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进入杨绛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杨绛身份的多重性。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杨绛不单纯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学者和翻译家，更是现代独立女性中完美地兼顾了事业和婚姻家庭的典范。与许多在时代浪潮中沉浮挣扎的风流人物相比，杨绛无疑是稳健的。在跨越民国和共和国两段历史的百年岁月中，她的文学活动从未长时间中断。尽管长期以来，她的名字总是与钱锺书相伴出现，甚至在大众舆论视野中，钱锺书夫人这一身份比杨绛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身份更让人感兴趣，但是杨绛在文学创作、研究和翻译上精进不止、老而弥坚的精神，以及她在个人生活、事业和时代转换之间的过人智慧，都说明杨绛是一个兼具文学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女性学者作家。
在文学创作方面，自1933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处女作《收脚印》到2014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洗澡之后》为止，杨绛（1911—2016）的写作生涯算起来有80多年的时间，主要作品包括：散文《干校六记》（1981）、《丙午丁未年纪事》（1986）、《将饮茶》（1987）、《杂忆与杂写》（1992）、《我们仨》（2003）、《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2007），小说《倒影集》（1981）、《洗澡》（1988）、《洗澡之后》（2014），戏剧《称心如意》（1944）、《弄真成假》（1945）、《风絮》（1947）。
在文学研究和翻译方面，杨绛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度放下了文学创作，转入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领域。杨绛在20世纪50—80年代之间的文学研究成果被收入《春泥集》（1979）和《关于小说》（1986）两部论文集中。杨绛的译著，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1948年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和1999年完成的《斐多》之外，其他都是小说翻译作品，如《堂吉诃德》（1978）、《吉尔·布拉斯》（1956）、《小癞子》（1950）等。
从杨绛的文学接受史来看，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经历了一个成名—沉寂—重新被发现的过程。在民国时期，杨绛主要因为戏剧创作而为人所知，在之后的几十年内，她基本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甚至难以进入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之中。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文学创作而言，尽管杨绛在散文、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涉猎，且都曾引起过不小的反响，但是与职业作家的创作成绩相比较，杨绛一生的文学作品并不算太多。王德威曾感慨杨绛“学识素养并不下于钱……可惜作品嫌少，否则足以与张爱玲相提并论”[1]。
第二，作为身处学院象牙塔的文学学者，杨绛的工作和生活范围始终没有溢出知识分子圈和小家庭成员之间的日常交往。她不像现代主流文学史上许多职业作家，有目的地深入社会各界进行观察；也不像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青年作家，因为时代因素辗转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获得切身的生活体验。尽管杨绛自认为“生平做过各种职业”，但这些职业基本上不是教师就是科研人员。这些外在因素限制了杨绛文学创作的题材。
第三，杨绛一生的重心大部分时候放在了家庭生活上。20世纪30年代刚刚踏入文坛之时，杨绛就开始了与钱锺书的婚姻，并随夫出国游学。在欧洲游学期间，杨绛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无非读书、生子与照顾钱锺书而已。20世纪40年代杨绛凭借几部喜剧获得上海文艺界的关注时，又自愿做了“灶下婢”[2]，承担起所有的家庭事务，以支持钱锺书完成小说《围城》。杨绛真正能够心无旁骛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已经是古稀之龄了。老年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人生阅历、思想境界、艺术风格等方面当然有青年作家难以比拟的成熟，但由于老年作家的个性思想早已定型，兼之老年人创作生命力早已不在鼎盛时期，写作多少会出现气力不逮的情况。
第四，杨绛的写作始终与时代主流保持着距离。杨绛最初引起文坛关注的是20世纪40年代两部喜剧作品《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在一个救亡成为主题的年代，杨绛的创作反映的却是上海普通市民的世态人情和婚恋问题。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文学氛围的渐趋正常，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先后引领当代文学潮流。声嘶力竭的控诉、痛彻心扉的感悟、张扬的自我以及充满精英主义和青春叛逆意味的形式实验，构成了整个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基调。杨绛的《干校六记》却以一种温婉的笔调表现了艰苦条件下的生活情趣。《洗澡》则用一种幽默、反讽的叙述口吻描写了一群性格上充满缺陷的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中国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在某种价值虚无的危机弥漫之际，在知识分子精神受到大范围的质疑和嘲谑之时，杨绛反而通过《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作品，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精神价值的知识分子家庭形象和自我形象。
以上种种原因，都可解释为何杨绛长期处于文学史书写的边缘地带。知识分子作家的“边缘”状态常常意味着一种逆流姿态，一种打破惯常逻辑的思维模式和“有能力持续地揭穿、粉碎那些刻板印象”[3]的新鲜感受。在杨绛这里，“边缘”状态甚至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它使得杨绛不必卷入各种主义和潮流之中，在保有自我的同时能够以局外人的眼光对世事做出清醒的判断——毕竟，当“主体性”变成一种潮流的时候，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能消失在集体无意识中。因此，尽管杨绛在晚年接受《文汇报·笔会》的采访时，强调过自己的写作“从未刻意回避过大家所熟悉的 ‘现代气息’”[4]，但杨绛的精神向度在事实上造成了作品与时代不自觉的疏离。这种疏离使杨绛成了一个“风格”型的作家——她自成一派的文学观念、文学语言和精神气质都足以让人去想象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史发展脉络中的另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意味着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连接，也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与“十七年”文学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标举，使文学得以回到文学本身。而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转变，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则使那些长期以来遮蔽在主流文学史话语之下的“边缘”作家得以浮出历史地表。加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西文化新一轮的碰撞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现代中国如何在保证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同时，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实现与西方平等对话，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文学领域内，发现具有民族意义和世界意义的作家，从文化层面而言，是可以促进中国与西方的交流的。
然而，诚如一些论者所言，在1949年以后或者说“当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缺乏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只是成长年代表层的记忆”[5]。与“五四”前后一批幼承庭训，既有扎实的国学根基，又受到西学洗礼的作家相比，这些新生代作家没有足够的视野和能力去承担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也没有同样的文学修养能够推动新时代文学达到理想的高度。在这样一个传统式微、大师远逝的年代，杨绛被重新发现，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消费主义盛行下出现的“怀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杨绛进入大众视野的推手。书香门第的出身，与钱锺书一生相伴、不离不弃的婚姻关系，清华和牛津的学习经历，才学兼备的现代女性知识分子身份，任何一样拿出来都足以刺激大众对文化黄金时代的追慕，使人们通过杨绛文学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光晕，来“稳定自身的心灵平衡、重新寻得某种灵魂归宿感”[6]。
从新时期以来对杨绛的研究和接受过程看，杨绛的重新“被发现”和“被阐释”，包含了一种当代中国学人在多元文化格局之下，确立文化身份的诉求。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历史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几种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断裂和重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林林总总的文学实验，都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个体自我在时代变动之中的价值焦虑。
杨绛的文学活动，正是因其成熟的观念和风格，因其明晰独立的人文品格，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意味着在解读杨绛的时候，不能将她单纯视为一个作家，就创作谈创作，就文本谈文本。由于杨绛本人及其文学活动自身特殊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理解杨绛提供的文本如何得以发生；而同时也只有通过对文本的解码，才能理解文本自身所包含的“事件”与“情境”。正如萨义德在20世纪面对欧美文本中心主义泛滥的批评现象时强调的那样，“文学是由人类在时间之内并在社会之中所生产出来的，人类本身又是他们实际历史的中介者，以及颇有几分独立性的历史参与者”[7]。谈论杨绛，需要将她提供的文本视为发生在复杂文化冲突与交流之下的话语系统，去考察文本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她的文学创作对古今中外不同思想资源的统摄，考察她的创作与女性身份、学术及翻译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考察她提供的文本中所呈现的精神内涵、艺术风貌之于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意义。
在这个前提下，本书试图从以下几个部分完成论述。
第一章集中讨论到目前为止海内外杨绛研究的基本状况。
第二章试图从历史、伦理和个人经历三个层面来阐述杨绛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即杨绛文学观念、创作动机、心理图式、叙事态度和策略等形成过程中所面对的文化资源、时代环境、社会价值观念及主流思维方式等，把握杨绛的文化人格与现代中国社会风气、学术思潮和文学流脉之间的联系。杨绛虽然被视为一个“当代”作家，对她的文学史分期一般是划分到新时期之后，但不可否认，杨绛的精神根源、知识积累和人文修养，形成且大体成熟于1949年之前。通过对清末民初以来西风东渐下的中国教育与学术环境、杨绛与京派之间的联系等问题的梳理，考察杨绛在不同时期文学与人生观念的发展，可以对她文化人格的构成做出更为全面的阐释。
第三章选取的阐释视角是杨绛的“女性”身份。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杨绛在文学史上很多时候是被“去性别化”的。这里“去性别化”的意思不是说将杨绛等同于男性作家，而是说很少有研究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杨绛进行阐释。然而，作为一个会通中西，在文坛上的声名不下于丈夫钱锺书的独立女性知识分子，杨绛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女性的自我言说，她的叙事反映了一个现代女性怎样的精神世界，她的家庭婚姻生活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化与旧传统什么样的碰撞纠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从杨绛的“女性”身份入手，考察她对两性关系的文学表达以及对女性世界的描摹和观感，是探讨杨绛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心态的必要路径，也是对杨绛文化人格的一种补充。
第四章和第五章着重考察杨绛“学者”身份和“作家”身份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学学者，近代中国西风东渐的文化气氛，在杨绛这里最直接的呈现就是她的文学研究和翻译活动。第四章将重心放在对杨绛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路、翻译理念及方法的梳理，意在考察杨绛对中西文化的“会通”程度。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坐标之上，第五章试图进一步从“互文性”的角度，考察不同的文学文化传统对杨绛创作的影响。杨绛身为学者作家的特点在于，她的阅读兴趣和专业背景，深深地渗透到了自身的文学创作之中。杨绛的文学创作世界，很大程度上也是学养的具化和感性呈现。这一部分的重心，就是考察不同的文学文化资源如何在杨绛的创作中得以统摄、重构，并影响杨绛文学创作在结构形式上的呈现。
在通过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世界中，文学所处理的是和现实生活、和人的心灵相关的经验。卡西尔认为，艺术揭示的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动态灵魂运动。作为一种审美形式，人类的情感由此可转变为一种自由而积极的状态。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构成力量（formative power）”[8]；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情感、人格、审美趣味、道德姿态，同样也是一种“构成力量”。徐复观在谈论孔子的“为人生而艺术”音乐观时指出：“由孔子所传承、发展的 ‘为人生而艺术’的音乐，决不曾否定作为艺术本性的美，而是要求美与善的统一，并且在其最高境界中，得到自然的统一；而在此自然的统一中，仁与乐是相得益彰的。但这并不是仅由艺术的本身即可以达到的。……艺术是人生重要修养手段之一；而艺术最高境界的达到，却又有待于人格自身的不断完成。”[9]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的某种伦理的或政治的观念表达，而是一个感性形式的世界如何在作家或艺术家的自我完成的过程中得以呈现。这个感性形式的世界所能唤起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真实的程度，有赖于作家主体“构成力量”的强度。
因此，本书在考察“文”与“学”互动基础上的杨绛创作的艺术特征之后，需要进一步讨论杨绛的创作精神和审美趣味。由于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创作风格倾向、审美情感和趣味等因素都是构成作家主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杨绛的一生中，写作始终是一种个人行为，写作就是“写心”。如柏格森所言，“艺术的目的，总是在于个性的东西。画家画在画布上的，总是他在某一个地点、某一天、某一个小时所看到过的东西，他所用的色彩也是人们永远不会再看到的。诗人所歌唱的也总是他自己、仅仅他自己的某一种独特的心境，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心境”[10]。杨绛对创作所秉持的“随遇而作”、率性而为的个人立场，以及对人生真相的理性探求、对人性缺陷的反思，都是作家主体人格的外化和延展。对杨绛的创作精神与审美趣味进行分析，是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上对杨绛的为人与为文进行深化理解，并在最后一章延伸到对杨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意义的整体性思考。
[1] 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2] 杨绛：《杨绛全集》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
[3] [美]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页。
[4] 杨绛：《杨绛全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页。
[5] [美] 陈瑞琳：《涛声依旧：来自两个世纪的回响！——鸟瞰当代“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时空坐标》,《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6]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6页。
[7] [美]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3页。
[8]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9] 徐复观：《徐复观文集·中国艺术精神》（修订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0] [法] 亨利·伯格森：《笑之研究》，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