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明走到今天，是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现在的56个民族，汉族的人口占据绝大多数，汉族的文化成为我国当下文化的主体。由于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频繁，甚至一些地区多民族长期杂居，因而各民族的文化有较多的共通性，同时由于地域、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文化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语言文字。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呈现出种种不同的情形：有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有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还有的民族使用的就是汉语和汉文字。尽管各民族语言文字承载的文化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但是，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我国文学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特征，是多元一体的文学。汉族文学是主流，各少数民族文学是重要的支流，在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学。中华传统文论的发展也是如此，汉族文学理论在不断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新的因子中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学吸收融合汉族文学理论，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从整体上看，中华传统文学理论是多元中有整一，整一中有多元。因此，我们研究中华文论不仅要深入研究汉族的传统文学理论，还要全面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并且在比较中总结出他们对文学审美规律的共通认识。这样，才能真实全面地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学理论的全部内涵，才能增强我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关注的力度不够，通常所说的“中国古代文论”基本上限于汉族的古代文学理论。目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逐渐重视，但是就研究的状况来看很不平衡，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文论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而更多的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显不足，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亟待开发。如具有较为完备体系的藏族文论的研究就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少数民族文论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加大搜集整理翻译的工作力度，还要开展理论的综合和专题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多层面的比较，以使各民族的文论能相互沟通融合，取长补短。只有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谈得上重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才能为创建中国的新文论提供更为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大致以1992年为分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是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后一个阶段在继续发掘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研究，取得一定成果。1981年，云南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岩温扁搜集翻译的《论傣族诗歌》。同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巴·格日勒图编的《蒙古族作家文论选（1721—1945）》，1985年巴·格日勒图又编选了《蒙古文论精粹》，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可惜两部书都没有汉译本。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的66篇作品。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买妮（女）撰写的《彝族诗文论》，同时，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也相继出版。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等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40余万字。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布麦阿钮、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自1992年开始，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由一般的评述翻译走向了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成就是王佑夫主编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综述》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史论著作，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初步建立。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王弋丁、王佑夫、过伟主编的《少数民族文论选释》。之后的主要著作还有：王佑夫主编《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王佑夫、艾光辉、李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何积全《彝族古代文论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彭书麟、于乃昌、冯育柱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这部书结集了上自远古、下迄1949年约两千年间，4个古代民族和44个今称“少数民族”的112位知名作者和55位佚名作者共370多篇文艺理论作品，总计一百多万字。其中还收集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许多新发现的著作和新翻译的作品。这个时期，《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专门开辟了“古文论研究”专栏，为民族文论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阵地。发表的文章大都属于微观研究，即对某个民族文论中某个专题的研究，而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宏观研究成果尚不多见。2011年王佑夫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编纂与研究”获得批准立项，现在已经完成了各卷所需文学理论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翻译的工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2012年以后，历届少数民族文学年会上学者们就少数民族文论的构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看法，也提交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论文，对推动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上看，原始资料的收集、挖掘、整理和翻译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但是，要全面展现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就必须在更广阔的视域多层面地深入研究。
就藏族古代文论的研究看，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围绕注解阐释《诗镜》的一大批著作展开，而对藏族学者的其他著作较少涉及。《诗镜》是古印度檀丁的诗学著作，随佛教传入藏族地区，受到藏族学者推崇，产生了众多的注疏本和例诗本的著作。传统研究注重对《诗镜》语句注释、名词解释、重要理论概念的补充和完善、增加新的理论范畴；现代研究则把原著和后来阐释的著作从多层次视角研究，尤其偏重用现代文艺理论加以阐释。从现有的成果看，汉文著作有金克木翻译注释的《诗镜》第一章和第三章（部分），收入他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1]。汉文全译本是赵康完成的，1989年全译本收入《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2]。黄宝生将梵文本和藏文本加了些注释，编入《梵语诗学论著汇编》[3]。赵康编译了藏文、拉丁文、梵文、汉文写成了《〈诗镜〉四体合璧》[4]等。总之，汉文翻译整理的藏族文论著作还比较少，综合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够，尤其是汉藏文论的比较研究亟待拓展。
藏族有关《诗镜》的现代学术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展开。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5]：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藏文、蒙古文、汉文成果。这些成果继承了藏族《诗镜》的研究传统，在现代诗学的视域下，广泛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实现从传统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型。这时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其一，《诗镜》原著的重新解读和研究。如改觉首先探讨《诗镜》这一词语的含义及《诗镜》发生发展的历史，然后阐明《诗镜》的内容结构[6]。措西·多杰扎西提出《诗镜》是关于“诗”的理论，也是修辞学著作[7]。多吉次仁用大篇幅分析探讨《诗镜》各理论范畴，探讨《诗镜》与修辞学问题、《诗镜》具体理论问题等[8]。赵康对藏文《诗镜》萨迦手抄本、北京版大藏经《丹珠尔》声明部第140卷117函刊印之藏文《诗镜》全文、拉萨本、扎什伦布寺版本、拉卜楞寺印经院版本、德格印经院版本、达兰萨拉本、青海民族出版社1957年版及1981年再版《诗镜注》中的各《诗镜》本进行逐一说明，指出几种版本间某些翻译的区别[9]。另有文学史论著探讨《诗镜》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构架，并放在整个梵语诗学中阐述其理论特点及价值，如庄严论、风格论等[10]。其二，《诗镜》范畴研究。热贡·多吉卡对生命概念进行创造性探讨，将其分成他人的“生命”观与自己的“生命”观，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11]热贡·多杰卡还探讨了作为文学作品形式的“形体”，认为“诗”这个名词的意思与“创作论”相同，形体也可分为两种，即有词语形体和创作形体两种[12]。其三，对藏族诗学和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如哥顿提到《诗镜》作为印藏小五明之一，对藏族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甚至佛学著作的影响[13]。赵康等学者的汉文论文涉及《诗镜》的基本内容及其对藏族诗学的影响。赵康不仅分析介绍《诗镜》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还探讨其在诗学中的影响。另有不少著作分析介绍《诗镜》的基本内容和结构特点，探讨其在藏区传播发展的情况，揭示藏族《诗镜》著作的创造性特点，如“生命”说的提出及新的修饰法的发现等[14]。
第二阶段，21世纪以后。进入21世纪，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同时进行。阿·额尔敦白音根据《诗镜》和藏蒙高僧的相关论述，探讨《诗镜》“生命”“形体”“庄严”三个概念和范畴，并阐述三个范畴之间的关系，阐明《诗镜》共同修饰的内涵，探索《诗镜》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诗病”的理论和实践价值[15]。树林比较系统地探索《诗镜》“病论”和“命论”两个重要范畴的理论来源[16]。仁增探讨了藏族历史中产生的《诗镜》对“诗”的概念的不同理解、产生的原因、如何理解才能适合《诗镜》原理论的理论含义等问题[17]。
在综合研究上，希日布编写的教材讲解《诗镜论》的历史、形体、生命、意义修饰、字音修饰、不同修饰等内容[18]。边罗在研究十几种译本和注释本的基础上，力图解释《诗镜》的本意，勾勒出《诗镜》原意的举例脉络，并阐释了其中所蕴含的修辞手法规律。吴钰·散毕顿珠从《诗镜论》藏译历史、《诗镜论》创作核心和功能、创作的形体、创作论主题、创作表现（表达）方法、创作的努力、创作流派、生动修饰法、姿态修饰法、除病、当代学者关于《诗镜》的观点十一个方面研究探讨《诗镜》，深化了《诗镜》研究[19]。宁周尖参以问答的形式对《诗镜》中的修辞学疑难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为初学者和研究者提供方便[20]。恰嘎·旦正对《诗镜》著作中论述的重点、其中蕴含的创作论观点、当代诗学（创作论）理论中论述的观点等比较分析，探讨《诗镜》在藏区的翻译研究，将其发展为藏族具有创造性的诗学著作的过程[21]。
总体上看，《诗镜》研究在成果、方法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藏文《诗镜》研究结合传统与现代研究的方法，对《诗镜》内容的探讨更为全面，包括名词术语及例诗的阐释、宗教典故和宗教名词含义的解释、诗学理论概念等。汉文《诗镜》研究则从最初的翻译注释和介绍，到后来的藏文诗学某一理论范畴的解释和研究，再到《诗镜》的审美研究、本土化研究。蒙古文《诗镜》研究除了翻译注释外，更多地是用现代文艺理论阐释和转换诗镜理论，探讨《诗镜》中的某一范畴和概念、审美意义、诗学价值等。但是，与丰富的《诗镜》阐释著作和浩瀚的藏族文献相比，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有大量的藏文诗学著作未被关注或深入研究，还有更多的混杂在藏族各种哲学、历史、宗教著作中的文学思想未被全面挖掘，还有藏族民间文艺中以口头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许多有价值的文学思想未被整理重视。目前《诗镜》原著的研究论著重复性的介绍分析较多，缺乏一些理论范畴的新发现、新解释，缺乏具有哲学深度的研究或系统研究。尤其是缺乏汉藏比较研究的拓展，缺乏东方和世界诗学的广阔视野。
一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汉藏文论比较研究可以超越中国古代文论只有汉族文论的单一性，可以超越以汉族文论解释各民族文论的思想视野的局限性，从而彰显中华传统文论的多民族性和丰富性。汉族的文学理论虽说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但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尤其是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而发展。如汉族和藏族都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同时又在发展中相互借鉴影响，在诸多方面有相通和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在比较中，汉藏文论可以相互观照、相互补充，为创建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
第二，汉藏文论比较研究可以深入发现藏族文论存在的特殊形态，挖掘其理论价值，找到其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体系的独特贡献。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与汉族有许多共同性，但又有独特的一面，在生活方式、历史沿革、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精神性格、文化传统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藏族与汉族的文化既有相通性，又有差异性，这就决定了藏族与汉族古代文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藏族文学理论奠基于本民族的审美经验之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品位和历史文化特征，有许多独到精微之处，这是任何其他民族文学理论无法替代的。因此，通过汉藏文论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推进对中华传统文论的深入研究。
第三，汉藏文论比较研究可以重新审视中国多民族文论的历史实际，以新时代全球化眼光充分认识文论史的多重生成机制，进而为创建新的中国文学理论提供学理依据。我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传统文论中一些有价值的因子仍然存活于我们当下的文学实践，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再者，中华民族多种理论资源的生成过程有着不同的形态，以汉族文论与少数民族文论比较，就会发现文学理论生成的多种路径，这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对构建新的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藏族传统文论在我国众多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中是比较完整系统的，且独具特色。因此，汉藏文论比较就更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
二 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上只是指用汉语写成的文学理论。这之中虽然包含了一些少数民族文论家用汉语表达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点，但又缺少了更多的少数民族的文论，我们所谓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史基本上成了一部汉语文学的文论史。当然，由于我国历史上民族众多，各个民族文学发展也不平衡，要写成一部囊括历史上各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文论史则是非常困难的，至少在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样区分汉族的文论和少数民族的文论呢？如果仅仅以族别区分，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文论家用汉语写成的著作又更多地与汉族的文化观念保持一致，并不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因此，我们除了以文论家的族别区分之外，更重要的是以不同的语言文字来区分各个民族的文学理论。依据这样的标准，我们这里所说的汉族文论指的就是用汉语写成的文学批评理论，藏族文论则是用藏语写成的文学理论。
由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理论大面积地接受移植了西方的理论，在体系上已和传统文论大相径庭，因而从时限上来看，汉族文论主要是古代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截止时期，主要指从先秦时期到近代这一时间段。
目前对藏族文学理论的研究，不管是藏族学者还是非藏族学者长期以来主要关注的是藏族的诗学理论著作。这里所说的诗学是狭义的诗学概念，是修辞学的诗学，并非当代一般意义上基本等同于文艺理论的概念。藏族诗学主要借鉴和翻译阐释印度梵文的诗学著作，如对古印度檀丁《诗镜》的翻译解释举证的藏文著作就有100多种。这就会造成一些误解：一是认为藏族在《诗镜》原文未翻译成藏文之前，藏族地区没有诗学，也就是说没有文学理论；二是认为藏族的文学理论只是借鉴学习梵文的诗学著作，较少有藏族的理论形态的文学理论著作。由于以上认识视野的限制，长期以来我们对藏族文学理论的研究局限于少部分诗学著作研究，侧重于资料的整理挖掘，对其缺乏整体全面的了解。藏族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早在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藏族的先民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在历史上，藏族在艰苦的高原生存环境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单就流传下来的典籍资料看，我们现有的各个民族除了汉族，恐怕数藏族的典籍资料是最多的。如果从更大的研究视野上看，藏族的文艺理论也是非常丰富的，在一些宗教学、历史学和哲学中也蕴含了众多的文学艺术和美学的种种观点以及主张。如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堪称“文化百科全书”；《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历史学著作；还有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一系列的故事格言等作品，都保留着丰富的关于文艺和美学的深刻的理性思考。不过，文论是一门理论学科，那就应该重点地研究各个时代表现为各种理论形态的著作。因此，我们对藏族与汉族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对象就侧重于藏族的经典理论著作。目前可见的藏族主要文论著作有：萨班·贡嘎坚赞的《蒙童顺利入门论》《乐论》，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的《西藏王臣记》《诗镜释难》，第司·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尊巴·崔称仁青的《五明概论》，工珠·云丹嘉措的《知识总汇》，久·米旁的《歌舞幻化音乐》等。当然，我们的研究并不仅限于此，还要兼顾混杂在各种哲学、历史、宗教著作中的文学思想，还要关注民间文艺中以口头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许多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这里要说明两点：第一，12世纪之前藏族没有流传下来理论形态的文论著作，从13世纪开始藏族文论才诞生，在历史上不断发展，一直延续到当代。西藏和平解放后，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的影响，藏族的文学理论也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关注的只是藏族传统诗学的继承和发展情况。近些年我国的文学理论整体上受到西方的影响，呈现出色彩杂陈的局面，藏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也受其影响。这不在本课题讨论的范围，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传统的藏族文学理论。第二，藏族文学理论无疑更多地吸收借鉴了印度诗学理论。藏族文论的兴起正是印度诗学庄严论兴盛的时期，庄严论认为诗歌由音和义两部分构成，因而要讲修饰，也就是庄严。公元12世纪后一些重要的印度诗学著作被译介到藏区，尤其是印度《诗镜》等诗学著作传入藏区，其内容很快为藏族所接受，并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不断创造和发展。经过藏族先辈学者们的翻译、注释、研究、应用和充实，它已经完全和藏族的文化相融合，事实上已经成为具有浓厚藏族色彩的文学理论著作。《诗镜》是七个多世纪以来指导藏族古典文学创作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是藏族人民学习的小五明之一——诗学时采用的基本教材。《诗镜》对藏族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广的，藏族文论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思想是在不断注疏《诗镜》过程中结合藏族文学的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因此，《诗镜》是研究藏族文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我们在讨论藏族文论时不仅无法绕开它，还要以此作为重要的资料。
三 研究的内容
本书把藏族文论和汉族文论进行多层面的比较，是对中华文论整体研究的尝试，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研究视域的拓展，是对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路径的探索。全书共有九章，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从宏观的层面简要论述了汉藏文论的历史发展及总体特征。从历史的视角梳理了汉族和藏族传统文论的特点，从总体上比较了汉藏文论的差异和共通之处。差异体现在：一、生成机制：汉族是内生原创，藏族是借鉴创新；二、文化背景：汉族是儒、道、佛哲学，藏族是苯、佛宗教；三、写作模式：汉族是片段感悟，藏族是译注例释。共通性表现在：一、都是以用为尚、知行合一；二、都是诗性思维，取象譬喻；三、都是潜隐逻辑，不重抽象。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主要从文学起源论上比较汉藏文论。汉族一般认为文原于道，藏族认为文原于神，从生命美学的深层看汉藏文论是相通的。汉族重视生命体验，追求人与道的合一，体道就是体悟人的存在，文学就是体验的产物，这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深切关注。藏族则以一种特殊神秘的视角感知到人的生命的巨大艺术创造力，对生命精神保持着神圣敬仰。
第三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主要从文学本体上比较汉藏文论，包括文学内容构成论、文体论和表现方法论。第三章，论述了汉藏文学表现内容的不同。汉族强调情志表达，藏族强调表现宗教教义，赞美神灵。汉族重视言志抒情是由于文学传统是以抒情为主，其哲学观念是天人合一的道气论和心性论。而藏族重视载教颂神的文化土壤是雪域高原民族文化，其思想根源在于浓厚的宗教信仰。第四章，论述了汉族文体论侧重于从功用上去界定论说文体，藏族文体论侧重于从形式上去把握规范文体。汉族文体论的成因主要在于汉族传统的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强烈的实用精神。藏族文体论的形成虽然受到了印度文论的启发和影响，但由于藏族文学保留了浓厚的口传文学的特征，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必然会导致人们极为重视语言的运用。藏族文体论就是依据语言的特性规律，从文学的外在形式上去把握文体的。第五章，论述了汉族文论提倡的文学表现方法主要是赋、比、兴，藏族主要讲的是语言的锤炼和美化，就是语言的修饰，也称为庄严。汉藏文论总体上都对文学表现方法高度重视，但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这体现出的是不同的言意观。汉族关注“意”的传达，赋、比、兴手法并不仅仅被当作修辞的技法，而更看重的是和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联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法。藏族有语言崇拜的文化传统，他们认为语言具有神奇的力量，甚至可以通过语言感动神鬼，因此，藏族文论特别重视“言”的锤炼和美化。
第四部分，即第六章，主要从文学的功用论上比较汉藏文论。汉藏文论都非常重视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不同的是，汉族文论的道德教化观念较少宗教文化背景，而伦理学的内涵则相对更为突出；藏族文论却和宗教密切相关，藏族以佛教道德伦理观为核心，建立了扬善除恶、因果报应、天人合一、宽厚、博爱等价值观念，藏族文学就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最好的注脚和生动形象的阐释。汉族文论强调人伦道德是缘于维护古代的宗法制度而产生的宗法观念，以及士人阶层为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而做出的自觉行为；藏族文论强调的宗教道德是缘于藏族迈向文明的选择，也是为了维护藏族宗教统治的社会秩序的需要。
第五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从文艺美学视角比较汉藏文论。第七章，汉藏文学从审美创造的层面看，汉族文论关注的重点在创造出一个“象”与“境”统一的生命世界，从而建构起了“意象”论和“意境”论。而藏族文论的重点则是营造出“情”与“味”紧密联系的艺术世界，从而确立了“情”论和“味”论。从生成的过程看，汉族的“意象”论和“意境”论是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孕育生长起来的，藏族的“情味”论是借鉴吸收了印度情味理论学说建构起来的。第八章，论述了汉藏文论追求的审美理想。汉族文学追求的审美理想是和谐，藏族文学追求的审美理想是圆满。表面看在表述上有很大的差异，实质上却是相通的。汉藏文论都追求一种整体和谐之美。表述的路径不尽相同的重要原因是其所依托的哲学观念不同。汉族文论所依据的是儒、道、佛禅的和谐理论，藏族文论所依据的是藏传佛教的圆满理论。
第六部分，即第九章，比较汉藏文论关于创作主体素养的问题。汉藏文论都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综合素质，但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汉族崇尚“文气”，认为文学作品生命来自作品的“气”，作品之“气”来自作家生命之“气”，因而作家要加强“养气”；藏族推崇诗艺，认为要写出优秀的诗歌，必须精通诗学，掌握写诗的技艺，因而作家最为重要的素养是有高超的诗艺。虽然它们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但是，在文论中是可以互补的，前者重点关注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后者重点关注艺术表现的话语生成。这两者都是创作主体在创作中着力的重要环节，体验与话语相互生成、相互激发，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缺一不可。
四 研究的方法
我们比较汉藏文学理论期望能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华文论是包容了多民族文论传统与审美经验的真实面貌。研究的方法除了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比较文学的方法，还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即把文学理论与文化语境结合起来研究。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聚居在美丽广袤的青藏高原，既受到中原汉族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又由于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藏族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色。因而，藏族古代文论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文化中研究文论，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藏族古代文论是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应在中华传统文论体系中占有一席地位。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宏观整体观照与中观局部探究相结合。汉藏文论是中华传统文论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既有差异，又有共通性。我们在宏观的视野下梳理了汉藏文论发展的历史，比较了它们的总体特征，勾勒了汉藏文论的整体面貌。同时，又通过局部的深入探究获得理论事实的支撑，分别从文学起源论、文学本体论、文学功用论、文学审美论和创作主体论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运用这种宏观的整体观照与中观的局部探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汉藏文论丰富的内容和中华文论多元一体的特色。
2.比较研究不求面面俱到，力求从点上突破。我们在比较研究中不是“摊煎饼”式平面展开，而是在某一个问题上突出一个点深入分析，以激活传统理论资源。如在研究文学本体时重点从内容构成论、文体论和表现方法论展开。内容构成论论述了汉族主要强调情志的表达，表现主体的感悟，而藏族主要强调教义的宣扬，赞美神灵的伟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汉族有着久远的抒情传统，而藏族主要是受到雪域高原民族文化的影响。文体论主要论述了汉族侧重于从功用上去界定论说文体，藏族文体论侧重于从形式上去把握规范文体。成因主要在于汉族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藏族则更多地保留了浓厚的口传文学的特征。文学表现方法论主要论述了汉族的赋、比、兴和藏族的修饰（庄严）。其原因重点分析汉藏民族不同的言意观。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其他章节中都得到了全面的体现。虽在局部章节中只突出一个点，但在全书上力求构成一个多层面的整体。也就是说，在比较时为了避免重复，因而一个问题只探讨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不是说它就是唯一的成因。汉藏文论的任何一方面的差异往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涉及了生命精神、哲学理念、社会文化语境、思维方法和美学旨趣诸多方面。因此，我们对汉藏文论深层根源的认识应秉持一种立体的视角，从多个层面来看待。
3.比较研究既彰显汉藏文论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又追求汉藏文论整体互补的可能性。汉藏文论在文学起源论上尽管有“原道”和“神谕”的不同认识，但是从生命的意义上看却有一致性。汉藏文论在文学审美理想上有“和谐”和“圆满”之说，但都表达了对整体和谐之美的追求。汉藏文论在文学内容构成论、文学本体论、表现方法论、文学功用论和审美创造论等方面关注的重点和表述有较大的差异，但从文学理论整体上看可以形成互补。如创作主体论中汉族重点关注生命体验，藏族重点关注话语生成，生命体验和话语生成都是创作主体完成创作所应具备的两方面的基本素养，缺一不可。再从理论创建看，汉族立足内生创建之路，藏族采用借鉴吸收创新的方法，这两条路径对我们创建新文论都有启发。
[1] 金克木：《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3] 黄宝生：《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
[4] 赵康：《〈诗镜〉四体合璧》，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
[5] 参见树林《中国当代〈诗镜论〉研究述评》，《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6] 改觉：《〈诗镜论〉简介》（藏文），《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7] 措西·多杰扎西：《〈诗镜〉有关问题辩》（藏文），《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
[8] 多吉次仁：《谈〈诗镜〉》（藏文），《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
[9] 赵康：《八种〈诗镜〉藏文译本考略》，《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
[10] 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 热贡·多吉卡：《略谈修辞学之核心即srog》（藏文），《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12] 热贡·多杰卡：《谈诗学形式》（藏文），《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
[13] 哥顿：《略谈〈诗镜〉的民族化过程》（藏文），《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
[14] 赵康：《〈诗镜论〉与西藏诗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赵康：《〈诗镜论〉及其在藏族诗学中的影响》，《西藏研究》1983年第3期。
[15] 阿·额尔敦白音：《论诗镜生命、形体、庄严》，《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02年第4期；《关于诗镜论共同修饰》，《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3年第6期；《论诗病》，《蒙古学》（蒙古文版）2004年第3期。
[16] 树林：《诗镜病论研究》（一、二），《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10年第4期、2011年第3期；《诗镜“命论”（一）——诗镜“命论”的理论来源及藏蒙诗镜“命论”》，《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15年第1期；《诗镜“命论”（二）———蒙古族高僧诗镜“命论”中蕴含的文学原理》，《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15年第3期。
[17] 仁增：《浅析〈诗镜〉中诗的概念》（藏文），《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8] 边罗：《“诗镜”第二篇章修辞示范简要》（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9] 吴钰·散毕顿珠：《古典〈诗镜〉研究》（藏文），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20] 宁周尖参：《〈诗镜〉问答》（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21] 恰嘎·旦正：《古印度〈诗镜〉成为藏族文学理论的过程与经验》，《西藏研究》（藏文版）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