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南亚女政治领袖的研究范式与分析工具
一 东南亚女领袖研究范式
已有的东南亚女政治领袖研究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并形成研究范式：
（一）东南亚女领袖的上台路径：前提条件和基础
几乎所有学者都致力于探讨南亚和东南亚出现女领袖的根源。米切尔·A.格诺维斯认为女领袖现象的共同特点是：（1）大都在欠发达国家；（2）这些国家有表面的民主；（3）世俗政治体制；（4）通常处于政治/社会危难。[81]玛丽·F.卡真斯汀（Mary F.Katzenstein）认为不论什么国家，出现女领袖与下列因素有关：（1）社会条件（阶级结构、宗教和文化）；（2）政治机制（政治继承程序、政党结构性质）。在论及印度时，她认为政治机制是出现女领袖的主导因素，国大党和家族政治“在选择女候选人竞选时举足轻重”，因此，“提升了妇女进入领袖地位的机会”。[82]但是这并不能导致更高的普通女性政治参与。柔娜·加罕（Rounaq Jahan）认为能达到顶层政治位置的南亚女领袖主要由于下述因素：（1）男性政党领袖需要“填补因一个克里斯玛式的领袖突然离去而造成的真空，他们需要时间再造一个符合要求的政治继承人”。（2）由于女领袖能加强党内不同派别团结的潜能（通常由于她们相对没有政治经验）。（3）由于她们作为死去的领袖家庭成员的强有力象征，这些女性被认为是个人信念和道德选择的结合体。[83]
林达·瑞彻特认为家族政治、出身精英阶层是女领袖产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84]麦克·汤普森从父权制与女领袖、政治家族与女领袖、牺牲与动员、继承“他”的事业几个方面探讨出现女领袖的原因，认为南亚东南亚盛行的家族政治有助于女领袖产生，女性之所以成为殉难领袖的继承者，部分原因是家族政治派系中的男性不能、不愿或者不适合去承担这样的领袖地位；男性著名政治家在被捕、遇刺或处死后，“成为支持者的世俗圣徒”，女领袖继承“他”的事业，“女领袖能够成为政治家并不是她们个人的选择，而是在她们父亲或者丈夫殉难以后的政治需要，忠诚的公众将支持她作为能够继续表达他们忠诚的一种方式”[85]。安翠·弗莱斯成伯格指出，东南亚大部分女领袖有共同特征，第一，民主转型对政治变化和政治体制的压力成熟；第二，利用基本的民主工具：选举。但她认为这两个特点还不足以解释东南亚女领袖现象，应该加上“地位”，女领袖上台是靠“地位”而不是性别，女领袖都出身权贵家族、受过良好教育，她们的支持资本（社会、人力、经济资本）使得她们成为领袖并取得成功。她还指出“亚洲的特点是，一方面有顶层女政治家，另一方面是女议员和女部长的比例较低”[86]。
范若兰和陈妍认为东南亚女领袖在民主运动中崭露头角，获得民众支持，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她们是著名政治家的妻女，因为她们死去的、被囚禁的、被驱逐的父亲、丈夫、兄长而登上政治舞台。她们被视为男政治家的继承者，民众将对他们的热爱、怀念、同情转移到她们身上，使得女领袖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二是女领袖们在民主化浪潮中积极提倡民主、自由和人权，迎合了民众对专制统治的不满，对民主和人权的渴望，她们甚至被视为民主象征，获得民众拥护。三是女领袖的女性特质，如温柔、顺从、纯洁、母性、不具侵略性、非暴力等，对于常年生活在军政府专制统治之下的民众很有吸引力，也使反对派阵营乐于拥戴女领袖来加强团结。四是女领袖都受过高等教育，属于精英女性，她们虽然从政经验不足，但她们的学习能力、洞察力以及勇气、毅力和对政治的敏感加强了她们的个人能力，巧妙地将政治经验不足转化为优点而不是弱点，使她们能在众多反对派领导人中脱颖而出。[87]
国内外学者对东南亚女领袖现象根源、前提和基础的探讨可谓是大同小异，研究范式基本形成，即女领袖是著名男政治家的替代者或继承者；受命于危机之时：家族政治是她们产生的基础；民主选举政治是她们崛起的条件；女性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为她们提供支持；一般妇女政治参与度并不高。
（二）执政困境：东南亚女领袖面对的主要问题
东南亚女领袖上台后如何巩固统治？面临什么问题？与男领袖有何相同和不同？这方面的研究远不如探讨她们上台原因的论著多，只有数篇论文涉及这一问题。
米切尔·A.格诺维斯认为女领袖如果是靠替代者身份登上大位，她们的执政能力一定会被贬低，“如果一位女性是从其家族继承了某项职位或重要的身份，或是从与她密切相关的人，如丈夫那里获得了相应的地位，其政治生涯开始时便已经是或即将是顶层精英中的一分子时，观察者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带有一种性别偏见，贬低那些女性，他们以一种反常的方式不断重复或指出她们的成功是依靠家族或者配偶而不是她们自身的能力和努力。”[88]林达·瑞彻特认为女领袖上台后面对的劣势主要是：没有政治能力，在军队中没有威望，人们认为她们是临时领导人，认为她们对异见的容忍、妥协，对反对派的政治特赦是胆怯而非勇敢，是软弱而非坚强。[89]麦克·汤普森认为女领袖上台后面对的最大障碍是大男子主义，“女领袖被贬低为软弱的并且没有能力应对复杂的现实政治”，女领袖上台后谋求“公正”，包括为她们殉难的丈夫或者父亲寻找“正义”，但女领袖有可能被怀疑是寻求报复政敌而非寻求正义，女领袖经常被认为是为家族利益而非为了国家利益。[90]安翠·弗莱斯成伯格认为亚洲大部分女首脑很快适应权力，像她们的男同事一样运用权力。她们作为执政者是合格的。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女政治家有成功记录，包括成功连任。但她认为亚洲女首脑在提升妇女权利上作为不多。
范若兰和陈妍从执政能力、施政方式、廉洁政治、妇女权利几个方面研究东南亚三位女总统，指出女领袖掌权之后所面临的困境：（1）因为是女总统，又是靠父亲、丈夫、兄长的光环获胜，许多民众和政治评论家总是质疑她们的执政能力，认为她们没有能力应对复杂的现实政治；（2）因为是女总统，她们总是被认为“软弱”，尽管她们像男总统一样，有“软”“硬”两手，并交替使用，她们还是被认为“软弱”；（3）因为是女总统，民众希望她们在廉洁政治、清除贪腐方面更有作为，但她们在这方面乏善可陈，民众对她们失望会更大，批评更多；（4）因为是女总统，她们在维护妇女权利和提高妇女地位方面也要面临男首脑无须面临的各种压力。[91]
国内外研究者都认为作为政治家的亚洲女领袖，其执政力与男首脑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因为她们是女性，因为她们不同于男政治家的上台路径，使她们在掌权后要面对比男政治家更大的压力：她们被认为没有执政能力，施政软弱，不关注妇女权利，有人宁愿她们只当政治象征，权力留给男政治家；当她们像男政治家一样强硬时，她们又被批评大权独揽、专制。总之，“她们一方面要像男性领导人一样面对风云突变的国内局势并力图促进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因为女性身份而面对来自多方面的指责。”[92]
（三）女领袖类型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世界各国的女政治领袖呈现不同特征。最早对女领袖进行分类的是弗朗塞·阿米考（Francine D'Amico），她按照上台方式将女领袖分为三种类型：（1）政治替代者（political surrogates），指“因生病的、亡故的或为政治而牺牲的亲属而掌握权力的人”；（2）政治的局内人或向上攀登者（political insider or climber），指经由政党或地方政治渠道当选和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简称党内攀登者；（3）政治的外来者或活动家（political outsider or activists），是指通过基层活动而参与政治的人。[93]大体而言，亚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女领袖大都属于政治替代者，西欧、大洋洲等国女首脑大都是党内攀登者，少数欧洲和拉美的女首脑属于第三种类型，她们长期从事基层活动或社会运动，最终进入政治高层。
米切尔·A.格诺维斯依据女政治领袖的政治经验将其分为三类：“没有”“有限的”“广泛的”，她指出所考察的大多数女领袖“几乎没有独立的政治经验”，她们“因家族地位而直接掌权”。[94]F.加拉宰（F.Jalalzai）评价政治经验的分类包括：是否担任政府官员、是否参加政党活动、是否参加政治运动。[95]亚洲大部分女政治领袖掌权以前没有政治经验。
安翠·弗莱斯成伯格试图用詹姆斯·伯恩斯的领袖类型为亚洲女领袖分类。詹姆斯·伯恩斯将领袖分为两大类型：变革型领袖和交易型领袖，前者包括知识型领袖、改革型领袖、革命型领袖、英雄与思想家，后者包括舆论型领袖、群体型领袖、政党型领袖、立法型领袖、行政型领袖。[96]她认为昂山素季、科·阿基诺属于变革型领袖，贝·布托、哈斯纳、齐亚属于先是变革型，后为交易型领袖，阿罗约夫人、梅加瓦蒂、索尼娅·甘地、旺阿兹莎、朴槿惠为交易型领袖，库马拉通加夫人为混合型领袖（混合变革型和交易型）。[97]她在另一篇论文中又以交易型领袖、混合型领袖、变革型领袖对上述女领袖展开论述，归类与上一篇论文有所不同，叙述有点混乱。[98]
范若兰运用弗朗塞·阿米考的女领袖类型对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两地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性别观念深深影响到女首脑的生成路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治已发展到“自由民主”阶段，有成熟的两大政党集团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制度框架，政党也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根除了家族政治的弊端，女性通过政党进入政界，代表政党竞选议会席位，出任内阁部长，积累政治经验和人望，通过党内选举竞争党领袖职位，并以党领袖身份出任总理。相比之下，东南亚三国仍处于“民主转型”阶段，女领袖要借助家族政治加上民主运动，通过选举获胜来执政。总的来说，大洋洲两国是式微的父权制，东南亚三国是松动的父权制，使得东南亚女首脑面对的困难和压力要大于大洋洲女首脑。[99]
二 东南亚女政治领袖研究的分析工具
采用合适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能深化对东南亚女领袖的研究，否则，只能流于现象描述和简单分析。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东南亚女领袖研究的分析工具主要有社会性别、父权制、双重困扰和道德资本。
（一）社会性别（gender）
社会性别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指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整套制度，社会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100]男性被认为具有果断、理性、勇敢、侵略、暴力等特质，女性被认为具有柔顺、被动、合作等特质，通常人们称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
政治一直是最具有“男性特质”的领域，政治领袖被认为应该是有野心的、强硬的、主导的和果断的，政治领袖与“男性特质”高度重合，因此，男性被认为更能胜任政治首脑职务，这导致女政治领袖鲜见。而在长期威权统治和民主运动情境下，范若兰和陈妍指出，民众对充满“男性特质”的威权统治者心生反感，而对具有温柔、母性、纯洁、非暴力、优雅等“女性特征”的女领袖寄予厚望，于是女领袖在强调自己是丈夫或父亲的继承者的同时，强调自己温柔、纯洁、非暴力的女性特质，强调自己的贤妻良母身份，她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父权制的认同和维护，迎合公众的性别观念，淡化了自己“越界”的行为，从而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社会避过性别障碍，获得民众支持。[101]米娜·罗丝认为，像男性一样，女性也可以利用性别特质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男政治家可以仰仗他们的男子汉气概，而女政治家则可以利用她们的柔弱、美貌、优雅，或者树立一个宗教虔诚的妻子形象来寻求支持。[102]
范若兰和陈妍进一步指出，一旦女性成为首脑，她们必须符合“男性特质”，才能被认为是合格的政治家，所以女首脑也更强调自己强硬的一面，以表明自己是合格的政治领袖，如英·甘地、贝·布托、阿罗约夫人等。但是基于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的性别刻板印象，人们总是认为女首脑能力有限，过于软弱，不如男领袖有能力，不如他们强硬，尽管这些印象和批评并不符合事实。[103]
“社会性别”对于分析政治的性别特征，女领袖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有用。
（二）父权制（patriarchy）
父权制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也译为男权制，是指以男子掌握权力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它是男性用来统治女性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以男性权力为中心，限制女性平等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
一般情况下，父权制阻碍了妇女进入政治领域，尤其是最高权力，林达·瑞彻特指出，“父权制理念对于妇女命运有决定影响，父权制倾向于加强专制价值观而不是民主价值观。男性支配已被法律和习俗合法化了，国家的政治或公共生活已被假定天然是男性的领域，而妇女的领域是私人的。……因此私人家庭角色使得大部分妇女‘无资格’进入政治领域。”[104]
但在民主化情境下，家族政治加上选举政治，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女领袖现象。麦克·汤普森认为在民主运动中，父权制是帮助而不是阻碍亚洲女领袖。[105]范若兰更进一步指出，父权制对女领袖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制约作用，父权制所具有的家族政治、庇护政治、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等特征对东南亚女领袖影响最大，“她们都出自政治家族，因为民主运动而步入政治舞台，一跃而为总统候选人或政党领袖，她们以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和母亲身份，来迎合父权制的性别角色规范”。在民主运动中，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女领袖。“但父权制既能支持她们，也能制约她们，导致女首脑掌权后面临更多的困境。”[106]米切尔·A.格诺维斯着重指出，亚洲女政治领袖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没人挑战所处社会的父权权力结构，这样做无疑是政治自杀。”[107]
范若兰还提出三种类型父权制类型与女领袖类型的对应关系，第一类是式微的父权制，性别平等程度极高或较高，女性政治参与度高，女首脑多且出自非政治家族，主要依靠政党或社会运动登上权力顶峰；第二类是松动的父权制，传统性别规范受到极大冲击，性别平等取得显著进步，女性政治参与有一定提高，女首脑大多出自政治家族，依靠民主选举和家族政治登上权力顶峰；第三类是牢固的父权制，传统性别规范仍然根深蒂固，性别平等程度低，性别差距巨大，女性政治参与度较低，为数极少的女首脑都出自政治家族，依靠家族政治登上权力顶峰。[108]
“父权制”概念对于分析家族政治、民主选举、性别观念对女领袖的上台路径的影响是很好的分析工具。
（三）双重困扰（double binging）
“双重困扰”这一概念最初由心理学家帕特森（Gregory Bateson）及其同事提出，[109]后来被引用到女性研究领域，该理论认为女性由于受制于人们矛盾的评价，往往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并成为双重标准的受害者，受到双重困扰。为了在公共政治领域取得成功，需要进取心以及决断力等所谓“男性特质”，但具有这些特质的女性会被批评没有“女人味”；而另一方面，如果她展现了顺从与感性等“女性特质”，人们又认为她没有能力，在公共事务领域不会成功。换句话说，女政治家陷入一种悖论之中，无论其如何表现都会受到来自不同人的批评，困于性别陷阱之中。
目前，只有少数学者运用“双重困扰”对亚洲女政治家进行分析。安娜·阿拉亚（Annai Oru Alayam）指出女政治领袖通常被神化，被视为圣母玛丽亚（科·阿基诺）、菩萨（昂山素季）、杜尔加女神（英·甘地）、大地之母（梅加瓦蒂）等，人们认为“女人——女神——比男人能更好地处理冲突。……一些女政治家在转型时期被称作或推崇为能结束纷争的救世主。”这是她们能在选举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另一方面，“像女神一样，女政治家必须受控于男性统治，不能越界”。当女政治家挣脱了男性控制，她就会成为卡莉（印度教中的女神），腐败、滥权、算计、不可控制。总之，“如果女政治家表现得像一个政治家，就会令她的男同僚咬牙切齿。然而，如果她不像人们想象的政治家，她就会被嘲笑懦弱，必须下台”[110]。
范若兰在对比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时，指出她们面对的双重困扰：“女首脑强调自己强硬的一面，以表明自己是合格的政治领袖，如大洋洲女首脑和阿罗约夫人。但是，如果女政治家表现得过于自信或有攻击性，就会招致强硬、缺乏女性魅力的批评，而如果运用较为柔性的方式，人们又会认为她们优柔寡断、不够强硬，女首脑成为民众矛盾需求下的牺牲品。”[111]
“双重困扰”对于分析男女政治家的差别、女政治家面临的困境等问题特别有用。
（四）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
道德资本原是经济学理论，约翰·凯恩在《道德资本政治学》一书中将其引入政治领域，他认为道德资本是一种特定的政治道德价值，它可以驱使他人——特别是政治团体以及支持者们——对某个政治人物或者机构的代表人物表现出尊重、忠诚、服从等行为。由此，这个政治人物便可以使用这些来为政治目标和政治活动服务。[112]约翰·凯恩详细分析了昂山素季道德资本的来源，并考察其目的、行为和具体政治实践。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昂山素季所持有的道德资本，将继续以一股持久稳定的重要力量对缅甸政局产生影响。
女政治家通常被认为更纯洁、更具有道德，这也是女领袖乐于自我标榜的。在民主运动中，女领袖的道德优势使她们获得拥戴，所以麦克·汤普森认为：“女性可以领导胜利的民主变革，因为她们站在道德制高点。”[113]大部分研究者仅仅指出了女政治领袖所具有的道德优势，但没有深入研究。只有安翠·弗莱斯成伯格运用约翰·凯恩的道德资本理论，并对其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她认为在民主运动和竞选阶段，道德资本对于女领袖最有价值，“为了鼓动大众，团结支持者，最重要的是合法化她们的领袖地位、政治目的和价值观。简单的例子见于一些象征性行为诸如衣着，或者唤起宗教意识（如圣母玛丽亚），或其他女性象征（如母亲）。在男性主导的政治领域，女政治家只能通过与某种社会性别规范靠拢（已经内化的社会性别观念）而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使自己成为一种道德正义的体现和领导力合法化的标志。”所以，道德资本可以作为女政治家最重要的突破玻璃天花板的工具。她更进一步指出，执政之后，道德资本对于女政治领袖的作用减弱，“南亚或东南亚国家/政府的女首脑，没有一个能长期保持在道德制高点，反而几乎都被同化进‘通常’充斥着枪、暴徒和金钱的男性主导的传统政治，从而浪费掉了作为反对派政治家在民主运动阶段所积累的道德资本。”[114]
“道德资本”对于研究亚洲女政治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它可以解释亚洲女性政治家突破玻璃天花板到达政治最顶层的潜力，以及她们掌权后遭遇民众失望和差评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