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杨绛研究现状和启示
学界对杨绛的关注度和杨绛的创作情况密切相关。杨绛最早进入学界批评视野，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文学杂志》创刊号。当时杨绛是随夫留学英国的文坛新人，陆续有几篇小说和散文发表。其中，散文《阴》就引起了朱光潜的注意。而杨绛真正名声大振，受到更多评论家关注，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定居于上海的沦陷区时期。这一阶段，杨绛集中创作了《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喜剧，在上海文艺界引起轰动。但当时关注杨绛的批评家仅限于在上海沦陷区工作的李健吾、孟度、董乐山等人。
20世纪50—70年代，由于时代限制，杨绛的文学创作一度中断，从创作转入专业翻译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批评界对杨绛的关注度也随之降低。20世纪80年代，杨绛重拾创作事业，进入文学创作的井喷期，学界对杨绛的关注和批评开始恢复，与其相关的学术论文也逐渐增加。从单一的文本解读、鉴赏和批评，到后来对杨绛文学创作的题材、艺术特征、创作风格到文学流派、精神向度等方面的研究，讨论的范围、层次和深度都有所拓展。
不过，杨绛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是她去世的前后几年。这一时期，以杨绛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从知网上所获得的信息来看，在1996年之前，与杨绛有关的评论类和研究类的文章每年不超过10篇；在1996年至2010年之间逐年递增，但数量每年在百篇之内；2013—2017年，以杨绛为主题的文章每年超过200篇。
到目前为止，能够查找到的、已出版的杨绛研究专著共有两部：一是于慈江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二是火源的《智慧的张力：从哲学到风格——关于杨绛的多向度思考》。除此之外，笔者通过各渠道查找到的与杨绛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超过了130篇。其中，来自港台的硕士论文除于慈江博士论文中已提及的姚金维、叶含氤、陈佳盈、张嘉文等人的成果外，还包括王建宇《晚境风华——杨绛散文的美感研究》（台湾清华大学， 2015）。来自海外的博士论文包括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的刘梅竹博士的《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杰西·菲尔德的《写作生涯在中国：以杨绛为例》（Writing Lives in China:the Case of Yang Jiang）。中国内地高校共有两篇博士论文，皆出自北师大，作者分别是于慈江和吕亚兰（笔名吕约），后者的博士论文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杨绛进行总体性研究的博士论文成果。
刘梅竹《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是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部杨绛研究博士论文，对中国学者如于慈江的杨绛研究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于慈江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是中国第一部杨绛研究专著，也是第一部对杨绛的文学写译实践进行讨论的学术成果。这在杨绛研究领域中，可以说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于慈江的这部专著特点在于，问题切入点小，但能以小见大。虽然作者讨论的只是杨绛小说写译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论证过程中，以文本细读、文献钩沉、比较研究等方式对杨绛文学创作、研究和翻译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深刻的解读。其次，作者在著作中对杨绛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学作品初始版本的考据、对海外研究第一手资料的掌握都极大地丰富了杨绛研究的视野。不过，由于于慈江的论文仅限于对杨绛小说方面问题的探讨，而未能深入到杨绛的戏剧、散文创作等领域，因此，于慈江的研究虽说精深，但不能算全面[1]。
吕亚兰的《杨绛论》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专门针对杨绛的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研究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侧重于文本的审美研究和历史研究。作者将杨绛的文学创作按文体进行分类，从戏剧创作、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三个方面对杨绛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在考察杨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体裁中的主要文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的基础上，总括性地论述杨绛在语体、结构等方面的风格。吕亚兰这部博士论文的特点在于，能够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发现杨绛文学创作中“修辞”与“修身”、“风格”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作者的文本中心观念，将杨绛等同于一个职业作家，而忽略了她的学者与翻译家身份，以至于在考察杨绛文学创作与文学史传统之间的关系时，忽略了她的学术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在对杨绛与同时代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比较欠缺[2]。
火源的杨绛研究则从杨绛的哲学观、心理特征、艺术特点、文学风格以及杨绛与京派文学、上海沦陷区文学、新时期文学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对杨绛进行了全面而立体的考察。与吕亚兰注重文本中心，通过对文本的爬梳来获取杨绛与历史传统关联的研究路径相比，火源的研究思路更为宏观些。他侧重的是杨绛创作与生活、创作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在宏观研究的大框架下对杨绛的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对作家主体进行了多层面多向度的拓展研究。不过，火源的研究同样存在对杨绛身份单一化，忽略杨绛学术研究和翻译活动的问题[3]。
杰西·菲尔德的杨绛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作者以杨绛的文学活动时间为线索，对杨绛的文学批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等新时期以来的写作进行了文本与历史的互证。杰西·菲尔德的研究思路是由内而外的，首先从杨绛文学创作的情感表达形式、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衔接，以及具体的修辞特征等方面对文本进行细读。在这一前提下，作者将杨绛放在中国人文主义思潮起落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历史在杨绛文学活动中的作用，并试图揭示这样一个现代中国作家的内心生活和精神气质。杰西·菲尔德认为，杨绛的意义在于，她对明末清初知识分子话语的浓厚兴趣，在“个人叙事”中揭示“人文精神”，使她能够像周作人一样，塑造一种现代性的另类传统，一种回避主流的传统[4]。
杰西·菲尔德的论述角度是近年来海外杨绛研究中的一种典型视角。如果说国内的杨绛研究试图从杨绛的文本中发现一种与古典文学血脉相连的现代文学传统，并塑造一个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中国作家形象，那么，海外杨绛研究则对杨绛的写作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更感兴趣。这些海外研究者将作家主体作为历史主体进行文化考察的研究思路，给中国的杨绛研究提供了一个想象和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不同方式。
海外的杨绛研究，近年来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2010年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举办的“钱锺书和杨绛：百年透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钱锺书、杨绛和文学世界》。[5]在这部论文集中，艾米·杜琳（Amy D.Dooling）的《杨绛的战时喜剧——严肃的婚姻交易》 （Yang Jiang's Wartime Comedies; Or, The Serious Business of Marriage）、梅朱迪（Judith M.Amory）的《杨绛小说中的自欺与自知》（Self-Deception and SelfKnowledge in Yang Jiang's Fiction）、罗鹏（Carlos Rojas）的《如何以言行事：杨绛和翻译的政治》（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Yang Jiang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温迪·拉森（Wendy Larson）的《低调的乐趣：杨绛与中国革命文化》 （The Pleasure of Lying Low:Yang Jiang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雷勤风（Christopher Rea）的《制度心态：钱锺书、杨绛论婚姻与学院》（The Institutional Mindset: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on Marriage and the Academy）、杰西·菲尔德（Jesse Field）的《“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的新知交》（“All Alone, I Think Back on We Three”: Yang Jiang's New Intimate Public）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拓宽了杨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余承法认为，该论文集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钱锺书和杨绛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地位和贡献，也是英语世界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杨绛的作品进行的研究，这将推动“杨绛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译介和传播”[6]，也有益于中西方学界在钱锺书和杨绛研究上的交流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杨绛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杨绛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记忆书写所展现出来的视角、姿态和叙事风格。
新时期以来，杨绛以政治运动为背景的作品主要有散文《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和小说《洗澡》。在读者中反响最大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学界关注最多的也是这两部作品。
就《干校六记》而言，在整个新时期初充斥着“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大环境下，杨绛这部散文集以其日常性细节和朴素的风格为读者展示了历史的侧面。作为《干校六记》最早的读者之一，敏泽给予这部散文集极高的赞誉。他认为，《干校六记》就其历史性而言，一能使亲身经历过干校生活的人们在阅读中找到自己的记忆，二能使年轻人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杨绛细微的观察能力和精湛的艺术修养，使“她善于在冷酷的现实中发现诗意”[7]，这是《干校六记》在叙事风格上淡远优雅的原因之一。在思想内涵上，《干校六记》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又能使读者看到在特殊环境下老一辈知识分子从不放弃自我的高尚情操。
《干校六记》的早期读者对这部散文集的评价为后来的批评者奠定了一个基调。但凡谈到《干校六记》的叙事风格，总离不开它的冷静与节制。张晓东借新批评派“反讽”的概念与中国古诗文中的“缘情”批评进行比较，对《干校六记》重新进行了解读。“反讽”，就是基于语境压力“克制陈述”。张晓东认为，杨绛在这部散文集中最平静之处，往往是作者承受现实重大折磨之处，体现的是“一言难尽的至情至性”。而散文中的“我们感”，是杨绛的散文呈现出节制风格的关键。这种基于集体的情感体验，使杨绛得以克制在特殊年代中的感时忧愤，将“喜”与“悲”、理智与迷狂等相互冲突的部分相抵消，达到艺术上的“圆融完整、对立统一”[8]。
在比较的语境中，将杨绛的这部散文集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历史叙事相对照，考察不同作家之间的异同，也是常见的一种批评方式。
像杨绛一样，丁玲、宗璞、陈白尘、巴金等作家都曾对知识分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的遭遇以散文的方式进行过记录和反思。在女作家中，宗璞和杨绛在散文精神上存在一定的相似度。这首先是因为两位女性作家的散文成熟期都是在经历了世事沧桑的中年时期；其次，宗璞和杨绛都具备学者的理性精神，以及儒者式的文化品格。但是在具体的散文叙事手法和个性气质上，李咏吟认为，杨绛和宗璞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他指出，从杨绛的《干校六记》《乌云和金边》等散文中可以看到杨绛个性幽默乐观，具有男性智慧，她的悲剧性深藏于喜剧的外表；宗璞作为哲学家的女儿，个性中理性和严肃的成分较重，她的散文较之杨绛更为“凝重、庄严”[9]，悲剧意识也更为外露。
丁玲的《“牛棚”小品》和杨绛的《干校六记》在叙事视角上颇为相似。像杨绛一样，丁玲的《“牛棚”小品》叙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下放期间的琐事，且都通过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刻画，展现那一段人性受到摧残、知识分子尊严受到践踏的特殊历史。李钦业将丁玲和杨绛的散文进行比较阅读之后，认为两位女作家的历史叙事虽然都展现了知识分子“顽强的生存精神”，但是就散文的整体风格而言，丁玲的《“牛棚”小品》在日常琐事的描写中，夹杂大量抒情文字，情景交融，感情色彩浓烈；而杨绛的《干校六记》则较为含蓄蕴藉，“具有一种淡淡的引人苦笑的幽默味儿”[10]。
在男性作家中，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历来被认为和杨绛的《干校六记》一样是新时期干校文学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品。吕东亮从创作心理和文体风格两个方面对杨绛和陈白尘的散文进行比较，指出在对干校往事的选择上，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回避了重大的政治场面，而注重对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的刻画，在“肯定改造、革命初衷的合理性”基础上表现整体的历史荒诞。两位作家在“回忆”侧重点上的相似，与他们平民化的自我意识、卑微的写作姿态是分不开的。吕东亮还注意到了杨绛、陈白尘这类散文和巴金等作家在回望历史时的不同姿态。他认为，巴金精英主义的自我意识和具有使命感、斗争性的写作姿态，让巴金将叙述重点始终放在了“残酷的人和事”上。巴金的叙述姿态和杨绛、陈白尘相比，前者是“立法”性的批判和反思，后者则是对人情人性之美的吁求[11]。
不过，《干校六记》既不唱赞歌，也不控诉的特殊叙事风格，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批评者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干校六记》的叙事方式和知识分子人格之间的关系。杜昆认为，引起争论的原因主要在于历史叙事的复杂性和知识界“犬儒”现象的存在。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批判不够确实是杨绛部分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但她所持的叙述立场，使其历史叙事对构建作家自我形象与身份认同更直接有力[12]。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与巴金、丁玲等作家相比，尽管老生代作家的忆旧散文，都存在反思历史、悼念故人等共性，但与这些作家富于激情的忏悔、斗争、控诉等自我意识相比，杨绛的温度无疑是不够的。同时，杨绛在对这一历史的记忆选择上，基本上回避了对惨痛现实的直面描写。贺仲明将杨绛的回避归结为她的“智性”思维和文化心态。他认为，从杨绛的作品可以看到，和一般女作家偏重感性的写作方式相比，杨绛在写作中呈现出来的生活姿态始终是高高在上的，对世界充满了冷峻和理性的考量。与早期杨绛的“智性”主要表现在保全自我不同，新时期以来杨绛创作中的“智性”主要表现为对往事的豁达和宁静。这种豁达和宁静，既是对生活的彻悟，也是对生活的圆通，更是一种基于对人性道德充分肯定的、“仁”“智”合一的强者姿态。但也正是这种强者姿态，使杨绛部分创作中出现了骑墙主义的倾向和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这是纯粹的“智”对作家真性情的伤害。在这一点上，杨绛的“隐身衣”式的智慧，对文学创作的艺术魅力存在着削弱作用[13]。
事实上，不仅仅是杨绛的《干校六记》呈现出淡化政治色彩、注重从日常生活中审视普遍人性的特点，新时期以来杨绛的小说创作，同样怀有冷静克制的叙事姿态。龚小凡以杨绛的《洗澡》为例，通过分析小说中许彦成和姚宓含蓄安静的情感状态以及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形状各异的精神状态，指出杨绛对待小说中各色人物的态度是有距离的观察，而不带有文以载道的目的[14]。作为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洗澡》常被拿来与《围城》比较，认为在解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方面，《洗澡》可称《围城》的续篇。与散文着重表现困境中的日常琐事相比，杨绛的“小说家言”对运动的反思得到了更直接的反映。从“运动”前后的结果看，杨绛关注的焦点在于“改造”是否使知识分子精神真正焕然一新。一些论者认为，杨绛在《洗澡》中“无意于批判，却意在重建”[15]，看重的是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
针对围绕杨绛历史叙事风格的争议，陶东风指出，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杨绛“怨而不怒”的叙事风格是否体现了知识分子人格的高度，而应该去考察杨绛为什么要选择以这样的方式书写历史。他认为，从《干校六记》的题材和叙事语调看，散文充满了一种非政治化的自觉和身处外围的“旁观者”视角。联系到杨绛自身的个性经历，不难看到，由于杨绛并非和中国革命文化纠缠很深的知识分子，“没有过高的期待和热切的骨肉认同”[16]，在叙事方法和主题模式上，才能始终保持“局外人”的另类和冷静。
也正是因为“局外人”的身份，杨绛在新时期的写作，除了对政治运动之下的人事记录之外，对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小人物也有颇多关注。其中，《老王》是杨绛散文中一篇被看作比较特殊的，经常被用来与鲁迅的《一件小事》进行比读的作品。这主要是由于这篇散文突出体现了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杨绛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民间命题。“愧怍”是这篇散文的核心。在这篇作品中，“我”与老王的交往，深刻体现了杨绛散文写作的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孙绍振认为，杨绛在这篇文章中隐藏着一条思绪的转折，从同情到“愧怍”，是从俯视到仰视的姿态转变，反映了杨绛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17]。
张立新指出，正是“历史”造成的杨绛创作活动的中断，使她得以完成知识分子“启蒙者”到民间叙述人的身份转换。杨绛对非人道的政治历史的淡化，并非是刻意的回避和忘却，而是“从民间那种乐天知命的生存哲学中找到一种个体生命摆脱历史的挤压得以舒展的支点”。这种下沉式的叙述立场暗合了杨绛的“隐身衣”哲学，使她能够在与“浊世”隔离之余，保存知识分子的内心高洁，剥离政治话语的遮蔽，揭掉强加于“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群体的种种意识形态符号，洞察真实的人生[18]。
二是从文体、修辞、结构等方面来把握杨绛作品的美学特征和艺术风格。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论者一般注重对杨绛散文创作的整体把握，具体的作品分析集中于《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文本，对杨绛1949年之前的散文创作则关注不多。这方面的文章只有一篇对杨绛早年散文《阴》的作品赏析，以及罗维扬的《纯净精致的美文——杨绛早期散文四篇赏析》。这主要是因为批评者一般认为杨绛的散文创作高峰在新时期之后。杨绛民国时期的散文则由于年龄、阅历等方面的限制，在艺术上尚未成熟。不过，也有一些论者对杨绛早年的散文持有不同的意见。洪静渊等人通过对《阴》这篇散文进行解读，认为杨绛这一时期的散文写作多少受到了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同时，散文中丰富的意象和对光影变化真切细致的描摹，表现了杨绛在文字调度上精确表达的能力[19]。罗维扬尤其对杨绛早年的四篇散文《阴》《风》《流浪儿》和《窗帘》表达了极高的赞赏。《阴》和《风》是两篇描写自然现象的散文。罗维扬认为，杨绛以其艺术感受力使这两种题材脱离了科普化和知识化的套路，在对自然的描摹之中兴寄了一份人生况味。《流浪儿》和《窗帘》则摆脱了美学随笔的窠臼，成为韵味十足的艺术散文。这四篇散文纯净精致、从容含蓄的特点，甚至能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绿》等散文相媲美。在审美方面，这四篇散文是要超出《干校六记》等作品的[20]。
对杨绛散文具体文本的解读和批评，主要以杨绛的《干校六记》《我们仨》等作品为主。如李兆忠的《疏通了中断多年的中国传统文脉——重读 〈干校六记〉》、吴方的《小窗一夜听秋雨——重读杨绛 〈干校六记〉》、冯植康的《苦难中的自我超越——解读 〈“小趋”记情〉》、温左琴的《论杨绛先生 〈我们仨〉 的文本结构与解析空间》系列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杨绛的这些作品进行了解读。其中，李兆忠对杨绛的《干校六记》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解读值得注意。他认为，杨绛的《干校六记》不仅以“含而不露、返璞归真”的美学境界超出了大多数注重功利性意图而忽略艺术追求的“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更重要的是，《干校六记》在叙事立场、叙事笔法以及美学追求上与明代沈复《浮生六记》之间的承继关系，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也使得《干校六记》不仅有助于接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断层，也“疏通了中断多年的中国传统文脉”[21]。
吴方则关注了《干校六记》的“矛盾的统一”，认为这六篇记体散文，在意图与结果之间，在日常琐事的描写和整个历史背景之间，隐含着讽刺性的差距。杨绛在此中流露的情感和心态很难以“达观”或超脱来概括，在整个作品散淡中和的气氛中，“平静中有着抗议，讽刺里有着同情，自慰中有着自嘲”，造成了文类的“不定式”[22]。
在对杨绛散文创作整体艺术特点的把握上，研究者大多注重杨绛在散文中运用的幽默、反讽等修辞方式，以及这种修辞方式带来的艺术效果。谷海慧在幽默之外提出了“诙谐”的概念，认为幽默是功利性的，要引人深思的，而诙谐则是非功利的，不给读者增加思想负担的，由从容自由的人生心态产生的风趣。杨绛的诙谐是她一贯风格的自然流露，既体现了主体的创作自由，也给予了客体充分的阅读鉴赏的自由[23]。刘思谦从语境对写作的限制问题出发，指出解读杨绛的散文需要看到历史语境对作者话语表达的限制和作者的反限制。反讽修辞作为在语境压力下“通过调整语言而实现的一种机智的审美置换，一种语言的和生存的智慧”，构成了杨绛散文的整体语言风格，这“既是时间的积累沉淀对她的话语启示，也是她对自己文化素质审美心智优长的一种发挥”[24]。
王彩萍则重点分析了杨绛语言的节制性。她认为，杨绛对历史经验含蓄节制的情感处理，主要来源于儒家的中和审美意识的影响。在语言的艺术特征方面，杨绛的创作则表现出纯正、圆融的语言审美境界，其“语言的节制已经内化到了生命的节制中，语言的刚健也已经融入生命的圆融中。生命是自然而然的又是刚健有力的，外表看起来那样圆融，但是内里蕴藏着打不倒的力量。这时的语言与生命开始合一”[25]。
一些研究者还试图对杨绛与钱锺书在散文艺术上的特点进行比较。范培松等人认为，杨绛和钱锺书的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后者有终结意义，前者有重启意义。与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中那个冷寂孤独的“自我”相比，杨绛散文中的“自我”是不动声色的。二人在散文创作中的业余心态，使他们能够打破散文创作的常规，比较自由地进行写作，尤其是杨绛戏剧作者、翻译家和小说家的身份，使她的散文创作能够兼容戏剧和小说的创作方法，以流畅朴实、虚实相生、言简义丰、智性幽默的语言范式开启新时期散文的文类觉醒[26]。
关于杨绛的小说创作，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她与中国古典小说写作传统之间的关系。孙歌在对《洗澡》的品读中同样指出了杨绛文学创作中的古典精神脉络。她认为，在新时期业已形成的，有关知识分子群体悲剧性抒写的文学成规之下，《洗澡》的价值在于，以一种不断消解人物间激烈冲突的结构方式，正面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并不具备悲剧色彩的丑恶。这种“莫安排”的结构意识，再现了《儒林外史》式的古典幽默，并通过许彦成在“恋爱”和“洗澡”两个问题的选择，为读者提供了古典写作成规与现代精神的连接点[27]。
一些研究者在对《洗澡》这部小说进行文本解读时，还试图将《洗澡》与《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进行比较，从中探讨杨绛小说与古典小说中的具体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譬如邹世奇将《洗澡》中许彦成、姚宓与杜丽琳的人物三角关系与《红楼梦》中宝、黛、钗的关系进行比较后指出，施蛰存所评价的《洗澡》是“半部《红楼梦》”主要指二者在婚恋叙事中的人物结构存在相通之处[28]。
许江则关注了杨绛小说中某些符号性、趣味性、故事性的文本因素，指出从杨绛的小说和论文中可以看到，杨绛一方面从简·奥斯丁这里获得了关注人类“傲慢与偏见”本性的灵感，并以中性的立场和中国式的宽厚精神走出了奥斯丁的“围城”；另一方面，福尔摩斯使杨绛以敏锐的、怀疑的冷静目光去勘破“生活虚伪的表象”。推理小说和世情小说的艺术特征巧妙地混合在杨绛的小说中，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29]。
学界对杨绛的戏剧研究未成气候。尽管目前知网上能查到的有关杨绛戏剧研究的论文也有几十篇之数，但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庄浩然的《论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刘琴的《喜剧语境中的“味外之旨”——杨绛 〈弄真成假〉 美学品格新探》、孟竹的《论杨绛喜剧对莫里哀的接受》以及吉素芬的《论杨绛剧作中的残缺意识及其形成原因》等论文。总体来看，对杨绛的戏剧研究，具体作品的评析较少，对杨绛喜剧艺术风格的讨论居多。其中，庄浩然从题材内容、思想观点等方面分析了杨绛对欧洲及俄国风俗喜剧的借鉴，认为杨绛喜剧的民族性表现在：在戏剧内容上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都市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生活，在结构形式上运用流浪汉小说的结构贴合了中国观众的戏剧观赏趣味，美学风格上追求含蓄婉转的讽刺效果，在戏剧语言上则多从现代日常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有效地规避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语言的欧化缺陷[30]。
此外，专门从语言学角度关注杨绛创作的语言艺术及风格的研究逐渐成型。这方面的学位论文包括许建忠的《杨绛散文语言艺术探讨》、何昆的《杨绛散文语言风格研究》、魏东的《杨绛作品的语言艺术探讨》以及王娟的《杨绛作品语言风格研究》。这四篇硕士论文都考察了杨绛作品中对方言、口语、文言等语言成分的运用，以及杨绛作品中比较常见的修辞方式。
三是通过对杨绛作品的细读来分析杨绛的创作精神。
智性、理性与喜剧精神几乎已经成为谈论杨绛作品时绕不开的内容。宋成艳的《“隐身衣”下的智性写作》、闫玉婷的《杨绛的智性散文》、夏一雪的《理性与智慧 选择与得失——杨绛简论》、杨靖的《站在人生边上的智性抒写——论杨绛小说 〈洗澡〉》等硕士论文，都是通过对杨绛各种文类的创作来探讨杨绛的“智性”创作精神的研究成果。
其次是杨绛文学创作中的喜剧精神。黄科安的《喜剧精神与杨绛的散文》是一篇比较典型且全面的，从杨绛自身成长环境、喜剧精神渊源、喜剧精神内涵等方面来进行分析的文献。他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杨绛晚年的散文创作中，认为杨绛晚年散文创作中呈现出的喜剧精神与她和睦的家庭氛围，以及杨绛长期从事喜剧性作品的著译工作有关。在精神内核上，黄科安认为杨绛散文中的喜剧精神含有否定意识和理性批判的意味，也具备肯定人性之美、具备生存之勇和独立人格的乐观态度。在黄科安看来，具有如此精神内涵的杨绛喜剧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审美主体烛照世界的智慧和幽默[31]。
杨绛作品中的喜剧精神，大多时候是被给予了肯定的。但杨绛小说中常见的大团圆结局，却经常被读者予以理解之批评。龚刚通过比较杨绛和白先勇的同名小说《小阳春》，指出杨绛是“托尔斯泰式的清醒的博爱主义者，她深刻认识到了人性恶，也深刻认识到了生活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但她的温和心性令她不忍血淋淋地解剖人生，也不忍令她的读者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而她的源自亲情、母爱的博爱与同情，又令她致力于寻求和解与宽恕”[32]。这种“和解主义”在龚刚看来虽然体现了作家的宽厚心性，但终究不如悲剧性的文学处理方式更能深刻地揭示、反思人性之恶。
事实上，杨绛文学作品中喜剧精神的复杂性，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林筱芳比较早地注意到了杨绛作品中喜剧风格的双重特质。她指出，潜藏于喜剧性背后的悲剧性，使得杨绛在“清醒的现实主义认识和喜剧的非现实主义夸张之间把握住了一种微妙的平衡”[33]。由于悲剧意识在杨绛的作品中常常以一种隐性状态潜藏于她的喜剧表达之中，对杨绛作品的悲剧性的考察是比较单薄的。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三篇硕士论文：吉素芬的《残缺意识与喜剧性超越》、邓月香的《论杨绛喜剧的性别意识与悲剧意蕴》和苏欢的《论杨绛小说中的“悲凉意味”——重申杨绛小说的风格和文学史价值》。其中，苏欢的硕士论文是这三篇中比较全面论述杨绛小说“悲剧”特征的文献。
此外，黎秀娥的《对话杨绛》系列学术论文是近年来解读杨绛创作精神的诸多论文中比较重要且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黎秀娥分别从杨绛的散文、小说、戏剧创作以及杨绛的翻译活动，及其暮年时期的创作中，探讨杨绛散文的诗性、小说的反抗意味、戏剧的精神游牧以及暮年思索中儒道精神和独立思想等问题。其中，《对话杨绛（一）：散文中的诗意还乡》以散文这一文体作为解读杨绛精神世界的路径，在读者和作者的对话中，发现在喜剧精神之外，杨绛的散文更是一种生命的诗意还乡。作为一位始终过着合乎自己本性生活的知识分子，杨绛散文中所体现的生命状态有着拒绝干扰的真和不受阻挠的自由。当向外求真的路被封锁，杨绛便转向内心，在文字的世界重构精神家园，恢复被异化的人性。杨绛散文的诗意还乡，对一个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出现信仰危机和道德崩溃的时代而言，她的意义在于“恢复人类被蒙蔽的智性和被压抑的情趣”[34]。
四是从性别和伦理角度考察杨绛的文学创作。
与诸多高调宣扬女性独立、追求自由爱情的现代女性作家相比，杨绛在文学史和大众舆论中的形象总是更为传统些。一般认为，杨绛的创作并不具备十分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所以早期的杨绛研究，注重性别立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出发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是随着杨绛研究的深入，杨绛作为女性作家的身份特点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一些研究者开始试图将杨绛作为一个女性文学的案例，从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重新观照杨绛的生平和创作。其中，仅硕士学位论文就有吴燕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身份的重建：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下的杨绛解读》、吴嘉慧的《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由杨绛笔下的青年女性透视其人生姿态》、韩雪的《暗香疏影无穷意——论杨绛小说、戏剧文本的女性叙事》以及郑园园的《性别视野中的杨绛婚恋叙事研究》四篇。不过，由于这些研究者在性别研究上缺乏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应有的历史反思，本身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没有太多深刻的体会，因而在杨绛的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和女性叙事等问题的研究思路和结论上大同小异，没有多少超出舆论常识的新见。
其他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对杨绛的文学创作进行批评的学术论文中，吴学峰、朱凌等人的成果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吴学峰对杨绛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分别撰文细述，认为杨绛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在性格上充满缺陷、在事业和情感上都不顺利、在生活上疲于奔命的男性形象，起到了消解男性神话、颠覆男性霸权、将男人和女人放在“同一平台上展览”的效果[35]。朱凌的《爱情从张扬到落寂——论杨绛对“五四”知识女性“爱情神话”的颠覆》将杨绛放在“五四”女性文学的谱系中进行考察，指出杨绛对知识女性世俗化的描写，解构了“五四”女性作家建立起来的“爱情至上”的浪漫主义传统，这既是对“五四”爱情神话的反思，又是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拓[36]。
由于杨绛家庭婚姻生活的相对美满，以及杨绛自身对“家庭”的重视，杨绛和钱锺书成为现代社会婚姻生活的一种理想。杨绛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和精神风貌，令许多研究者试图从伦理批评的角度探讨杨绛的家庭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我们仨》这部集中体现杨绛家庭关系的作品，被认为是以情动人的典范。牛运清对《我们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式“追忆似水年华”,“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 ‘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37]。张瑷指出，作为传记文学，其根本的美学价值在于“传播生命之火”，杨绛的这部作品也在对最普遍、最平凡的亲情体悟中，超越一己之悲哀，直抵生命的意义[38]。
“家庭”之于杨绛的重要意义，也使得在杨绛研究中，钱锺书与杨绛的比较阅读是一大重镇。其中，钱锺书与杨绛在文学创作上的互文，是研究者感兴趣而尚未深入的一个领域，一般散见于杨绛创作的综合论述之中。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过度解读，将钱杨夫妇的小说与二人的现实生活进行生搬硬套的比照，以至于有窥私之嫌的文章。比较有价值的单篇研究成果有朱瑞芬的《钱钟书杨绛眷属语象论》：由于钱杨夫妇相类的人生经历、审美趣味和艺术性格，二人的文学创作在设喻、标题、东西文化语象等方面都出现了“同谋同合”的现象。朱瑞芬采用了“眷属语象”这一概念，形象地概括阐述了钱、杨二人在人生、文学上的交相辉映[39]。
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了钱锺书和钱媛相继离世给杨绛晚年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在近两年出现的研究成果中，蔡磊的硕士论文《杨绛晚近创作研究》就以钱锺书去世为界限，提出“晚近”这一时间概念，讨论了杨绛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创作活动。这篇论文以杨绛晚近精神世界的变化为起点，分析了杨绛晚年“死亡”体验和“清理”意识在坚定人生信仰、激发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等方面对她的影响。作者认为，与之前“隐身”旁观者的态度相比，杨绛此时的写作凸显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整体呈现出“放达”的特点[40]。
纵观这些年的杨绛研究，可以看到学界对杨绛的定位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是一个知识分子和翻译家。国内的研究对杨绛的学者身份和学术研究关注较少。在研究杨绛翻译活动的领域，除了于慈江的专著相对系统地对杨绛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研究、小说翻译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梳理和评析之外，国内与杨绛翻译有关的文章大多与杨译《堂吉诃德》出版前后的学界争议有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具有针对性、学理性的杨绛翻译研究成果寥寥无几，金其斌的《音译译名再探——从余光中、杨绛到当代汉学家》、吴琪的《杨绛的翻译观对科技翻译的启示》是其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余大多是泛泛之论。
此外，目前能找到的针对杨绛的学术研究进行讨论的学术论文，只有朱虹的《读 〈春泥集〉 有感》、陈家愉的《杨绛红学观点刍议》以及周宝东的《杨绛与 〈红楼梦〉》三篇论文。杨绛作为文学学者，她的学术思想、学术研究理路、文学研究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学术与创作之间的互动，杨绛在不同时代与不同时代文化语境、不同时代作家之间的联系，以及在这种联系之中产生的跨历史意义等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这是杨绛研究中目前存在的空白点。
杨绛的研究状况表明，虽然学界对杨绛的文学创作在语言、形式、文体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相当数量的成果，甚至对某些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以审美为中心的“内部研究”，还是以文化历史为中心的“外部研究”，都还存在大量尚待开拓的余地。
这首先是由杨绛身份的多重性造成的。如前所述，杨绛不只是一个作家，她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生活方式、她的学术活动都与她的文学创作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往研究者对杨绛作家身份的凸显，实际上忽视了杨绛作为学院学者作家与职业作家的差异，而很难真正对学院文学学者创作的优势与局限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而形式主义的批评方式，又常常因为过分偏向文本，不自觉将研究变成一种对审美乌托邦的建构，而忽略了作家主体在整个历史文化系统中个体经验的复杂性。所以，尽管一些研究者在对杨绛的创作进行文本批评的时候，确实注意到了联系杨绛与中西方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但最后结论往往流于杨绛是能够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作家之类的空论，但杨绛的文学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对话，这种沟通在何种程度使杨绛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于同时代作家的质地，以及杨绛所处的文学场域对其文学创作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
基于以上情况，本书认为可以以“身份”为视点，在以往杨绛研究的止步之处“接着说”，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以及对文本之外的“事件”与“情境”的考察，达到对杨绛从人格层面到风格层面进行重新阐释的目的。
所谓“身份”，按照佛克马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41]，而一个人通常并不只属于某一类群体，由于个人身份由“他所掌握的成规构成”[42]，一个人在不同群体或者说环境中可以遵从不同的成规、扮演不同的角色，强调属于那一群体的角色特征，因而一个人的身份也可以有很多重。洪子诚认为，当个人的某一种身份特征凸显的时候，其他的身份（角色）特征有可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这些被压抑的特征，也会影响、制约到所激活的特征的出现”[43]。从杨绛的人生轨迹看，她的几种身份总是同时出现、共时存在的。譬如，杨绛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写作，她在扮演“作家”身份的同时，也承担起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在1949年之后，杨绛则身兼“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者”三重身份。而在这几种身份之间，杨绛的“女性”身份是始终贯穿其中的。这几种身份对杨绛的文学创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身份”的视角切入，考察杨绛的作家身份和其他身份之间的联系，就是希望对杨绛的为人和为文做出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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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张瑷：《温暖而美丽的生命之火—— 〈我们仨〉 的思情价值》,《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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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蔡磊：《杨绛晚近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
[41] [荷兰] 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42] [荷兰] 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4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