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的影响力

1762年，哲学家卢梭出版了一部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爱弥儿：论教育》（简称“《爱弥儿》”）。他对孩子应该如何接受教育的传统观念所发起的挑战，至今仍令人们辩论不息。

书里，卢梭以一位家庭教师的口吻，描绘了他为“假想”的学生爱弥儿提供的理想教育蓝图，其中他建议摒弃书本和提前设置好的课程规划，让孩子在幼年时期用感官探索世界。卢梭认为，只有“适应人类心灵”的教育才能使孩子的内在智慧和善良不被污染。

人们可能会问：卢梭有什么资格谈论该怎么教育儿童呢？这个问题合情合理，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都问过。卢梭的母亲在他出生9天后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在他10岁时也弃他而去，他只能进行自我教育。在他的《忏悔录》中，他承认自己曾说服为他生了4个孩子的情人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他写道：“一想到他们会被托付给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来养育，让他们接受更糟糕的教育，我就全身颤抖。”

尽管如此，卢梭笔下描绘的关于该如何引导年轻心灵的构想，展现了他打破传统的自信。他劝告母亲们用母乳喂养自己的婴儿，这种想法在当年可谓非常激进。他还要求所有的男孩都要学一门手艺。《爱弥儿》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卢梭居住的城邦国家日内瓦。德国哲学家康德写道，他读了这本书许多遍，称它“为人类权利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同时，卢梭对原罪和神的启示等基督教教义的否定，让新教和天主教会都对他怒不可遏。巴黎大主教谴责他，焚他的书。在牢狱之灾的威胁下，他被迫离开日内瓦。接下来的12年里，他在欧洲四处漂泊，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在巴黎附近一个朋友的庄园里死于大出血。卢梭虽死，《爱弥儿》的精神却历久不衰，在两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仍在延续。

在1798年，瑞士一个落魄的农夫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从《爱弥儿》中找到灵感，经过自我改造成了一位教育科学家。裴斯泰洛齐批判当时学校里常见的机械学习方法，在瑞士和德国开办了学校，投身于“心、脑、手”的教育中，后来他被誉为“现代教育科学之父”。在这些学校里，孩子们不用死记硬背功课，而是唱歌、画画、写作和表演体操。几十年之后，在德国，裴斯泰洛齐的学生之一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ebel）发明了一个新词“Kindergarten”，意思是“孩童的花园”，用来描述由他亲手创办的那所诗情画意的学校。在那里，最年幼的孩子会摆弄福禄培尔发明的几何积木，而他称这种活动为“自由工作”。通过这些传承，卢梭当年提出的那些更慈爱、更温和的教育主张，启发了20世纪早期美国涌现的那些教育改革者。

美国赫赫有名的进步时代的全盛时期大约从1870年持续到1920年。在同一时期，新技术推动了一场又一场社会变革，后世的历史学家称其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轿车、自行车、石化产品、铁路、电灯和收音机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人和数百万新移民一起涌入城市。仿佛是一夜之间，工作脱离了家庭和农场，进入了新建的工厂。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贫困率和犯罪率也在上升，关心如何同化和稳定民众的政客们实施了义务教育。在此之前，贫困家庭有的自己在家里教孩子，有的把孩子送到单室学校，而富裕家庭雇家庭教师或送孩子上寄宿学校。公立教育的普及，让这个庞杂的系统逐渐消失。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有34个州颁布了法律，规定14岁以下的孩子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到1920年时，超过2/3的美国孩子都在学校上学。

这些新教育机构叫作“普通学校”，大部分以普鲁士的教育系统为基础，学校的样子和运营方式都如工厂一般，用铃声提示严格的作息时间。这里的新模式是指所有的学生应该学习同样的内容。从理论上看，这个概念和现在美国大部分州推行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简称“CCSS”）有相似之处；从实践上看，其教育内容更基础、更无趣。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这些学校大多糟糕极了。50个或更多的不同年龄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坐在一排排固定在地板上的连体桌椅前，鹦鹉学舌般跟着老师学。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受惩罚时都会挨老师一顿笞打。在哲学家、心理学家、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者中最声名显赫的杜威后来回忆时这样说：“我们需要做出回应，需要革命，对我来说这一点不容置疑。传统的教室之恶及其离现实生活之远，正统教材之重及其对思想压迫之深，这一切都急需改革。”

记者约瑟夫·迈尔·赖斯（Joseph Mayer Rice）自1892年起执笔撰写了一系列爆料文章，将众多普通学校的惨状揭露于世。赖斯原本是一名儿科医生，后来他发现，若要改善儿童的权益，最需要做的是关心他们所处的环境，于是便决定不再行医，转而投身于教育改革事业。他研究了从东海岸到中西部地区36座城市里的公立学校，记录了他们监狱般的学习条件。“我无法想象，”他说，“那么多慈爱的母亲会毫不犹豫地自愿将孩子的命运交给那些地方政客，任由孩子被粗暴地对待。这些政客把孩子们置于令人窒息的教室里，交给那些严厉得近乎野蛮的老师。家长们竟然对此毫不在乎。”

赖斯坚定地记录着公立教育最糟糕的景象，但同时他也讲到了几个不同的情况：几个被他称为“进步主义者”的勇敢先锋开展了更开明的教学实验，创造了几座卓越的教育孤岛。比如，在印第安纳州，有几所学校教学生们画水彩、油画，制作泥雕，也教育他们“互相帮助”。赖斯还详细记录了芝加哥城外的库克县师范学校，在那里弗朗西斯·W.帕克（Francis W. Parker）开设了艺术、自然研究和社会关系课程。帕克的“全面”教育模式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后来杜威将他誉为“进步主义教育之父”。

赖斯的颠覆性文章向教育者和家长揭示了当时的状况，从那以后，他们也越来越坚持要以更令人愉快的教育方式取代教育中的专制惩戒和盲目训练。

换句话说，美国家长想要的，是用更像卢梭在《爱弥儿》中所描述的教育方式来对待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