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实践先行者的中山

(一)中山的魅力与谜题

中山古称香山，最初设县是在南宋时期(1152年)，时称香山县，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中山县。中山市是中国唯一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地级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偏南的西、北江下游出海处，北接广州市番禺区和佛山市顺德区，西邻江门市区、新会区和珠海市斗门区，东南连珠海市，东隔珠江口伶仃洋与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望。中山市也是全国5个不设市辖区的地级市之一，现辖6个街道、18个镇。这个坐落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美丽城市亦如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风驰电掣般的快速转型过程。仅仅30多年时间，中山的城乡社会就发生了沧桑巨变。如果从形式上看，这座城市的变化与其他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经济体制经过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社会结构关系从单位型社会转向了个体化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从以往行政管制为主导转变到以市场调节为主导；在治理方面由政府管制为主日益变为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城乡社会关系则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走向城乡一体化，等等。尽管中山市在这一过程中有着自己特别的情节和细节，但故事的整体梗概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城市应当是基本相似的。

稍稍查阅文献资料可知，中山市荣获了多项殊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民满意城市、中国和谐之城、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生态市、全国园林城市、全国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畅通工程模范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品牌经济城市、全国质量兴市先进市、全国全民健身样板城市以及教育强市、国家园林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等等。然而，不到中山，不识中山。唯有亲临这座城市，才能感受到她的特别之处——简约而个性化的雕琢，优雅恬静同时活力四射，环境秀美却又时尚现代，富裕繁荣依然奋发进取……不过，这还不是她的全部魅力所在。踏上中山，直接目睹的是她的祥和安宁、包容大度以及柔和的秩序和条理，还能体味到在这之下奔涌不息的潜流。当一股股热浪迎面袭来时，你能够明白什么叫“热土”。

这就是魅力中山——一座散发出磁石一样吸引力的城市，同时也是激发出诸多谜题的城市。在这个极富动态、变化万千、繁复难控的时期，这个城市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显然，与以往我们已经进行过的所有实地调查案例相比，中山市的案例有着十分不同的含义。

(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过程中的中山

社会学研究必然要面对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和事实以及由其所表现出的一系列不适应和问题及矛盾冲突。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类不适应和问题及矛盾冲突不外是社会的反应，无论其反应方式带有怎样的具体性，其内涵往往难以排除某种历史由来和深层因素。这是进行任何思考和对策——如果这些思考和对策讲求合理性、现实性、实效性的话——所必须重视和反复量度的。事实上，上述眼光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解释一直具有指导性和框架性的意义，特别是在2012到2013年的研究中，我们对中国城乡社会变迁形成了带有某种总结意义的看法。

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历史看，城市与乡村始终构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侧。从当代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看，城镇化每一阶段的推进必然牵涉到乡村，引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许多方面的实际反应。中国城镇化的许多方面是没有先例的，导致了许多未曾预料的后果。“三农”问题可以说是城镇化引发的强烈反应。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新思考“三农”问题，对土地配置、农民出路、粮食体系、农业经营、新农村建设等给予具体回答，并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通过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形成“新三农”——现代农村、现代农业和汇入现代职业体系的现代农民——发展格局。注6

上述看法在对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过程、城乡关系演变进程的把握上，以及对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及其农村效应的研究和分析上，可以提供一种历史与现实相互汇合而确定的方位感和关联感。这一社会流动的过程形成了一些新群体——农民工群体、城市流动人口、农村留守人群等；也带来了社会治理的新问题，如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农村乡镇政府和基层政权、村民自治和村级选举、乡村社区治理，而城市则有户籍制度、社会权利及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同城差别；也加剧了地区差别、城乡二元差别、同城差别、同社区差别等新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我们必须认识到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三农”问题等诸多领域之间的实际关联，从而将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以及农业产业、农村职业体系和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放在一个进程中进行思考，通过新型城镇化构建一种“新三农格局”——惟其如此方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依循这样的思路，以往存在在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各种貌似难以化解的区隔或迷障，就容易被穿凿和破解了。

然而，这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进路，而现实中的实践进路充满了复杂、曲折和迂回，需要系统化的治理智慧、能力和耐心。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还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注7这是针对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最新形势，对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的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钱穆曾如是认为：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诚如钱穆所言：“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注8他主张，“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注9无论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其体制机制、规则设置、制度安排、人事配置等都必然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这就要求身在政治制度之中的人们必须继续努力，永久改进，以便跟上和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时事和节律。正是在这一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汇成了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作为现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中山的感染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其深厚的历史资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当代中山人并非刻意地以保持一种实践先行者的位置为目标。数十年间持续而剧烈的社会变迁不断激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张力，带来了各种不适应、不协调以及矛盾和冲突。这座城市的农民与市民、本地人与外来人虽然共同生活却不得不面对着同城差别。这种现实使得多元利益的统筹兼顾诉求以及完善公共服务和创新社会治理成为了一种共识。这一过程最终成就了一个优雅恬静而活力四射、环境秀美而时尚现代、富裕繁荣而奋发进取的中山。这其中显露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思想能力、行动能力、调节能力和掌控能力是我们面对作为一个研究个案的中山市时最值得予以注意、深思和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