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族文论的历史进程

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学实践的发展，汉族文论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一 萌芽奠基期：先秦时期

先秦是指秦朝之前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就文化创生成果来说，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诞生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等一批先哲，他们思考社会人生，探寻宇宙社会的根源，寻求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出路。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之后文化的基本走向。这是中国文化的发端期，也是汉族文学批评理论的萌芽奠基时期。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文学创作数量可观，许多作品已表露文学观点。《诗经》和《楚辞》是先秦时期保留下来的两部杰作。《诗经》收录的各类诗歌有305首，全部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合乐歌词。相传是孔子在之前收集的三千多首诗歌的基础上选择删定后编辑而成的。不难想象，在先秦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可能出现过难以计数的大批量的诗歌作品，但这些作品大部分都亡佚了。古人在文学实践活动中摸索总结出了文学创作的经验，也意识到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在现存的《诗经》作品中就有明确表达了作诗动机的。《小雅·节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表明作者写诗是要揭露周王的罪恶，希望周王能够改变心意，以便抚养万邦。《小雅·巷伯》也说：“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首诗描写遭受谗人的诬蔑陷害，作诗者表达了无比的愤恨，表明作诗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警惕谗人。除了这些讽喻的作品，还有表达歌颂目的的诗作，据统计，《诗经》中明确表达讽喻目的作品有8首，歌颂目的作品有3首[1]。在《楚辞》中，屈原《九章》的第一首《惜诵》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没有阐述他的文学思想，但“发愤抒情”这种说法就清楚地表达了屈原对文学的看法，即心中有所感愤郁结，就用文字表达出来。在文学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抒情”二字，说明屈原已经意识到诗歌具有强烈的抒情特征。

其二，历史典籍著作夹杂的文论思想和观点。先秦时期的文学往往是诗、乐、舞三位一体，文学概念还很不清晰，著作典籍文史哲不分，文论思想和观点混杂在各类著作中。在《左传》《尚书》《周易》等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古人的文学思想和观点的表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一事就包含了许多文学批评的内容。从季札对周乐的评论看，他把音乐（文学）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他认为政治的治乱会对音乐（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反过来说，通过音乐（文学）可以窥见一个时期政治教化的状况，也就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季札论诗，和孔子非常接近，他注重文学的中和之美。季札的评论是印象式的批评，也是形象性的批评。“诗言志”是我国古人对诗本质特征的认识，被朱自清称为我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这个说法早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就有记载，赵文子曾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尚书·尧典》中记录了舜的一段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尽管这两条记录的含义有所不同，但都意识到诗可以言志。《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诗经》中的某些篇章句子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意图怀抱。《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是指“诗是言诗人之志的”，就是表达诗人的思想、抱负、志向。《周易》是产生于西周时期的一部占卜吉凶祸福的书籍，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用八卦、六十四卦解释宇宙生成的根源和变化规律。它提倡的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精神影响了后世的文论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品格。其中对“象”的使用和对“言、意、象”认知结构的解释，对后世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的言说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三，诸子之学的文论思想和观点。周王室东迁以后，史称东周之春秋战国。学术重心由王宫逐渐移向民间，自老子、孔子、墨子以后，一时大思想家辈出，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皆著书立说，而成一家之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名的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后来约有10家发展成了学派，对后世文论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

儒家主要是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论思想，把文学看作一种手段和工具，在社会政治中发挥功用，通过学诗来塑造一种理想的“君子”人格。孔子的文论思想是把诗书礼乐看作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孔子认为诗歌与音乐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向上可以匡正君主，向下可以教化百姓，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序而和谐的整体。为此，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后世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又提出了两个原则和方法，这就是著名的“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此外还有关乎创作主体素养的“知言养气”说。荀子广泛吸取了诸子的思想，融合了各派文化思想，是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直接谈论文学的篇章不多，主要体现在对言辞、著作对“道”“圣”“经”关系的论述。提出了“明道”“征圣”与“宗经”，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明道”“征圣”与“宗经”三位一体文学观的基础，影响深远。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庄著作主要讨论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直接谈论文艺特别是文学的内容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美学、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启迪甚大。道家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超越和自由，追求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在宁静中体悟生命的真意。因此，他们的思想具有艺术的精神，是和艺术最为相通的。他们提出“虚静”“物化”是体道悟道的心境和状态，也是艺术创作心理的心境和状态。他们提出“道法自然”的法天贵真思想影响了后世文论对艺术自然朴素美的追求。他们提出“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观点，是对语言的深刻认识，对后世文学看重言外之意，追求意在言外都有重要的启发。

当然，先秦诸子文论思想还有墨家和法家，在历史上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总体而言是消极否定的。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国文论的源头，尤其是儒、道两家所表达的文学思想，几乎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两千年的发展轨迹。

二 发展成熟期：两汉、魏晋南北朝

汉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汉初以黄老之术治理国家，随着国家的强盛，统治者需要一种与治理国家相适应的理论学说，以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就上升为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学从一种诸子之说变为备受尊崇的经学。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和《毛诗序》就是代表。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观点，又汲取了屈原“发愤抒情”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学说。这对后世文人敢于批判现实、关心民生疾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诗序》全面总结了先秦以来儒家的诗学思想，确立了“诗言志”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传统，系统论述了诗歌教化和讽谏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总结论述了诗歌体裁和创作手法的“六义”。《毛诗序》的理论内容非常丰富，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在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的封建社会，它就是正统文学的理论纲领。

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是文学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东汉末年，经学逐渐衰微，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南北朝佛教大盛，随之而来人们开始重视人自身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思索，整体的社会思想也迎来了战国“百家争鸣”后又一次的解放。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4]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理论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出现了大批的文论家和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论史第一篇专门论述文学问题的论文。陆机用赋体写的《文赋》，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专门讨论创作问题的文章。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一部全面探讨了文学有关问题体系完备的专著。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专门讨论五言诗的诗论专著，等等。清人章学诚这样评价：“《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涉及了文学理论的众多问题。

第一，文学本质功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证了文学的起源，他们认为文学是人创作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文学从根源上讲是源于自然的道或者气，是体现自然天道的存在现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认为气是文学的本质。钟嵘论诗也强调气，谓曹植“骨气奇高”，谓刘桢“仗气爱奇”，谓刘琨“自有清拔之气”等。陆机和刘勰则认为文学是以道为本。陆机在《文赋》中探讨文章创作的源头时说“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虚无”“寂寞”就是宇宙的本体——道。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明确地论述了文章就是道的体现，他认为天有天文，地有地文，万物各自有文，本源上都是道的文，人的文也如此。

既然文是道的体现，那么文章就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曹丕《典论·论文》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陆机《文赋》认为文章的价值就在于：“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刘勰《文心雕龙》之《序志》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6]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继承了传统的文德论和诗教观，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直到齐梁时期才提倡重视文学的形式美，强调其娱乐的功能。

第二，文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体的认识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曹丕《典论·论文》中依据“本同末异”的观点提出“四科八体”说。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把主要的文体分为4大类，8小类，并对各自特点做了简要的概括。“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陆机的《文赋》，把这一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陆机所论的文体增加到10种，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7]陆机把诗歌文体的审美特征概括为“诗缘情而绮靡”，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缘情”阐述了诗的本质特征，“绮靡”说明了诗鲜明的形式特点。刘勰《文心雕龙》全书50篇，其中专门讨论文体的就有20篇，涉及的文体有33种。全书按照当时公认的有韵为“文”和无韵为“笔”的文体分类方法“论文叙笔”。刘勰全面总结了前人关于文体的观点，采用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论述方法，在分类的系统性、方法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完整性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个时期，还有许多著名文论家专门论述了文体，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

第三，创作论。这个时期的创作论已经对创作的过程有了自觉而深入的认识，文论家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创作的发端、构思、文辞表达诸多方面的问题。对于诗歌创作的发端和心理动力，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说，认为诗歌产生的根源就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这和先秦的“言志”说和汉代的“情志”说相比，又前进了一步，情感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陆机之后，刘勰、钟嵘都认为诗歌是诗人的情志受了外物的刺激感发而产生创作欲望，从而通过一定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产物。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他认为外物包括自然之物和社会之事两个方面，这和之前一般认为外物只是外在的自然之物的说法不同。他认为宇宙本源的道通过气作用于万物，万物作用于人，人产生情志，运用语言和一定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文。情志的产生只是创作的发端，还需要通过创作者的艺术构思这个关键的环节才能完成。陆机《文赋》探讨的重点问题就是艺术构思问题，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艺术创作的构思过程包括构思准备、构思阶段和艺术表现等几个阶段，他在文章中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刘勰称艺术构思为“神思”，把《神思》篇放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并提出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极为重视对于文学语言的探讨。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哲学的本体层面，二是文字技巧的层面。在语言的哲学本体层面，魏晋时期的玄学承接了先秦老庄道家“言不尽意”的学说，继续展开言意之辩的讨论，如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言”观点，他认为从言到意需要“象”作为中介，强调了“象”的重要作用，“象”运用在文学上就是要重视语言的形象性。钟嵘在《诗品序》中对“兴”做了新的阐释，就是要凸显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认为诗歌要达到“有滋味”的理想状态。在语言的文字技巧层面，陆机的《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的《声律》《丽辞》《练字》等篇都有深入而详尽的论述。最为有名的是沈约等人根据汉语声律的特点提出了“四声八病”说，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永明体”，追求诗歌抑扬顿挫的声韵美。这为唐以后近体诗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四，批评鉴赏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把文学批评鉴赏问题看作一个重要的命题。曹丕的《典论·论文》深入地分析同时代“文人相轻”“崇古贱今”的不良风气的心理根源，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提倡客观与实事求是的批评风尚。刘勰在《文心雕龙》之《知音》篇中探讨了开展文学批评时应具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他认为文学批评知音难遇的原因有三：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又由于个人的个性气质偏好不同，在文学批评鉴赏中会造成批评的不公允。如何才能克服这种不良现象？他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8]刘勰认为开展文学批评鉴赏首先要博览群书，有广博的知识积累，才能有宏阔的视野，同时还应掌握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总之，两汉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的发展过渡时期，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黄金时期，形成了文论史上的一个高峰。

三 深化拓展期：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分途深化、拓展领域的态势。唐代由于国力强盛、思想上儒释道三家鼎立，相互融合，文化环境较为宽松，诗歌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一个诗性精神张扬的时代。宋朝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采用的治国策略是加强皇权统治，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在国力上不能与唐朝相比，但是在文化上极其发达和繁荣。宋代理学代表了宋代思想文化的成就和特征。宋代理学家吸收了佛、道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重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因此，唐宋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受时代文化的影响，在文论上进一步走向深入。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是，诗歌理论和古文理论分流，倡导传统的诗教和重视艺术特征的审美批评两线并进。

唐代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从而带动了诗歌理论批评的发展。专门探讨诗歌的单篇论文、著作和诗歌选本大量出现，而古文家的理论批评，往往专论古文。这种诗论和文论分流的路向在后世被延续下来。唐代诗歌理论批评注重思想内容、倡导传统诗教的主要有：前期的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批判齐梁“彩丽竞繁”的诗风。中唐时期白居易发动的新乐府运动，鲜明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强调文学创作要继承风雅比兴的传统，要有切实的现实内容。唐代诗论重视诗艺的审美批评主要有：盛唐时期的殷璠在所编的《河岳英灵集》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诗论概念：兴象。主张诗歌创作情感要与艺术形象很好地融合，并且能给人产生美感。中唐时期皎然在《诗式》中广泛地探讨了比兴、取境、声律、用事、风格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晚唐时期诗人司空图总结了唐代诗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著名的“韵味说”，要求诗歌要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诗歌具有“韵外之旨”和“味外之旨”。唐代的散文理论批评的主要代表是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韩愈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文道理论，主张文道并重，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他发展了文气说，提出了“气盛言宜”的观点，强调“气”在写作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韩愈还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揭示了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因。柳宗元也是古文运动的主将，他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柳宗元论述了创作心理问题，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在创作中要排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等不良心理因素，避免“剽”“驰”“杂”“骄”等写作弊病。古文运动中一批参与者都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对散文理论的探讨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

宋代的文论从文化传统和学术渊源上继承了唐代文论精神。宋初的柳开、石介等主张继承韩愈古文的“道”，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接着梅尧臣与欧阳修推动了诗文革新运动，梅尧臣主张继承《诗经》运用比兴手法讽刺时事的精神，强调有为而发。欧阳修论文强调“道”，注重诗文内容要反映生活。最为突出的是苏轼，他提倡诗文要“有为而作”，反对为文而作文；他崇尚自然深邃的风格，追求“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境界。苏轼还探讨了创作者的素养问题。首先要“了然于心”，就是要有丰富的素材积累和深入的观察；其次要“了然于口与手”，就是要有很高的艺术技巧，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文。江西诗派的代表黄庭坚论诗文推重的是杜甫、韩愈，主张诗文创作“以理为主”。但是，黄庭坚最为重视的是形式技巧，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历”“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一系列锤炼形式的方法。江西诗派就是以黄庭坚的文学创作为范式，以黄庭坚的理论为宗旨形成的。江西诗派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影响延续到了南宋。南宋时期的诗文批评理论几乎是围绕着江西诗派的评价展开的，如张戒、陆游、杨万里、严羽、刘克庄等都发表了批评观点。最有成就的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宋人特别是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弊端，提出了“以禅喻诗”的主张，指出诗歌创作如禅道，要“妙悟”“熟参”。他意识到诗歌创作不仅仅是文字技巧的问题，诗歌有诗歌的美学要求，诗歌创作是美感创造的过程。宋代的词论随着词创作的兴盛也发展起来。李清照的《论词》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明确了词与诗的区别，批评了宋人以诗为词、以文入词的风气，论述了词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这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之，宋代诗论不断地对宋诗的各种弊端进行批评，宋代词论不断地对词的特点反复争论，这都反映了宋代的文学理论批评走向深化，探讨理论问题的范围在扩展。

四 总结期：元明清时期

元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基本上承续了宋代的余绪，缺少大的突破。元朝的戏曲走向繁荣，戏曲理论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燕南芝庵的《唱论》等戏曲理论批评著作和论文。明清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都得到了发展，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明末兴起的市民文化的催化下，出现了各种流派。诗文理论批评方面有明代的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清代著名的诗论派别有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肌理说，以及宗唐、尊宋之辩；文论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阳湖派等；词论方面的重要流派有云间派、阳羡派、浙西派、常州派等。这些众多的流派表面上是自立门户，实际上都是在继承发展前人的某一种思想和学说，彼此相互借鉴吸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明显具有总结集大成的特征。

这个时期最具有特色的是，戏曲小说理论批评得到了长足发展。明代前期的代表性戏曲理论著作是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明代中期有徐渭的《南词叙录》。尤其是李贽肯定戏曲是“古今之至文”，提出戏曲应具有与传统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明代后期出现了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之间的戏曲批评论争。晚明时期的重要代表是王骥德，他总结了前人的戏曲理论，写了《曲律》。清代的戏曲理论批评，以清初的金圣叹点评《西厢记》最引人注目。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渔的《闲情偶寄》，它全面而深刻地论述戏曲有关理论问题，有很强的系统性。明代的小说创作空前繁荣，随之小说理论批评也大量出现。小说理论批评的范围不断扩大，对之前历代各类叙事作品进行整理研究，对小说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探讨。理论批评的形式丰富多样，有小说序跋、小说评点、笔记等形式。清代小说理论批评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为兴盛的是小说评点。主要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这些评点阐述了小说创作的宗旨和创作动因，揭示了小说的重要社会作用，讨论了小说文体的特点等重要的理论问题。明清时期的文学理论除了在戏曲和小说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有较大的突破外，在传统的诗文理论批评上主要是对前人理论的全面总结。

五 新变期：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变革，文学进入了近代时期。文学理论批评也随之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既因袭着传统的惯性，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理论、新观念。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方的思想加速涌入，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的加快，西方的新思想、新术语、新方法大量被引进和运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巨大变革。一批学人学习引进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和话语，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尝试建立新的文学理论。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王国维融中西文论为一炉的探索路径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深刻认识到思想启蒙和重建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近代文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发展；第二个时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而发生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第三个时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梁启超致力于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提倡“文学革命”。他的文学革命论包括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等内容。他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使论文与论著的语言形式走向通俗化。由于时代的需要，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传统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被梁启超推上了重要的位置。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利用文学开启民智、唤起民众、改良社会，有着明显的功利色彩。王国维则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试图借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他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悲剧哲学和美学思想诠释《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他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写人的欲望及解脱的，是“悲剧中之悲剧”。《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采用了相对传统的词话体和考据的方法，但是在作品中融入了西方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开一代学术研究新风。总之，近代文学理论批评是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经世和审美的碰撞融合中展开的，呈现出许多传统文论中没有过的新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