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衰世

倾斜的时代

先说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在1840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则是天保十一年。

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清世祖顺治登基（1644年）算起，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六年，而距离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年）还有七十一年。[1]

就年号而言，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是明治，用了四十五年。不过，1971年已经是昭和四十六年了，刷新了这个纪录。

就中国历代而言，使用时间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个，一个是康熙，用了六十一年（1662~1722年）；另一个是乾隆，用了六十年（1736~1795年）。使用年限在四十年至五十年之间的，有明朝的万历和嘉靖，分别是四十八年（1573~1620年）和四十五年（1522~1566年）。

汉武帝在位近五十四年（前141~前87年），但他喜欢改年号，从即位时的“建元”到驾崩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没有一个年号的使用时间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将近四十四年（712~756年），用了三个年号，“先天”用了一年余，“开元”用了二十九年，“天宝”用了十五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2~1063年），在位期间用了九个年号。

皇帝要想在位时间长，不仅寿命要长，还要在年轻时就即位，而且必须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时间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

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能力往往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理想的状态是：皇帝年轻时登基，朝气蓬勃地革新政治，随着其思想的成熟，治国手段也逐渐老练。不过，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间，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皇帝少之又少。

上述各年号使用期间，除了明朝尚待商榷，大体上都可谓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康熙和乾隆，前后各六十来年，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前后一百三十余年，说它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想必没有人会提出异议。雍正年间虽不是朗朗盛世，却把两个长达六十来年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起来。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但仍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三代可以概括为：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发散。

乾隆皇帝发散的手法相当大方。镇压新疆回部之乱[2]、平定台湾林爽文事件[3]、平息各地苗族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军费支出上可谓大手笔。接着，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投入了巨额经费。歉收之年，他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少从乾隆皇帝的挥霍手法来看，这么认为不无道理。

不过，即便是英雄，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力也都会衰退。乾隆皇帝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下谕旨，说自己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就退位。下旨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如预定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四年后驾崩。

乾隆认为八十五岁是自己的极限，这其实是出于帝王的过度自信。事实上，极限早已到来，政治早就开始紊乱，只不过是被“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掩盖了而已。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一死，其宠臣和珅就被处死，据说，和珅被没收的财产超过八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为七千万两白银。

允许这样一个宠臣存在，本身就说明，乾隆后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继乾隆之后，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可以说是一个不断遮掩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使得整个国家漏洞百出。不过，嘉庆年间勉强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之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算是平安度过了。

嘉庆之后即位的是道光皇帝。这时已经不是衣服有破洞这么简单了，而是肉体上的千疮百孔导致积年的脓血横流。正是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鸦片战争爆发了。

据《皇朝通典》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人口约为一亿九千零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1830年），《户部档案》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但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了百分之十八。也就是说，人均耕地减少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增加应当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乾隆皇帝朝服像

[1]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下诏退位。

[2] 即大小和卓之乱，指乾隆二十二年新疆地区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发动的叛乱。

[3] 指乾隆五十一年由天地会领袖林爽文发动的一场抗清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