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京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即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一位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离开了北京。

他叫龚自珍，号定盦[1]，出生于仁和（今浙江杭州）。他的母亲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官。龚自珍自幼跟着外祖父学习《说文解字》。总之，这位诗人的成长环境是相当优渥的。

龚自珍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听到黄昏时如咽如泣的唢呐声，竟会昏倒过去。一直到壮年，这个怪毛病仍如影随形。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里得到考据：

行年迨壮盛，此病恒相随。[2]

这年四月，他只身离开了北京，回到故乡杭州。同年九月，他又回到北京接家属，不过并没有进入北京城内，而是在郊外的固安和家人会合。

他似乎是在避人耳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传闻，当时他与皇族的爱妾有染；后来东窗事发，他担心继续留在京城有危险，于是逃离京城。传闻中的女主角就是当时有名的才女顾太清[3]。

顾太清的词比诗更胜一筹。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适于表达个人情感。顾太清的词不拘泥于格式，自由而奔放，是得到公认的。这些都表明她是一个热情的人，不喜被陈腐的规则束缚。龚自珍也是个热情的人。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文才绝世，而且都生活在京城，确实有可能在某种机缘下相遇相知。

传闻是真是假、诗人匆忙离京是否与顾太清有关，这些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他的离开很蹊跷。

龚自珍神经极其敏感，只要轻轻一触，就会出现极大的波动。这种敏感使他自己都感到害怕。当情感实在难以抑制时，他就会破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立誓不再写诗。龚自珍情感炽烈，一旦写起诗来，就更难以抑制，因此，他把写诗看作和喝酒、抽烟一样的恶习。然而，他三次戒诗，又三次破戒。他的情感就像洪水泛滥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只有写诗才能加以引导疏通。

在两次往返北京与杭州的途中，龚自珍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因1939年是己亥年，故统称《己亥杂诗》。诗中多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他对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当时的有识之士，或多或少都会为国家的衰落而担忧。龚自珍也深切地体会到了衰世的来临。

中国人是极尊重历史的。这跟印度人看重宗教截然不同。印度人更关心对宗教的思索，文献记载的也多是跟宗教有关的内容，所以有人说，印度的史料往往是不足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丰富而全面，且大多是对历史的记录。在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中，像龚自珍这样敏感的诗人，会对时世的衰落反映得更为深刻。

龚自珍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

世间恒定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一直纠缠着我。春意盎然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夜里入眠时，它最先进入梦乡。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它都不曾改变。谁像我这样多情啊？尽管它纠缠不休，我还是不忍心借巫蛊之术来驱赶它！

这样的忧患之情，在当时的文人中普遍存在，但龚自珍表现得更为炽烈。

途中，他经过镇江时，恰好赶上当地的庙会。当时民间推崇道教，崇拜玉皇、风神、雷神等神仙。按照道教的教规，先把对神仙的祈求写在青纸上，即所谓的青词，然后供在神像前。庙会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一位道士请龚自珍写一篇青词。

一提到求神，龚自珍的忧患之情就更强烈了。“祈求神灵？求什么好呢？”他暗自揣度，最后作了下面这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九州即中国。中国要重拾生机，需要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然而眼下，朝野臣民都噤口不言，连马都不叫了，如此沉闷，实在可悲！我奉劝天公重新振奋精神，不要拘泥于常规，多降一些有用之才吧！

龚自珍渴望英雄出世。这也是近代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与其依靠神灵，不如寄希望于人才。但是与其等待英雄出世，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对于离开京城一事，龚自珍心里是惭愧的。他思念京城的友人。尽管就诗文来说，他们当中没人能超过自己，也算不上“破格”的人才，但至少都在对“天下”发挥着作用。“只有我落到如此境地……”他觉得自己的命运与衰世休戚相关，也正因为如此，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能准确地描述它。他希望通过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激发人们的热忱—— 不仅是当代的人们，还有后世的年轻人。而这也是这位落魄诗人逃离京城后唯一的心灵慰藉。

确实，清末的革命志士，几乎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是来自其思想体系，而是源于其作品的鼓舞性。思想不成体系，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但龚自珍本质上是个诗人，要他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个无理的要求。

同时，他的文章也有过激和奔放的一面。对此，不少人持批判态度，尤其是崇尚正统的古文学派和反对过激思想的改良主义派。

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在《说林下》中评价道：

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风。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邪！

改良派对其也不乏类似的评判。近代启蒙学者梁启超在论清末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写道：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

即便如此，龚自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也没有丝毫的衰减。

龚自珍和魏源齐名，两位都是公羊学派[4]的健将。但在我看来，对龚自珍的诗歌才华，应当给予更高的评价。他的才华源于他的直感能力。因此，他不是自成体系的学者，而是个敏感的诗人。这种敏锐的直感能力，甚至使他有了预言家的特质。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从龚自珍讨论起，但这不表示他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历史上的人物大多沾时代的光而显赫一时，只有少数人会凭自己的力量实现时代的辉煌。龚自珍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他的作品勾勒出了鸦片战争时代的轮廓，甚至预言了后世。

龚自珍在《尊隐》中写道，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中，京城“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而城外“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篇文章大意是：在这个日渐衰落的时代，京城的人们冷漠孤立，苟且偷生；山中之民则一呼百应，即将蜂拥而来。有些评论家认为，这篇文章预言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运动。这种说法也许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也许龚自珍本人并未察觉到，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确实给予后世某种启示。

镇江庙会上人潮涌动，龚自珍走在其中，脑海里接连闪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那些人的面容。他想起白发皓首的阮元，那个曾当过两广总督的知名学者。当时阮元已经功成名遂，正隐居在扬州。龚自珍拜访过他。他们谈论了很多经学上的问题。《己亥杂诗》中曾提及此事：“谈经忘却三公贵。”当时他们谈得入了神，龚自珍甚至忘记了对方是个身份显赫的高官。

接着，他想起另一个人—— 林则徐。林则徐给他的感觉跟阮元截然不同。彼时林则徐已接任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朝廷派给他的任务是禁绝鸦片的走私进口。这事很难，但必须得做。

一想到林则徐，龚自珍的脑海里就如走马灯般，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宣南诗社友人的面容。“多么可贵的友谊呀！”他陶醉在美好的回忆里，以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再次流下了泪水。

[1] 一作定庵。

[2] 出自《冬日小病寄家书作》。

[3] 字梅仙，满族，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位辅国将军的母亲。她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著有《东海渔歌》《天游阁集》等。

[4] 儒家经学中专门研习《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在晚清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