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华礼治秩序”初探

核心观点：不同的文明对于国际秩序有不同的主张。中国在致力于复兴的过程中，将以和平手段构建基于自身文明的世界秩序，即“中华礼治秩序”，其主要特点是：“礼”成为秩序的关键黏合剂；这是一种圈层结构；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但“成员国”主要是中国的周边国家。

中国将致力于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是全球瞩目的议题，中国学者有必要加以思考与回答。笔者的思考体会是：中国可能将致力于建立“中华礼治秩序”，或叫“中华礼治体系”。其主要特点是：“礼”成为秩序（体系）的关键黏合剂；这是一种圈层结构；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

“礼”的地位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对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影响巨大。而“礼”在儒家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的“仁”“义”要靠“礼”来实现，而“智”与“信”则是实现“礼”的手段。古代中国还有“家国同构”的理念，所以，法家倾向浓厚的荀子也强调“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这表明，无论是处理个人关系还是国家关系，都要“有礼”，而“失礼”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显然，这些状况现在依然存在。

“礼”在汉语中含义广泛：恰当的言语或行为、行为准则、仪式、赠物、姓等。“五常”中的“礼”主要指前两者。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里，东亚地区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即华夷秩序，中国在处理与藩属国关系时奉行“薄来厚往”。这种做法无疑“合于礼”，且有助于维持彼此间关系的稳定，进而维护整个华夷秩序。今天，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未必采取“薄来厚往”的做法，但也没有把商业利益放在首位。“扶持对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是重要考量，因此强调正确义利观、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等，并大量投资于经济回报不太理想的基础设施。在未来的“中华礼治秩序”中，作为主导国的中国在处理与体系内成员国的关系时，也不大可能强调相对获益。原因在于，这既不符合大国与小国相处的一般特点，也不是中国一贯的风格。

圈层结构 华夷秩序是以皇宫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圈层结构体系。体系内的成员，不但亲疏有别，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制色彩。皇宫周围是王畿，王畿之外以五百里为一服，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或宾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前三服为“华”，属于开化之地；后二服为“夷”，属于化外之地。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是常态，重要的不是实现平等，而是根据适当的“礼”把个人联系起来，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转。个体之间是如此，国家间亦然。每个人的亲属关系由亲到疏包括“五服”，国家也可以参照而划分为“五服”。是谓“家国同构”。

基督教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在现代性框架下演化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等。这些理念已经从地方性知识变成全球大部分人与国家认可的理念与实践。因此，“中华礼治秩序”很难重建等级制。但亲疏有别是客观存在，也消灭不了。即使是当今国际体系，美国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也特别密切。可以预期，在“中华礼治体系”中，中国也会把成员国依照亲疏进行分类。不过，与中国关系最好的那批国家未必来自儒家文化圈。

体系的开放性 历史上的华夷秩序，不排斥任何国家，四方“化外之地”在进贡、册封等事务上，决定权主要在自身（藩属国在这方面的自由度相对小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外”理念，信奉“和而不同”，并强调“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基督教属于“一神教”，必然要区分“我们”与“他们”，强调“我们”是好的，必须想方设法同化“他们”，并且“我们”是先进的，必须教化“他们”。因此，欧美国家主导下建立的民族国家体系，强调结盟与树敌，习惯于用制度约束与同质化盟友。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强调“伙伴外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继续强化伙伴外交。这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也将会体现在中华礼治秩序中。这一秩序只能以和平方式建构，很难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开放性也决定了它与现行国际体系可以兼容。基于上述特点，“中华礼治体系”的成员国数量将是动态的，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它们散布于各大洲，但大部分是中国周边国家。

总之，“中华礼治秩序”（Chinese Li-based order）既不是西方人搞了几百年的“基于权力的秩序”（power-based order），也不是现在许多国家反复向中国推销的“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based order），而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经过了现代性改造、以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为导向（bilateral guanxi-oriented）、与现行国际体系兼容的新型国际体系。

（本文以《“中华礼治秩序”初探》为题，《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编入本书时有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