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中国与未来国际秩序

核心观点：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兹事体大。整体而言，这一秩序必须基于以下三个特点才能取得成功：与现行国际秩序相兼容、具有鲜明的中华特色、不超越中国能力界限。

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是更为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与现行国际秩序是什么关系？这不仅事关外界的关切，更事关中国的长远前途与命运。答案是，这个秩序必须具有如下特点，才可能存续与稳固，并增进中国本身与其他国家的福利。

首先，必须与现行国际秩序相兼容。现行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国家主导、其他国家参与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最大。这与“二战”后美国的软硬实力独步全球直接相关。这个秩序在设计与运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崛起的中国”这个变量，或者说考虑的程度不够。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与潜能，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大冲击。而内外环境又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而不能重复欧美国家的崛起模式。这就要求中国构建一种与现行秩序整体上兼容的秩序。

在和平环境下构建未来秩序，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议题上进行互动，以确定新均衡点并进行动态调整。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到中国主张并主导构建的秩序已经稳定地建立起来为止，这个秩序既能充分展示中国的软硬实力，又能与现行的国际秩序兼容。其间可能会发生规模不等的摩擦甚至冲突，但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微小。外来影响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中国如果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扬长避短，就可望以较少的代价、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目标。

其次，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华特色。从生物学角度看，不同的个体既有共同的基因也有不同的基因。共同基因使得人类“物以类聚”，即构成人类社会、组成婚姻家庭。另外，基因会出现突变，大体上，展现出不适宜环境性状的基因会被淘汰，展现出适宜环境性状的基因会得到保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基因突变的重要性下降。

作为社会事实（social fact）的文明亦然。文明是对人性与人类潜能的挖掘与培育，具有共通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共通性构成不同文明交往的基础，而差异性构成不同的文明特征。文明的“改良”一般通过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来实现。没能实现改良的文明则有可能在世界大潮中走向没落。

中华文明也有自己的特色，并且经历了若干次的改良。这是中华文明强弱交替地传承数千年的主要原因，也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文明基础。中国在构建未来秩序的过程中，所需要做的就是：再次辨别导致自身强大与衰弱的“成分”，保持强大成分、剔除衰弱成分，并与其他文明中的强大成分相结合，实现中华文明在现代性框架下的又一次“改良”，从而实现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塑。

最后，必须不超越其能力界限。跨文明的治理成本巨大而高昂。从没有一种文明能统治全球，即其对全球有如此强大的软实力（包括辐射力与吸引力），以至于代表这种文明的国家（集团）能综合应用软硬实力做到“治全球如一国”。未来也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文明与国家。因此，每一个文明或者大国，都必须清晰“评估”其软硬实力的影响半径或领域，以免因为超越这个半径或领域而导致其文明与所代表国家的衰弱。

全球影响力排前的文明中，伊斯兰文明的内在凝聚力比较强，但对外的辐射力与吸引力不足，硬实力也有限，这限制了其在非伊斯兰国家的影响力。基督教文明经过现代性的改造，内在的凝聚力与硬实力以及对外的影响力较强，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主导文明，但也没能实现软实力的全球均等化。美国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代表性国家，通过内外的制度设计，实现了程度空前的“聚全球人才而用之”与“领导全球”。但即使是在“二战”后与冷战后的软硬实力顶峰期，美国依然无法做到“治全球如一国”。

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典型的地区文明，不可能在未来单独“领导全球”。即使到了软硬实力的顶峰期，其软硬实力与对外影响力也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加上其他地区的若干国家，并在某些领域有全球影响力。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再次主导的秩序更多仍将是一种区域秩序。假如这种判断成立，中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就比较清楚了。依照这种思路去构建未来秩序，也容易被理解与接受。其间难免会有曲折，但最终实现目标大有可能。

（本文以《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为题，《世界知识》2019年第3期。编入本书时有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