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火烧圆明园》：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1858年11月中旬，湘军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挫败，其主力李续宾部在三河全军覆灭。
三河战役令湘军元气大伤，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已是“如车脱一轮，鸟去一翼”。三河战役刚刚结束，陈玉成、李秀成就乘胜分两路南下，其中陈玉成一路在桐城再次大破湘军，湘军仅将领便战死二十多人，所余各部士气低落，风声鹤唳。
太平军既夺桐城，接下来便剑指正在围攻安庆的鄂军。鄂军系胡林翼所部，因步兵兵勇也全部招募自湖南，所以实际仍属湘军，总指挥为荆州将军都兴阿。
都兴阿、西凌阿是兄弟俩，二人曾同率黑龙江骑兵，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与北伐的林凤祥、李开芳大战。事后，弟弟西凌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调到湖北作战，哥哥都兴阿也后脚跟前脚，带着骑兵前往助阵。
西凌阿在南方水土不服，总打败仗，不久便被革职。都兴阿不仅坚持下来，而且还从湖北打到安徽，与李续宾分别担负起了统领安徽战场之责。
李续宾在的时候，形势很好，但随着李续宾部被消灭，都兴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按照曾国藩的“主客之道”理论，如果说原先湘鄂军是“主”，一旦陈玉成反打过来，由于湘鄂军在安庆外围已无打援的机动兵力，可就要变成“客”了，这叫主客易位。
发现情形不对，都兴阿急忙下令从安庆撤围，将兵力收缩至宿松一带。陈李联军在解除安庆之围的同时，又搂草打兔子，捎带将安庆周围的潜山、太湖等重镇揽入怀中。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宿松似乎也唾手可得，但与湘军不同，鄂军虽然退却，部队尚完好无损，尤其是李续宾部全军覆灭这一惨痛事实，让他们不敢再存有任何骄兵轻敌的念头。
第一勇将
鄂军开始要铆足劲使绝活了。都兴阿主动撤围、退兵宿松此举，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暗暗符合了“主客之道”的准则。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一转眼的工夫，鄂军已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可是陈玉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太急于将湘军全部逐出皖境，匆匆忙忙地便调兵对宿松发起了进攻。
都兴阿除了脑子较为清醒外，运气也比弟弟西凌阿好得多，尤其是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部将，此人名叫多隆阿，被公认为是继塔齐布之后八旗的第一勇将。
多隆阿祖居黑龙江齐齐哈尔城，据考证属于蒙古八旗，也因此从小就像很多蒙古人一样练就了一身骑射的本事。他原先在北方跟着胜保打仗，之后才随都兴阿来到南方。都兴阿领兵出战，多隆阿总是以先锋官的角色在前线一马当先，左冲右突，世人谓之“突将”。
塔齐布固然勇猛绝伦，每战必身先士卒，但他充其量只是一员猛将，用兵没有什么方略。塔齐布每次传令出战，命令上都不说某营应从哪路进兵，某营和某营如何接应，或者怎样进行埋伏，弄得部下茫然不知所从。向他请示，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出来，只说你们跟着我往前冲就好了，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多隆阿则不然。他不但部署有方，而且作战时经常可以料敌先机，出其不意。有些捧他的人甚至说韩信、曹操的谋略都不及他。吹自然是吹得过了些，但多隆阿智勇双全，仗打得好是真的。
战将最忌骄傲和急躁，李续宾兵败三河，败在一个“急”字上，如今陈玉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多隆阿紧紧抓住他急于求战的弱点，明知太平军大兵将至，却故意在营中大摆宴席，通宵达旦地吃饭喝酒。
获知这一情报，陈玉成判断多隆阿没有防备，遂乘夜对其军营进行突袭。谁知多隆阿早已在要隘处预先设下伏兵，太平军一出动就中了埋伏，被杀得大败。多隆阿随后乘胜追击，一口气摧毁太平军营垒三十余座。
作为多隆阿的上司，都兴阿也没闲着。他指挥骑兵击败了陈玉成部将李四福的进袭，陈玉成两面夹击宿松的计划由此完全落空。
陈玉成一心要把湘军挤出安徽，虽然吃了败仗，但并不甘心就此罢手。不久他便回太湖与李秀成商议，希望能与其联手再攻宿松。
李秀成认为湘军刚刚获胜，气势正旺，不可轻易与之交战。无奈陈玉成一再强调自己已定下妙计，反败为胜的把握也极大，李秀成拗不过他，只得表示同意。
陈玉成的妙计是沿太湖二郎河抄袭宿松。计策是不错，但他和李秀成都没有料到，扼守二郎河的鲍超会那么厉害，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多隆阿。
鲍超是重庆人，自幼丧父，母亲给人家当奶妈，家里穷得那真是底朝天，因为生活所迫，他一直给人做杂工，连私塾都没读过。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那一年，重庆籍的向荣募兵组建“川勇营”，鲍超应募入伍，当了一名担水夫，实际也就是军营里的伙夫。向荣后来尾追太平军去了江南，鲍超没有随军东进，他带着妻子来到长沙，想在长沙城里混口饭吃。无奈他大字都不识几个，谋生岂是易事，没多久夫妇俩就坐吃山空，花光了身上几乎所有的积蓄。
从小就穷，想着长大后总能改变人生，料不到的是壮年之后更穷，鲍超苦闷到简直没法活，他搜遍身上仅有的铜板，到街上买来酒菜，又在酒菜里下了毒，准备和妻子一起做个饱死鬼。
邻居老太太认识在湘军水师中当营官的黄翼升，便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他。黄翼升一听，赶紧前去敲鲍超家的门，结果发现门闩都已经插上了，而且屋里的人也不愿开门。他救人心切，干脆砸掉大门冲了进去，进去一看，嗬，鲍超夫妇对面而坐，正要举筷子呢！
黄翼升问鲍超，老太太所说是否属实。在鲍超承认自己的确是想要自杀后，他劝说道：“我看你也是个壮士，为什么要像庸男俗女那样，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地寻死呢？”
鲍超又羞又愧，就把自己的落魄之状说了一遍。黄翼升救人救到底，胸脯一拍：“你跟我参加湘军吧，这样不但可以不死，而且说不定还能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湘军采取厚饷养兵制度，普通士兵的军饷便足以养活家人，但湘军同时又施行“兵为将有”，兵都是由将自招，而且招募的主要都是湖南兵。换句话说，如果黄翼升不主动开口，鲍超恐怕连湘军的门槛在哪里都找不到。
鲍超绝处逢生，对黄翼升十分感激，当时就流着眼泪给恩人叩了头。黄翼升说到做到，马上拉着鲍超回到了军营，因为鲍超是中途破例招募的士兵，所以他还专门向曾国藩进行了引荐。
有什么难的呀
据说曾国藩擅长相面之术，《冰鉴》被认为是他的相面专著，但彼时的曾国藩却绝对“相不出”鲍超日后的成就。真正重视鲍超并把他提拔起来的人其实是胡林翼。
那还是胡林翼及其湘军水师鏖战于武汉的时候。当时太平军跨踞武昌、汉阳两城，他们在江岸边用石头垒起了多如繁星一般的水寨，用来拱卫两城，同时又依托于水寨，跨江建起浮桥。这些浮桥以形同巨臂的铁索组成，远远看去，仿佛是在洪波之中开辟出了一条坦途。
每次湘军整好队伍还没出发，水寨中的太平军就已通过望远镜观察到这一情形，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湘军攻汉阳，武昌的太平军就猛袭其侧背；攻武昌，汉阳的太平军便直冲其腹心，反正两城之间的人马随时可以通过浮桥相互增援，非常便捷。
湘军白天无隙可乘，晚上呢？也不行。太平军在浮桥上点着火炬，把个江面照得通明，而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守。
胡林翼召集部下幕僚开会，密谋破浮桥的办法，可是一时之间谁都想不出高招，这让他非常着急。
胡林翼平时喜欢穿着便服在军营巡察，借以暗中考察和选用军中的能人异士。一天他闲步从一座营房旁经过，正好看到有人从帐中走出，而且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有什么难的呀？如果用我鲍超，早就将浮桥毁掉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林翼暗暗记住了营房的编号，回到中军帐后即派侍卫前往该营房找人。一名幕僚听后不以为然地笑起来，他对胡林翼说：“那不过就是一个说话不过大脑的笨蛋士兵罢了，能知道些什么？这样的人吃饱了没事干，整天就会信口胡吹，明公（对胡林翼的尊称）日理万机，不值得为此人浪费精力。”
鲍超是不是信口胡吹，胡林翼自有办法辨别，他回答道：“你说得不对，此人既敢夸下海口，必定有特别之处。”
不一会儿，侍卫就带着鲍超来到了中军帐。胡林翼二话不说，单刀直入：“你是不是说过你能毁浮桥，你这话是否当真？”
当着胡林翼的面，鲍超并未怯阵：“说过，当真。”
胡林翼又问：“如果这件事交给你去做，你要用几个人？需要什么工具？”
鲍超首先提到的是随军铁匠。在胡林翼将铁匠召来后，鲍超交给他们一个活儿，要求打造十二柄特别锋利的钢斧，锋利的程度是一斧头砍下去，必须能将铁索断为两截。
胡林翼问他除了钢斧，还需要什么。鲍超回答说差不多了，人手方面，他自己会在士兵中约集一批壮士，组成敢死队，只要胡林翼将这些人都交由他调用即可：“现在就等铁匠把钢斧铸好，一拿到钢斧我们就出发，到时再向大帅禀报。”
钢斧很快就铸好了。一天黎明，鲍超率队带着钢斧走出军营，其时浓雾锁江，渺不见人，非常适于执行秘密任务。出发前，他依约到中军帐中向胡林翼辞行，并且要求一旦看到敢死队砍断浮桥，后续大军必须立刻进行策应。胡林翼点头答应下来。鲍超等人随即划着几只小渔舟，沿江岸前往浮桥。
虽然隔着浓雾看不清人，但在浮桥上值勤的太平军哨兵还是听到了船桨划水的声音，他们急忙吹起号角，召集队伍准备抵御。鲍超早已有备，他事先在船头放了许多吃的喝的，把渔舟装成酒船。随着渔舟慢慢向浮桥靠近，看清来者只是“酒船”，太平军便放松了警惕，相互吆喝道：“这是酒船，都是些做小买卖的，不是妖（太平军对清军的贬称）。”
打仗也不能不吃东西不喝酒，平常就有许多商贩驾舟在江上往来交易，太平军和湘军也都从他们手里购买食品，所以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浮桥上刚刚集结起来的队伍也就散掉了。
在太平军失去防备的情况下，鲍超率队迅速将渔舟泊于浮桥之下，众人拿出藏好的钢斧便朝铁索猛砍。随着铁索被一一砍断，浮桥瞬间崩塌，桥上铺设的白板木片四散坠落，几乎把江面都给遮住了。
浮桥崩塌时，声音大到如同堤坝被洪水冲垮。正在待命的湘军水师大部队一听就知道敢死队已经得手，遂战舰齐上，火箭纷飞，在击退太平军的反击之后，将武昌和汉阳之间的江面完全控制起来。
从毁浮桥一役起，鲍超受到胡林翼的赏识和拔擢，从一个普通士卒逐级晋升为水军准将。私下里，胡林翼也非常喜爱鲍超，鲍超字春亭，胡林翼亲自给他改为春霆，见了面总是亲热地喊他：“春霆大弟（相当于老弟）！”
多龙鲍虎
湘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有一次胡林翼对鲍超说：“春霆大弟，你真是个将才，如果能带着两营陆军作战，必为出奇制胜之偏师。”
言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分外有心。鲍超随即到长沙招募了两营共三千多名兵勇，然后率部来见胡林翼。胡林翼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并未给鲍超下达募兵令，换句话说，就是这两营人马实际是没编制的，而没编制也就等于军饷方面出现了大缺口。不过既然已经招来了，再遣散是不可能的，胡林翼只能另外设法给他们凑饷。
湘军中凡五百人以上的大营常常以指挥者的名字来称呼，鲍超字春霆，他的部队便被称为霆营，也称霆军。霆军自成立起，其军饷就不稳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没有军饷怎么办？总不能听任部队垮掉。鲍超的办法是每攻克一座城池，便允许部队劫掠三日，三日后再整肃军纪，做出秋毫无犯的样子。
湘军一般来说军纪还都不错，但鲍超的霆军在外面的名声却很差，曾胡能够一直予以容忍，完全是因为霆军特别能打仗，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劲旅。
鲍超练兵颇有一套。有的营排兵布阵时，是以低级武官和新兵驱前，高级将领率强兵督后，鲍超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级别高些的营官全都安排在队伍的最前列。太平军老远一看这些人的衣服，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于是常常集中力量予以攻击。营官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必然要挑选和训练精兵随其左右，这样鲍超都不用自己过分操心练兵的事，营官们会自觉自愿地去做。
亲自上阵搏击是鲍超打仗的一贯风格，不过他并不单靠蛮勇取胜。每次与敌人相遇，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哇哇叫着拎两把板斧往前冲，而是深沟高垒，以静制动。在此期间，他四处派出间谍，对敌方将领的情报进行刺探和收集，以便全方位了解其性格为人和行军作战的特点。
收集情报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实地侦察。在战前的两天，鲍超会带着几名营官亲自到前沿，对敌方营垒及其前后左右的地形进行仔细观察，并在回营后将观察结果画成草图。
第三步是开“诸葛亮会”。营官们被全部召集到中军帐，对照着草图商讨战法，讨论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甚至于唇枪舌剑，互相辩论，总之是碰撞出的智慧火花越多越好。
开完会，定下战策，就进入了执行阶段。鲍超这时的要求是各司其职，不能再有任何异议，谁违反了规定，战后即以军法处置。
因为情报未搜集完整或形势不利于仓促出战，霆军常有与敌人相持长达数十天的情况，但是一旦决定要打，就一定要打到赢打到底，而且必须是歼灭战。有时部队追溃败之敌，一追就要追一两天，在这种情况下，鲍超也不肯舍弃，他就是要打一股灭一股，这一股如果不灭掉，就绝不匆匆忙忙地另开一席。
曾国藩总结湘军的基本战术，谓“结硬寨，打呆仗”，鲍超虽非曾国藩一手提拔，却将湘军的这种战术特点和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二郎河一役中，陈玉成率先败于鲍超之手，营垒被霆军击破，所部死伤达万余人。发现太平军突进二郎河，多隆阿也挥兵杀到，李秀成拼命力战，才勉强保住了六座营垒。
无论鲍超还是多隆阿，在用兵方面都不莽撞。他们知道这两次能打胜仗都只是钻了陈玉成急躁轻进的空子，太平军仍拥有反败为胜的足够实力，因此天黑后就马上收拢部队，以防遭到反噬。趁此机会，陈玉成、李秀成方得以连夜突围。
长江后浪推前浪，过去在湘军大将中塔罗（塔齐布、罗泽南）齐名，如今多隆阿和鲍超已足以取代他们的位置，军中呼为“多龙鲍虎”。陈李联军本有希望借三河大胜之势横扫湘鄂军，但因为多隆阿扼守宿松，鲍超据守二郎河，胜利之师在二人面前又变成了败军，原有计划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实际上，陈李联军至此就停留在了太湖一线，未能再往前推进一步。
获悉太平军连胜的势头被遏制，胡林翼断言：“贼（对太平军的贬称）不能乘着我军士气沮丧之机，合力继续进行攻击，单从这一点来看，我就知道他们走不远了。”
话虽是这么说，但经过三河、桐城两战，太平军在安徽曾面临的危机已然解除，与此同时，他们暂时不敢动的也只是湘鄂军，打绿营依然不在话下。
在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的主要统兵将领中，除了陈玉成、李秀成外，尚有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人。李秀成将重点放在江南，到安徽这边只是应陈玉成之请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在曾国藩、胡林翼看来，他的威胁性反而最低，尚排在李世贤等诸人之后。
以在安徽战场上的活跃程度而言，李世贤被认为仅次于陈玉成。就在陈李联军都止步不前的时候，李世贤在安徽宁国连破绿营各部，1858年12月，又击破清军湾沚大营，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的邓绍良阵亡。消息传出，朝野为之震惊。都兴阿上书咸丰，奏请让胡林翼“夺情视师”，居中指挥，同时他还提到在三河战役中，如果有胡林翼在武昌调度，李续宾绝不至于孤军落败，行文措辞颇为激烈。
都兴阿的这份奏折所触及的正好也是咸丰的心病，他当即给胡林翼下达了“夺情视师”的圣旨。
笔墨游戏
三河之败早就令胡林翼坐卧不安，急欲奔赴沙场，现在皇帝既颁下圣旨，“夺情视师”似乎显得更加有理有据，可他同时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即便接到圣旨，内心也仍处于两难之间。
是曾国藩的来信最终促使胡林翼下定了决心。曾国藩在信中说，湘军在三河阵亡将近六千人，元气大伤，今后能否复振已成未知数，如果“润公”（胡林翼号润芝）再不出山，时局将不可挽救。
1859年1月，胡林翼接受曾国藩的建议，从湖南原籍回到武昌，复任湖北巡抚。在武昌巡抚衙内住了没几天，便渡江驻扎黄州，加以整顿军务。
在胡林翼复任之前，李续宜已先行到达黄州，收容了自三河、桐城两战溃退下来的七千余湘军。胡林翼到黄州后又新征了一批兵卒，加起来不下万人，他把这些部队全部交由李续宜掌握和整训。
李续宜是李续宾的弟弟，兄弟俩多年随老师罗泽南征战，但李续宜的名气一直远不如乃兄。在胡林翼看来，这并不是因为李续宜才能不济，而是李续宾生前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李续宜“功多为续宾所掩”，若得到合适的机会，必能够脱颖而出。
这时胡林翼还了解到，在他回家服孝期间，湘军的后勤供应不正常，官兵已经有两个月拿不到饷银了，部队士气很受影响。获悉这一情况，他眉头一皱，从案头取出一张白纸，用毛笔唰唰地写下几行字，然后让文书刊印多份并盖上了他的印章。
文件是寄给各路厘局的，胡林翼在上面写的是自己现编的一首打油诗：“开口便要钱，未免讨人厌。官军急收城，处处只说战。性命换口粮，岂能一日骗？”文末他直接提出要求：“恳求各路厘局大财神办厘金三万串。”
文件寄出不到十天，运送军饷的船只便络绎而至。通过看似戏谑的笔墨游戏，一个困扰湘军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但胡林翼也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为此他决定让阎敬铭主持武昌粮台。
阎敬铭是陕西人，早年三次参加会试均告落榜。按照科考制度的规定，他这样的落榜生可以像江忠源一样参加“大挑”。“大挑”没有笔试，只有面试，现场由王公大臣负责挑选验看，实际就是看这些王公大臣对士子的印象如何。
阎敬铭身材矮小，两只眼睛一高一低，走起路来还慢腾腾的，不像一个青年士子，倒活脱脱是个乡间老头儿。“大挑”时，他刚刚按次序跪下，连说话的机会都没能得到半句，一位参与面试的亲王就如同看到鬼一样大叫起来：“阎敬铭你赶快离开考场！”
因为颜值的差距，同样是参加“大挑”，江忠源得了教职，阎敬铭什么都没捞到不说，还遭到了当众羞辱。他深以为耻，此后便发愤读书，不但终于考中进士，而且如同曾国藩、胡林翼一样，被选为了翰林院庶吉士，成为进士中的佼佼者。
生活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当年“大挑”中的那位亲王以貌取人，没想到却在无意中把一个人的人生推向了更高阶段。
庶吉士在翰林院要学习三年，三年后再进行一次考核，叫作“散馆”。同为庶吉士，三年学成后，大家的水平有高有低，“散馆”中考得好的，比如曾国藩、胡林翼就会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拥有留任翰林的资格，此谓“留馆”。
剩下来的人或被派到各地做官，或到六部任主事、御史。阎敬铭属于这一类，他被分到户部“以主事用”（即干的是主事的活儿，但还不是正式的主事）。
任何一种官僚制度在诞生之后，随着时间的延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弊端，清代部务也是如此。
尚书是部的最高长官，官员能做到这个位置，一般年纪都已经是爷爷外公辈了，精力难以集中。侍郎作为副职，大多直接来自“留馆”的翰林，身上或多或少还存有书生气，加上初涉部务，并没有多少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司员把拟好的文件送上来，侍郎们常常只会在上面占个位置署个名，时人称之“画黑稿”，如曾国藩那样精明强干的侍郎只是凤毛麟角。
按清代旧例，尚书、侍郎先在工部任职，稍稍对工部的事务熟悉了，就很快要调到兵、刑两部，等到在兵、刑两部也琢磨出点味道来了，却又要再转礼部、户部直至吏部。当年曾国藩就是这么一个个跑过来的，要说“换岗锻炼”也不是没有益处，问题是自吏部以后，官员升迁方向将脱离六部的圈子，到了那时，尚书可升协办大学生，侍郎可升总宪（即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们就算已经精通部务，也失去了继续打理部务的机会。
尚书、侍郎既对部务漫不经心，就不得不委权于下属，即郎中及其副职员外郎。后者的情况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能干一点的积累十余年资历，刚刚达到熟稔部务的程度，就会在“京察”（即京官考核）中被保为一等。朝廷一看是个人才，马上便派去做道府以上的外官。剩下来的多为鱼目混珠或好逸恶劳之辈，这些人自己干不了或不肯干，就把活儿全部推给主事等更下属的官员，从而形成了各部实际权力反由主事掌握的奇怪现象，史家称之为“太阿倒持”。
以上制下
太阿剑为古之名剑，很锋利，但你必须顺手持剑柄，如果倒着拿，不是把剑锋朝着自己吗？清末各部中“太阿倒持”的问题很严重，这是导致政事越来越颓废的原因之一。
当然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就阎敬铭而言，“太阿倒持”反倒将他锤炼成了一个理财高手。在他之前，户部左侍郎王庆云亦以擅长理财著称，但除王以外，便再没人能比得上阎敬铭了。
在阎敬铭实任户部主事后，武英殿大学士文庆兼管户部。文庆发现阎敬铭熟稔部务，便经常采用其建议，甚至于某些事务本不在阎敬铭的职权范围内，但在处理前也会先听听他的意见。
文庆乃道咸年间的著名满臣，曾国藩、胡林翼都得其护佑，凡文庆器重的人，大家自然都会对之另眼相看。胡林翼主政湖北之初就听说了阎敬铭，他曾屡次给阎敬铭写信，表达自己的慕才之意，并疏请朝廷予以调用，但一直未能如愿。后来眼看南方形势越来越严峻，咸丰这才松口将阎敬铭派到了武昌。
阎敬铭不仅擅长理财，而且也深谙各种人情世故，之前胡林翼、官文闹矛盾，他是调解人之一。被胡林翼赋予总管军需之责后，阎敬铭首先就武昌粮台的人事结构进行调整，粮台的具体办事人员即所谓“胥吏”被全部以士子所代替。
军需本身是个肥差，最易被胥吏营私舞弊。相比之下，读书人更要脸面，不会那么下作，而且就算他们想浑水摸鱼，也还没有能够完全掌握其间关节。
士子们所缺只是尚不懂得如何办事而已。不过这没关系，跟着干就行！阎敬铭在官署的厅堂放上长桌子，大家团团坐，通过开“圆桌会议”来进行集体办公。
阎敬铭名不虚传，粮饷转运一事很快被他调理得井井有条，原先的漏洞缺陷都统统不见了。胡林翼知道阎敬铭很能干，却不知道对方这么能干，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盛赞阎敬铭“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实为国家少有的贤才，同时强调阎一专多能，为理财官将“必无欺伪”，做法官则“弄律有准”。
在整顿人马、保障后勤的基础上，胡林翼决定发起安庆战役。
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日起，兵锋所向之地达十七省，按照区划设置，当时内地一共十八省，只有甘肃一省未被太平军染指。太平军攻下的城池虽然不少，但大多不能守，所恃为根据地的，实际仅南京至九江、武汉一线，以及以安庆为中心的皖南北若干州县。针对太平天国的这一弱点，还在湘军创建伊始，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便制定了“以上制下”的战略，主旨是首先攻下武汉，然后以此为大后方，顺江东下，占领九江、安庆，最后攻克南京。
武汉是1856年12月收复的，按照胡林翼的说法，第二年湖北方面就有了谋夺安庆的打算。等到第三年李续宾攻下九江，他们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望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为什么安庆如此重要？因为安庆不仅和九江一样，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天京的西部生命线。胡林翼说得好：“安庆为江表咽喉，不收复安庆，水陆阻塞，湘军便不能直抵金陵。”
应该说，湘军集团谋夺安庆的战略是正确的，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此前胡林翼便曾集中都兴阿、多隆阿、鲍超三部力量围攻安庆，然而三河、桐城之败，使这一战略部署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1859年初，胡林翼旧事重提，得到了曾国藩的积极响应，两人以组织安庆战役为核心，共同制定了三路谋皖的行动计划。按照计划，三路人马将夹长江东进，长江北岸以都兴阿、多隆阿、鲍超为主，长江中流系杨岳斌、彭玉麟率领的水师，长江南岸则是曾国藩亲自统领的湘军。
大战之前必须增兵添将。自三河之役起，太平军大量使用骑兵（当时称为马队），这使原先均为清一色步兵的湘军受到很大威胁，三河落败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被太平军的骑兵冲击所致。以后曾国藩在实战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对策，他在像以往一样招募水陆兵勇的同时，还上书朝廷，为湘军增添了骑兵这一新兵种。
胡林翼移驻鄂东上巴河，做好了东进的准备，但就在这时，石达开自江西杀入了湖南。湖南是湘军的后方基地，湘军所要补充的兵勇全部来自湖南，粮饷也有一部分需从那里拨转，倘若湖南有失，后果不堪设想。为援救湖南，湖北方面先后调拨包括李续宜部在内的水陆兵勇一万多人南下，行动计划因此不得不暂停下来。
安徽是太平天国最早建立地方政权的省份之一，它既是拱卫天京的屏障，又是供给天朝粮秣的谷仓，因此太平军方面同样寸土必争。乘湘鄂军无力东顾之际，陈玉成大破安徽绿营，活捉并处死了前署理安徽巡抚李孟群，杨辅清等部在安徽与绿营作战也同样是胜多败少，至此，安徽大部分州县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
表面文章
在安徽捷报的反衬下，太平军在江南的形势却更显黯淡。
向荣病死于丹阳后，他的老部下和春接班，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执掌江南大营。和春能力平平，军事方面主要依赖于张国梁。张国梁原名张嘉祥，十八岁即为盗魁，在江湖上以有勇有谋、盗亦有道著称，时人谓之“拯弱锄强张嘉祥”。因为有着做盗魁的“黑历史”，张国梁即便已被官府招安，也总有人看不惯他，想找机会进行暗算。还是代理广西巡抚周天爵爱惜其才，保护备至，这才把他留了下来。
此后张国梁随向荣转战数省，经历了大小数百战，仗越打越多，名气也越打越大。他的军事天分很高，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兵书，但排兵布阵每每都与古兵法相合，也经常能够做到以寡敌众，以少胜多。
作为江南大营中不可或缺的大将，张国梁被清军视为“东南半壁，倚如长城”。太平军一向看不起绿营八旗，但唯独不敢小看张国梁，江南大营第一次被太平军击破时，就是靠张国梁护佑，向荣才得以逃到了丹阳。
向荣病死后，新江南大营的主要亮点全都集中在张国梁身上。他先解金坛之围，继而连克镇江、句容，其中镇江已被太平军占领达五年之久。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大喜，在诏书中嘉奖张国梁“谋勇超群”。
得到皇帝的嘉奖，张国梁更加起劲，在原有基础上，他不断增挖壕沟，扩建土墙，里三层外三层地对天京进行包围和封锁。在天京所面临的几次围困中，以这一次最为严密，威胁也最大。人们看到，大队的清军战船已经从上游封锁了天京的水上交通，旗帜林立的陆上围城部队更是遍布城外的山岗、凹地以及几乎所有村庄。
围困使得天京城内的粮食供给越来越困难，洪秀全只能不断抽调部队增援安徽、江西和长江北岸，以保证粮道，这又使得城内兵力剧减，防守力量捉襟见肘。
为解天京之围，受李秀成之邀，陈玉成紧急自安徽回援，两人再次在江苏区域实施联合作战。与此同时，天京城也迎来了另一位重要人物，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
天京事变使洪秀全受到了很大刺激，他时时刻刻都害怕出现第二个杨秀清与韦昌辉，由此对所有外姓大臣都存有猜忌疑惧之心，遂封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让两位王兄共同参与政事，以挟制石达开。洪仁发、洪仁达皆庸碌无能之辈，石达开岂甘于受二人挟制，他之所以出走天京，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石达开被逼出走后，为了给文武百官一个交代，洪秀全宣称将永不封王，并被迫削去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但实际仍将朝政委之于自己的“皇亲国戚”。
洪仁玕虽不是洪秀全的近亲，但他是最早信教的洪氏族人，而且早期与洪秀全的关系就较为密切。金田起义后，洪仁玕在香港皈依基督教，还在教会担任职务，对中西学问都有一定研究，自非洪仁发、洪仁达可比。对于他的到来，洪秀全感到满心欢喜，当即便封其为干天福。
按太平天国后期官制，王以下为爵，爵有六等，干天福是第三等。应该说这已经是超规格任用了，但洪秀全觉得不够，仅仅几天后，又封洪仁玕为干天义加护京主将。
干天义是六等爵中的第一等。太平天国实行五军主将制，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韦俊分别是前、后、中、左、右五军主将，洪仁玕被封为护京主将，意味着他已经和这些戎马多年、屡立战功的高级将领同级。
还没完，5月，洪秀全自食其言，打破永不封王的承诺，再封洪仁玕为干王和开朝精忠军师，主理军国大政。不仅如此，他还将洪仁玕的地位明确为与死去的南王冯云山相当，也就是说即便已经出走的石达开回来，也只能位居洪仁玕之下，更不用说陈玉成、李秀成了。
太平天国是靠马上打天下的政权，一般情况下，将士们的每一步升迁都需要用鲜血乃至生命去置换。洪仁玕初来乍到，一仗未打，没有任何战功，仅仅因为他是天王的族弟，就被授予如此显要官职，自然会惹得众人不满。
当然，洪仁玕如果真的具备与其职位相匹配的才气，时间一长，也能像诸葛亮出山那样，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问题是他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资质。
不错，刚到天京的洪仁玕在见识、学识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在他起草的《资政新篇》中，不仅提出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和设备，还主张系统地学习其法规、制度，比如建立法制、创办银行、修建铁路、发行报纸以及废除占卜和溺婴陋习等。
《资政新篇》可谓开天国风气之先，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素为人称道的《海国图志》。这让它即使在敌方阵营中也赢得了较高评价，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读到《资政新篇》后曾经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作者对夷情非常熟悉，由此来看，似乎贼（太平军）中也不是没有能人啊！”
《资政新篇》得到洪秀全的亲自批注。在发行报纸、传播信息一条上，他批示道：“因为可能招来妖魔（清军）乘机反间，此策现在还不能实行，等杀绝残妖（残余清军）后，再实施不迟。”除此之外，对其他所有改革措施，天王都表示赞同并允许推广。
可惜的是，《资政新篇》和太平天国的另一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命运相似，都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除了额外增加了几个新潮官衔外，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推进。对此史家众说纷纭，有人判断是洪秀全并不真正认可，推动不力，有人分析是战争环境使然，内外都没有实现的条件，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洪仁玕在朝中缺乏权威，尤其是武将们对他不服所致。
应该说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存在，但洪仁玕自己也难辞其咎。与洪仁玕打过交道的英国人评价他“志向特高，但赋性特懒”，换言之，他或许能够提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见解，但却缺乏付诸实施的勇气、能力和韧性。
唯一劲敌
改革家容闳在香港时就认识洪仁玕，他曾到天京拜访洪仁玕，期间向对方提供了一套很具体的改革方案，结果洪仁玕说你这个方案不错，可是我不能用。
容闳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枚“义爵”的木头官印而已，人家是真正要干大事业的人，岂会在乎一个空头虚衔？容闳辞别而去，洪仁玕和他的天国也就此与可以帮助他们振兴事业的良机擦肩而过。
洪仁玕理政无成效，军事方面更是一筹莫展。陈玉成、李秀成虽在前一年曾联合击破江北大营，但如今江南大营的力量已大大超过江北大营，要彻底解除天京之围，光凭陈李联军难以做到，非召集各路兵马“勤王”不可，而这就需要主持军政者从中进行指挥协调。
东王杨秀清在世的时候，调兵遣将完全不成问题，石达开倘若不出走，在不遭到挟制的前提下，亦可号令三军。洪仁玕却无此权威，因为太平天国主要靠武将打天下，本身就带有重武轻文的风气，洪仁玕以一个没有多少军事知识的文臣，要想从容驾驭那些身经百战的武将，岂是易事？实际情况是，洪仁玕顶着一个军师的光环，在整整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是一事无成，不但一个兵都调不来，而且也拿不出任何良策来缓解危局。
在太平军的五军主将中，前军主将陈玉成名气最大，所部的战斗力也最强。从早日解除天京之围的全局出发，李秀成请求洪秀全封陈玉成为王，以便他能够节制天京以外诸军。
鉴于洪仁玕确实难以撑持军事大局，同时也为了对功臣进行安抚，洪秀全接受李秀成所请，决定封陈玉成为英王。
李秀成为陈玉成请封的最主要目的是征调援兵，可惜的是陈玉成只能独战，不善将将，在太平军诸将中的号召力一般，被封英王后仍无法调动非嫡系部队。尽管如此，封王这件事无论对陈玉成个人还是其他前线将士都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也直接推动了天京外围的战局。
太平军最值得肯定的制度之一，是各级军官的升迁主要凭借战绩，所以陈玉成、李秀成等人才能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从普通士兵擢升至高级将领。陈玉成被封英王后，陈李联军士气高涨，在皖苏边境频频出击，连续击破围困六合、浦口的清军，天京之围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其实湘军方面也同样有理由感到振奋，1859年8月，援湘的李续宜部在宝庆保卫战中取得成功，石达开被迫退入广西休整。这说明经过整顿，曾经溃败于三河、桐城的湘军在实力上已获得稳步回升。
湘军仍是太平军的真正劲敌，也是唯一劲敌，包括八旗绿营在内，其他任何一支官军的战斗力都无法与之相比！胡林翼在居中运筹和筹饷时变得更加底气十足，他给陕西巡抚写信，请求支援湘军军饷，信中写道：“我感到特别安慰的是，湘军虽在三河损失了相当多的人才，战斗力与原来相比，可能也有所逊色，但这支部队仍然保持着朴实严谨的作风和底子，比东南各省的军队要好得多，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
毕竟是写给外人看的信，胡林翼在话里尚留了不少余地，当回过头来面对自己人时就直率多了，他告诉李续宜：“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石达开虽然攻宝庆失败，但其再度入川的意图已显而易见。胡林翼打算让朝廷授曾国藩以四川总督之职，由曾国藩带兵入蜀，以堵防石达开。
自秦汉创立郡县制度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势力常有此消彼长之势。在咸丰以前及其执政初期，中央一直都可以统摄四方，就是在赛尚阿到广西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大权也仍操于中央政府之手，这是因为兵部掌握着调动绿营的兵权，而户部掌握着饷银。
随着战争久拖不决，饷权首先出了问题。户部的银子被用得干干净净，再也无法拨付大额军费，只能靠地方自筹。向荣奉旨建立江南大营，军饷就全部依赖于江苏、江西、浙江三省督抚。
在这种情况下，连昔日手握兵符令箭的中央大员都不得不看地方督抚的脸色行事。向荣身为钦差大臣，但苏浙赣三省只要一处有急，督抚发一纸文书，他都必须立即分兵前往救援，否则的话一旦饷源断绝，军队就无法维持，甚至很可能眨眼之间就溃散一空。
不分兵固然不行，可分兵的最终结果，却是向荣不但无法顺利完成围攻南京的使命，还导致江南大营本部空虚，被太平军一击即破。
曾国藩首创湘军，名震朝野，然其境遇与向荣相比，也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距离。在他征战江西期间，江西巡抚陈启迈及其继任者多方掣肘，始终不肯痛痛快快地拨付饷银，就连湘军用于自筹军饷的厘局都遭到了阻挠。这对湘军在江西的作战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无怪乎曾国藩要以奔父丧为名中途离开前线了。
有鉴于此，胡林翼打算借机给曾国藩谋个川督的职位，以解决一直困扰老朋友的军饷问题。
胡文忠地图
按照胡林翼的授意，官文密奏咸丰，请求皇帝授命曾国藩援川。官文暗负监督上游军事之责，深受朝廷的信任和倚重，胡林翼以为假其之手一定能够如愿，想不到的是，皇帝只准了一半——同意让曾国藩率兵援川，却对川督一事只字不提。
一种说法，是咸丰不愿意曾国藩被地方督抚的职位所限制住，希望朝廷能掌握这样一支机动性的劲旅，以便随时调用。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咸丰依旧像过去一样，始终对曾国藩心存疑忌，不肯让他兼有封疆大吏之权。
湘军在江西是客军，去了四川还是客军，一样都要被地方督抚卡脖子，去那里干吗？接到朝廷命令，曾国藩立即表示他很难从命，拒绝的理由也相当充分：“臣以区区万人入川，不要说主动进攻，就是单纯防守，力量都不足，而且我们作为寄居他乡的客军，遇到伤亡也无法就地补充。”
发现咸丰只令曾国藩入川督军，而不令其督川，胡林翼赶紧又说动官文上奏皇帝，留曾国藩一军合力谋皖。咸丰正好已吃了曾国藩的软钉子在前，便也顺水推舟地重新下旨，让曾部改援安徽。
在此期间，胡林翼重新回顾了让他痛心疾首的三河战役。他发现，李续宾兵败与不熟悉安徽地形也有很大关联，由于地形不熟，湘军只能请当地人做向导，但向导常常故意指错道路。与此同时，惯使“回马枪”的陈玉成却可以沿着偏僻道路，出其不意地抄袭湘军后路，打他们一个冷不防。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胡林翼带着湖北布政使严树森一起做这方面的功课，他们首先绘制出了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地图。在新绘的地图上，各种山岭溪流和捷径小道都标注得非常详细具体，包括从某地走到某地需要走几里，从某村绕到某村可以近上几里等，地图上都有说明。依靠相对翔实的地图，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就可以率先抢占要地，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这一制图经验随后被胡林翼推而广之，用于绘制其他各省乃至藩属国的地图，它们后来被统一称为“胡文忠地图”（文忠是胡林翼的谥号）。因为胡林翼制图的主要目的是方便湘军在长江流域的行军作战，所以“胡文忠地图”里以长江各省的地图为最精细。
在胡林翼看来，地图是棋盘，用兵的谋略也即兵略是棋子。长江流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打过的仗很多，胡林翼让严树森把史书中的有关篇章都找出来，配合着地图，讲清楚古人当时是怎样用兵的，采取了什么兵略，为什么胜，为什么败。
按胡林翼所嘱，严树森花了工夫，基本把清以前的战史都一网打尽，相关内容也被编辑成书，这就是由胡林翼亲自作序的《读史兵略纪要》。
1859年9月，曾国藩与胡林翼在黄州会晤，对进兵安徽进行筹划。胡林翼特地将绘制好的数十张“胡文忠地图”分发给有关人员，用以听取意见。
最终，在原先三路谋皖计划的基础上，曾胡推出了一个四路谋皖的全新方案，但这一方案却遭到了钦差大臣袁甲三等人的反对。
在与太平天国对峙期间，咸丰始终以保证京师安全为基本出发点，为此他除在南京城外建立江南大营外，还在长江以北建立了水陆两个大营，其中，重点预防太平军沿运河水路北上的是江北大营，预防太平军沿陆路北上的是临淮军。
临淮军以安徽临淮为指挥所驻地，故以此名，统领者即为袁甲三。袁甲三身任钦差大臣，军权在握，但他没有地方行政权，所部粮饷不继，仅仅他自己被拖欠的薪俸即达七千余两，这导致临淮军战斗力薄弱，缺乏与太平军、捻军大规模对抗的能力。
湘军如果分四路大举东进，会不会压迫皖北太平军与淮北捻军联合北趋，从而危及河南、山东、直隶直至京师？到时候临淮军可顶不住啊！袁甲三对此非常担心。河南巡抚瑛棨等也有此顾虑，他们联名给朝廷上书，请求从曾胡中抽出一军，取道豫皖两省交界处，以防太平军和捻军向北进攻。为了让曾国藩能够同意抽兵北上，他们还承诺一定筹足北上湘军的军饷，绝不拖欠。
先发制人
咸丰一直偏重北防，而且对太平军北伐造成的危急情形也记忆犹新，他不仅完全赞同袁甲三等人的意见，而且视为首要之事，下旨命曾胡切实照办。
曾胡对此则有自己的通盘考虑。曾国藩把自古以来的起义军分成两类，即所谓的“流贼”与“窃号之贼”，前者主要采取快速流动的作战方式，后者的特征是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权和根据地。
曾国藩认为，对付“流贼”只需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对付“窃号之贼”则必须主动进攻，而且必须剪其枝叶，捣其老巢。在他看来，南京的洪秀全和安庆的陈玉成都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只有先发制人，拿下南京、安庆方能一劳永逸。
东进会逼得太平军与捻军联合“北窜”吗？曾国藩的结论是，湘军不东进，太平军倒有可能“北窜”，东进之后反而不会。因为“窃号之贼，没有不豁出命去保卫其基地的”，只要湘军猛攻太平军所必救的安庆、南京，他们就没有能力“北窜”。
曾胡打定主意不分兵北进，但皇帝的面子也不能完全不给，商议下来，两人对原方案中的李续宜一路做了调整，宣布这一路将可能绕至豫皖两省交界处，不过究竟能否成行，还得等李续宜到皖以后再定。
曾胡在官场浸淫多年，他们和左宗棠一起合称“天下奏牍三把手”，各自都有一套用文字跟朝廷周旋的绝活，尤其胡林翼更是一个打马虎眼的老手。援湘的一万多人虽早已撤回湖北，可是带队李续宜仍告假在湖南老家奉母。不仅如此，胡林翼还给李续宜写信，让他在家多住一段时间，等太平军大举增援皖北，再飞函相请。曾胡都很清楚，一旦安庆战役启动，皇帝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去，那时他在意的必然是战役能不能打赢，安庆能不能拿下，李续宜一路究竟北进与否再不会是其关心的重点了。
东进不能分兵，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想当初李续宾率八千人孤军东进，沿途不断分兵驻守，到三河大战时仅剩五千人，兵少将寡，要不然也不会败得那么惨。这次曾胡吸取教训，除水师之外，他们把能集中的五万步骑精锐全部调到了皖北。
因兵饷难筹，湘军无法大量招募新兵，所以湘军的兵力一直都很有限，从来达不到如太平军那样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集结规模，五万精兵被调至前线，使得湖北后方一下子就空虚起来。
假使把湖北看成一个人，他的右臂在江西，左臂便在豫皖两省交界处。经曾国藩率湘军反复征战，太平军在江西已很难搅起大的风浪，唯“左臂”所在仍隐患不小。胡林翼对此有清醒认识，在绘制地图时对该区域地形标注得也特别详尽。
尽管曾胡认为一旦安庆战役打响，太平军必然无暇北上，但太平军和捻军通过豫皖交界处杀入鄂省北岸却是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曾胡进兵皖北的部署其实冒了很大风险。
可是这个风险又完全值得去冒一下。说到底，战争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必须有所取舍，若处处设防，别说湘军仅能凑集五万人马，就算能集结十万之众，这样的打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最后的结果极可能是处处都防不住。
胡林翼说：“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当然，他和曾国藩对安庆战争筹谋已久，胜算是不止五六分的。
在曾胡所商定的四路进兵计划中，曾国藩军一路，胡林翼一路，多隆阿、鲍超一路，李续宜一路。李续宜路是打援军，胡林翼路驻于皖鄂之界处，主要任务为调度诸军和统筹粮饷转运，也就是兼顾前后方的总预备队。这样算下来，名为四路，实际只有曾国藩和多鲍两路能够起到实际作用。
开动脑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总结不断丰富自己的战略战术知识，向来是湘军首领们的特点和长处。在这方面，胡林翼做得最为突出，他在制订安庆战役的作战计划时，反复研究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湘军所亲历的重大战役，三河溃败之役自然是重点，但像石达开围攻宝庆失败这样的例子也没放过。
李续宾以九江得胜之师进军皖北，一个月内连克四城，后来为什么会惨败？没有安排好援兵，单兵突进，败就败在“急躁冒进”四个字上。石达开集结兵力达三十万，却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宝庆，虽然具体情况与李续宾有区别，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后援和补充，攻城时间受到了限制。
以此为戒，胡林翼在组织安庆战役时格外强调谨慎从事，谋定后战。在战役正式打响之前，他首先瞄准的不是安庆，而是安庆周围的四个重镇——石牌、太湖、潜山、枞阳。他认为只有先攻克四镇，使安庆守军失去东西两侧的重要支撑点，才能稳稳妥妥地围攻安庆。
兵家所忌
这一期间陈玉成正与李秀成合兵征战江南，尽管他在安庆四镇都派了兵进行驻守，但由于留下的兵力不敷使用，各镇驻守力量均显单薄，石牌守军就只有数千人，这就为湘军攻城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
1859年9月24日，半夜四更天，在鲍超堵截太湖外围太平军的前提下，多隆阿督率各军分扑石牌城东南北各门，并于次日上午攻陷城池。
石牌城上城下均密布炮眼，城外还有六道拱卫木城和三道深壕，若是双方打相持战，多隆阿可能还要费点劲，他能如此轻松得手，说到底还是陈玉成未能亲自在皖北主持战守事宜，守军疏于防范之故。
石牌乃安庆门户，石牌既下，就轮到了太湖、潜山、枞阳。后者大致构成一个半圆，为安庆提供外围屏障，曾胡决心在打破这道屏障后再进图安庆。
得知湘军攻陷石牌，陈玉成颇为震惊。安庆是他的根据地，他的家眷都在安庆城内，岂能不救？当下他赶紧把江南一头交给李秀成，自率大军西上赴援。如同曾胡之前所预料的，这个时候陈玉成根本就顾不上北进——南京、安庆既是太平军立足的根基，但同时也成了他们的两大包袱。
11—12月间，曾国藩、胡林翼先后移师宿松、英山，对即将开始的太湖之战进行指挥。随他们征战皖北的将领官衔都不低，这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起参加同一场战役，如何协调是个大问题。
唐朝安史之乱时，郭子仪率九节度使包围叛军所在的相州，却因内部不团结而反被叛军击溃。这是清以前发生的事，最近的例子也不少：1851年，乌兰泰与向荣不合，致使官军包围永安失败，太平军得以冲出广西；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赴援的领兵大员包括军机大臣一人，总督两人，巡抚三人，提督三人，总兵十一到十二人，这么多人挤成一堆也没能把太平军怎样，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江忠源一个人顶用。
胡林翼怕就怕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湘军身上，他致信曾国藩：“事权不一，兵家所忌。”在写给官文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军事以统一事权为第一要义。”
胡林翼在组织指挥安庆战役期间，对调和将帅、团结内部、统一事权非常在意，他也在其中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相对于胡林翼，曾国藩个人性格的棱角则比较分明，为人处世也不够圆润，喜欢谁，不喜欢谁，有时会放在脸上，或者表现在行动中。例如，他不太喜欢几个湘军小统领，结果却让人家都感觉了出来，于是他就很难再直接调遣那几个统领。
曾国藩摆不平的人事，胡林翼全都能搞定，曾国藩自愧不如，承认：“江楚皖豫诸将帅，唯润帅（胡林翼）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
从本质上来讲，参加安庆战役的军队虽然都可以算成湘军，但原来的统属关系并不相同，按照曾国藩的说法，是江楚皖豫都有，号令很不一致。这样的话，就必须任命一个前敌总指挥（当时叫总统），用以更好地统一事权。
让谁当前敌总指挥呢？胡林翼驻于英山后方，还要负责粮饷调运，自然不能直接到前线去厮杀。曾国藩也一样，必须留在大本营运筹帷幄。三河战役后，都兴阿曾临时负责指挥皖北战场，但他因患足疾，经朝廷批准已离开了前线。
剩下来最有资格和能力的大将，非多鲍莫属。都兴阿临走时曾推荐多隆阿代替他的位置，胡林翼也认为多隆阿最合适，遂决定将这一任命奏报朝廷。
曾胡的大营相距两百多里，两人虽不能常见面，但每天都要互通信件，以交流彼此的看法。对胡林翼的提议，曾国藩表示反对。
在胡林翼所提拔的鄂军将领中，多隆阿与鲍超以“多龙鲍虎”并称，然而两人又都是争强好胜的脾气，平时谁也不服谁。得知上面在考虑前敌总指挥的人选，两人一个向胡林翼提出老母有病要省亲，一个告病请假，都拿出了打死也不肯归对方隶制的劲头。曾国藩担心，多隆阿若是担任前敌总指挥，会立刻造成多鲍的决裂，乃至贻害全局。
除此之外，多隆阿爱争权，都兴阿在任时他甚至连这位上司都排挤。有一种说法，都兴阿离开前线并非真的是因为足疾，而是被多隆阿给挤对走的！作为佐证之一，都兴阿不久就又率骑兵到江北打仗去了，确实没看出“足疾”对他带兵打仗有很大的影响。
如此骄横的一个人，若是让他做了前敌总指挥，如何能够服众？曾国藩一天之内给胡林翼写去三四封信，极力言明利害，劝其慎重考虑：“让鲍归多节制，是非常不适宜的。鲍战功卓著，又不肯屈居人下，就算是让他在迪庵（李续宾字迪庵）下面听令，他还不答应，何况多公（多隆阿）？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就怕反而激怒他，生出异心。”
为了这件事，胡林翼日夜忧虑，寝食难安，最终经过一番权衡，终于痛下决心：“打仗最重要的是统一指挥，绝不能分权，就选多礼堂（多隆阿字礼堂）了！”
他通过官文奏报朝廷，很快就把任命多隆阿的事情给办了下来。
叩一百个头
胡林翼为什么如此推重多隆阿？因为多鲍虽同以勇猛著称，但就谋略而言，多隆阿还是要更胜一筹，而且他又是奉旨帮办军务，在大将中的地位也最高。
多隆阿有什么毛病，胡林翼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只是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用人方式与曾国藩有所差异，他曾经笑着对幕僚们说：“我知道涤帅（曾国藩）的意思，他是怕多隆阿因骄横而失去众心，实际上我只是拿多隆阿来救急的。”
在胡林翼看来，太湖战事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必须用也只能用多隆阿，至于怎么用，以及太湖战事结束后是不是还继续这样用，那还不是他和曾国藩说了算！
接到委任多隆阿为前敌总指挥的旨意，胡林翼马上授予全权，并当着众人的面夸奖多隆阿为“东三省第一名”，要求各军将领都必须服从多隆阿的调度，违者即便有功也要追究责任。
不管战功还是能力，多隆阿在将领中都独占鳌头，又见胡林翼对他如此赏识，多数将领自然都不敢抗命，要说心里还存有疙瘩的，也就是一个鲍超了。
多隆阿善战，鲍超凶悍，是胡林翼安置在安庆战场的两支重要机动兵力。如果两人继续不和下去，或者鲍超来了性子，宁愿挨板子也不听从多隆阿的指挥，势必影响战局的展开，曾国藩先前的担忧绝不是没有道理。
一天，胡林翼把多鲍二将请到大营，先请他们居于上座，然后又让士兵拉着他们的手，不让他们动。多鲍一时大惊失色，正要问这是何意，胡林翼突然大声说道：“林翼奉天子命剿贼（太平军），贼军凶猛，没有两位将军便不可能破贼。可是如今两将军不合，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林翼未能把两将军的关系协调好，这都是林翼之罪！”
没等多鲍完全反应过来，胡林翼又说：“林翼没法将这些话直接告诉天子，今天就在两将军面前叩一百个头。不管有没有用，都请两将军宽恕林翼之罪，体谅林翼的苦衷，同心协力报答天子。”
说完，胡林翼便向多鲍叩起了头，叩的时候还让人在旁边数数。多鲍震惊不已，但因为手都被束缚着，不能制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胡林翼叩到了一百方止。
胡林翼此举令多鲍深受感动，至此起码在公开场合，鲍超不敢不遵从多隆阿的号令，多隆阿亦不敢随意给鲍超小鞋穿。
说起来，官军内部闹不合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初在湘军水师中，彭玉麟和杨岳斌就曾闹到水火不容，也是经胡林翼调解才得以和好如初。问题是多鲍的情况和彭杨还有所不同，彭玉麟是文人从戎的带兵官，杨岳斌虽出身行伍，但也能诗文，善书法，他们这些人知书达理，只要有人给他们讲清利害关系，便一通百通。多鲍讲穿了都是粗人，鲍超除了自己的名字，多一个字也不会写；多隆阿身为旗人，根本就不识汉字，因此还常有“文官不可亲”的想法。两人都爱使性子，而且还藏不住心事，时间一长，就不免又相互攻击起来。
多隆阿跑到胡林翼面前告鲍超的状。没想到胡林翼马上表示赞同：“鲍超有勇无谋，根本算不上一个上乘的名将，他能有今天的名声和成就，还不是全沾了您的光？”
多隆阿本不属于湘军体系，麾下的主力也一直都是黑龙江骑兵，最担心的就是遭到湘军集团的排斥或胡林翼“拉偏架”。现在一看胡林翼不仅明确站在他这一方，而且话语中一口一个“您”，完全是把他当成了自家兄弟，火慢慢消下去不说，整个人也都变得愉悦起来。
趁着多隆阿浑身轻飘飘之际，胡林翼又接着劝说道：“不过他如今是您的部下，他得了战功，就是您得了战功，所以希望您继续拉他一把，这对您是有利的。”
怎么拉呢？“鲍超粗人一个，他懂什么？您现在是前敌总指挥，是有身份的人，说话可就要注意了。刚刚您说的关于鲍超的那些话，有几句就不够庄重，被人听见了不太好。还有鲍超他们都是您的下属，您不应该过多批评他们的短处，这样不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啊！”
胡林翼本身是湘军大帅，按照湘军内部的定位，其实只有鲍超才算自己人，多隆阿仍是外人，但也正因如此，胡林翼在“拉架”时才必须帮着多隆阿，这叫作“屈我以伸人”。
当然，如果就此把鲍超给气跑，那又不好了。通常情况下，胡林翼这边应付完了多隆阿，那边会立即再找鲍超谈心：“多公（多隆阿）说你有勇无谋啊！这种话反正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光我不相信不行，归根到底还是得靠你自己减少失误，多打胜仗，这样别人就没话可说了。好好努力吧！”他还答应鲍超，只要仗打得好就优先扩充霆军。
围城战
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胡林翼的套路或者说是“权术”并不仅仅用在多鲍身上。东征开始后，骑兵副都统舒保被留在湖北看家，为此很有意见。胡林翼就写信给他说：“无论如何，弟（胡林翼）与兄与希庵（李续宜号希庵）三人，永不相离，总是三人生死与共，风雨同舟而已。一切不必生气。”一封信过去，舒保马上消了气。
李续宜是李家最小的儿子，自兄长李续宾死后，他对在乡侍奉父母特别上心。胡林翼虽出于敷衍朝廷的需要，让李续宜尽量在家多住一段日子，可是时间一长，又怕对方以此为由真的不再出山，为此他不仅与李续宜结为兄弟，还将李续宜的父母接到武昌行署，并且早晚请安，简直把李续宜的双亲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李续宜感动之余，未尝不知胡林翼的用心。他有一次对曾国藩说：“胡公（胡林翼）待人多血性，然而有时也用权术。”曾国藩承认“胡公有时是用一点权术”，不过他“对你们李家弟兄始终还是一片至诚”。李续宜笑道：“其实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就算胡公不是一片至诚，我也应当为他尽力。”
事实正是如此，从湘军嫡系将领到满蒙出身的官吏将帅，与胡林翼的关系都相当融洽，多鲍均乐于为其所用，多隆阿更是只听胡林翼一人调遣指挥。
在打仗方面，胡林翼是个非常善于动脑的人，他曾对远近发生的两次围城失败的战例进行过对比研究。远的例子，是向荣以江南大营的五万兵马围困南京，围了三年，被击溃。近的例子，是石达开以三十万大军围困宝庆，围了七十天，结果同样被击溃。
“贼（太平军）围我而败，我围贼（太平军）而亦败”，这让胡林翼认识到，原来围城战的失败率竟是如此之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攻城部队四面包围坚城，其注意力必然集中在如何攻城上，很难顾及身后及周边。一旦援敌横击旁扰，部队不仅会被分散兵力，还可能在运动中被援敌消灭，从而使得己方的围城企图完全落空。
打围城战更讨厌的地方，是容易被牵制兵力。打个比方，如果你用一万人围城，那么城池一天不被攻破，这一万人就别想脱身，也就等于减少了整整一万机动兵力。湘军兵力本来就不多，哪里吃得消做如此减法？
胡林翼认为，湘军自创建以来，已苦战近十年，在这近十年时间里，之所以在用兵上始终无法完全做到运转灵活、快速敏捷，追根溯源，就是把精力和兵力都耗费在了围城战上。
看来，包围敌方城池不一定是喜事好事，而更可能是不慎跳入了一个大陷阱，发现这个秘密之后，胡林翼甚至一度发誓“永不围城”。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围城，尤其对于太湖、安庆、南京这样的重要战略据点，该围还是得围，他是反对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打围城战。
按照胡林翼的定义，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可以围城，其一是四面无敌，且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其二是围城与打援相结合。第一种条件事实上并不具备普遍意义，毕竟打仗的人很少能够碰到这种好事，所以关键还是要掌握好第二种。
就太湖战役而言，情报显示陈玉成已会同捻军组成粤捻联军来援，对外号称有十万之众，实际只有八万多人。太湖城城墙高，堑壕深，防守严密，硬攻的话短时间难以攻下，若不能做到打援结合，击败来援的粤捻联军，围城战必然还要重蹈向荣、石达开失败的覆辙。
战役未开之前，先要准备好打援部队，胡林翼将这一经验总结为：“天下兵事，只此一理，有围城之人，须先行另筹打仗之人。”在太湖战役的兵力部署上，他设置了两路打援之师，一路是多隆阿、鲍超部的一万八千人，驻于太湖城外小池驿，从正面阻击援敌，另一路由金国琛统领，驻于天堂寨作为打援的机动力量。围城兵力仅准备集结约万人，由于兵力不足，仅能包围三面，东面空缺，无法形成合围。
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再怎么注重打援，也不能弄得围都围不起来啊？其实，胡林翼所谓的围城与打援相结合，是以打援为主，围城为次，换句话说，围城只是用来引诱援敌的手段，打援才是最终目的。
在胡林翼看来，只要消灭了援敌，所围之城自然可得，而若不消灭援敌，即便投入再多的围城部队也难以收效。为此他主张以弱兵、中等之兵围城，以强兵打援，同时强调打援兵力在数量上也要超过围城兵力，大致是一兵围城，三兵打援，太湖战役的兵力部署体现的正是这一思路。
神来之笔
中国古代有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如官渡大战，曹操以两万人摧毁了袁绍十万大军；再如虎牢关之战，李世民率三千五百精兵，大破窦建德十余万众并生擒窦建德……胡林翼一辈子打了许多仗，不是一个虚骄的人，但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夸口说即便让曹操、李世民为太湖战役设计战术方案，其机巧程度也绝不会再比自己高出多少，足见他对自己一手推出的作战方案有多么满意。
不料，曾国藩泼来的却是一盆冷水。他倒不是反对围城与打援相结合的总体思路，他所不同意的是胡林翼对打援兵力的配备，比如驻兵于天堂寨。
胡林翼对于天堂寨的灵感，最初来自潜山知县叶兆元。叶兆元是个很不走运的官员，他在三河战役结束后才上任，县太爷的交椅还没坐热乎，潜山就失陷了，他也因此被革职留任。
叶兆元不甘就此沉沦，于是自己编了五营团练，在潜山的天堂寨扼守。天堂寨是大别山区的一部分，可通往潜山、太湖、桐城、舒城，此地地势平坦，但周围山势险峻，四面均有隘可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据说明末张献忠就很看重天堂寨的军事价值，屯守天堂寨的时间也最长。
湘军东征部队到达潜山附近后，叶兆元特地将天堂寨的地势绘制成地图，呈送给胡林翼阅览，并告诉他，天堂镇所储存的粮食足够两三千人所用。
胡林翼是制图观察地形的行家，顿时大喜过望，他认为天堂实乃“用奇兵之要道”，只要在山区驻兵三五千人，就可以对潜山等处的太平军起到威慑作用。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军火运输不太方便，需从狭窄陡峭的山间小道往里搬运，但只要早做准备，也不存在太大问题。
胡林翼引以为得意的地方，曾国藩恰恰不以为然。曾胡性格不同，用兵方式也有差异。胡林翼战略谨慎，战术上则往往敢于兵行险道，而曾国藩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都显得相对保守，研究湘军史的王闿运就认为，曾国藩其实是仗打得越多，胆子越小。
胡林翼派驻天堂镇的兵力加起来总计万人之多。东征的湘军一共才不过五万余人，一下子“闲置”出五分之一，同时又孤悬于山内，若是被太平军发现，处境将十分危险。曾国藩因此反对驻兵天堂寨，并一再劝胡林翼赶紧将这部分兵力从山内撤出。
胡林翼在信中请曾国藩拨出七千余人，与胡所辖的唐训方部合成万余人马来担负围城任务。曾国藩则不愿拨兵，他提出应以鲍超、唐训方二军围攻太湖，至于鲍超在打援方面的空当，完全可以用从天堂寨撤出的山内之军用于填补，这样围城打援的兵力对比仍可维持在四比六，一样足以消灭敌来援的有生力量。
胡林翼自认为设置两重援兵乃是双保险式的战术设计，尤其是天堂寨驻兵更被其视为神来之笔，哪里肯进行改动。围绕着这一问题，两人书信往返，争执激烈。
胡林翼在制订作战方案时，预计曾国藩在三四天内就会将七千人派至太湖，但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方面仍无动静，两人原本亲密无间的关系也因而变得有些尴尬和不愉快了。
就在胡林翼大失所望，已不指望曾国藩再派兵时，曾国藩忽然送来通知，说自己将率七千兵马从宿松拔营，前往太湖。
不管曾国藩有没有真正想通，但最后一刻，他还是选择了尊重胡林翼的意见。胡林翼闻讯，激动得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幕僚们也兴奋不已，手舞足蹈，大家都对曾国藩顾全大局之举感到非常钦佩。
对于当初自己因守孝而未能坐镇前方，从而导致三河之败和李续宾身死，胡林翼一直心怀内疚，郁郁寡欢。在此之后，先后有两件事让他感到特别高兴，除了听说李续宜率部南下解宝庆之围，剩下来的就是得知宿松分兵了。
1860年1月8日，陈玉成指挥粤捻联军自潜山出发，兵分三路援助太湖，同时分股牵制石牌守兵，从而打响了太湖战役。
参加太湖战役的湘军共有步骑兵四万人，粤捻联军有步骑兵八万多人，占有足足两倍的数量优势。1月13日，两军会战，湘军先胜后败，陈玉成在击败多隆阿部后，采用大包裹战法，将鲍超的霆军团团围困于小池驿，断绝了他们与周边湘军的联系。
在小池驿外围，陈玉成筑成绵延达数十里的营垒，用以阻击湘军的援兵。这些营垒依山傍岭，漫山遍野，看上去密密麻麻的几乎没有任何空隙，多隆阿、曾国藩、胡林翼先后调兵前去救援，但都遭到了失败。
战争本身充满未知和变数，尽管在制订作战方案时，胡林翼踌躇满志，得意非凡，可是面对挫败，也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曾国藩更是如此，他在日记中记载，他在那些天里特别焦灼不安，心老是悬在半空，几乎每天晚上都彻夜难眠。
破釜沉舟
太平军通宵达旦地对霆军营盘进行围攻，双方阵地间隔越来越小，两边官兵已被迫在同一条河流里喝水。一天，霆军外出砍柴的伙夫兵被太平军袭击，有数十个士兵被活捉了，巡逻兵发现后急忙报至中军大帐。
鲍超得知后并不慌乱，他不仅没有急于向全军通报这一情况，当天傍晚还请全体营官吃饭，并让随军戏班当场表演了节目。
有人将中国戏曲比喻成中国古代的话剧，但其实二者差异较大。话剧有布景，但传统的戏台却没有这些，靠演员用虚拟表演来发展剧情。比如表现骑马，演员只是用一根马鞭模仿马，但却可以让观众觉得好像真的有人在骑马奔驰。
那天在霆军军营的表演也起到了这样的效果。节目内容大多跟古来的英雄名将有关，一时间，鼓声阵阵，声势夺人，期间所演绎出的战场激烈争斗以及凯旋场面，令营官们全都如临其境，心驰神往。
有好戏看，还要有好酒喝。喝到酣处，鲍超越发亢奋，频频端着大酒杯给部下们敬酒。不久，戏班的弦乐声低沉下来，开始改奏清幽之曲。鲍超重新坐下，突然通报了白天的险情：“今天情况已经非常危急，我营伙夫兵被太平军抓去了，以后该怎么办？”
鲍超这一发问，立刻把大家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如果后勤渠道被太平军完全掐断，离全军覆灭还会远吗？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面如死灰。有人叹息这下完蛋了，有人还很不争气地低下头哭了起来。
鲍超早就料到众将会有如此反应：“人固有一死，没什么了不得的，主要是选择如何死法。喝药？上吊？自刎？你们觉得哪一种好？”
有一个叫熊铁生的营官向来很能打仗，他一听鲍超所列举的死法竟然全是窝窝囊囊的自杀，不禁愤然起身道：“假使我果真难逃一死，那么我为什么不拼死向贼（太平军）冲锋呢？很有可能，贼（太平军）死，我还活着呢！”
鲍超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即拊掌笑道：“好男儿！鲍老子和你一起去冲锋。”
戏不是白看的，酒不是白喝的，众将本来也已从中滋生出一股豪气，再被鲍超一激，全都捋胳膊挽袖子准备拼上一场。他们对鲍超说：“我等愿意立下军令状，跟从统领（鲍超）冲出营去破贼（太平军），不管是死是活都不退却，亦不反悔。”
看到部下们激情澎湃，鲍超很高兴：“太好了！不过营中兄弟多，不一定都愿意往外冲。这样吧，愿意拼死突围的，鲍老子就和他一起拼杀，不愿意怕死的，可以就地退伍，鲍老子正好和他告个别。”
营官们应命各自回去传达。这时霆军大营已被太平军围得如同铁桶一般，谁都知道留下必死，所以纷纷要求随大队突围。
霆军一共三千余人，经过统计，全都欲战不欲留。鲍超于是叫来军需官，让他把营中仅存的牛羊酒全部拿出来犒赐三军。等到三军吃饱喝足，已经是半夜时分，鲍超下令打开寨门，集中力量朝太平军营垒密集处实施冲击。
突围一般都是要向敌军人少的薄弱处使劲，为什么鲍超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因为太平军人多势众，陈玉成掌握着足够的机动兵力。如果霆军冲击其薄弱处，他很快就可以再次组织包围，而鲍超清楚地知道，一旦错过第一次冲击的机会，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到时全军都将万劫不复。
既然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就不如挑敌密集处进行攻击。密集处往往是太平军的重兵所在，一旦被冲开缺口，必然会使太平军阵脚大乱，到时陈玉成反不容易迅速组织新的包围。
霆军于绝境中求生存，他们众志成城，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几乎个个都能做到以一当十甚至当百。相比之下，太平军虽占有人数优势，但由于来自不同的作战单位，反而协同作战能力很差。更主要的是，在对霆军实施一段时间的围困后，官兵们已经滋生了骄傲懈怠的情绪，对于霆军深更半夜倾巢杀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在震动山谷的喊杀声中，太平军营垒被冲了个稀里哗啦，霆军成功突围。虽然胜利突围，但他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三千余人伤亡了三分之一，身为统领的“鲍老子”两只眼睛都渗出了血。
趁小池驿鏖战正酣，吸引了太平军的注意力，金国琛奉胡林翼之命，率天堂寨的六千精兵向山外运动。此时积雪满山，沿途都结了冰，行军非常困难，他们翻山越岭，走了十天才走出深山。当这支奇兵站在山上俯视平原时，太平军营垒历历在目，一清二楚。
发现十几里外的山中忽然出现大股湘军，且占据着能够拊其背、扼其喉的险要地形，陈玉成急忙分兵与之抢夺制高点。可是当太平军爬到半山腰时，却遭到了金部居高临下的迎头痛击，太平军吃了个大败仗，阵亡达三千余人。
这一战成为太湖战役的转折点，胡林翼在事后的疏陈中言道：“如果不是鲍军坚忍，大家就都坚持不下去。如果不是国琛（金国琛）出奇制胜，战役就不能转危为安。”曾经极力反对屯兵天堂的曾国藩也转忧为喜，对胡林翼的用兵表示心服口服：“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
伺机而动
得知金部得手，多隆阿立刻发挥出作为前敌总指挥的职能和作用，他集结鲍超等九千人马，分三路向太平军发起反攻，金国琛也乘机率部下山夹击。
1860年2月17日，湘军借东南风纵火，一时烈焰四起，狂风怒号，粤捻联军的百余座营垒被全部焚毁。从太湖战役打响之日起，粤捻联军已阵亡两万余人，加上腹背受敌，陈玉成只得退出太湖战场。
在援军败退的情况下，太湖城根本无法独守，太湖守军很快也随援军一部弃城而去。
多鲍好强争胜既是缺点，也是优点。胡林翼在要求鲍超必须服从多隆阿调度的同时，一人给一支部队，让他们独当一面，用事实和战功来证明自己。在整个太湖战役中，多鲍拿出了平生所能，原先曾国藩所顾虑的问题反而成了他们克敌制胜的一大动力。
鲍超在突围战中固然光彩照人，多隆阿也不示弱，他率部猛追太平军，一直追到了潜山城外。2月19日，太平军欲乘湘军立足未稳出城袭击，不料潜山知县叶兆元早已窥视在侧，在多隆阿的邀约下，立即督率团勇对太平军的后路进行堵截。太平军阵脚大乱，四下溃退，潜山又被多隆阿收入囊中。
正如胡林翼战前所计划和预料的那样，湘军能够一鼓作气，连克二城，其功效都在击破太平军的援兵之上，援兵既破，城池自得。
至此，太湖战役结束。湘军夺取了安庆外围的三个重镇，其主力也得以从容进入预定战场，主动性大大增强，而太平军则损城折兵，优势大减。形势如此之好，何不以得胜之师直捣安庆？
曾国藩原先百般谨慎小心，这时也有了一蹴而就的冲动。可是胡林翼反而又沉静下来，他的意见是抓紧时间进行休整，然后伺机而动。
曾胡在决策上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和争执。曾国藩直言：“不乘狗逆（对陈玉成的贬称）踉跄之际进窥安庆、庐州，颇为失策。”他还批评胡林翼“主意不甚坚定”，乃至认为胡在军事上“多谋少断”。
胡林翼能够用来说服曾国藩的，依然还是三河之败的教训：攻克三镇又怎么样，当初李续宾一口气连克四城，还不是一败涂地，前功尽弃？
的确，作为安庆战役的第一阶段，太湖战役虽然取得完胜，但湘军也有较大伤亡，人马由五万变成了四万，而且官兵都很疲惫，在这种情况下若急于扩大战果，难保不步李续宾的后尘。
曾胡在共同指挥安庆战役的过程中虽然常有争论，有时还有些不愉快，但两人都心地坦荡，为公不为私，所以很快就能达成谅解。这次也是如此，一番信使往返，经过充分交流，曾国藩最终听从了胡林翼的意见，不再急于进兵。
胡林翼早已打定主意，接下来要么不打，要打就一定要打赢，为此他提出了能够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的三个条件。
首先是要精兵。胡林翼、曾国藩一面“敛兵据险”，继续招募和训练士兵，对部队进行补充，一面下令奖励各级将佐。主要将领也都纷纷得以休息和调整，其中鲍超回四川探亲，多隆阿请假养伤，李续宜、曾国荃迟至三月以后才陆续从湖南来到皖北战场。
其次是要做到粮足。胡林翼甚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筹饷上，以保证湘军主力部队的后勤供应。与此同时，他在皖北战场上实施坚壁清野，尽可能把稻谷粮食都集中在湘军所据守的堡寨，以便使得野无余粮，太平军无法久驻于乡村。
最后，在太湖战役中，潜山知县叶兆元立了大功。如果不是他及时提供相关地图和情报，让胡林翼想到设奇兵于天堂寨，太湖战役恐怕难以实现翻盘，其后他更是带着团练直接加入了攻克潜山的作战。从叶兆元身上，胡林翼看到了这些地方官及其团练的作用，休整期间，除了确保兵精粮足，他还积极与皖鄂豫边的各州县官进行联络，通过县官们组织团练、民兵修筑堡寨，并准备在太平军可能出入的道路上进行骚扰。
胡林翼“言战三条件”实施得极有成效，湘军士气高涨，战斗意志旺盛，这为他们决战下一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