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及其近邻一带的妇女中流传的女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亦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1983年，女书被发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先后在海内外许多大小报刊、电视台报道之后，这个在偏僻山区垌场中世代相传，历代文人雅士不屑一顾的女性书写符号系统，迅速的以中国女性文字——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文化现象蜚声中外，引起中外学人的广泛关注。

文字的使用有性别之分，固定为女性使用，却是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奇迹。然而要对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来一个寻根究底，却是十分困难的事：第一，女书古本失存。旧时，江永及其近邻一带的妇女虽普遍习用女书，但从女书的传习到作品的流传和藏存，均系自发的个人行为，没有女书文献的刊印设施，更没有女书文献的藏存机构。而女书所有者生前喜爱读女书，希望去世后到了阴间也能有女书可读，因此，临终时都要再三嘱咐亲人，在她去世后，必须把她所有的女书作品随葬，或像烧纸钱一样焚化掉，以便她能将自己的这些女书作品文本带到阴间。历代的女书文献就这样随着所有者的去世而大多消失殆尽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女书文献，仅有清代文献，元明以前的女书文献已没有遗存了。第二，史志无载。虽然当地女性对自己使用的女书及其书写的作品文本都十分珍视，但是当地的男性则对女书不屑一顾，当地的男性知识分子更是忽略无视女书的存在，因此，史书、方志大多无记载，居民族谱、碑文中也都没有蛛丝马迹。迄今为止，历史文献中述及江永女书的，仅发现1931年刊印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花山”条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藏的袁思永于1945年左右撰写的《猺文歌》并《序》两例。而1990、1991年，最熟谙女书的两位女书传人高银仙、义年华老人相继去世后，当地妇女中只有少数人能识得女书了。这使得女书文化的研究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处境之中。庆幸的是，清代以来的女书文献尚存旧本，另外，还有高银仙、义年华老人根据回忆记录下来的旧时流传的女书作品，再加上两位老人创作的部分女书作品，约五百余篇，二十来万字的珍贵资料，可谓女书善本。

为保护和传承女书这一濒危消亡的文字，从1983年到现今，国内外的学人们对女书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辛苦研究工作，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学术成果日益增多，女书研究已深入到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传播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女书研究的深入和推进，有赖于真实可靠的原始女书文献及对这些文献尽可能准确无误的翻译。目前已出版的女书文献资料集不算多，其中仅有两部采用的是女书原件扫描影印的方式保持了女书字符原貌。然而，可以发现在这两部资料集中，相同内容的抄本在原文、对译、注释等处存在着诸多差异，尤需校勘整理。存世女书文献中，又以已故女书自然传承人高银仙老人的存抄件为最高水平标志。高银仙老人是学界发现女书时当地妇女中最熟谙女书、掌握女书最多的老人，是公认的女书传人代表人物。她1902年生于上江圩乡高家村，1990年去世。高银仙出生贫苦，没有上过学，更未出过远门，不认识普通汉字，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当地的官话，只会讲当地的传统土话。她从小学习女书，老年时仍十分勤奋，每有闲暇即伏案作书。她是同辈中掌握女书知识最丰富、水平最高的，她所藏所写的女书文献文本，即高氏女书文献，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本书聚焦高氏女书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女书文献，系统地校勘研究，并选取与已出版的女书资料集中原件不同或翻译有不同之处的高氏女书文献七十五篇，校勘整理、翻译，对难词难句注释。这些高氏女书，包括书信、抒情诗、叙事诗、祷神诗、哭嫁歌、歌谣、谜语、译文等女书文体的全部类型。所选女书作品中每字均按高银仙老人的读解[1]标音、翻译，尽量采用直译，少数无法直译的用意译或音译。每篇后附女书文献原件[2]扫描图片。这样，既让读者能看到传统女书的形，又能知道传统女书的音，了解传统女书的义，掌握到传统女书的全貌，让传统女书能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

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氏女书文献整理与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17YJC740099）。

[1] 高银仙老人读解录音磁带由笔者先父谢志民早年录制及收藏，他是最早研究女书的专家学者之一，从1983年发现女书开始，他就常年在女书的流传地深入调研，搜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

[2] 女书文献原件由谢志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