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辑存》出版小记
张芃
2019年11月，主任拿给我一本《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初编）》，让我看一下其中收录的第三种《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下面简称《款识》），说李宗焜老师那里有个本子，约好周四去谈一下。
我对金文并不熟，仅有的一些知识也是看现代著录书上的青铜器拓本，对宋人的金石学不太了解，因此赶紧上知网下载了相关论文，又在网络上搜索，竟然搜索出来一条黄丕烈旧藏宋江州公库本《款识》的消息。
《款识》一书最早为薛尚功手摹，后据此刊刻上石，遂有石刻拓本流传。清朱为弼曾于李彦章处得见宋石本《款识》卷十七、十八，并跋曰：“吾浙薛氏尚功《款识》搜罗既富，辨释亦博，皆自书上石，不特篆法浑成，隶法奇古，即楷书亦上逼颜、柳，题为法帖，良不诬也。”原石刻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宋亡之后原石就已不存。这批江州公库本都是根据原石拓印的，洵足珍贵。黄丕烈旧藏共六册十二卷，包括卷七至十六、十九、二十。
对古文字稍微熟一点的人就可以看出，宋石本和今天通行传世本对古文字的摹写，字形、笔意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并且现在通行本中的楷书几乎可以说是毫无书法意味，重在记录，但宋石本中的楷书却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网上的图片只有几张，把相关消息都看了一遍后，我心里很激动。黄丕烈旧藏本是经折装，黑底，字实在是漂亮，版本价值也非常高，真想把里面的拓片从头到尾看一遍。却不知，李宗焜老师手里的，是什么本子？
我们是约好在李老师办公室见面的。像大多数老教师一样，李老师办公室也有满满一面墙的书，以及鳞次栉比的书垛。尤其是，还有不少法帖和书法用具。李老师请我坐下后，沏上了茶，谈起了书稿的内容。没承想，这部稿子有一部分内容就是黄丕烈旧藏的那十二卷《款识》！除了这部分之外，还有史语所藏的卷十七整卷（经折）及卷十三、十四残叶集一本（册页+散页）；考古所藏的卷十八整卷（卷轴）；上图藏的卷十四、十七、十八、二十残叶集一本（册页）。这几部分加起来，就集齐了《款识》卷七至二十整卷，还有残叶集两种。天壤间有记录并且知道存藏的宋石本《款识》，几乎都在这里了！也就构成了这部《宋刻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辑存》上下册。而且，除了史语所的残叶集曾经印刷一百册流传外，其余均是首次出版面世！
拿到《宋刻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辑存》这部书，在欣赏过宋本之美后，可以先从书后附的六篇研究论文看起。
第一篇论文是徐中舒先生的《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叶跋》，发表于1930年，讲到史语所在1929年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了宋石本《款识》残叶三面。徐先生指出：“薛书墨拓，在明初已难得完本。”同时又梳理明万历十六年万岳山人朱印本、明崇祯六年朱谋垔刻本、清光绪三十三年刘氏玉海堂刻本等各本刊刻流传及版式行款异同，说：“今观此石本，摹写之佳，实在朱本、玉海堂本之上……似石本之出于薛氏手摹，又似可信。”
第二篇论文也是徐中舒先生的，是发表于1931年的《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本再跋》。徐先生讲到史语所经由赵万里先生之介，又购得石本残卷十六叶，加上之前内阁大库的三叶，共十九叶，印行一百本流传。同时，又补充讨论了上一篇论文中关于石本来源的问题。徐先生说：“此石本虽不足二十叶，然皆薛氏当日手迹，其中敬字皆避宋讳缺笔，视朱本、刘本出于传摹者，神采既胜，而卷十四中有一行云：钱唐薛尚功编次，并释音。此一行亦刻本所无。以版本言，此亦足珍贵也。”
第三篇论文是容庚先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述评》，这篇论文是容庚先生《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中的一部分，首次发表于1933年，又于1964年有所增订。论文先是从文字学角度进行撰写，并提到了孙诒让、郭沫若等先生关于《款识》文字校定的意见。后又对比五种传世木刻本、传写本的优劣，并作“石、木本同异表”。
可惜的是，徐中舒先生和容庚先生都只见到了这十九叶残叶，没有见到更多的宋石本《款识》。
第四篇论文是王世民先生的《记所见薛氏钟鼎款识原石宋拓残本》，发表于1989年。文中写道：“我们得以亲手摩挲的是下列二本：（1）朱为弼得自高氏轻吟堂旧藏残本，翁方纲所见和江标见于吴大澂家均此，现藏上海图书馆。（2）《石庐金石书志》著录，林钧所藏十八卷一册。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先生论文中详细记录和考证了上图藏残叶集和考古所藏卷十八的外观、尺寸、流传等信息，并释录上图本目录及吴大澂孙吴湖帆的校补标注，阮元、江藩、翁方纲、叶志诜、张之洞等人跋文，释录考古所本叶志诜、郭尚先、朱为弼跋文。
王先生并提出，考古所本朱为弼跋文中记录李兰卿处所藏为卷十七、十八两册；又，徐中舒先生跋文中提到徐森玉先生曾在厂肆见到石本残帙，其中石鼓首尾完具。“石鼓在薛书中正好载于第十七卷……或许此本由李兰卿后人手中流出时即分散二处亦未可知。”
王世民先生在撰写论文时，没有见到史语所购藏的卷十七。在论文的补记中，王先生说到2001年12月曾去史语所访问，有机会亲自考察，“……有程恩泽、朱为弼、叶志诜、郭尚先、李盛铎、袁寒云等人题跋，装帧与考古研究所藏第十八卷相似，或同属朱为弼跋和《石庐金石书志》所述李兰卿旧藏之物”。
上面三位先生在撰写文章时都提到了黄丕烈旧藏的十二卷《款识》，但是，这批东西到底在哪里，是否还存在，却是未知。
第五篇文章是李宗焜先生的《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知见》，并附有《〈款识〉石本与主要刻本校勘表》及《宋拓〈款识〉各本题跋、印记释文》。论文先是对《款识》进行了概说，又逐一分析通行本和宋石刻拓本的刊刻、流传、优劣等内容，最后又重点说了石本的价值：“江州公库本《款识》，为郡守为薛刻石，其刻石的最后尚且有薛尚功等人的职衔，可以说是薛本人亲自参与的，其可靠性自然更高。”
文末附记中记录了李先生历经数载促成这本《宋刻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辑存》出版的过程，实为艰难曲折，今日终于得以出版，个中甘苦，总算是有了回报。
至此，本次出版的《辑存》中的宋石本《款识》残卷，终于如穿珠玉一般，被一块块连接起来了：黄丕烈旧藏卷七至十六、十九、二十，史语所藏卷十七，考古所藏卷十八，史语所藏残叶集一册，上海图书馆藏残叶集一册。将宋刻宋拓的《款识》汇聚成这样一个规模，能够收录这么多宋拓《款识》出版，实在是跨越千载之盛事！
第六篇论文是高岩先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石本考》，并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石本五种汇校》及《石本与木刻本、抄本器名顺序之比较》。高先生在论文中先是论述前人关于石本之研究，又仔细讲述了黄丕烈藏十二卷石本之发现，最后讨论了石本的装池、与木刻本及抄本之别以及石本的重要价值等内容。
据高先生所述，他自幼对金石学极为关注，尤其对《款识》甚是珍爱。黄丕烈旧藏《款识》的再现，得益于高先生多年对《款识》的关注、研究和收藏。
2020年初，发生了新冠疫情。到了5月，为了推进稿子的工作，李老师专门从台北寄来了存有原稿的优盘，图书加工终于可以进行了。由于原件既有经折装、卷轴装，又有册页装，且开本尺寸也都不同，因此在综合考虑后，经折装和卷轴装是以原本的两折为现在的一单页，这样对开页就能呈现原本的四折，展开阅读效果比较好；原本的册页，则是按照原来的装帧，保持单页排版。又考虑到图书开本过大，页数过多，使用及翻阅都不便，因此最终将开本定为正八开，分为上下两册。上面所说的六篇论文，写作完成时间跨度长，存在繁简字混杂的问题，因此加工时既担心错改了繁简字使论文产生错误，又担心图书格式不统一质检起来有问题，很是苦恼了一番。
由于这本书是彩色印刷的，编辑加工图片和文字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最终还得修图调色做好了，印制效果才会好。在出版部各位老师同仁的帮助下，经过雅昌的试印，美编部毛淳主任、出版部宋吉主任仔细对比筛选，最终选定了120克正度东方雅韵象牙白作为内文印刷用纸。
选定了纸张后，就可以开始修图调色了。修图调色的主要思路，是要尽量展现文物原样，也要让文字都很清晰，这个真的很难。有的图片是用相机拍摄的，边缘部分的文字就拍得有点虚，修图之后文字可以变得清晰，但是纸本上的细节也会略有损失，因此只得取中间效果。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卷七的齐侯镈钟上有藏家用黑笔做了批注，在黑纸上用黑笔做批注，真的难为修图师傅和印刷机了。事实上，我也是直到看彩色打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批注，之前看黑白校样的时候完全没看到。因此只得在彩样上标注：印刷时请注意黑笔批注。（麻烦给我印个五彩斑斓的黑。）最后，全书图片大修了几次才定稿。成书之后特意看了一下黑笔标注的文字，在强光下观看的话，文字还是很清晰的。不知是谁做的批注，而且只在齐侯镈钟的楷书释文中有。
在修图的同时，封面设计也在同时进行着。从第一稿到第二稿，美编部毛淳主任把稿子整个翻了一遍，又挑选了几张合适放在封面的图片，挑选布的纹路及颜色，考虑工艺。本来现在烫透明的地方，初稿是设计成烫黑，最后几经考虑，定为烫透明色。雅昌给封面做了两次打样，才最终敲定现在的样式。封面上纸下布，书脊烫金+黑，纸面印刷，布面烫透明+黑。书脊没有固定，使得图书可以完全打开，更好地展现图片。
为了更好地呈现《款识》原本，从排版到印刷，所有流程都是在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完成的。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一大堆，但其实我内心总是对这本书的出版充满恐惧，甚至两次做噩梦惊醒，担心这本书出问题，担心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做得不够好。——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完成历代学人的愿望；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惠及文献学、文字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让这部跨越千年的古籍，再次绽放光芒。感谢公私藏家为这本书的出版所做的一切，这本书的出版靠的是每一个藏家和每一个专家的热心和帮助。
最后，再引用一下黄丕烈在《款识》卷二十后用朱笔所作的跋语，以此作为结尾：“此诚希世之宝，岂可以残帙忽视乎？”
（原载2021年10月21日“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作者系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