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撒克逊人的城市
410—1066
伦迪威克间奏曲
历史学家们常用“黑暗时代”这个词来描述伦敦在罗马帝国覆灭后的这段时期。尽管它准确体现了伦敦处于被“遗弃”状态的情况和特点，但历史学家们其实并不喜欢这个说法，毕竟从某种程度上，它隐隐涵盖了另一层意思，即该时期没有什么研究和发现。在罗马人撤走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城市中可能有流浪汉、家畜商人和果蔬种植者的存在，但在今天的博物馆橱窗里，我们只能看到罗马人撤离时丢弃的物品。考古学家不曾了解此后是否有人来此定居。日常生活使用的硬币、陶器，产生的垃圾和可确定年代的木制品，也没有被发现。最具说服力的大概要属伦敦城内罗马风格十足的网格状街道了。很多时候，即便一些老城消亡，它们的街道也依旧会保留下来。但属于罗马时代的伦敦街道情况却并非如此，它们随着城市的消失也悄然不见了。
公元6世纪和7世纪，以泰晤士河为天然边界的三个撒克逊王国兴起，它们分别是肯特王国、埃塞克斯王国和默西亚王国。在贾罗度过一生的同时代历史学家比德（Bede）指出，公元7世纪之前，埃塞克斯王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基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对此也有相关记载。这个地方叫伦迪威克，在稍晚一些的材料中也被称为奥德维奇，意为旧港口。由此可以明确，罗马帝国覆灭后伦敦“消失”的那个时期，人们就是在这里继续生活。
对于这一点，后来在河岸街以北考文特花园区域出土的一些文物也能够予以证实。1985年，考古学家艾伦·文斯（Alan Vince）和马丁·比尔德（Martin Biddle）分别从两处不同的地点找到了大量可以追溯至那个时代的文物。似乎在公元5世纪，位于昔日朗蒂尼亚姆上游的一个地方成为贸易往来之地，彼时河运是主要的运输方式，卸货和装货就在岸边的碎石滩上进行。这里没有找到码头的遗迹，也没有发现古罗马人爱用的砖石结构，只有一个可能用作交易的大厅的遗迹，里面有一些木制的柱子，位置恰好在如今考文特花园市场的正下方。
对于这些“新伦敦人”来说，东边的老城是幽灵般的存在，大概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前往那个废墟一样的地方。作家西蒙·杨（Simon Young）在《公元500年》（AD 500）一书中，虚构了一段拜占庭帝国的使者来访伦敦的情节。410年，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攻破，不列颠行省不再受到帝国的保护，拜占庭觊觎这里，想要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来到这里的使者看到城内依然生活着数百名居民，一些说拉丁语的年长贵族和撒克逊商人组成委员会，管理日常事务。这个设想貌似合理，但缺乏史实证据。
基督教的重生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帝国建立的基础，但在维持统治上，信仰更具有黏合剂的作用。罗马人的撤离让朗蒂尼亚姆成为荒城，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留下来继续生活的，大概就是基督教信徒了。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对基督教的态度大幅改变。一方面，3世纪末，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另一方面，基督教在像不列颠这样的罗马的边疆省份得到广泛传播。公元410年罗马城被攻破后，一定有少数其他地区的罗马-不列颠人登上舰队大桥，再北上鲁德门山，寻找信仰之源（尽管新掌权的统治者可能是异教徒，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这些统治者是谁、来自哪里，尚不清楚。人们一直觉得英格兰东南部的不列颠人，即所谓的罗马-不列颠人，实际上是有着比利其血统[1]、说布立吞语的凯尔特人。零星的文字记载，罗马人离开后，日耳曼部落多次联合入侵，其中的部落之一朱特人对当时的“不列颠人”发起攻击，这里的“不列颠人”指的是凯尔特人。公元457年前后，为寻求庇护，躲避攻击，这些凯尔特人跑进了朗蒂尼亚姆古城墙内安顿下来。但也有人质疑这一观点。从地理划分上看，不列颠群岛的东部沿海定居着从对岸渡海而来的日耳曼部落。受其影响，聚居在东英吉利一带的艾西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还有多个生活在肯特地区的部落，日常使用的可能是日耳曼语，而非群岛西部和北部通用的布立吞语。伦敦大部分地点的命名也都来源于撒克逊语，而非布立吞语。比如，常见的格林尼治（Greenwich）、达利奇（Dulwich）、伯蒙西（Bermondsey）、巴特西（Battersea）、克拉珀姆（Clapham）、斯特里汉姆（Streatham）、肯辛顿（Kensington）和达尔斯顿（Dalston），都没有用布立吞语后缀-abers、-tors或-thorpes，而是以撒克逊语中分别代表港口、岛屿和住宅的-wic、-sey和-ham/ton结尾。这说明，东英吉利和英格兰东南部早就被日耳曼人所“占据”。
公元6世纪末，出了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公元597年，奥古斯丁（Augustine）前往坎特伯雷，开启英格兰的传教之旅。在宗教方面，英格兰逐渐“回归”罗马统治。奥古斯丁成功说服了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Aethelbert）皈依基督教，但当时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Ⅰ）一定要在约克和伦敦之间划定一个全新的主教辖区。最终，在埃塞克斯国王塞伯特（Sabert）的协调下，教皇如愿以偿。说到塞伯特，他和埃塞尔伯特既是叔侄，也有君臣关系。在叔父改信基督教后，塞伯特也皈依基督教，而归埃塞克斯王国管辖的伦敦自然就成了基督教的基地。公元604年，格里高利一世来信，任命梅里图斯（Mellitus）为伦敦教区的首位主教。正是这位梅里图斯，一手建造了举世闻名的圣保罗大教堂。据说，梅里图斯为此拆掉了原址上的罗马神庙，也有人说那里本来也是个基督教教堂。
然而，梅里图斯的主教之位“坐”得并不安稳。公元616年，塞伯特逝世，雷德沃尔德（Redwald）登上埃塞克斯的王位。一方面，他可能信仰异教。另一方面，肯特王国的威慑力有所下降。内外因素相加，梅里图斯失去了绝对的话语权，并因拒绝给未受洗的伦敦人发放圣餐被驱逐出城。这个事件亦被看作伦敦人独立意识“觉醒”的起点。梅里图斯被迫逃往高卢避难，于公元619年重新回来，但他这次在坎特伯雷落脚，成为第三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下，地处肯特心脏地带的坎特伯雷，凭借全面基督教化的优势，“打败”格里高利一世钦点的伦敦，成为英格兰的宗教中心，并在此后的千年里始终保持着这个地位。
基督教开始在埃塞克斯王国重新展露生息，是在来自林迪斯法恩[2]的塞德（Cedd of Lindisfarne）成为伦敦主教后。塞德是一名传教士，被从北方的诺森布里亚王国派到南方传教。他在布拉德韦尔[3]修建的小教堂，现在依然存在。这座最不为人知的英格兰早期基督教遗址，背靠荒凉的大海，立于田地之间，有一种经历风雨和与世隔绝的凄凉感。塞德之后，伦敦主教由威尼（Wine）接任，他此前也曾被任命为多切斯特和温切斯特主教。在他之后，爱公华（Erconwald）成为伦敦主教，他去世后成为伦敦的官方守护神。伦敦从这个时期到公元9世纪，都隶属于控制英格兰中部的默西亚王国，在奥法（Offa）国王的统治下，这里的商业、贸易生机焕发。
对奥法而言，王国的首都坦沃斯位于内陆，伦敦恰好是他所需的对外窗口。伦敦，既可以连接欧洲大陆，也是和查理大帝（Charlemagne）以及法兰克人建立外交关系的通道。在他的统治下，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伦敦，这个一度一蹶不振的老城再次充满了烟火气。相传，奥法在罗马堡垒的原址上建起了用于临时居住的行宫，而他平时祷告和做礼拜的教堂就是伍德街上的圣奥尔本教堂（在巴比肯附近）。
撒克逊人和丹麦人
公元796年，奥法去世。公元814年，查理大帝去世。二人的相继离世让其他势力蠢蠢欲动，欧洲北部出现了新的威胁——维京人。维京人从不列颠东海岸南部登陆，行军过程中必会经过伦敦。对于维京人的入侵，作为贸易重地的伦敦更加不堪一击。查理大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曾这样说道：“面对未来，我不知所措，感到悲伤，我不知道那些北方来的人会让我的子孙和他们的人民遭受怎样的苦难。”9世纪30年代，维京人分支之一的丹麦人发动了对伦敦的首次侵袭。公元851年，在一片火海和烧杀抢掠中，伦敦沦陷。好在当时的威塞克斯国王埃塞尔沃夫[4]（Aethelwulf）率兵反击并取得胜利。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这位与阿尔弗雷德大帝[5]（Alfred the Great）有着父子关系的国王，“对丹麦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无情屠杀”。但埃塞尔沃夫的胜利只为伦敦换来了短暂的太平，真正把丹麦人“赶走”的还是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大帝。公元878年，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今天威尔特郡的爱丁顿与丹麦人展开决战，凭借人力和装备优势大获全胜。随后，他乘胜追击，在公元886年夺回了伦敦，迫使丹麦人撤退到东英吉利亚和诺森布里亚的丹麦区，不敢再轻举妄动。
对于阿尔弗雷德大帝重建后的伦敦，我们知之甚少。但可以确定，在这一时期，伦敦既是重要的贸易之地，也是位于威塞克斯王国北端饱受丹麦人侵袭的脆弱之城。丹麦人围绕着利河建立起聚居地丹麦区，就在伦敦城以东，距离只有4英里左右。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阿尔弗雷德大帝重新修复了古罗马时期的伦敦城墙，并按照撒克逊设防城镇的标准重新规划建设。动荡之后的伦敦回归平静，不但恢复了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在功能上也更加细分。从诺曼底、佛兰德斯、日耳曼和波罗的海港口发出的特定货物视货物的属性等由不同的码头分别承接。此外，阿尔弗雷德大帝还建起了全新的街道，对伦敦的市场进行规范，其中，主要市场都分布在东市场路、家禽街和齐普赛街。
与朗蒂尼亚姆时期的街道全然不同，阿尔弗雷德大帝规划下的伦敦街道更像是经过时间沉淀，在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除了齐普赛街和恩典堂街这两条街依然延续了罗马街道的风格和结构——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向外辐射，其他的，无论是街道、庭院还是小巷，都是被“塞”进地块，哪儿有位置就建在哪里。因为道路、广场等属于公共事业用地，由伦敦市民说了算，所以它们没有被破坏，反而在千年间留存下来，成为城市研究者研究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的伦敦时仅有的调研对象。现代的摩天大楼取代了以前的建筑，改变了历史景观，但无论多么高耸雄伟，在建造时都要“受限于”阿尔弗雷德大帝当年制定的城市规划。所以，透过如今的伦敦市中心，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在撒克逊时期的大概轮廓。
伦敦政府以古罗马元老制度为蓝本，在发展中吸收了日耳曼部落定期举行的部落会议习俗。理论上，所有的自由公民都要参加，开会地点就在如今的古罗马圆形剧场遗址处。此外，带有审议性质的市民集会也会定期举行，来裁决商业纠纷。伦敦与丹麦区的贸易往来最为频繁，因此，一些地名出现丹麦语的痕迹也就不难理解了。阿尔弗雷德大帝将伦敦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都要负责区域内的生活秩序和公民福利，还要为城市的整体防卫提供人力和财力。框架式的制度和会议随时间的推移缓慢发展着，但伦敦的“自治”传统已经生根发芽。
伦敦的安稳没持续多久。丹麦人的侵袭持续了整个10世纪。尽管伦敦的城墙抵挡了大部分的入侵，但很多时候，必须通过金钱手段，缴纳大量的丹麦金[6]，才能让入侵者离开，而用不了多久，入侵者又会卷土重来。一个个“入侵—收钱—撤退—入侵”的循环就这样不断重复着。公元1002年，被称为“无策王”的埃塞尔雷德二世（Ethelred Ⅱ）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入侵威胁，发动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圣布莱斯日大屠杀，下令除掉境内的所有丹麦人，丹麦国王“八字胡”斯韦恩[7]（Swein Forkbeard）的妹妹也未能幸免。而这位丹麦国王穷兵黩武，狂暴好战，是维京首领中响当当的霸权人物。
屠杀的消息一传到斯韦恩的耳朵里，他立即组织军队进行复仇。尽管伦敦有城墙提供防御，也是唯一能够抵抗住丹麦人武装入侵的不列颠城市，但面对斯韦恩不断增加的兵力，终究还是被攻破。但斯韦恩也没能统治伦敦太长时间。公元1014年，斯韦恩去世，此前逃亡至诺曼底的埃塞尔雷德二世趁机向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Olaf Ⅱ）寻求帮助，希望重新恢复统治。埃塞尔雷德选择奥拉夫二世作为盟友，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后者也是基督徒，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利于开口求助；另一方面，奥拉夫二世与丹麦人有过节，因此不会站在丹麦人一边。相传，为了能逆流而上顺利攻城，奥拉夫二世命舰队撞毁了伦敦桥。在挪威人眼中，伦敦桥的倒塌，暗含着伦敦得到解救，不再受制于丹麦人的意思。童谣“伦敦大桥要倒塌”的挪威语版本，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的：“金子是赢来的，名声是鼎鼎的，盾牌声响亮，战号音回荡……奥丁[8]（Odin）让我们的奥拉夫赢了。”但埃塞尔雷德对伦敦的统治如履薄冰，斯韦恩的儿子和继任者克努特（Cnut）于公元1015年率军进犯，交战一年后，攻占了伦敦，并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一直到克努特去世，伦敦都在他的统治之下。
撒克逊人统治时期，不列颠的政治中心是温切斯特，国王生前在这里加冕，死后在这里入土，这里也是国库的所在地。但克努特的上位改变了这一点，伦敦跃升为最重要的城市。贸易重地身份使伦敦成为金融之都，包括税收、铸币在内的金融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伦敦也为克努特的军队提供资金。作为回报，克努特帮助伦敦建立了更为广阔的贸易网络。与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贸易往来繁荣发展，向北可以远达北海和波罗的海之外，到达今天的俄罗斯，向南则可至基辅、黑海和拜占庭一带。
克努特的王国信仰基督教，忠于罗马教廷。到他去世时，伦敦的教堂数量已经达到25座，其中，差不多有6座教堂是奉献给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的；1座以奥拉夫二世的儿子“殉道者”马格努斯（Magnus Martyr）的名字命名。南华克的图利街，它的名字与圣奥拉夫教堂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圣克莱蒙教堂可能对丹麦的军队和贸易商人开放。透过这些教堂的名字，我们大概可以窥探这个时期的城市风貌，尽管它离统治国家的中心相距甚远，尽管它对我们来说依然格外陌生。
西边崛起的第二城
1035年克努特去世后，他的儿子“忏悔者”爱德华[9]（Edward the Confessor）登上王位。爱德华从小在诺曼底生活，被母亲——诺曼底的艾玛（Emma of Normandy）抚养长大。艾玛是诺曼底公爵之女，先后嫁给埃塞尔雷德和克努特两位英格兰国王。爱德华说诺曼法语，生活习惯上遵循诺曼底的风俗，这一切都让他觉得自己和伦敦格格不入，当然，这一点他的父王克努特也深有体会。但最为重要的是，因为与伦敦不亲近，他没有选择生活在伦敦城内，而是在奥德维奇一带的索尼岛上找了一个小本笃会修道院，每天在这里祈祷、斋戒。
但这个本笃会修道院实在是太小了，爱德华决定扩建，在西边新修一座罗马风格的大教堂，并邀请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罗伯特（Robert from Jumieges）来主持。建好的教堂全长98米，规模超过了当时任何一座诺曼教堂。爱德华还在教堂附近重新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并在教堂的东侧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宫殿，立于岸边，俯瞰着泰晤士河。伦敦城内，圣保罗教堂周边的皇家领地，在公元1056年左右被用作修建圣马丁勒格兰德教堂（St.Martin-le-Grand）。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在历史上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进一步坐实了英格兰权力中心向伦敦城外转移的事实。这样一来，一个全新的政治中心在伦敦之外崛起，成为英格兰的第二个重心，区分于承担着商业和贸易功能的原中心区。但这种抽离必然会导致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王庭在相关事务的处理上有悖于伦敦城市的原有习俗，从而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事实证明，二者间的冲突很快就发生了。
公元1051年，爱德华的主要谋臣、权倾朝野的威塞克斯的戈德温（Godwin of Wessex），在国王不定期召开的贤人会议[10]上被弹劾，流放海外。一年后，借着国内兴起的反诺曼情绪浪潮，戈德温率军回到英格兰，与爱德华争夺权力。与爱德华不同，戈德温是土生土长的英格兰贵族，势力网络盘根错节。爱德华被迫议和，让戈德温的儿子哈罗德（Harold）成为最高军事长官，享有王国的实际统治权。公元1066年，爱德华去世，哈罗德随即宣布自己为爱德华的继任者。但实际上，哈罗德并没有合法的继承权，他仅仅是爱德华的小叔子（戈德温为了巩固势力，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爱德华），可以统领军队而已。哈罗德的举动惹恼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据威廉所言，爱德华生前曾承诺死后会把王位传给他，而哈罗德几年前流亡于诺曼底时也发誓会效忠自己。于是，一场王位争夺战拉开帷幕。
中世纪早期的伦敦和罗马时期的朗蒂尼亚姆一样，都没给后人留下什么能用来探寻和研究的东西。万圣教堂[11]里还能看见一些诺曼征服前的遗迹，考古学家最近也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南侧的老僧院区发现了最原始的石器制品。所有留存至今的街道中，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被称作“伦敦脊梁”、贯通如今伦敦金融城的大道，长达两英里，从舰队街延伸至河岸街，终点在威斯敏斯特。自威斯敏斯特教堂建立之后，这条路就成为金钱与权力的通行之路，名义上如此，实际上更是如此。无论是出于仪式还是其他方面的需要，它此后都没有被重修成多么雄伟宽广的大路。它就是一条简简单单的日常街道，像橡皮筋一样有弹性地沿着泰晤士河伸展，从最开始的泥泞小径一路成为英帝国的“动脉”。今天的伦敦公交11路，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开行的。每次乘坐，我都能感觉到车窗外不断聚涌的紧张政治气氛。
由此开始，伦敦的传奇正式衍生为两个城区的故事，每个城区都有自己的关注点，利益不同、居住的部族不同、建立的生活氛围不同、掌管事物的风格不同。威斯敏斯特区的关键词是君主权力；金融城则掌握了城市的“钱包”，浸泡在市场经济之中。两者不具有可比性，也没有谁比谁更重要这一说，尽管在城市的演变中，经济总是占主导的那一个。作为不可或缺的城市部分，伦敦老城区被赋予了新的名字——伦敦金融城。在之后的写作中，我将其与威斯敏斯特相互区分，两者都属于伦敦，但又不仅仅是伦敦区划那么简单。威斯敏斯特后来也发展为隶属于大伦敦下拥有城市地位的威斯敏斯特市。
注释：
[1]比利其人：恺撒大帝远征高卢前，这些人居住在欧洲西北部，以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作战能力著称，后被罗马人击败，渡海来到不列颠。
[2]林迪斯法恩：亦称圣岛，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诺森伯兰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许多圣人都曾在此传道。
[3]布拉德韦尔：英格兰海滨城市，位于埃塞克斯郡。
[4]埃塞尔沃夫：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威塞克斯王国第二位国王，与阿尔弗雷德大帝是父子关系。
[5]阿尔弗雷德大帝：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威塞克斯王国国王。他在位期间，进行广泛的军事改革，并率众抗击北欧维京人的入侵，使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回归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之下。他也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英格兰国王，被后人尊称为“英国国父”。
[6]丹麦金：中世纪英国的一种税金，从835年开始征收。当时，英格兰受到丹麦人和挪威人的持续侵扰。为换取和平，公元991年，英国埃塞尔雷德二世决定向丹麦人缴付赎金以避免侵略。
[7]“八字胡”斯韦恩：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维京领袖，在位期间拥有对丹麦、挪威和英格兰的统治权。
[8]奥丁：北欧神话中的战神。
[9]“忏悔者”爱德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君主，因为对基督教信仰无比虔诚，被称作“忏悔者”。
[10]贤人会议：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是由国王主持的、不定期召开的、人数不等的高层会议，与会者主要是被称为“贤者”或“智者”的高级教士和世俗贵族。
[11]万圣教堂：伦敦最古老的教堂，靠近伦敦塔，建于675年，历史十分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