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性假设理论

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有一句经典的概括：“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表明，人是处于现实关系中的，也正是人的现实性和关系性，使得人的行为选择表现出社会性。人性假设是在对于人的本质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的基本看法。所谓人性假设，就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人性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并且基于此种假定对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作出一定的预测，然后根据这一预测作出相应的行为和对策选择。[36]首先，大学人的行为选择具有理性的一面，他们作为大学组织成员，其所作所为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其次，他们必须考虑生存与发展，关心自己的收入与福利、社会地位与生活质量、前途命运等。作为职业人，他们也有着本身的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他们的一个共同任务是育人。对于不同类型的大学人，其职责任务与行为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教师而言，教书育人是其首要职责和任务。对于管理服务人员而言，其工作目标是为教师、学生等提供优质保障服务。对于学生群体而言，作为求知者，他们在大学的目标是获得其未来发展的知识与技能、才华与智慧，他们的行动也具有自身理性；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他们会计算上大学的成本与收益；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支撑力量，其行为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所以，从人性假设的角度审视大学人，他们既是理性人，也具有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特点。同时，在我国单位制的背景下，大学人归属于某个单位，属于“单位人”。从根本上说，大学组织绩效管理制度设计是为了激发大学组织中人的积极性、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并推动学术发展。基于使命的特殊性，对于大学组织来说，制度设计要发挥有效作用，就应当建立在对大学人的多维人性假设基础之上。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政治的动物”，为古希腊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亚当·斯密提出的“人是经济的动物”观点的基础之上。可见，人性假设与制度密切相关。人性假设是制度设计的逻辑前提，因为制度是与人紧密相关的，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可以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又会对制度中的行为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使其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从而进一步塑造出不同的人性。“制度设计、制度实施的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人，正因为制度具备这个属性，所以人们在研究和制定制度时首先必须建立对人性的正确理解”[37]。

一 “经济人”假设与“道德人”假设

（一）“经济人”假设

在西方管理科学中，管理方法的实践与运用总是建立在某种人性假设之上，西方管理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基于对一般人性特征与个人行为动机的研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最早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在其“X理论”中，道格拉斯指出人是“经济人”，人的工作动机仅是为了获得经济的报酬。“经济人”假设隐含了人性的三个重要特征：其一，作为“经济人”，人的行为是绝对理性的；其二，“经济人”的信息是充分的、完全的；其三，“经济人”是自利的，他们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且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人”假设以“性本恶”为逻辑起点，基于这种假设所引出的管理方式是，组织以经济报酬来使人们服从和做出功效，并以权力与控制体系来保护组织本身及引导员工。“经济人”假设下的管理重点在于提高效率，完成任务，其管理特征是订立各种严格的工作规范，加强各种法规和管制。[38] “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是人的利己性，因而无法解释人的主观利他性，况且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制度虽然能较好地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也存在很多缺陷：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忽视人的能动作用；极易导致人们片面地追求自我利益，从而引发利益矛盾和冲突。[39]总之，纯“经济人”假设把利益当作了目的，人却成了利益的工具。

（二）“道德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相对立的是“道德人”假设，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常以推崇“性善论”的“道德人”为基本人性假设。如孔子提倡无为而治，《论语·阳货》中，孔子指出人与人之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出生时都是性善的，只是由于后天的成长、身处不同环境造成人的性情、兴趣及习惯的不同。孟子主张“仁政”“以德服人”，认为“道德价值根源之自觉心”，即认为善应该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与生俱来的，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君子治国要注重对臣民的道德教化，使其能够自觉地远离恶行。

“道德人”假设隐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人性的基本信息：首先，人性本是善的，且具有后天可塑性；其次，由于人性的可塑性，后天的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而道德教育的作用要远大于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基于“道德人”假设的前提之下，我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设计者主张对人的管理应注重德治下的人的修养自律，而将外部的法律约束仅仅看作一种辅助方式，然而因其只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即推崇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忽略了人也具有“行恶”的倾向，从而否定了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

二 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设与行为错位

每种文化背景中的人都会接受某些隐含的基本假定，如关于人、人性、人们彼此间关系的性质、人类活动的本质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本质等方面的基本假设[40]，这些基本假设决定了人类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然而，在现实的制度设计中，一些“隐含”的假设却常常不被正确地认识，甚至可能被一些人类“宣称”的假设所覆盖，造成制度设计所依据的人性假设与人类现实行为不相吻合，甚至是假设与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的互相脱节的问题，罗伯特·G.欧文斯将其称为特殊的“不和谐”。如1776年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联合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于第二次大陆会议签署《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以人类“人人生而平等”“人本自由”的本性假设为逻辑，然而在新共和国中，奴隶制度却仍然被接受。可以看出，奴隶制被广为接受的现象预示了某些阶级观念中“人生而不平等”的隐含假设，而非《独立宣言》所主张的“人生而平等”的人性假设。这种“假设与人类行为之间的矛盾”历经了长期的战争与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在当前西方现行制度中依然存在。

关于人性假设与行为错位的问题，如果坚持制度设计者所宣称的假设，根据该假设继续强制约束人类及组织的既有行为，则会使制度执行过程中产生诸多问题，使制度变形、效率低下，甚至无效。因此，制度设计者在设计制度之前，首先应该正确认识人性，理性判断假设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客观、真实的人性假设进行制度安排，使人性假设、制度及制度所要约束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逻辑一致性。

三 人性假设之于大学绩效管理制度设计的理解

有关人性假设与人类行为之间的不和谐情况存在于我们所接触的各种制度中，在我国大学内部绩效管理制度中，也同样存在。考核指标严格量化、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又主要体现在薪酬上，说明当下大学绩效管理制度设计主要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之上，这样的制度设计既无法解释大学教师的利他行为，同时又诱导其更加向“经济人”靠近。我们认为，正确认识大学教师的人性与人性假设，是研究大学的绩效管理制度及进行绩效管理制度设计的前提。首先，认识到人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应该将大学教师置于当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对其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影响；其次，要将大学教师置于特定的组织之中，即置于大学组织之中，考虑大学教师的使命、精神和追求。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大学组织中的人既具有“经济人”的特征，又有“道德人”的特征：处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需要以基本的物质实现作为生存保证，经济利益的追求显然不可忽视；处于特定的大学组织中，对人才培养的使命、对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对“高深知识”的追求又使大学教师表现出更多道德层面上的特征。大学教师既独立于社会群体又逐渐融入社会群体，该特殊群体存在不同的偏好：有人偏好个人经济利益的实现，有人偏好对教育本质及自我实现的追求。而想要区分具有不同偏好的人并针对其人性特征进行不同的绩效管理制度设计，从设计成本及管理的复杂性方面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大学组织的人群中，不但存在偏好的不同，同时在偏好的程度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实事上，大学教师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体，即兼具“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特点。确实，人不是完全道德的，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动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人类又总是处于互相交往之中，任何人都无法在稍长时间内完全靠独立行动来很好地活动，因此从社会联系中考察人的行为是必要的。可以说，“社会联系有助于控制我们自私的、返祖的、机会主义的个人本能，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制度在限制受本能驱动的机会主义上占有着中心地位”[41]。在影响人类行为选择的因素中，除了宗教信仰与利益驱动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习俗、惯例，制度的存在是大学从遥远的中世纪绵延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学的种种制度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惯性。大学教师相比社会其他群体而言，其文化知识水平较高，能更好地理解制度的内涵，为其更好地遵守制度创造了更多可能。因此，在进行大学绩效管理制度设计研究时，大学教师作为“制度人”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制度人”，大学教师既是大学绩效管理制度设计的主体，同时其行为又要受到制度的规范与约束。第二，大学教师兼具“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特征，经济利益和道德追求都不是大学教师的第一目标，他们将制度效用的最大化作为第一追求目标。第三，大学教师的行为方式受大学传统惯例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其行为产生某种路径依赖，而路径依赖使绩效管理突破大学传统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抵制，影响了大学绩效管理的制度效率。第四，大学教师的偏好和禀赋是影响其行为的内生变量，制度通过激励与约束影响大学教师的需求和欲望，进而影响大学教师的行为选择。第五，大学教师作为“制度人”的行为过程是其个体偏好与制度博弈的结果。第六，作为“制度人”，大学教师不仅遵循正式规则的安排，同时他们也按照一定的非正式规则行事，这种隐性规则即是他们的个体行动法则。[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