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几乎在太湖战役进行的同时，天京攻防的形势渐趋严峻。和春、张国梁从东、西、南三面对天京加强封锁，仅北面的浦口一处尚通粮道，可以从江北运来粮食，以济天京军民之用。
陈玉成走后，李秀成独守浦口，面临着外无援兵、内无饷弹的困境，不仅如此，一封信件还突如其来地将他卷入了是非旋涡之中。
写信的人是太平军叛将李昭寿。李昭寿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本在河南为盗，后来在捻军、清军中间不停地变换角色，接着又投降了李秀成。因为在捻军里面干过，李昭寿曾自告奋勇地帮助李秀成联络捻军，最终促成了张乐行、龚得树等捻军将领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
石达开自京城出逃后，韦昌辉曾给李秀成发来檄文，要他派兵捉拿石达开。李秀成不肯接受他的命令，韦昌辉恼怒之下便想如同迫害石达开那样，处死李秀成的在京家属。
有人赶紧劝止韦昌辉，说：“你要这么做的话，李秀成必然会背叛太平天国，对你刀兵相向，我们现在一共也没有多少兵力，到时候拿什么去抵挡呢？”
此人把李秀成背叛的后果说得这么可怕，是因为单单和李秀成直接合作的张乐行所部就号称数十万人马（实际只有几万人），若二人联手对付韦昌辉，确实够他喝一壶的。韦昌辉虽然利令智昏，但听了也有些害怕，遂未敢再下毒手。
李昭寿当时就劝李秀成，说韦昌辉既对你磨刀霍霍，不如干脆和张乐行联合，脱离太平天国单干，同样可以西取关中，跨踞陇蜀。李秀成一度为之踌躇不决，直到收到自天京寄来的家信，得知父母无恙，他才未被迫走上和石达开相仿的道路。
离间计
李秀成没走，李昭寿走了，由于感到在太平天国不受重用，他不久就投降了清廷，并被赐名李世忠。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的消息传到清军所占区域后，已为清军将领的李昭寿眼珠一转，便以为李秀成鸣不平为由，写了一封劝降书，派人送往浦口。
信使过去是李秀成身边的护旗兵，李昭寿降清，他也跟着降了清。此人一到太平军营地就被哨兵抓住了，他连忙说：“你们不必捉我，我到李老大人（李秀成）处有要事相商。”
众人在信使身上一搜，搜出了李昭寿写给李秀成的信件。监军莫仕暌巡营正巧路过，就拿着这封劝降书去找李秀成。
莫仕暌的正式职务是太平天国的兵部尚书，实际担负着监视李秀成的使命。等李秀成看完劝降书后，他便试探着问李秀成打算何去何从。
李秀成本人对天国忠心耿耿，之前李昭寿降清，他就特地致信李昭寿，责备其反复无义并劝令速归。更何况，封陈玉成为英王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向天王提出的，为的就是尽快解除天京之围，又怎么会心生嫌隙呢？
李秀成很坦然地对莫仕暌说：“忠臣不事二主，就好像烈女不嫁二夫一样。昭寿自己做了不义的事，还想拖别人下水吗？”
莫仕暌一听，完全放下心来：“我知道公（李秀成）乃忠义之人，一定会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天王进行奏禀。”
可是还未等莫仕暌入京奏禀洪秀全，天京城里已经流传着关于李秀成可能降清的各种谣言了。洪秀全为此派了六七个侍卫到浦口视察军营，所谓无巧不成书，侍卫又正好看到了尚摆在李秀成案头的劝降书，几个人大惊失色，急忙返京先行禀报。
劝降书似乎是对流言的确证。文武百官们纷纷议论，说李秀成与李昭寿有旧交，上次封王又没封到他，谁能保证他不听信李昭寿之言叛变呢？
洪秀全赶紧下令采取措施，将李秀成在京的父母妻子扣为人质。他的哥哥洪仁发做得还要出格，竟下令将下关船只全部予以封存，同时封锁江面，不准李部人马渡江回京。
李秀成起初尚莫名其妙，不知道天京方面究竟要干什么。莫仕暌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由得顿足道：“要是他们这么干，则大势去矣！”
莫仕暌急忙入京，会同其他几位文臣武将一起入宫晋见天王，表示愿以性命担保李秀成忠于天国：“秀成以前待昭寿有恩，现在昭寿听说陈玉成封王，而李秀成未能得封，就故意行此离间计。我们难道还真的中他的计，上他的当，自毁长城不成？”
对李秀成的重要性，莫仕暌看得格外清楚。浦口是天京处于重围之下的生命线，全凭李秀成予以保障，此外换了谁去都不行，而且陈玉成被封英王已经好几个月了，但仍无法调动部队来援，这说明要彻底解天京之围，还是得依赖于李秀成。
洪秀全毕竟不同他的窝囊废哥哥，莫仕暌如此跟他一分析，他便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加上也确实没有发现李秀成有任何异动，便顺势传令解除了针对李秀成的几项防范措施。
莫仕暌等人建议天王下诏对李秀成进行嘉奖勉励，以安其心。洪秀全认为言之有理，当即决定加封李秀成为忠王，并赐予黄缎子一面及尚方剑一把。黄缎子上是他亲自书写的“万古忠义”四个大字，尚方剑则允许李秀成在节制各军时可以便宜行事，主将以下，先斩后奏。
洪秀全的这一册封和授权虽因外因而起，却非常及时有效，对李秀成及其所部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至此更加效忠于天国和洪秀全，誓言：“主一心用我，我一心实对；主用臣坚，臣力死报。”
李秀成原先主要在江南与绿营八旗作战，但也和湘军打过仗，除鲍超被其视为强敌外，对其余湘军并不惧怕。他认为湘军普遍守强于攻，“守则有余，战则不足”，因此曾叮嘱手下将领，说如果遇到湘军，不用犹豫，一到即可与之交锋。
无独有偶，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价是“滑头而不勇悍”，实战能力不但远不如陈玉成，甚至不及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人。听到曾国荃夸赞李秀成为太平军第一勇将，他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
实际上，曾国藩、李秀成对彼此的认识皆有偏颇之处。湘军“结硬寨，打呆仗”，战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看似过于保守，但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尽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在敌方疲惫和暴露出弱点后，抓住机会战而胜之。
同样，李秀成以文武全才、足智多谋著称。他不是不勇猛，也不是不能打硬仗恶仗，只是他的勇区别于陈玉成等诸将，是一种极具智慧的勇，单用“滑头”二字是无法准确加以概括的。
围魏救赵
李秀成原本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广西乡下人，从军后却很爱读书，太平天国禁读孔孟之书，谓之“妖书”，他因偷读这些书曾几乎被杀。
读书和悟性使李秀成迥然不同于太平军的其他将领，他也是唯一一个戴眼镜的太平军高级将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后期，要论对战场总体局势的洞察和把控能力，可以说无人能与之比肩，即便石达开也和他有着一定差距。
为报答天王的知遇之恩，李秀成绞尽脑汁，苦思良策。考虑到直接打破天京之围比较困难，要在浦口立即击退张国梁亦不现实，他想到了采用围魏救赵之计。
所谓围魏救赵，是汇集各路援军，主动攻袭清军兵力薄弱的杭嘉湖地区。那一带枕山负海，物产丰饶，早已成为江南大营与皖南清军的主要粮饷供给地，每年都要提供七十万两白银给军队。李秀成大胆预测，只要能够调集到足够的兵力攻击杭嘉湖，江南大营便不得不进行援救，到时天京之围自然可解。
计议已定，李秀成立即骑马进京，向洪秀全报告自己的设想，并毛遂自荐，请求亲自出京调兵。可是这一请求却未能得到同意，洪秀全反对李秀成出京，要求他继续死守浦口。
如果能派别人承担围魏救赵的使命，当然最好，问题是当下没有合适的人选哪！李秀成很是无奈：“留我镇守浦口，解天京之围该指望何人？”
他当着洪秀全和朝臣们的面，扳着指头，将原来的五军主将一个个地数过来：陈玉成无能力调兵，而且正在皖北与湘军作战，连自己都抽不开身；杨辅清、李世贤与清军胶着在一起，无法移动；韦俊已经降清。
除了五军主将，其余一些将领虽也号称能战，但不过徒有虚名，关键时候很难指望得上。想到天京局势危殆，刻不容缓，李秀成忍不住加重了语气：“京城四门全都被清军包围着，朝内粮食也不多了，现在主（指洪秀全）又不准我离开浦口，谁来救天京之围？我主到底是怎么想的？”
李秀成的这番话令洪秀全十分不悦，他当场将李秀成给责骂了一番。不过骂过之后，对于到底如何为天京解围，他也依旧想不出什么别的招，只是一味说着靠天父天兄保佑之类的话。
其余朝臣也都苦留李秀成，李秀成的第一次进谏宣告失败。
眼看围魏救赵的计划面临夭折的危险，情急之下，李秀成决定击鼓鸣钟。
中国有一种古老的司法直诉制度，叫作“登闻鼓”，用以让普通民众击鼓鸣冤或向朝廷提出意见。“登闻鼓”在宋以前并不算是个稀罕事，据记载北宋时有个老百姓在京城宫门外击鼓，为的只是自己丢了一头猪，宋太宗不但亲自受理，还诏令对他进行了赔偿。
到了宋以后，皇帝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击“登闻鼓”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到了清代更已形同虚设，美其名曰“防止无端刁民恶意上访”。
宫门外的鼓都还在，可你要是想击鼓的话，首先得做好被廷杖三十的准备。如果你告状的理由，竟然是想要政府赔你猪这样的“小事”，那不把你的屁股打得像猪头一样肿，估计也不会放你出门。
太平天国移用清制，从天王府到各地方衙署，其大门走廊内都设置有大鼓两面，凡有意见建议或需要申冤投诉的人均可前来击鼓。听到鼓声，天王和地方长官们必须即刻受理。当然它们同样仅仅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摆设，一般情况下，没人敢冒着被责罚的危险轻易上去击鼓。
李秀成已无路可走，只能选择这种办法。几天后，他再次入京，在天王府的朝堂上击鼓，终于迫使天王不得不重新坐殿听取意见。
当着天王的面，李秀成再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和决心，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出京：“为解天京之围，请主（洪秀全）容许臣（李秀成）便宜行事、长算远略，以期能够扫荡妖穴，永奠磐石之安。”
见李秀成坚决要走，除此之外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为天京解围，洪秀全终于同意了他的计划。
干王洪仁玕后来在一份自述中说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而且也是由他向天王奏准施行，然而从这一期间李秀成的活动轨迹来看，在围魏救赵之计制定之初，他应该并不知情。或许在洪秀全批准后，他也参与了一些意见，但毫无疑问，计划中最漂亮的部分仍然只会来自经验丰富的李秀成，并由其亲自负责实施。
获得天王的允准，李秀成立即将浦口军务移交给其他将领，自己乔装改扮，穿着普通士兵的衣帽服饰潜出浦口，动身前往芜湖。
李秀成离开浦口不过三四天时间，浦口城外靠江边的二十余座太平军营垒就全部被张国梁攻破，九洑洲要塞亦随即陷落。九洑洲要塞是保卫天京和浦口两岸交通的关键，也是粮食转运的咽喉，清军占据此处，不仅完全截断了浦口的运粮水道，而且意味着对天京的合围之势已完全形成，如果李秀成再晚一点走，能不能出得去都很难说了。
李秀成一到芜湖，即以忠王的身份召集皖南的太平军将领开会，以具体商讨如何解救天京。
大势去矣
李秀成待人谦虚亲切，慷慨大方，别说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就算是仇家敌人，只要肯坐下来跟他聊两句天的，都会给以厚待。与此同时，他也很关心民间疾苦，看到老百姓遇到困难，甚至会自掏腰包予以救济。这使得他在太平天国拥有着很高的威信和声誉，大小军民人人对他信服，他说的话别人也都乐意听从。
得知忠王出京来皖，杨辅清、李世贤等高级将领尽皆与会，而且都愿意受其节制。就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李秀成订下了攻取杭州，以吸引江南大营南救的方案。
1860年2月上旬，除留置部分兵力守城外，李秀成将芜湖的其余太平军分为两路，一路负责侧面掩护，由其堂弟李世贤率领南下；一路是主力部队，由他亲自率领，直奔杭州。
自太平天国起兵以来，浙江一直未被战火波及，军民头脑中关于战争的概念都很淡薄。以后来被攻陷的乍浦为例，风闻有“长毛贼”来攻，不只百姓混乱不堪，官府也不能澄清传闻，安定民心，反而一些黑了心肠的吏员还趁乱私下盗窃财物，然后自己放火烧城逃走。逃跑前，这些黑心吏员们为了逃脱罪责，让人传谣言说有暗通“长毛贼”者在城中放火。谣言一出，城内外顿时乱如鼎沸，无人准备防火灭火，全都争先恐后地各自奔逃。时值南风劲吹，大风延烧至城外，五分之三的房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妇女老幼被烧死者达六千余人。太平军闻之立刻袭来，不费一兵，刀不血刃，就攻占了乍浦。
把攻陷乍浦之例放大开来，就是李秀成、李世贤在浙江作战的大致过程，他们一路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浙江巡抚罗遵殿倒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曾在湖北协助胡林翼整顿吏治，被胡林翼倚为心腹，但他莅任浙江的时间不长，对军情不熟，无力挽回大局，最后只得被迫退守杭州城。
杭城的壮年男子大多已经逃走，罗遵殿所能掌握的守军又寥寥无几，他知道自己守不住城，便赶紧飞檄传书，请求支援。
罗遵殿最希望得到的援军是湘军，他率先给曾国藩发去了求救信，但太湖战役正处于紧张缠斗阶段，而且湘军各部距离杭州都较远，鞭长莫及。朝廷认为和春兼督浙江军，离得也近，便让和春从江南大营调兵救援。
江南大营兵多将广，仅用于围困天京的部队即达七万，但和春迟迟疑疑舍不得分兵，等意识到若不救援浙江，自己的饷银也将失去着落时，才派提督张玉良驰援。
就在和春犹豫之际，李秀成已提前率部兵临杭州城下。由于沿路攻下好几座城池，每一座城池又都需留兵驻守，故李秀成带来的人马不过六七千之众，但已足以包围杭州城。
杭州城被围三天三夜，援兵仍未出现。太平军土营便趁着晓雾，挖地道通到清波门下并引爆了炸药，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城墙坍塌，守城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早已做好准备的太平军先锋营趁势攻入城内，此时守军意志完全崩溃，官兵或逃或降，无一人抵抗。
李秀成用于攻城的主力部队也就是先锋营，其实仅一千三百五十人，若张玉良能提前赶到，李秀成要想拿下杭州是很困难的，连他都没料到这么容易就能破城，事后只能归结为天意，称其并非人力所能为。
罗遵殿悲恸欲绝，他把宝剑扔在地上，流着眼泪长叹一声：“老天就非要这样降祸于我军吗？援兵不至，大势去矣。”当即服毒自杀。
同时死于城中的除了浙江布政司、盐运使、杭州知府、知县等一干官员外，还包括缙绅及妇女八百余人，自杀者的尸体把井沟都填满了，诚为人间之惨剧。
杭州城包括内外城，首先被太平军攻占的是外城，之后杭州将军瑞昌率旗兵退入内城坚守待援。内城是满城，也即满人聚居区（或称八旗驻防区），满城一般来说占地面积通常都很大，往往占到整座城市的一半，为了与汉人隔离开来，又筑有高墙，加之太平军曾对满城实施过屠城政策，使得满城军民的抵抗也较为顽强，致使李秀成未能像攻克外城那样立刻将其拿下。
1860年3月23日，张玉良才率六万余人的援浙军姗姗来迟。张玉良是随向荣出道的蜀将，打仗也算骁勇，他一到杭州，就立即指挥兵勇对城内的太平军展开进攻。
李秀成以为来援之将是张国梁，他本来就不是一心要拿下杭州，见引诱江南大营分兵的计谋已经初步成功，且满城又未攻下，便于第二天主动撤出了杭州城。
临走时，李秀成将在杭州城新制造的旗帜全部插出来，以作疑兵之计。张玉良果然中计，他以为李秀成拥有强大兵力，根本不敢追击，直到过了一天一夜，太平军已经撤得无影无踪了，才进入杭州城。
官军打仗不济，扰民害民却有余。起先他们放火焚烧城外的民居，想借火势攻城，结果太平军走了，火却没灭掉，于是乍浦惨景又降临到了杭州城：城门数处起火，随风延烧，城内的平房楼宇祠庙衙署尽化为灰烬，侥幸得以保存的民居仅五分之一，军民被烧死六千余人，城内臭气扑鼻，经久不散。
更可气的是，明知太平军退走，官军也不赶快追击。张玉良忙着给朝廷发喜报，报告他收复杭州的“奇功”，部下们则趁火打劫，四处掠夺财物粮食。
崭新的一页
和春一开始不肯迅速分兵救援浙江，以后见杭州、湖州等多座城池陷落，江南大营在浙江的饷源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又慌了手脚，不断地增派援兵，包括张玉良部在内，先后调去兵力共十三万人。可惜战机早已错过，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援浙部队疲于奔命，徒劳无功，而大营留守之师也变得单薄空虚，实力剧减。
此时江南大营尚有十万人马，光一个月就需支饷百万两白银，以往这些军饷都取自苏浙，及至太平军入浙，浙省自顾不暇，来了个扣饷不发，大营的经费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怎么办？和春束手无策，主帅以下即为翼长，江南大营翼长、湖北提督王浚献计，说既然经费不足，不如先暂扣一部分兵饷，如果官兵问起，可以推托等完全收复浙江后再予补给。和春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传谕将士，称今后将每隔四十五天才发一个月的饷。
江南大营集结了当时全国最多的绿营军队，有最精锐官军之称，然而其内部的腐败程度和其他绿营相比并无二致。尤其在认为天京旦夕可破的情况下，官兵更是骄纵自大，不打仗的时候成天酗酒狎妓，挥霍无度，就算是每月发放足饷，他们都不够用，更不用说变相减饷了。
减饷令下，人人无精打采，有的兵勇还私发传单宣泄不满。张国梁察觉后极力劝说和春收回成命，但和春就是不听，结果导致大营军心动荡、兵无斗志的现象越发严重。
接到探子送来的情况，李秀成不由得喜上眉梢。撤离杭州后，他风驰电掣般一路向西，先在广德与从浙江撤出的李世贤军会合，继而占领了军事要冲建平。
在建平，李秀成召开了由杨辅清、李世贤、黄文金等将领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分五路回攻江南大营。一时众人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到太平天国后期，像这样能把将领们聚拢在一起并大干一番的场景早已不多见了。李秀成非常激动，认为是天机所属，证明天国气运尚在，还有振兴的希望。
清代有一部长篇小说，名为《说唐》，它是《隋唐演义》的最初版本。在《说唐》中，起义军为了实现灭隋大业，各路豪杰齐聚浙江四明山开了一次大会。李秀成将建平会议与灭隋的四明山会议相提并论，事实上，它也确实即将开启太平天国军事史上崭新的一页。
建平会议后，向东挺进的太平军可谓势如破竹，先后进占高淳、溧水、溧阳、句容等多座县城。接着李秀成虚晃一枪，假装兵发苏州、常州，和春不知是计，忙调兵至苏常防守，这样一来，天京外围的部队又减了一成。
至1860年4月底，五路大军共十几万人马全部抵达天京外围。因太湖战役已结束，英王陈玉成亦不约而来，此前已收复浦口。得知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都在长江南岸，他也率部渡江加入战团。自天京事变以来，天京勤王解围之兵容还从未有如此之盛。
江南大营内却是内忧外患。减饷事件让部队士气低落，兵勇皆不愿力战。主要将帅方面，和春与张国梁不合，王浚又从中插一脚，更弄得彼此间矛盾重重。
就算是拼部队数量，清军也已落于下风。从杭州到天京，最近的路都有八九百里，中间弯弯曲曲，实际得走千里有余，张玉良听到消息时已回救不及。其他调援、调防苏浙的部队，或被太平军阻隔，或因一路贪掠财物，也都无法火速赶回。
天京外围大决战虽然尚未正式揭幕，但留给人们的悬念其实已经不多了。
败得十分彻底
1860年5月2日，太平军前锋约两万骑兵突破清军防线，对江南大营的中心阵地发起突袭并获胜。天京城内守军也按照预先约定的信号由各门杀出，与城外援军胜利会师。
清军的左右两翼跟被袭的中心阵地较远，加上天色朦胧，雨雾弥漫，无法辨识太平军的行动。听到城内守军冲出，他们便自恃人多势众，以为可以一举击溃软弱疲惫的守军，从而趁机杀入城内。
见清军向城内守军发起攻击，太平军骑兵除分出一队协助城内守军外，主力重新冲回敌中心阵地，再次横扫正在混乱中整队的清军。扫完之后，骑兵分成两路，猛攻清军左右两翼。
左右两翼的清军未想到对方骑兵从旁边杀出，想退回原阵地已来不及了，顿时阵形大乱，纷纷仓皇败逃。
太平军开始发起全面反攻。5月3日，陈玉成部突破清军在西南所筑的长壕。城内守军向清军营内抛掷火罐，火罐正好落入火药库，当即引起剧烈爆炸，又进一步加剧了清军的混乱状态。不到半天工夫，从得胜门至江边的五十余座清军营垒就全部被攻陷了。
两天后，李秀成部击破清军孝陵卫大营，摧毁了东南面的清军防线，清军被紧紧压缩于仅存的大小水关大营。
5月6日，天寒刺骨，雷雨交加，清军大营内一片愁云惨雾。一些兵勇认定必败无疑，便吵闹着到王浚帐下向他索要军饷，要不到钱就干脆拦路抢劫，和春见状竟不敢过问，更不用说责罚了。
这帮人真是怎么挨揍都活该。当晚太平军便攻入了大营，各营火起，王浚部先跑，和春部继之，张国梁见状也只得殿后奔逃。
此战过后，天京城外遍布清军所遗弃的军械、旗帜、火药、粮秣，清军遗尸将他们自己所挖掘的壕沟都填满了，可谓败得十分彻底。当然更重要的是江南大营垮了！
江南大营始建于1853年，也即咸丰三年，期间经历重建，至再度被攻破，已历八年之久，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以计数，然而转眼之间便灰飞烟灭。张国梁不由得顿足长叹：“八年心力，不料败于李秀成之手！”
天京之围既解，文臣武将一齐入朝庆贺，同时商议下一步进取目标。朝议时，众人意见不一，英王陈玉成自然主张全力援救安庆，李世贤建议尽快拿下闽浙，而干王洪仁玕则认为应该首先经略长江下游。
长江下游素为富庶区域，但在天京事变前并未被太平天国定为战略控制的目标，太平军发动过西征、北伐，却从未有过东征。这倒不完全是顾忌江南大营的存在，事实上，只要从西征、北伐所用兵力中调一部分过去，是不难完成目标的。
更大的原因是要彻底扫荡下游，就不可能不触碰上海。上海既是五口通商所允许的条约港，又是各国使节的驻节地，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英法美公使都曾先后前往南京进行试探，并声明将在清帝国和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
列强与清帝国有着正式的外交、条约关系，并派驻有外交官，它们说要保持中立，本身就带有倾向性，这对太平天国是很有利的，加上当时天国的给养也很充足，因此以杨秀清为代表的决策层就选择了把长江下游置于次要的战略位置之上。
时过境迁，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湘军围住安庆，从上游威胁着太平天国，天京的交通和物资供应仍然时时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但要是能率先控制长江下游，并将之作为保护性后方基地，起码暂时不用为缺乏财力物力发愁了。洪仁玕走南闯北，去过香港，看过洋文，其文化水平、见识比一般人要广博得多，而且他自入京执政以来，日日处理要务，军政知识也增加了不少，自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再往大了说，太平天国的西征也好，北伐也罢，最终都是想要统一全国。比如，往西面打，至少要打到川陕，才能把这一面全都解决了。以次类推，北面要一直打到长城，南面要一直打到云贵两广，可是川陕、长城、云贵两广距天京都有五六千里之遥。这么一比较，唯有东面的沪苏杭距离最近，不及千里，一打便能打到底。
洪仁玕认为，以太平天国和太平军的现有条件而言，乘胜攻取长江下游最容易获得成功。他进一步设想，一旦控制住包括上海在内的下游地区，仅仅从上海库房中就可以拿到一百万两库银。用这一百万两银子，足以买到一支有二十艘现代轮船的舰队，这支舰队可载运太平军沿江作战，届时不仅能够成功解除清军水师对天京的水上封锁，还有望重开西战场，夺回被清军占领的沿江重镇，从而使得“长江两岸俱为我有”。
进攻上海会不会遭到列强的抗议和干涉？洪仁玕的态度相当乐观，他相信洋人终究会接受现实。理由是当初英法美公使来天京试探时，天国早已公开申明，除鸦片、酒精、烟叶外，准许与各国通商，各国也声明保持中立，在太平军与清军相争的过程中两不相帮。既然如此，若是太平军将清军逐出上海，洋人为什么要反对呢？不但不会反对，没准大加欢迎还说不定呢！
李秀成与洪仁玕的私下关系并不好，但犹如陈玉成始终将安徽作为根据地一样，他向来更重视江南，所以立即对洪仁玕的提议表示赞成。
天王洪秀全在听取众臣意见后，决定采纳洪仁玕的方案，并命李秀成具体负责实施。
大黄旗
击破江南大营以及解天京之围，皆系李秀成之功，但洪秀全却越发以为是天父天兄保佑着他，才会出现如此“奇迹”，至此便更加不理政事。他对李秀成也仍谈不上特别信任，实际上，最为他垂青的人是已故西王萧朝贵的儿子、幼西王萧有和，其次是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再是洪仁玕和两个驸马爷，接下来才是英王陈玉成，李秀成尚排在陈玉成之后。
萧有和还是个孩童，别说理政，连议政能力都不具备。洪仁发、洪仁达忌李秀成功高，就撺掇着天王颁下严诏，限李秀成所部在一个月内攻取苏州、常州，至于封赏奖励则一个字都未提及。
李秀成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王命不得不从，只好在休整了三天后，就又匆匆整兵出发。
李秀成深知，要取苏常二郡，就绕不过老对手张国梁这一关，他必须先干掉张国梁。此时张国梁已收容了一万两千人，退守至丹阳。李秀成步步为营，直抵丹阳城下。张国梁当即大开南门出城迎战，他本人固然是有勇气再决雌雄，问题是他的部队不行，官兵们一看到李秀成军的旗帜，立刻就慌了手脚。
喜欢和善用旗帜是太平军的一大特点。太平军最低级的军官为两司马，自两司马起就有一面旗帜，往上官位越高旗帜越多。一万多人的队伍，大小黄旗就拥有六百多面，每逢攻克清军城池，城头上便“无数黄旗分门站立”，到了野战，更是“黄旗遍野”。
太平军的旗手均由精壮忠勇之人充任，其任务是举着旗帜走在前面，代表所属军官引导大军作战。他们的地位也相当高，重要统帅的旗手甚至和高级军官的官级相同。
李秀成的大黄旗由其亲选士兵执掌，只要大旗挥动，全军必然踊跃向前，凡临阵脱阵者，会被执刀在手的后排士兵当场斩首。清军最害怕这面大黄旗，江南大营被破之前，很多官兵还没等到大黄旗挥动，往往心里面就怯了三分，更不用说处于如今这种风声鹤唳的境地了。
清军描述太平军发动进攻，常用一个词，叫“如墙而进”。眼看着李军在大小黄旗的引导下，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如同墙壁一样往前推进，张国梁手下的兵勇魂飞魄散，全都争抢着溃退逃散。
张国梁见状大怒，自率亲兵向李军直冲过去，欲与李秀成拼个你死我活。悲哀的是，溃卒塞途，竟然活生生地将他挡在了路上，让他连冲到李军阵前都做不到。
中国古代演义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武将单挑”，但这只是出于小说家们的演绎和想象。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李秀成也根本用不着逞什么匹夫之勇，看到张国梁在人堆中急得大吼大叫，他当即派一名力士前去“取上将首级”。
力士混入溃卒之中，乘张国梁不备，用刀猛刺过去。张国梁猝不及防，身被重创，他大叫着骑马跳入尹公桥下，于河中溺亡。
李秀成在占领丹阳后，下令将张国梁的尸首予以礼葬。他对此的解释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各忠其事，生既为敌，死尚可为仇乎？”显然，即便在李秀成的心目中，张国梁亦不失为值得惺惺相惜的一条好汉。
张国梁在绿营中的地位，相当于是湘军中的李续宾。咸丰皇帝闻报十分痛惜，他还寄望于张国梁落水后可能侥幸未死，命军中进行查实，几个月后张国梁已死的消息得以确证，这才下诏优恤。
江南大营被破时，和春、张国梁各走一方，和春去的是常州。江苏巡抚徐有壬向朝廷上奏，称和春在常州迎战太平军时胸口受了枪伤，退至无锡浒墅关后呕血而亡，然而李秀成得到的消息，却是和春在听闻张国梁战死丹阳后即自缢而亡。
不管真相到底如何，事实是张国梁一死，江南战场上便已无任何人能够抗衡李秀成。这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因为办理筹饷正驻节常州，他原先就靠和春、张国梁在前方替他打仗，至此便慌了手脚，连忙上疏诈称要回苏州筹饷，准备脚底抹油，逃往苏州。常州绅民见状纷纷跪在道旁，请求他继续留在城中主持，何桂清哪里肯干，竟然命令亲兵向绅民开枪，在当场打死打伤十一人后，很不要脸地溜走了。
徐有壬正坐镇苏州，何桂清对徐有壬曾有提携之恩，他以为对方一定会开门相迎，不料徐有壬认为何某弃常州不守，罪无可赦，不但拒绝让他进城，而且还上疏弹劾他“弃城丧师”等多条罪状。
何桂清走投无路，只得以向英法公使商借洋兵为名，躲进了上海租界。
这时张玉良已率部赶到苏锡常地区，他本来受何桂清之托承担常州防务，但何桂清一跑，他也跟着移师无锡。常州城孤立无援，很快就被李秀成攻破。
张玉良虚名在外，能力和眼光却着实有限。常州城乃无锡、苏州两城之藩篱，藩篱尽撤，其余二城安能独存？李秀成亲自率部向无锡发起进攻，官军大溃而逃，张玉良只好又收拾残卒退往苏州。
张玉良自请守城，徐有壬就让他驻兵于葑门。张部把他们恶劣的军纪从杭州一路带回苏常，到处抢掠财物，胡作非为，百姓怨声载道。1860年6月1日，李秀成进军至苏州阊门，城外百姓都举着“同心杀尽张、和（张国梁、和春）两帅官兵”的标语，挑着酒食前去迎接，人心之向背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张玉良自觉苏州难以固守，连夜便带着部下逃往杭州。
苏州城内除了不满四千的弱兵外，还有不少来自天京、常州、无锡一带的残兵败将，他们看到张玉良未战先逃，就密谋为太平军做内应。第二天，这些兵勇突然开门把太平军放了进来，徐有壬拒不投降，继续率兵与敌死战。
徐有壬是个很有气节的文臣。宋末，临安被元军攻破，徐家远祖徐应镳全家自杀殉国。徐有壬小时候读家谱，正好看到这段往事，他便很激愤地说了一句：“我将来也应该这样！”果然一语成谶，他最终死在了巷战之中。
李秀成在占领苏州的同时，另派将领对张玉良实施衔尾追击，直至攻占嘉兴。到他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战役时，江南田野上已经堆满了清军尸体，港汊河道竟为之阻塞不通。
宿松之会
在千里之外的宿松，自杭州外城被太平军攻破起，就有了一次极其重要的聚会，史称宿松之会。
宿松既是曾国藩大营的驻扎地，同时也是业已殉职的浙江巡抚罗遵殿的家乡。作为曾与罗遵殿共事的老友，胡林翼对他的死感到十分悲痛，遂约集曾国藩赴罗家吊唁。接到胡林翼的邀约，曾国藩又连忙通知正在其营中的左宗棠到宿松一会。
当初因受樊燮事件所累，左宗棠被迫向骆秉章告辞，转荐刘蓉入幕，自己从长沙启程，准备入京参加会试。后者乃是为预祝咸丰皇帝三十诞辰而开的“恩科”，当然左宗棠不是真正要参加会试，只是为了借此避开是非旋涡，图一清净。
左宗棠途经湖北襄阳时，见到了襄阳道毛鸿宾。毛鸿宾和曾国藩、胡林翼的关系都很好，在和左宗棠见面时，他受胡林翼所嘱，向左宗棠出示了胡林翼的密函。
左宗棠原先只知道被人诽谤诬陷，并不了解更多内幕。看了密函，他才弄清那些要陷害他的人不仅仅是要赶他出湘幕，而且正在想尽办法置其于死地，这其中便包括表面大度、内心阴险的湖广总督官文。胡林翼还告诉左宗棠，有关他的流言蜚语已遍布京城，也就是说去京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投罗网。
发现处境竟如此险恶，左宗棠悲愤莫名，深感“厕身天地，四顾茫茫”。
京城不能去了，他思前想后，决意沿江而下，去“涤老”（指曾国藩）大营访问湘军旧友。左宗棠前后已经做了八年幕僚，还从未亲自带兵作战，他设想，如果能在湘军中做个营官，可以弥补这一遗憾，免得别人说自己只会坐于戎幕中夸夸其谈，再者，就算拼死在疆场之上，也总比死在小人之手要好得多。
倘若无法留在军营中呢？访完旧友，马上雇舟回家，从此“稳卧荒村，不复与闻世务”。
打定主意后，左宗棠便改变行程，从襄阳辗转前往英山的胡林翼大营，继而又抵达曾国藩大营，此后一直在和彭玉麟、杨岳斌等人叙旧，直到被曾国藩召至宿松。
除左宗棠外，宿松之会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就是陪伴在曾国藩身边的李鸿章。
与曾胡左包括大部分湘军将领、幕僚均出自湖南不同，李鸿章籍贯安徽合肥，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科录取的进士，通过这种“同年”关系，李鸿章在参加科举考试前便得以拜在曾国藩门下，随曾国藩“习制科举之文”，也就是学写应付科举制度的八股文。李鸿章自幼颖慧，再经曾国藩点拨，很快就掌握了其中诀窍。
清代自顺治、康熙开科取士，最初八股文的格式还不像后来那样僵硬死板。江南才子尤侗独辟蹊径，从戏曲《西厢记》的唱词中取题作文，比如《西厢记》中有一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他就以“秋波一转”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本来不过只是“杂以谐谑”的游戏之作，没想到皇帝觉得好，顺治、康熙都大为赞赏，“亲加批点”。于是凭着“秋波一转”，不仅尤侗试中“博学鸿词科”，连他的弟子徐元文也考中了状元，这种八股文体由此走红，成为非正统八股文的一大流派。
在八股文领域，尤侗和明末清初另一位江南才子王广心的文体被并称为“尤王体”。李鸿章乃是精通“尤王体”的八股名家，每一落笔，那句子能漂亮到让你眼花缭乱。他自己对靠用“尤王体”来敲开会试之门也信心十足，曾经说到，有一天晚上在会馆里试写八股文，案桌上突然灯花如斗——灯花不会无缘无故地变大变小，这不是会试告捷的吉祥之兆，又是什么？
不巧的是，会试那几天李鸿章生了病，为了不错过考试，他只能抱病入场，而且直到考试题目发下来，脑袋还昏沉沉的，得旁边的同学告诉他是什么题目。
“灯花如斗”般的吉兆就来自考试题目，李鸿章一听就高兴起来，原来之前有个同学提到过类似的题目，当时他还试写过一篇，如今正好用上。
李鸿章猜中会试题目的故事来自清末笔记，真假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考中了！
接下来，李鸿章向上的路径和乃师相仿，先是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供职京师，之后庶吉士散馆，他又因成绩优异而被改授翰林院编修。
三千里外觅封侯
李鸿章早年与人谈论今后志向，曾经说：“我希望将来能够得到七间玻璃大厅，四周围全是明亮的窗户，能够让我在其中办理公务。”
那个时代，这种条件可不是一般人能享有的，非得当官而且是当大官才行。终李鸿章这一生，他也确实一直把扬名立万、飞黄腾达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正如其在赴试前所作诗句中所言：“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最得意的弟子，一为李鸿章，一为俞樾。俞樾苦心钻研学术，在苏州曲园著书立说授课，被后人尊为一代朴学大师。李鸿章却是纯粹拿八股制艺当作敲门砖，跳入龙门之后除了有助于仕途的经世学外，学术方面的书连碰都不碰。
李鸿章曾为曲园题写匾额“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俞樾是浙江德清人，太史即翰林），时人评论道：“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字荫甫）拼命著书。”
一个拼命做官，一个拼命著书，似乎都只各取了他们老师身上的一面，曾国藩对此也很无奈：“荫甫俞樾虽读书，奈过迂谨；少荃李鸿章英发，又奈不读书。”
虽然并没有能够得到曾国藩的完全认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能够给曾国藩的中兴事业帮上大忙的，还是这个“不读书”的李鸿章。
要当官就得会写奏牍，这是引得皇帝赏识和朝野关注的一个重要条件。李鸿章如此热衷功名，自然乐于在奏牍上下功夫。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和李家是安徽同乡，与李氏父子也过从甚密，李鸿章便经常代吕贤基草疏言事。
尽管李鸿章自认文笔出众，但要想让所写奏疏立刻起到轰动效应，又谈何容易？况且他还不能在上面署名，即便有了那么一点影响力，别人也都以为出自吕贤基笔下。
有一天，李鸿章在书肆闲逛，遇到了同乡某君。某君对他说：“你不知道省城（指安庆，时为安徽省会）已经失陷了吗？还在做这种无关紧要的事！”
原来是安庆被太平军攻陷了。李鸿章一来保护家乡心切，二来也想借此机会弄篇名疏出来，于是就怂恿吕贤基上奏朝廷，请求派大军前去安徽镇压。吕贤基听后就让他代写奏疏，并且允许他署名。
李鸿章很是激动，回去后翻检书籍，反复琢磨，使出了浑身解数。奏疏写好时已是深夜，幸好他的住所离吕宅不远，便立刻派人送去，以免耽误第二天早朝的启奏。作为捉刀人，李鸿章也累得不行，奏疏送走后就呼呼大睡，一直睡到中午以后方醒。
按例，在京朝官看不到当天朝报。李鸿章心里一直惦记着，好不容易熬到次日，他等不及吕贤基上门告知，就驾车前往吕宅。
刚到门口，就听到一家子都在哭，好像办丧事一般。走进厅堂，忽见吕贤基失控一样地从内室里跳出来，对他嚷道：“你把我害苦了，皇上命令我去安徽！不过我也害了你，已上奏调你一同回乡。”
李鸿章这才知道，他那篇精心创作的长篇奏疏的确打动了皇帝，但皇帝无兵可调，只能谁提的倡议就安排谁去干事，吕贤基因此被派回安徽原籍任团练大臣。
当时朝中官员均视赴前线办理团练为畏途，吕贤基为翰林编修、御史出身，从无当地方官或处理军务的经验，更是料定即将有去无回。他想到自己系为李鸿章所累，便一报还一报，以李鸿章父子籍隶安徽，熟悉乡情为由，奏请带上他们同去。
李鸿章的名字赫然列名于奏疏之上，对吕贤基的请求，皇帝既无不允之理，李鸿章事后也无法推托，尽管他实际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当天，咸丰召见吕贤基，做君臣间的最后一次告别。咸丰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任命是强人所难，几乎等于逼着对方往绝路上走，当着吕贤基的面，不免感到内心愧疚，当场便掉了泪。吕贤基被皇帝所感染，也伏在地上大哭起来。
这段往事同样出自清末笔记，或许其中不乏夸张之词，但当事人那种毫无胜算乃至有些绝望的心境却完全可以想见。
就这样，李鸿章父子匆匆告别翰苑，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
吕贤基出京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同时他虽回安徽原籍，却没有像曾国藩那样，回到皖南旌德老家具体办理家乡团练，而是只能遵旨奔波往来于军情最为严重的皖北皖中地区，在那一带督办团练。身为无地方实职的客官，可以说曾国藩遇到的困难吕贤基全都遇到了，曾国藩所具备的有利条件他却一个都没有，这使他很难形成稳固根基，也没有牢靠的子弟兵能随之作战。
1853年下半年，石达开亲自主持西征，在皖北战场上改守为攻。皖北的官军见到太平军就跑，屡败不振，吕贤基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乡勇又多属乌合之众，打起仗来几乎不堪一击，至于吕贤基自己，说到底不过还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当然更无能力应敌。
太平军很快就攻至吕贤基所驻的舒城。有人劝吕贤基，说你既无守土之责，又不辖一兵，“可退守以图再举”，实际就是劝他赶快弃城逃跑。吕贤基呵斥道：“奉命治乡兵杀贼（太平军），当以死报国，怎么还敢避寇求得幸免呢？”他立即召集部下幕僚商议守城之策，正在舒城的李鸿章也在其中。
若无意外情况发生，李鸿章毫无疑问将和吕贤基一起死在舒城，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老仆主动站起来，救了他的性命。
书剑飘零
老仆名叫刘斗斋，李氏父子出京前他一直在李文安的寓中为佣，此时李文安正在庐州（今合肥）办团练，他就随李鸿章到了舒城。眼看情况紧急，他忙暗暗地把李鸿章拉到偏僻处，对李鸿章说：“他们死就死了，无可避免。公子为什么也要随他们一起死呢？你纵使自己不怕死，难道就不顾念老人倚门而望，焦急期盼儿女归来的心情吗？”
李鸿章一听，也有了悚然心惊之感，忙问他有什么脱身之策。刘斗斋说：“马已备。”他牵出已准备好的马，让李鸿章骑着马连夜逃出了舒城，第二天舒城便被太平军攻陷，吕贤基投水自尽。
李鸿章对刘斗斋感激不尽。他显达之后，在皖鄂间拥有良田百顷，便命刘斗斋的儿子某甲负责给自己收田租，不料某甲负责了十年，居然一文钱都没有收上来。李鸿章把人叫去询问，某甲将账簿呈递上去，他翻开一看，别说收钱了，账上入不敷出，还得再倒贴进三千两白银才能做到出入相抵。
这哪里是家人，简直是家贼啊！李鸿章大怒，一脚便将某甲踢翻在地。不过他所做的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再加罪于某甲，只因为对方是恩人忠仆之子。
逃出舒城后，李鸿章又随父亲在庐州办团练，但是这条路非常不好走，简单说来，就是乡勇易招，饷银难觅。李文安不得不四处募捐，有时还免不了要用上“勒捐”等不得已的法子，乡民为此向上告状，说李文安“翰林变作绿林”，借办团练之名假公济私，都快变成强盗了。
李文安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很快就在忧愁中告别人世。死的时候正值夏季，李文安身体肥胖，却仍然毫无顾忌地大口喝酒，而且还露宿在外，丝毫不在意会生病，所以有人说他其实是自杀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转投新任安徽巡抚福济幕中。福济是李鸿章参加会试的副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他对李鸿章也很器重，但福济与吕贤基相仿，说到底只是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朝廷命其收复庐州，他在指挥作战时不得其法，导致官军连连受挫。
李鸿章在战场上待的时间长了，已经积累了一些军事知识和经验，见福济一筹莫展，他遂以幕僚的身份主动献计，建议不要再直接进攻庐州，而是应先攻含山、巢县，以切断太平军的援兵及粮饷之路。
经过福济的批准，李鸿章自率所练兵勇出战，在一连夺占了含山、巢县两城后，进逼庐州。石达开急忙派兵驰援庐州，但因为湖北战事所迫，这部分援兵不得不回师援鄂，福济、李鸿章正好趁这个机会将庐州一举拿下。
此次胜利让李鸿章初步博得了善于用兵和打仗的名声，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其福建延津邵道道员衔，并赏顶戴花翎。虽然冒了一下尖，但李鸿章毕竟还没达到能真正独当其任的水平，加上官军内部互相猜忌，他之后就再没打过胜仗，福济部也屡遭失败。
看到太平军声势浩大，各路官军纷纷退避，李鸿章颇觉丧气，他年少气盛，依然想靠主动出击来扳回局面，于是就向前敌总指挥、总兵郑魁士请战。郑魁士说：“叛军（太平军）的实力这么强，你既欲战，愿意立下确保必胜的军令状吗？”
李鸿章听后当场立下军令状，随后带兵出击，向太平军发起反攻，结果大败而归。至此，官军一蹶不振，福济亦被朝廷下令免职。
太平军在皖北的攻势并没有中止，他们漫山遍野杀来，合肥附近的村寨皆被其占领，连李鸿章的祖宅都被陈玉成部焚毁一空。李鸿章所练兵勇在作战中全部溃散，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带着母亲及几个弟弟逃往江苏镇江避难。
李鸿章自随吕贤基回籍办团练起，历时五年，可谓碰得鼻青脸肿。他倍感潦倒失意，自称“书剑飘零旧剑徒”“青衫沦落十年人”，以往的“三千里外觅封侯”也变成了“昨梦封侯今已非”。
即便如此，李鸿章也没有停止扬名立万的理想追求，换句话来说，假如没有这种追求，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也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即奉调李瀚章负责粮台事务，对他甚为器重。曾国藩移师皖北后，李瀚章便推荐弟弟前去拜见曾国藩，以便能为其所用。
见到故人之子，自己曾经的学生和门生，曾国藩也非常高兴，当即便留他住了下来。可是令李鸿章感到不解的是，这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曾国藩却始终没有明确表示出接纳他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
指南针
李鸿章不好直接去问，恰好“同年”、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正在曾国藩幕府中，他就托陈鼐前往打探。
陈鼐见到曾国藩后，旁敲侧击不得要领，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少荃（李鸿章）愿侍奉老师，顺便历练一下，积累一些经验。”
得知陈鼐的来意，曾国藩也阐明了没有马上接纳李鸿章的原因：“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这里局面狭窄，恐艨艟巨舰，不是潺潺浅流所能容纳的，他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
知生莫如师，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纵横，豪宕不羁，是块好材料，但好料也还需继续打磨，如果对方不愿接受，倒不如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陈鼐忙道：“少荃经历了许多磨难，非原先可比，老师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呢？”
曾国藩点点头，这才同意让李鸿章入幕。
打磨从李鸿章入幕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曾国藩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而且每顿饭必召集幕僚一起吃。合肥一带的风气白天吃饭较晚，李鸿章也早就养成了贪睡的习惯，就找借口说头疼，想在被窝里再赖一会儿。没想到不一会儿差弁、巡捕都络绎而来，说是曾国藩一定要等所有幕僚到齐才肯动筷，否则宁可不吃。
万不得已，李鸿章只好披上衣服，踉跄着跑去吃饭。饭桌上的气氛很是压抑，因为曾国藩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说，直到众人都吃完了，他才把筷子往桌子一放，然后正颜厉色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幕中，我有话要告诉你，我这里所崇尚的仅有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李鸿章从未领教过被当众严词训斥的滋味，受到极大震动，以致好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
曾国藩并不是故意要给李鸿章难堪。事实上，他是在用“诚敬”二字打磨李鸿章。所谓诚，是不欺己不欺人，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撒谎。所谓敬，是勤慎有恒，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是早起床。
不撒谎、早起床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只有从点滴入微，把这样的小事做好，方能负巨艰，当大难，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老师实在厉害”，这是李鸿章被曾国藩训斥后最直接、最真实的感受。从此，他再也不敢贪睡了，每天一大早就逼着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胡乱盥洗一番后赶紧跑去点卯吃饭。一开始还真有点受不了，不过慢慢地就习以为常，并且渐渐也不觉得苦了。后来他独立办事处处勤勉谨慎，可以说都是曾国藩一手造就出来的。
李鸿章能够及时投奔曾国藩实在是他的幸运。他自己也说，他拜过很多老师，但都不及“此老翁”（指曾国藩）善于教化。
曾国藩平时都和幕僚们一同吃饭，吃完饭大家就围坐在一起，或者谈经论史，或者研究时局，“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甚至于有人给曾国藩送东西，他也会拿来给幕僚们看，问该不该收。大家众说纷纭，有的说该收，有的说不该收，说法不一，各有侧重。等众人发言结束，曾国藩又在不与任何一个人观点“撞车”的情况下，独抒己见，并且说的道理还能折服在场的所有人。要知道，曾氏幕府藏龙卧虎，人才极多，能做到这一点，岂能不令人心服口服？
曾国藩召集幕僚议论，不是他真的对收受礼物拿不定主意，而是如同教导李鸿章要“诚敬”那样，为了要将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身边的人。
身为统兵大帅，曾国藩同样堪称完美。李鸿章先后跟过吕贤基、福济，但两人在军政方面其实都茫茫然没有什么主意，与之相比，曾国藩仿佛指南针，他会抓住任何一个细节，随时、随地、随事地进行点拨，足以令每一个幕僚和部下获益匪浅。
李鸿章秉性高傲，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他最佩服曾国藩，开口必称“我老师”，敬如神人一般。很多年后，他还告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你太丈人文正公（曾国藩）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我老师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曾国藩一方面着意对李鸿章进行训导磨炼，另一方面也不忘放手使用。李鸿章入幕后，初掌文书，继而又负责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和奏折。他在京时就帮助吕贤基办理此类事务，自然是一把好手。曾国藩很满意，当着别人的面夸赞李鸿章：“以少荃的天资，办理公牍是最适合不过的。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甚至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就更胜于我，这也说不定。”
湘军内部有两个很重要的机关，一个主饷，称为粮台；一个主兵，称为营务处。营务处并非湘军独创，绿营本来也有，其作用与现代社会的参谋处类似，用于辅助主帅，参与平时练兵和战时用兵等军中事务。不过湘军的营务处除此功能外，还实际担负训练将才的作用。
幕僚之中，凡是经过曾国藩亲自考察，认为可以储为将才的，就会被放到营务处学习军务，以为异日出任将领做准备。李鸿章在幕府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奉命随曾国荃往前敌办理营务处，期间曾国藩在信中一再叮嘱他对军务务必度德量力，用心一一加以体察。
未必不可以挽回大局
宿松之会时，李鸿章已从前线返回后方，继续留任曾国藩的幕僚，一边从事文案一边参赞军务。他和胡林翼、左宗棠虽是初次相识，且身为幕僚，尚非主角，但曾国藩、胡林翼都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时和部下幕僚称兄道弟，无话不谈，左宗棠更是只以访友身份出现，所以他很自然地就得以融入其中，也因而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胡林翼尚在英山，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先行前往罗家吊唁。让他们备受触动的是，罗遵殿任外吏二十年，一直做到浙江巡抚，却始终两袖清风，老家竟然只有几间又小又破的土房子。大家还听说，罗遵殿自考中进士以来，离家二十五年，前后一共只寄了三百两银子回家，其夫人一辈子都没穿过皮袄。
曾国藩为官算是非常清廉了，见此情景也分外感慨，说罗遵殿“真当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可惜局势之艰难，形势之严峻，已非一两个文弱的好官清官所能维持了，必须要用兵，但兵在哪里呢？
罗遵殿遇难前曾向曾国藩求救，无奈湘军自身实力单薄，而且当时太湖战役正处于胶着状态，成败未定，又哪里有余力伸出援手？何况就算派过去也来不及了。其实江浙本是绿营效力的地方，他们也从江浙两省大量获取军饷，然而绿营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曾国藩气愤地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究竟耗费了多少饷银，哪里算得清楚，可是现在大难乍起，却无兵可用。”
现实情况已经变成了处处要用兵，处处没有兵，如胡林翼曾言：“天下皆须兵之地，然天下无带兵之人。”就在众人嗟叹之际，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江南大营彻底崩溃！
此前太湖战役刚刚结束不久，陈玉成率部赴援天京，湘军则趁机进行休整，皖北战场一度平静下来，但随着杭州之劫尤其是江南大营的溃败，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这种暂时的平衡状态也被迅速颠覆。
稍加分析即可看出，随着江浙吴会财赋之区落入太平天国之手，太平军的实力将得到极大增强，同时江浙虽还有一些残存的绿营部队，但他们自保尚且困难，更别说对天京构成威胁了。如此，陈玉成、李秀成已无后顾之忧，可倾全力西向，进窥安徽、江西与两湖。
曾国藩一边将相关消息发往英山，传报胡林翼，一边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紧急商谈时局。几天后，胡林翼赶到宿松，白天吊唁和缅怀老友，晚上便与曾左李彻夜热议，以为大局寻找补救之法。后人谈到中兴豪杰，总是以“曾胡左李”并称，他们四人会聚一堂的机会少之又少，宿松之会当得是一场难得的英雄会。
在对大局的判断上，大家都觉得不容乐观。胡林翼哀叹东南局势难以挽救，国力已竭，天下之祸到了极点，“伤哉！”尽管如此，几个人仍相互勉励：“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曾国藩素以坚忍不拔著称，他更下结论：“此贼（太平军）断然难成正果。我辈如果能同心协力，愈加勤勉，未必不可以挽回大局。”
为什么下游战局会沦落至此？撇开不中用的绿营不谈，仅从战略角度来说，是因为清军近未打破镇江、瓜洲掎角之势，远未肃清长江上游，在这种情况下，光围困南京难以置太平天国于死地，反过来自身实力却不断受到消耗，一旦战术上再出现分兵等错误，就只有被击溃的份了。
过去的战争经验也充分证明，欲平江南之乱，必据上游之势，高屋建瓴，才能成功。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的，胡林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未扼贼（太平军）之咽喉，金陵难以收复。”四人最终得出结论，必须继续坚持既有战略不动摇，以收拊背扼喉之效。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左宗棠在江南大营的崩溃中也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说：“这是不是天意有转机的征兆呢？”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左宗棠答道：“江南大营兵疲将庸，万万不足以应付贼（太平军）？他们被这么一洗荡，或许正好给后来者以报效朝廷的机会。”
左宗棠不愧自许“今亮”，很有些预测能力。他话音刚落，咸丰的一份特旨就寄到了曾国藩手中，特旨中除认为官文“惑于浮言”，应当为左宗棠进行昭雪外，还问曾国藩今后该如何使用左宗棠，是让他到湖南襄办团练呢，还是放在湘军大营中效力？
曾国藩大喜之余，立即复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是个难得的将才，他同时主张让左宗棠赶快到湖南募勇六千，“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正好这时左宗棠得知，他的儿子左孝同因为自己案子的事急出了病，不由得大为忧心，于是便在尚未等到新的谕令之前，以回湘募勇的名义离开宿松，返回长沙。
左宗棠前脚刚走，第二天，属于曾国藩乃至整个湘军集团的另一件大事，也是大好事又接踵而至。
心结
事情是因两江总督何桂清落马而起。何桂清弃城逃往上海，不久被朝廷予以革职逮捕，如此一来，两江总督一职就得另觅他人。
早在江南大营被击破，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人们感到形势严峻，就开始议论纷纷，要求重用曾国藩的呼声甚高。曾国藩的友人、有“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与几位京城名流私下谈论，都认为江督非用曾国藩不可，于是大家决定去找高心夔商量此事。
高心夔是咸丰近臣肃顺的幕僚，他曾在曾国藩幕府参赞军事，后由曾国藩推荐给肃顺，且深为肃顺所倚重，与王闿运等人合称“肃门五君子”。高心夔自然是一心向着湘军，在樊燮事件中，除郭嵩焘相托外，他也曾力劝肃顺救护左宗棠，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怎么可以容许？况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左宗棠字季高）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一争？”
后来的事实证明，肃顺对高心夔的话很重视。这次也一样，高心夔把莫友芝等人的意见带给肃顺，说得肃顺连连点头。
第二天上朝，得知咸丰初步考虑的人选是胡林翼，肃顺急忙进谏：“胡林翼在湖北，一向处置得法，且武汉为上游重镇，所以胡不能动。倒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就都有德才兼备的人进行掌控了。”
咸丰表示同意，当即谕令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散朝后，肃顺喜滋滋地找到高心夔说：“事情成了！你怎么感谢我这个保人呢？”说完便握着高心夔的手大笑起来，两人饮酒庆祝，尽欢而散。
肃顺为曾国藩出任江督出了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王闿运也证明说：“曾侯（曾国藩）大用自肃豫庭（肃顺字豫庭）。”
问题是，咸丰为什么能够这么痛快就接受肃顺的意见？要知道，皇帝对曾国藩的畏忌之心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已经根深蒂固，几乎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回想六年前，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武昌，捷报到京，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未曾想彭蕴章（也有说是祁寯藻）的几句话把他吓了一跳，不但收回成命，而且对曾国藩倍加防范。
曾国藩在江西督师的那几年，是他从军生涯中极其艰难的一段岁月。因为没有任何实权，很多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江西巡抚陈启迈等人也对他加以刁难和侮辱，筹饷方面更是步履维艰。
曾国藩不堪重负，假都不请就离开江西，匆匆回家奔父丧了。咸丰倒是还要他出力，但除了不断催他重新出山外，却依旧没有任何要授权的表示。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在给朝廷的奏疏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细细观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的人，决无法治军，纵能治军，也决无法兼及筹饷。”
曾国藩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透彻，皇帝岂有看不懂的道理，但他就是对曾国藩不放心，所以只能继续装聋作哑，一直熬到浙江军情紧急，曾国藩终于同意复出为止。
湘军出兵东征皖北前也是如此，纵然胡林翼鼓动官文合奏，请诏由曾国藩援蜀，以便让其得到川督职位，咸丰也始终秉持着用归用，但横竖不能把督抚重任交到你手里的态度。
这一切被胡林翼看在眼里，对曾国藩特别同情，说：“此老（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即报，真正令人感叹啊！”
武侯指的是诸葛亮，丙吉也是一位西汉名臣，有暗中保护未来皇帝却不张扬的美德。胡林翼的意思是曾国藩和他们一样有德有才，功勋赫赫，可惜却命途多舛，迟迟无法被提拔到应有的位置上去。
现如今，咸丰的心结终于被解开了，不过真正替他解开心结的，并非肃顺或其他任何人，而只是大势使然。
清代在立国以后即以绿营为国家常备军，它的缺陷之一是军队过于庞大，需要巨额经费予以维持，这对任何一个缺乏资金的政府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偏偏清帝国就是那种特别缺钱的政府，稳定或者说是盛世的时候还好，一到多事之秋就不行了。
道光碰上了历朝历代都没有遇见过的强大外患，已经是力不从心，咸丰更是外患、内乱一齐来，债务多到能把人活活逼死。绿营极差的素质和纪律此时也暴露无遗，并且给这个王朝的螺旋形衰弱趋势又增加了下滑势头：军队越糟，镇压太平军所要耗费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时间越长，花销就越大，政府就越是拮据；政府越是拮据，帝国行政管理的质量就越差，太平军势力扩大的概率也就越高。
绿营不堪一用，江南大营自初立之日起，便已因军纪废弛、软弱疲沓而形同儿戏，并不是等它覆灭才显得不可靠。这些咸丰都未尝不知，可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地继续使用绿营，而且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两次重建江南大营？
不能不专用湘军了
绿营的许多弊病说到底都来自它本身的制度，比如“官皆选补，兵皆土著”，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种弊病其实正是清初那些雄图大略的帝王所看中的地方！
在绿营制度下，士兵并非将领所自招，国家则拥有士兵的户籍，称为兵籍，兵部要查询谁，一翻兵籍，一目了然。将领也是如此，铨选调补之权均操之于兵部，皇帝和兵部可以多方防范，处处约束，使其不存在擅窃兵权的任何一点余地。
咸丰执政之前，无论八旗绿营，兵权全部直属中央。清初三藩当然是个例外，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例外，康熙皇帝才耿耿于怀，龙床还没坐热乎，就迫不及待地搬出撤藩动议，并不惜倾全国之力予以讨伐，最终将兵权又收了上去。
它的作用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禵与胤禛争夺皇位，及至雍正登基，他虽在西北统兵十多万，但雍正诏令他回京，他就不敢不回京师，更不用说提兵造反了。又如雍正一朝，年羹尧平定青海，功震朝野，而且同样手握重兵，驻军西陲，然而当雍正要收他的兵权时，他即便明知穷途末路，亦不敢不束手就擒。
经过严格皇家教育的咸丰岂能不知其中奥妙，可以说，但凡他能想出一点办法，都不会允许以“兵为将有”为主旨的湘军存在。已经存在了，也要竭力削弱它的影响力和限制其发展，这与防范曾国藩其实是一个道理。按照咸丰的如意算盘，他是想以湘军出力，以江南大营（也包括覆灭前的江北大营）收功，最后就像用八旗监视绿营一样，通过绿营来控制湘军。
孰料造化弄人，自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攻破后，绿营已不复成军，崩溃殆尽，其武装十之八九都被太平军击到粉碎，也间接宣告了咸丰原有计划的彻底破产。
至此，他就不能不专用湘军了，而要专用湘军，又不能不把督抚重任交给湘军集团的首脑人物，曾或者胡，非此即彼。这个时候，即便站在咸丰旁边的不是肃顺，是祁寯藻、彭蕴章之流，他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曾国藩奉旨署理江督时，宿松之会已经结束，胡林翼回到了英山，但大家仍由衷地为曾国藩乃至湘军的大局感到高兴，尤其胡林翼更是极为兴奋。
曾国藩原先一直以侍郎的虚衔督师，到了后来，甚至有的部下的官级都比他高，他实际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而已。现在则不同了，两江总督总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这意味着曾国藩从此不再是徒有空名的大帅，而是拥有了在下游三省督吏筹饷的实权。
当然咸丰的乌纱帽不是白给的，他在谕令中同时要求曾国藩立即率部前去援救苏州，“以保全东南大局”。
皇帝远在京城，根据奏报得到的信息往往大大落后于实情，曾国藩在谕令上加注道：“查苏、常业已失守，救援不及。”接到曾国藩的回复，也知道了苏常已经易手，但咸丰仍不死心。他在新的谕旨中指示说，如果收复安庆指日可待，湘军自然要先攻取安庆再东援，否则就应保浙复苏，“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显然，在他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上游为立足的根本，攻守安庆又是争夺上游的关键之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虽然攻下安庆并不容易，但如果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不仅将重蹈江南大营失败的覆辙，还会打乱皖北部署，导致全局受到影响。
这实际上是湘军集团在宿松之会上就已达成的共识。接着，曾国藩又根据所缴获到的太平军文件，进一步分析了不能马上东援的理由：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即将举行西征，争夺上游，因此湘军必须在五到六月这两个月内做好准备，以迎战东征的太平军。
经过一番争论，咸丰终于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分析的有道理，批准他按原有方略行事。
尽管如此，曾国藩的内心亦不免忐忑。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先争上游、再清下游的战略实施，即便乐观估计，一两年内也无法收复苏常，时间一长，容易给朝廷留下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印象——果然将帅自招的军队靠不住啊，看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多随便！
左右为难之下，他只好给胡林翼写信求教，请对方给自己拿主意。
哪壶不开提哪壶
收到来信，胡林翼经过反复思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原有的三路谋皖行动计划仅适用于安徽，他建议将这三路视为中路，另起两路，分别以李元度、李鸿章统领，一出杭州，一出扬州，与中路互为犄角，这样就可以二者兼顾，既保上游根本，又照顾了朝廷的面子。
调整进兵方略后，兵肯定不够用，怎么办？胡林翼的办法是加大募兵力度，再增四万兵勇，“倾湘中农夫以为兵”，湖南农民能当兵的全都可以招来当兵。
以往受制于军饷困难，湘军募勇很慎重，能少募必不敢多募。如今不一样了，曾国藩已为两江总督，以后筹饷再不用像原来那样发愁，足可以放胆放手募兵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古来如此。在主张大量募兵的基础上，胡林翼又与曾国藩相约，共同奏请朝廷重用一批将才。他判断，由于苏浙沦陷，官员或死或逃，朝廷手里已经多出了不少实缺，而且又正是依赖湘军的时候，一定会答应下来。
对胡林翼所提建议，曾国藩是一部分接受，一部分不接受：胡提议同时出兵杭州、扬州，曾认为并不具备条件，倾向于只出杭州；继左宗棠回湘募兵后，曾奏请派李元度回湘再募湘勇三千，但仍坚持量力而行，不盲目扩招；胡一口气保举十六名将才，曾则谨慎得多，尤其不愿意给朝廷留下培植私人势力的印象。
曾国藩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撤安庆之围的前提下，率部移师皖南，之后兵分三路，自率其中一路进驻祁门，另外两路，一路到池州，与江上的杨岳斌、彭玉麟水师联络，一路到衢州，与杭州的张玉良、王有龄军联络。
由于湘军主力大多需用于安庆战场，所以即便压缩了出兵规模，曾国藩的兵仍不够用，于是便向胡林翼借兵八千，包括鲍超的霆军六千，多隆阿的礼营两千。
曾胡部队本为一家，乃不分彼此的关系，自然是曾国藩要多少，胡林翼就尽量抽出多少。胡部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初罗泽南回援武汉时带过去的，胡林翼因此玩笑说，他和曾国藩开的都是皮匠店，只不过曾是老店，他是老店派出去开的分店，分店的本钱出自老店，所以只要老店有要求，分店哪怕影响生意也要予以满足。
胡林翼这一借兵不要紧，可把荆州将军都兴阿给眼红坏了。在曾国藩署理江督前，他已受命督办江北军务，不过他有骑兵而无步兵，遂向胡林翼请调昌营的三千人马。
昌营是胡林翼亲自招练的鄂军，被用于屯守湖北后方，哪里肯给都兴阿？见胡林翼不给，都兴阿就赖着不走，可胡林翼仍然不为所动，都兴阿没办法，就把屁股一拍，说我不管了，你自己负责回奏朝廷吧。
这句话把胡林翼惹火了，他生气地对官文说：“要弟作奏，弟也不是无词可答！”
不错，都兴阿握有朝廷旨意，但在朝廷面前说话，他显然还没有身为湖广总督的官文好使。官文与胡林翼利益相关，胡林翼打了胜仗，他跟着沾光，胡林翼失败，他跟着倒霉，更何况胡林翼集中兵力于皖北，湖北后方确实相当空虚，他当然只会帮着胡林翼。
不久，听到胡林翼把霆军、礼营都拨给了曾国藩，而且比他所要人马还多出两倍多，都兴阿的心理更加不平衡，向胡林翼催要得也更急了。
胡林翼调兵给曾国藩，既出于湘军内部互相支持扶掖的特殊关系，也是因为他和曾国藩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实际上他自己抽出这么多兵马，力量已显真空，还得另“谋补益之方”，想想从哪里再调些兵到皖北呢。
都兴阿这个时候凑上来缠人，真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胡林翼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对僚属说：“霆礼（霆军、礼营）既拨，何厚于涤（曾国藩）！昌字（昌营）不拨，何薄于都（都兴阿）！”
我把霆、礼二营拨给曾国藩，不是因为我俩的私交特别好，同样地，我不拨昌营给他都兴阿，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特别差，全得看实际情况允不允许！
都兴阿拿来吓人的虎皮可以说对胡林翼没有任何效果，他八次奉旨催要昌营，胡林翼就是执意不给，直到后来赴江北，都兴阿还是没能带走昌营的一兵一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