁成为理论家对牧歌的共同印象。牧歌是黄金时代的图像，这类诗歌所推崇的与其说是源于农事劳动，不如说是源于乡村生活的宁静。“因此，我们必须运用一些幻想来使牧歌变得令人愉快；包括只展现牧羊人生活中的最好一面，而把痛苦隐藏起来。”[11]蒲柏的论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他认为牧歌应该隐藏痛苦，带给人愉悦的感觉，这也继承了古罗马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观点。贺拉斯在《诗艺》中指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2]牧歌表现牧羊人的纯朴天性和幸福生活，并带给人欢乐，这是蒲柏对牧歌作出的阐释。闲适的牧羊人以唱歌表达自己的幸福，其内容简单、语言质朴、情感愉悦，呈现自然之美，并带给人愉悦感觉。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牧歌的内容、形式、语言等各个方面不断变化，既继承传统，又与新的时代境遇结合，成为诗人们竞相用来表达情感的文学样式。蒲柏认为，古希腊的忒奥克里托斯创作的牧歌在自然和简洁方面胜过其他诗人，最贴近牧歌的本来特征。但他笔下的主人公并不严谨，除了牧羊人之外，还包括割稻人、渔夫等。除此之外，他的描述往往过于冗长，第一首牧歌中那只杯子的大段描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笔下人物的举止也似乎有一点缺陷，有时会显得粗野无礼。但是，这位牧歌之父有其他牧歌诗人所需要学习的质朴等长处，而且他诗中的方言独具魅力。蒲柏还认为，维吉尔模仿忒奥克里托斯的创作，在语言、条理和文体等方面更胜一筹。斯宾塞将牧歌寓言化，并以牧歌的方式对待宗教事务，这又进一步扩宽了牧歌的外延。在这篇序言中，蒲柏在对牧歌发展的回顾和总结中阐释了牧歌的质朴和愉悦特征，以及忒奥克里托斯、维吉尔、斯宾塞这三位诗人在牧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到了18世纪，牧歌遭到评论者的质疑。例如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750年的文章《论牧歌和乡村生活》（“On Pastoral and Country Life”）中强调：“任何发生在乡间的素材，都可以成为诗人写作的对象。”[13]约翰逊认为，牧歌的概念界定不必以维吉尔牧歌为标准，不必描写黄金时代或阿卡迪亚世界里的举止和情感，因为在新的历史阶段，牧羊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和谐群体、文雅举止的代表。约翰逊指出，维吉尔的诗歌为罗马政权服务，斯宾塞诗中的牧羊人表现城市文人的高雅情感，弥尔顿让牧羊人说出批判宗教的话，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因而在约翰逊看来，牧歌应该描述乡村里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反映任何高尚或卑微的情感，专注于真实的乡村意象，呈现真正的乡村生活。在古典牧歌与当下现实融合的过程中，批评者们不可避免地展开对牧歌的批判。例如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在1818年出版的《关于英国诗人的演讲》（Lectures on the English Poets）中指出：“我们很少有优秀的牧歌作品。我们的举止不是阿卡迪亚式的，我们的气候不是永恒的春天，我们的时代不是黄金时代。”[14]哈兹里特认为英国没有与忒奥克里托斯相媲美的牧歌作家，认为蒲柏的作品里充满了无意义的修饰和平庸的情感。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往往影响文学样式的选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等外在现实的影响，反映牧羊人悠闲生活的古典牧歌已被视为矫揉造作的代表，遭到批评家的批判与遗弃。

总体看来，早期的牧歌批评者指出忒奥克里托斯、维吉尔的古典牧歌所具有的特征。他们认为，古典牧歌在内容上主要反映牧羊人平静、快乐、无忧的放牧和爱情生活，在风格上表现为情节简单、语言质朴、情绪节制，具有将牧羊人及乡村生活理想化的倾向。同时，批评者指出，古典牧歌并不是乡村爱情和交往方式的简单再现，而是融入当下现实中的自然和社会风貌，在简单的牧歌形式中蕴含有宏大的主题和道德教谕的目的。这就在综合概括古典牧歌特征的基础上扩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牧歌的深厚内涵。当然，批评家们也展开了牧歌论争，思考古老的文学样式如何与新的时代境遇融合，这些赞颂与批判为20世纪的牧歌批评奠定了基础，也为之开辟了道路。

牧歌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深入扩展时期，牧歌日益成为一种文化文学意义上的“解剖学”。这时期涌现出大量研究著作，从宏观方面梳理牧歌的发展历史，从文化角度界定牧歌概念，专注于牧歌文本分析，或在经典重读中重塑牧歌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牧歌的文学史梳理与评析，海伦·库柏（Henlen Cooper）的《牧歌：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Pastoral：Medieval into Renaissance，1977）具有代表性。该书追踪了从罗马帝国衰落到英国内战爆发之间尤其是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法国、英国牧歌文学的发展状况，详细介绍中世纪牧歌的影响，以及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牧歌文学的中心地位。库柏认为，牧歌具有相当丰富的象征意义，但是人们谴责牧歌，认为它虚情假意、矫揉造作、逃避现实，这种谴责长久以来妨碍了人们对牧歌作出恰当的评判，但无论如何，这种谴责也只是占据整个文学传统中的很小一部分。同时库柏指出，在整个牧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往往从忒奥克里托斯、维吉尔转移到桑纳扎罗或斯宾塞，其间可能会提到彼特拉克，而有一种遗忘中世纪牧歌的倾向。事实上，在维吉尔和斯宾塞对牧歌的理解之间有一条鸿沟，在这条鸿沟之上有许多其他作家搭起连接的桥梁，如果没有这些作家的贡献，维吉尔和斯宾塞之间是不可能建立起联系的。库柏肯定中世纪牧歌作为桥梁的重要意义，认为“中世纪的牧歌在很多方面比后来的牧歌更具有吸引力”。“在中世纪时期，牧歌形成了许多种后来作家们继承的观念和主题。”[15]与其他文学样式或种类相比，牧歌可能更是一种依赖传统、权威、模式和影响的事物，没有任何一部牧歌能够单独被理解。库柏还指出，伊丽莎白时期的作品广泛吸取古典、中世纪等几个世纪以来的牧歌传统，在融合传统的基础上作出总结、理解和扩充，他们不仅模仿传统诗行的特色，还从传统中获得创造的灵感，开创牧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南希·林德海姆（Nancy Lindheim）的著作《维吉尔的牧歌传统：从文艺复兴到现代》（The Virgilian Pastoral Tradition：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Modern Era，2005）则将牧歌的文学史视域扩展至现代社会，主要探寻牧歌样式与精神在西方文学中的传承。该著作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斯宾塞、锡德尼、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创作的牧歌作品所体现的生命追求，探讨了华兹华斯、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中体现出的极简人生，这些也是牧歌精神在不同时代里的具体呈现。库柏、林德海姆的专著将牧歌从古希腊延伸至现代社会，充分体现牧歌在广度和深度上具有的可供探索的广阔空间。

批评家们主要将牧歌视为一种静态的、理想的文学类型，重视牧歌的原始意义，称颂其内容的“天真”，认识到牧歌歌颂乡村自然环境和农牧民的单纯快乐，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乡土自然和田园农耕生活的理解，流露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望。早期批评家们指出牧歌具有地点的统一性、事件的日常性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性三方面特征，新时代的批评者则依据不同标准对牧歌做出更为具体的细致区分。例如利奥·马克斯将牧歌理想划分为大众的情感型理想和想象的复杂型理想。面对冷酷无情的社会和技术现实，人们会产生“逃离城市”的朦胧情感，例如人们休闲娱乐时热衷于野营、狩猎、钓鱼、野餐、园艺等户外活动，电影、杂志、广告等媒体往往表现田园生活环境，以迎合人们对原始美好或乡村幸福的感伤情绪。同时，马克斯指出，正如维吉尔在其第一首牧歌中展现牧人梅利伯流离失所的痛苦，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听到林中火车的声音，普桑在风景画中引入骷髅的意象，这些“真实”的世界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而暗含反作用力的作品就是优秀的复杂型牧歌理想。马克斯的看法与席勒的看法具有契合之处。席勒指出牧歌不可能完全达到平衡和安静，应在同一中有多样化，在满足中有奋斗，而牧歌理论的任务在于解决这些问题。席勒指出牧歌需要扩展，即牧歌中要有多样化的“运动”，正如马克斯提及的“反作用力”。无论是“运动”还是“反作用力”，最重要的是达到一种理想。正如维吉尔在第一首牧歌的结尾处以暂住一晚、炊烟落下影子等一系列质朴意象缓解矛盾冲突，弥合希望与恐慌之间的鸿沟，在提屠鲁所在的中间地带实现和谐理想，因而“恢复和谐是维吉尔第一首牧歌的全部要旨所在”[16]。此外，彼得·马里内利（Peter Marinelli）在批评术语系列丛书《牧歌》（Pastoral，1971）中做出古典牧歌和现代牧歌的划分。他认为古典牧歌将牧人作为理想符号，而现代牧歌从底层人物身上发现令人崇敬的情感和精神，例如华兹华斯塑造依靠自然生存的高尚人格。安娜贝尔·帕特森（Annabel Patterson）在《牧歌与意识形态：从维吉尔到瓦莱里》（Pastoral and Ideology：Virgil to Valery，1987）中将牧歌分为软牧歌（soft pastoral）和硬牧歌（hard pastoral），指出软牧歌展现为柔和、悠闲或充满怀旧色彩的理想化牧歌，硬牧歌则充斥着苦难和劳作的现实生活，包括反牧歌和农事诗。在建立牧歌体系方面，英国评论家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在著作《绿色之声：解读当代自然诗歌》（Green Voices：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Nature Poetry，1995）以及《牧歌：一种批评术语》（Pastoral：The Critical Idiom，1999）中对牧歌历史做出划分。尤其在后一本著作中，吉福德区分了牧歌的原始义、引申义和贬抑义，创建了牧歌（pastoral）、反牧歌（anti-pastoral）和后牧歌（post-pastoral）这一理论体系。吉福德追溯了牧歌的发展历史，指出赫西俄德（Hesiod）的《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描述了农业与经商的全部图画，设定黄金时代的神话想象，这影响后来的牧歌样式。吉福德还梳理了文艺复兴时期菲利普·锡德尼爵士、斯宾塞等创作的牧歌作品，蒲柏、华兹华斯、克莱尔的诗歌，以及现当代的乡村小说、游记和当代美国的自然书写。这本书运用文化研究和生态批评方法指出牧歌的复杂内涵，“牧歌从一开始便面向城市读者，始终呈现出诸如海边城镇与山地乡村之间、宫廷生活与牧人生活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退隐与回归之间等各种张力”[17]。吉福德认为，牧歌总体上被运用在三个不同方面，即诗歌、戏剧和小说。例如古希腊罗马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歌，这类诗歌始于亚历山大时期，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描写从城市向乡村的隐退，歌颂优美宁静的自然环境和其中简朴快乐的乡村生活。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牧歌，以牧人作为主人公，描述阿卡迪亚环境和黄金时代的理想。此外，作为一种文学模式，牧歌不局限于诗歌这一文类，还包括延续传统、美化乡村生活，把乡村和城市作为明确对照来描写的传奇、小说、戏剧等广泛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除此之外，吉福德也意识到人们质疑传统牧歌的思维模式，从现实主义角度反对牧歌把乡村生活理想化、浪漫化，认为其掩盖了操劳和贫困的现实，这就具有反牧歌的倾向。吉福德的《牧歌：一种批评术语》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第六部分提出后牧歌概念，超越了传统的牧歌与反牧歌概念，从生态批评角度试图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深化古老牧歌在新时代境遇中的内涵，这也证明缓解矛盾、实现和谐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当然，到了20世纪，也有批评家再次给牧歌贴上逃避主义的标签，并从不同角度展开批判。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5）一书中对牧歌中美化的人际关系提出质疑。威廉斯认为，维吉尔的牧歌可能带来赞赏与敌视这两种形式。一方面，《牧歌》清晰地表达出一种简单朴素的愿望，并坦率地反对城市的罪恶，甚至包含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这些因素可能使《牧歌》受到人们的称赞。另一方面，《牧歌》代表统治阶级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无数真实的乡村现实说明阶级之间存在对立，而诗人反复感谢屋大维政权归还他的土地，以逢迎统治阶层兴趣的方式隐瞒乡村生活中充满压迫的现实，其牧歌在统治者、地主与土地上的劳动者之间确立一种简单关系，模糊了实际社会经济机构中的粗暴行为，具有迷惑读者的作用。理查德·哈丁（Richard F.Hardin）在《牧歌遗风》（Survivals of Pastoral，1797）中指出人们批判牧歌是因为它简单地反映现实。哈丁认为乡村世界需要一种媒介来呈现真相，而任何一种呈现都是文化渴求与定位的产物，风景首先是一种文化，世世代代的作家们在一些山水等景物中重现的是他们思想上的困惑与想象。哈丁明确指出维吉尔的绿色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贵族的所有物，维吉尔将他的乡村世界融入牧歌形式中，以让他、他的朋友和赞助者们毫无愧疚地出现在牧羊人旁边。最后哈丁认为，牧歌形成一种艺术上的替罪羊，是一种稳定而纯粹的样式，通过艺术的镜子迎合政治的需求。

在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探讨中，备受争议的术语牧歌日益成为一种严肃而复杂的批评范畴，从古希腊到现代社会，牧歌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其内涵和外延不断被拓展，呈现出多种形态。尽管以快乐的牧羊人为主人公的传统样式在18世纪走向衰落，但是回归乡野自然、追求简朴生活、向往理想世界等牧歌精神却在后世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种类中经久流传。牧歌既简单又复杂，反映了文学与自然、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等各个领域与层面的关系，也因此出现情感型牧歌、复杂型牧歌、古典牧歌、现代牧歌、反牧歌、后牧歌、无产阶级牧歌、城市牧歌、男性牧歌、女性牧歌等各种提法。可以看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对工业、科技、城市、欲望等的认识使古老的牧歌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个时期的牧歌研究逐渐从文学领域扩展至文化领域，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牧歌从文化层面转向实践认知奠定了基础。

牧歌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环境现实的跨学科研究。当牧歌的绿色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污染和掠夺时，批评家们以地球而非人类为中心，重新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为牧歌的研究带来新的阐释空间。

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被打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对核毁灭、物种灭绝、有毒废物、森林破坏、全球变暖、城市扩张以及空气、水、土地污染等问题日益关切。在这样一种时代境遇中，承袭自然文学传统，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应运而生，使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研究更具有环境实践的需求。作为生态批评的奠基之作，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中以寓言式的开头描绘一个美丽村庄的突变。一个万物和谐的村庄坐落在农场中央，周围有庄稼、果园，春夏秋冬都有美丽的景色，这里植物繁茂，物产丰富，处处充满勃勃生机。然而古老的牧歌理想遭遇到现实的无情伤害，自人们建房舍、挖井筑仓，一切都开始改变，空中飘着死神的幽灵，被生命抛弃的地方寂静一片。这是一个想象中的寓言，但很容易变为人们熟悉的现实。于是卡逊运用客观的科学知识讲述美丽的大自然所遭遇的灾难，理性记录生存环境面临的种种威胁，细致描绘滥用杀虫剂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卡逊指出，杀虫剂的使用被人们认为是一条舒适平坦的超级公路，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是时候选择一条“行人稀少的路”，想出变通办法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如此才有机会保住我们的地球。该著作把牧歌传统引入生态批评视野，在美丽村庄突变的寓言故事里呼吁人类改变控制自然的思维，探讨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从此拉开现代环境运动的序幕。

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成立，1995年召开第一届年会，此后，随着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著作出版，生态批评发展成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学文化绿色批评潮流。生态批评与自然文学一脉相承，但都受到西方牧歌文学的影响。生态批评家们认识到牧歌持久甚至越发重要的意义，纷纷在著作中提及古老的牧歌。例如利奥·马克斯在《花园里的机器》中分析维吉尔的第一首牧歌，认为提屠鲁所在的理想牧场是一种中间风景，一边是罗马帝国城市，另一边是偏远荒野，而提屠鲁不用遭受来自城市和荒野的焦虑和痛苦，这种中间地带构成了美国的牧歌理想。虽然马克斯在其作品中并未直接提及生态学或环保主义，但是作者鲜明地探讨了以机器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对以花园为代表的自然的入侵，使这本著作成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式作品，也被视为“研究美国田园牧歌问题的权威之作”[18]。1989年，马克斯在一篇回顾性文章《美国的牧歌主义》（“Pastoralism in America”）中指出，关于美国的牧歌主义消亡的论述是不成熟的。1992年，马克斯撰写论文《牧歌主义是否有未来？》（“Does Pastoralism Have a Future？”），并指出牧歌模式具有持久的魅力。马克斯认为，维吉尔作品中的牧人受到城市和自然双重力量的影响，却能保持和平、富足、闲适的生活方式，这种牧歌生活不仅对19世纪的美国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也给当今缓解环境危机带来启示。许多生态批评家诸如劳伦斯·布伊尔、特里·吉福德、格雷格·杰拉德（Greg Garrard）等加入重申牧歌持久魅力的行列，将这一术语与悲剧、喜剧等并列，成为批评家们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美国生态批评的引领者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的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1995）中阐述牧歌研究在文学、历史与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布伊尔认为，尽管意识形态的内容时有变化，但是牧歌的形式始终如一，乡土田园不是培植感伤情绪的场所，而是社会和文学阐释的一个复杂、重要而又中肯的样板，对生态批评从单纯关注人类的意识形态舞台转向呵护自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布伊尔对美国牧歌文学思想观念进行全面评论，并审视梭罗《瓦尔登湖》在美国作为牧歌文学典范的地位。但是，布伊尔认为梭罗的代表作并不完美，自然文学在美国的流行往往受到学术界的轻视，而且生态批评的标准又具有不确定性。为此，布伊尔提议建立四个衡量生态批评的标准：“非人类环境的出现，人类利益不是唯一的正当利益，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伦理取向的一部分，文本应含蓄地表示环境观念。”[19]而牧歌强调自然环境，显然符合生态批评的标准。更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生态批评家格瑞格·加拉德在其著作《生态批评》（Ecocriticism，2004）第三章重点介绍“牧歌文学”。加拉德指出，牧歌中的田园这一喻体必将是生态批评的关注重点。“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哪个比喻性的词语如此根深蒂固，或是对环境主义来说如此深沉难解……它拥有悠久的历史，它在文化上具有普遍性，这都意味着田园这个词语必须也将作为生态批评学者关注的核心而存在。”[20]加拉德在这本著作中首先介绍生态批评家吉福德对牧歌作品的分类：第一类是逃避城市、退居乡村的特定文学传统，第二类是广泛意义上描述乡村与城市之间对比的作品，第三类是忽视劳作与艰辛的带有理想色彩的牧歌传统。加拉德分别对这三种表现形式展开探讨。在论述古典牧歌文学时，加拉德提及两位生态批评前辈利奥·马克斯和雷蒙德·威廉斯都论述了维吉尔对生态批评的重要性，两位批评者都发现了牧歌传统前进的潜力，都将其与环保政治的兴起联系在一起。据此，加拉德根据时间顺序，将牧歌作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哀歌（elegy），运用怀旧的笔调回顾逝去的往昔，第二类是牧歌（idyll），它颂扬丰饶富足的现在，而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第三种乌托邦（utopia），即寄希望于未来的救赎。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时间向度中，牧歌已超越简单的田园内容和诗歌形式，因其虚构性、隐喻性和普适性而具有救赎的意义，如此确定了人们重建牧歌的现实需求。美国生态批评者格伦·洛夫（Glen A.Love）进一步在《实用生态批评》中指出：“从我们身处其间的以地球为中心的语境出发，对于牧歌的研究将迎来新的阐释空间。”[21]洛夫指出，在环境焦虑的时代，牧歌研究在参与现实中表达出对生物的敬畏和对人性的回归。可以看出，西方生态批评家们倡导依据现代生态学知识重构牧歌文学传统，这将使古老的牧歌文学在生态危机时代重放光彩。

生态批评理论下的牧歌研究成果众多，不仅为解读文学文本提供新视角，也为环境保护提供启示意义。人们基于对理想乡村世界的怀念和现实城市生活的批判，产生出创建绿色世界的行动需求，以发挥古老牧歌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劳伦斯·布伊尔指出，环境包含自然和人工的因素，考虑到“无论是繁华都市和偏远内地之间，还是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的关注之间，都是互有渗透的”[22]。这就有助于指引人们超越原生态自然崇拜的简单印象，而关注自然与文明、人与人、地区与地区、种族与种族等广泛的环境公正问题，寻找新的调和矛盾的象征。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在《走出去思考》（Going Away to Think，2008）中探讨生态批评的职责，并明确强调：“对于心智的活力而言，暂时退隐并思索重大命题，与投身参与讨论这个时代最紧要的问题是同等重要的。”[23]牧歌理想日渐成为知识分子们关注的前沿问题，被引入社会实践中，指引知识分子投身时代，参与讨论最要紧的命题。有研究者指出：“我们已经走到了环境极限的时代，人类的行为正在毁灭不堪重负的地球，而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危机不取决于生态系统的作用，而取决于人类伦理道德的作用。”[24]因此，在强调环境保护的今天，人们不仅要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现实根源，抨击人类中心主义，同时还需要探寻通向生态可持续和社会普遍公正的路径。而在突出人类伦理道德作用时，借鉴牧歌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之路，也是实现普遍环境公正的重要方式。

回顾牧歌的发展历程和以往批评家们对牧歌所作评论的历史可以看出，在西方文学史上，自忒奥克里托斯以来牧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诗歌类型，也日益成为人们探讨社会、自然及真理等关键问题的重要方式。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西方的牧歌研究已经持续几个世纪，其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全面，考察视角和所运用的方法也越来越新颖，充分展示牧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