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字军运动与历史学家

乔纳森·莱利-史密斯

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Clermont）主持了一次大公会议。27日，会议临近尾声，神职人员同一些主要来自附近乡下的在俗信徒，聚集在城镇外的一块空地上。教皇向众人布道，并要求法兰克骑士们起誓向东方进发，骑士们将肩负双重重任：解放那些受伊斯兰国家奴役的基督徒，并从穆斯林的掌控下解放耶稣墓地，即位于耶路撒冷的“圣墓”（Holy Sepulchre）。布道结束后，作为乌尔班二世在远征队伍中的代表，勒皮主教蒙泰伊的阿希马尔（Adhémar of Monteil）第一个上前宣誓加入十字军，之后众人一起高喊：“神意欲此！”虽然现场的见证者详述了这次集会，教皇的布道不久之后也被记录下来，并以预想中即将到来的胜利加以渲染，但一切都让人觉得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戏剧演出。考虑到在初冬组织户外活动的风险，这出戏也算勇气可嘉了。其中，主要演员的表演以及群众的欢呼已经事先布置妥当。

十字军运动以戏剧性的夸张方式开始，这也成为之后该运动的典型特征。教皇与那些他试图鼓动的人出自同一阶级，他必定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武士的情感。其时，乌尔班二世已年近六十，他之前曾用一年时间从南部到中部穿越法国。远征援助拜占庭帝国的想法在他的头脑中可能已经筹划了许多年，这一想法最终在3月于皮亚琴察召开的协商会议上得以公开表达。这次会议听审了来自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Alexius Ⅰ）的诉求，他呼吁增援以防止突厥人的侵害。在过去的20年里，突厥势力已经席卷整个小亚细亚，并即将接近博斯普鲁斯。来到法国后不久，乌尔班二世一定与勒皮主教阿希马尔以及图卢兹伯爵圣吉尔的雷蒙德（Raymond of St Gilles）商讨了他的计划，他打算让圣吉尔的雷蒙德作为远征的军事领袖。他们的会面并非机密，何况在1095年年初，由36位主教在欧坦（Autun）联合召开的协商会议上已经通过“坚持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最高誓言”，这一事实在勃艮第也许已渐成气候。在此基础上，隐修者彼得（Peter the Hermit）作为流浪传教士，在克勒芒协商会议之前提出过类似远征的想法。彼得先天具备吹嘘的才能，比如他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故事、牧首对他的寄望、耶稣基督的神示，以及为了说服乌尔班二世前去呼吁人们援救耶路撒冷而在意大利与这位教皇的会面。这些传言似乎都源自距离尼尔穆斯捷修道院不远的洛林。远征结束后，他便住在那里。至少在乌尔班二世来到克勒芒以前，流言蜚语想必已在民间四起，初步的规划也在酝酿之中。

乌尔班二世似乎履行了他的誓言，在法国各地，他向人们做远征布道。到了第二年春天，军队已经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集结完毕，并在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远征运动达到巅峰。两年后，突厥人在小亚细亚使第三拨十字军遭到毁灭性打击。然而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这场溃败反而衬托出之前的胜利是多么辉煌。

十字军不可能单独监守耶路撒冷，在夺取并占领之后，他们势必要在黎凡特（Levant）[1]建立西方殖民地。迫于压力，行动很快得以实施，多路十字军有序组织起来，各项军令陆续发布以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征服运动在1107—1108年、1120—1125年、1128—1129年、1139—1140年，以及1147—1149年分五次展开。其中，第一次成为对拜占庭帝国的首次入侵，并极具毁灭性；而最后一次被人们称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与此同时，十字军运动逐步扩展到西班牙。对乌尔班二世而言，从摩尔人（Moors）手中夺回西班牙与解放耶路撒冷同等重要。在伊比利亚半岛，关于远征的宣讲分别于1114年、1118年和1122年举行。当时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Calixtus II）曾提议同时向西班牙和东方国家的异教徒宣战。卡利克斯特二世的倡议经教皇尤金三世（Eugenius III）获得进一步推动。1147年，尤金三世派遣一队十字军前去抵御文德人（Wends）跨越德意志东北边境，同时安排他们到西班牙与亚洲服役。然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惨败告终。虽然在1187年以前，陆续在西班牙和北欧开展过三次征服运动以及几次小型行动（主要在1177年的巴勒斯坦地区），但各种迹象表明，远征运动在随后的30年间已陷入15世纪以前的最低谷。

然而到了1187年，穆斯林在哈丁（Hattin）战役中取得胜利，萨拉丁（Saladin）占领了耶路撒冷和几乎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随着消息的传开，整个欧洲为之惊愕，一切继而发生改变。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与神圣罗马帝国十字军（German Crusade， 1197—1198年）重新赢回了大部分海岸地区，暂时保证拉丁殖民地幸免于难。社会各阶层对远征的热情在整个13世纪重新旺盛起来。百姓的反应体现在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 1212年）和牧羊人远征（Shepherds’ Crusade， 1251年）上。与此同时，军事力量正在向东方推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路线转向君士坦丁堡，连同希腊大部分地区被十字军占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29年），以被开除教籍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签订协定赢回耶路撒冷告终[2]；1239—1241年十字军[3]；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4]（1248—1254年），发起于1244年，缘自耶路撒冷的再次失守；最后，这股剑指东方的力量还包括路易九世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5]（1269—1272年），以及1287—1290年的远征行动[6]。同一时期，十字军还在1218年和1249年入侵埃及，并于1270年入侵突尼斯。

1187—1260年，远征运动在西班牙开始复苏，十字军大体扩散到非洲，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Las Navas de Toloa， 1212年）会战以及巴伦西亚（1232—1233年）、科尔多瓦（1236年）和塞维利亚（1248年）的相继光复将运动推向最高点。14世纪早期，再征服运动在西班牙陆续推进，并于1482—1492年再次展开。此后，随着格拉纳达与伊比利亚半岛进入基督教的掌控之内，运动逐渐流向北非地区，并在远至东部的的黎波里建立海岸据点。在波罗的海地区，十字军发起运动以支持在利沃尼亚（Livonia）的传教任务（1193—1230年），此后的征服运动由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接管，并在普鲁士开始了从1245年持续至15世纪早期的漫长征服。其他国家也相继发动了征服运动，如爱沙尼亚、芬兰和波兰。自1199年起，在意大利（主要活跃于1255—1378年）、德意志和阿拉贡地区，十字军成为教皇征讨异端的马前卒。14世纪80年代，在佛兰德斯和西班牙，天主教会大分裂（Papal Schism）也导致了十字军运动。第一批征讨异端的十字军——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主要在1209—1229年活动于法国西南地区；其他类似形式分别在波斯尼亚、德意志、意大利和波希米亚施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胡斯战争（1419—1434年）。此外还有针对希腊人的远征（1231—1239年）——他们曾试图夺回君士坦丁堡；针对蒙古人的远征（始于1241年）；在北欧针对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的远征（始于13世纪）；16世纪针对英国新教徒的远征，即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

尽管如此，远征活动主要集中在东方。1291年阿卡（Acre）被穆斯林攻陷，基督教在巴勒斯坦与叙利亚最后的立足点失守了，这些事件激起人们又一波对十字军运动的热情，人民群众分别在1309年和1320年发起了平民十字军东征（Popular Crusades）。十字军常常向地中海东部航行，其中一支队伍在1390年被派往马赫迪亚（Mahdia）。随着奥斯曼人的势力逐渐对欧洲造成威胁，此后相继有十字军向巴尔干半岛挺进，如尼科波利斯十字军（Crusades of Nicopolis， 1396年）与瓦尔纳十字军（Crusades of Varna， 1444年）。1456年，虽然土耳其军队在贝尔格莱德遭到阻截，但十字军也受到了沉重打击。1332年出现了新的远征形式——十字军与相关国家势力的联盟，其中1344年与士麦那（Smyrna，今土耳其的伊兹密尔）的结盟当属最成功的。联军在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中取得胜利，并在1684—1697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赢回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然而，传统的远征形式依然存在，如分别在1535年、1541年和1578年前往北非的十字军。虽然在骑士团国家（Order-state）马耳他，医院骑士团依然拥有军事主权，直到1798年这个岛国被拿破仑攻陷，但从16世纪开始，远征运动的势头已逐渐减弱。

十字军征服运动牵涉每一个欧洲国家，几乎关联生活的各个领域——教派与宗教思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孕育出其独有的文学。它对西方伊斯兰世界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人们至今依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并把它放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但研究十字军史的学者却从未缺席。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建立于19世纪中后期，也是被人们称为远征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宣告终结，之后经历了一段巩固期。显然，史蒂文·朗西曼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以及由肯尼特·塞顿（Kenneth Setton）带领的美国学者队伍，只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才能充分施展拳脚。后者于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并以威斯康星大学“历史”（History）书系为人所熟知。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远征史研究的步伐出现了再次加速的迹象。最早的迹象源自对东部拉丁的研究热情，主要由法国历史学家让·理查德（Jean Richard）与以色列学者约书亚·普拉维（Joshua Prawer）重新燃起。理查德与普拉维两人在学术研究的体制内部开展创新工作，扩展了环绕在研究主题外围的大量知识，注重原始历史资料，尤其是法律宪章与条文，并且能够对史料进行独到的分析，脱离了前人相对乏味的研究工作，使该领域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虽然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贡献，但目前更令人激动的成就其实来自他们研究工作的其他方面。所有研究耶路撒冷王国的历史学者都面临一个难题，即《耶路撒冷法典》（Assises de Jerusalem），它对于殖民地而言至关重要，又与现存的史料关系密切。这是一部写于13世纪的法学论文合集，描述了一种受“绝对”封建制度管理的国家状态（假设这种“绝对”状态存在的话），这一制度在1100年左右形成并逐渐固化，延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为莫里斯·格兰克洛德（Maurice Grandclaude）的法国学者仔细查看了《耶路撒冷法典》，从中摘录出与法律有关的段落，他认为这些内容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他的结论在当时几乎完全被人忽略，然而正是由于他所披露的这些证据，理查德与普拉维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改写耶路撒冷的历史。毋庸置疑，这部13世纪的法律典籍所展现的僵化的封建国家与12世纪的现实并不相符，而且也没有在13世纪的现实世界中发生。因此《耶路撒冷法典》慢慢失去了权威性，而更像是充满才智但又极具政治倾向性的宣传材料。它也许是由宪法之战的铁杆拥护者编写的，那场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战争距离这本法典的编写相隔不过几十年。耶路撒冷王国由此开始显得越来越“正常”，虽然带有鲜明的本国特征，但与其他地区的政体及宪法的发展规律别无二致。

这种从宪法角度研究耶路撒冷历史的方法由理查德与普拉维引入，并在学界风行了将近20年。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方法开始让位于另一种看待东部拉丁政治的理路，其先驱者便是汉斯·迈尔（Hans Mayer）。一方面，这是一种对之前观念的抗拒，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世纪英格兰研究领域内发生的方法转向。它脱离了“宪法”研究方法中鸟瞰式的切入角度，而是从基层民众与贵族权力的实际运作入手，与制度研究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这一新的研究路径似乎与当时许多历史研究的学术氛围步调一致，即不再痴迷于大国中心论这一旧有观念，而对社会边缘重燃兴趣。例如关注王室力量是如何在一个分裂的封建结构内部以多种细碎但稳定有效的方式运作的，这已成为近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个显著趋势。

与此同时，关于十字军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已展开。学者们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源自其他学科的发展。战时精神病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重大进展，精神压力对个人与群体的影响等方面的知识已经开始向整个社会传播。“英勇无畏”和“野蛮残暴”这种本来对立的词，现在越来越难以界定战争中的行为。从这个角度出发回看十字军东征就会变得更加有趣。此外，还有一些理论主要建立在对战争正义与否的集中考量之上。纽伦堡审判的前提假设是犯罪行为的反人类属性，这次审判是向自然法的回归。服从命令是否能为罪行开脱，这一争论也重新审视了合法政权曾发动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之战。核威慑理论，伴随着人们对其惩罚相称性的关注开始兴起，将另一个战争正义性的标准，即正当的战争目的推向前台。

虽然人类智慧的发展越发有助于我们对十字军运动产生情感共鸣，有那么多男男女女卷入这场运动中来，然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却依然停留在这样的说法：这些人加入远征前有欠考虑，或是仅仅为了物质利益。后者的观点曾得到大力支持，认为远征运动的发起是以经济存续为目的的家族策略（family strategy），这个理由虽然精明，但几乎没多少现实依据。朗西曼仍然可以用道德愤慨的高调为他的《十字军史》做结。

远征运动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但是缺少智慧的信仰是危险的……我们的文明在东西方长期的互动与融合中产生，在这一过程中，远征史成为其中悲剧性的一段，充满了毁灭性……其中勇气太多，幽默太少；奉献太多，理解太少。残暴与贪婪诋毁了崇高理想的名声，盲目与狭隘自大重伤了进取心与毅力的威望。“圣战”本身不过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漫长且偏狭的战争，是对圣灵犯下的罪过。

事实上，认为那些虔诚的民众有着和十字军战士一样癫狂的意识形态，这是失之偏颇的。人们更容易相信他们也许过于单纯以至于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者他们受到了土地与战利品的诱惑（无论他们之前是否有过类似表达）从而被动员参军，即便后者很难经受得住现实的质询。所有人都会承认，中世纪的战争开销巨大；同时，大量的史料显示，参与远征的战士及其家庭在财务方面做出了很大牺牲。

换句话说，由于历史学家们憎恨意识形态的暴力性，又不能理解那些本该令人信服的诉求，这使他们曾一度无视事实与证据。他们，也包括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基督教理论中的积极暴力在理智层面的得体性。令人想不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南美的解放神学运动（Christian Liberation）中，这一理念得到了复兴。其中部分武装派组织为暴力的使用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反抗甚至成了一种慈善行动，与耶稣对人类的善意相通，同时从道德角度来看又势在必行。十字军史学家突然发现有这样一群同代人，他们情感真挚，信仰虔诚，秉持着与中世纪护教者类似的意识形态立场。至于在讨论参军的物质动员时，无论是泛泛而谈，还是声称证据不足，只需睁大双眼仔细观察，就能看出这些论述的最根本不足。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一辈开始突出重围，但几乎没有哪个学者会认真看待他们。

许多十字军战士，可能是其中的大部分人，是以其他方式受到动员的，其中就包括理想主义。接受这一观点迫使历史学家重新面对和理解远征的概念。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兴趣最早源自学者在贫民动员方面的研究，贫民在前期的远征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有时会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群众暴动中联合起来。显然，对平民十字军的兴趣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群众运动热情相契合，但由于有关他们的记录少之又少，其热度便慢慢降温了。因此，大量的工作开始集中在寻找证据：涉及知识分子、圣典学者与神学家的总结，贵族与骑士阶级内部庞杂的想法与偏见，以及教皇和教士——他们协调前面双方的势力——的讨论。知识逐渐增加，理解慢慢积累，随之而来会产生更多有待回答的问题，这是脑力劳动的本质。在十字军史研究领域有一个主要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眠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再次浮现，即十字军运动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得不承认，十字军运动本身并不容易界定。它延续了很长时间，人们的观点与政府的方针政策不断改变。例如，发展十字军联盟的目的曾经是让远征运动适应民族国家的兴起。远征运动牵涉西欧各个地区的平民百姓，他们出自各类阶层，而见地又相差巨大。然而远征运动却能同时感染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因此，我们能够看到最富理性与最原始粗暴的想法同时存在，它们有的来自神学的道德顶峰，有的出于反犹仇恨的幽谷。在这条光谱上，两端的认知彼此碰撞。由于远征运动属于自愿行动，教皇与神父必须将他们的神学理念以大众化的方式向外传播，况且通俗观念与教会官方布道的结合也并不罕见。例如，从技术上讲，远征运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活动——基督徒是不允许为宗教皈依而参与战争的，但在草根阶层，人们却认为基督教是强有力的。传教的成分一次次蔓延到远征思想与宣传鼓吹之中。

一次远征实则是一场“圣战”，由教皇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向众人发起，十字军战士中的大部分人随后进行专门的宣誓，以换取世俗和精神上的双重特权，尤其是对罪恶的赦免。这些对远征的认识，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是在“圣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十字军运动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正如我们所见，虽说征服运动由教皇借耶稣基督的名义发起，由发过誓言的十字军引导，同时他们还享有特权，但活动的矛头并非仅指向东方，也发生在欧洲，不单单对抗穆斯林，也与其他异教徒、叛教者、异端势不两立，甚至还包括针对教皇的反对派。难道这些都算作传统语境中的“东征”吗？或者说，是否应该将其他战区与东方战场分开看待？虽然许多历史学家不加解释便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开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但这个争论本身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多元主义者（持宏观视角看待远征运动的学者）会将大量史料纳入考察范围，而传统主义者（以狭隘视角研究远征运动的学者）却不愿把精力浪费在这些材料上；另一方面，如果人们相信教皇们正是通过某种策略来同时应对不同的战场，那么远征政策就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性质。所有人都会认同，向东方远征是最高荣誉，这等于为其他远征活动提供了一把衡量价值的标尺，而即使教皇对不同的战场侧重不同，至少它们在性质上类似。还有另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远征发生时，那些当代人又是怎么想的？也许，这一提问是深入问题核心的唯一方法，所有讨论都集中到这一点上。虽然教皇们布道之后，远征便随之开始，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起码在官方层面很少区分各个战场的正统性，很难说清他们与普通教众的意见有多大关联，更麻烦的是，也没有相关史料可供查考。学者当中有一小部分人将目光投向非东方的远征活动，人数不多，而且是否具有代表性也很难说，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出于私心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像枢机主教与圣典学家霍斯蒂恩西斯（Henry of Segusio, Hostiensis）或者巴黎的圣奥尔本斯大教堂（St Albans）的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这样的高级教士，他们偶尔会为非传统的远征活动布道，从而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此类证据能有多大分量，又怎样与因他们而投入远征的大量教众相抗衡呢？至于远在阿尔比十字军中的瓦尼的圣玛丽（St Mary of Oignies），有的描写表达了对她难以释怀的兴趣与迷恋，特别是维特里的詹姆斯（James of Vitry）所提供的材料。圣玛丽称曾看到耶稣基督的幻象，由于异端势力在朗格多克（Languedoc）蔓延开来，耶稣向她吐露了自己的担忧；圣玛丽“虽然远离故土，却看到了欢乐的圣天使，他们带领十字军的亡灵前往天堂的极乐世界，不再有任何磨难”。圣玛丽的宗教热情如此饱满，情不自禁地踏上了通向法国西南部的旅程。这样的描述人们又该如何对待呢？

1953年，贾尔斯·康斯特勃（Giles Constable）论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前往东方、西班牙与穿越易北河的军队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同一总队下的几个分遣队，然而10年后，汉斯·迈尔提出质疑，认为将各支不同的十字军统合起来看成一个运动并不可信。迈尔承认教皇与圣典学家们显然也都是这么看的，但更倾向于认为这仅是一种外交姿态而已。在他的著作《十字军》（The Crusades，德语第一版在1965年出版，英语译本在1972年出版）中，迈尔将十字军东征严格定义为“一场旨在获取或维护基督教对耶路撒冷‘圣墓’的支配权的战争，其目标可在地理方位上明确标清”。4年之后，赫尔穆德·罗雪尔（Helmut Roscher）公开倡导多元化定义，并在1977年得到乔纳森·莱利-史密斯的附议。在1983年的“十字军与东部拉丁研究协会”第一次会议上，学者们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此后，经伊丽莎白·西贝里（Elizabeth Siberry）证实，12世纪和13世纪对非东方远征的批评并不具备代表性；现已成为多元主义主要辩护人的诺曼·霍斯利（Norman Housley）也对发生在意大利的政治活动做出了全方位的分析，阐明它与十字军运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还最早论述了14世纪远征运动的整体情况，并成为晚期多元化十字军史研究的第一人。

在本质上，教皇与信众对待远征运动的态度是一样的，多元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原本是证明这一点，但随着学者对研究工作越发自信，新的观点逐渐涌现，如强调远征活动间的差异与共性同等重要，他们开始着手描绘更具细节的图景。顺着13世纪和14世纪的波罗的海沿岸，条顿骑士团发展出“漫长征服”的活动，不再需要教皇反复、特定的布道。不同于其他地方，在伊比利亚半岛，十字军运动更多由国王掌控，尤其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历代国王。

与此同时，当学者们就定义问题争论不下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对欧洲战场的兴趣部分源于此，但其他因素也许更重要。首先，人们意识到存在着大量未被考究的原始资料，即使是已被大规模研究的12、13世纪史料也没有被充分开发。不论东方的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以及条顿骑士团所辖有的战争修道院，还是罗德岛、普鲁士与马耳他这样的骑士团国家，它们都依赖西欧的金钱、物质与人力等方面的资助。即便如此，欧洲骑士团的档案却基本被人忽视，而其中的大部分修士又居住在西欧，这样做就是为了凸显东方骑士团的荣光。至于欧洲骑士团的宗教生活，我们要把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考察的起点，即不论在巴勒斯坦地区还是罗德岛，军事和医疗服务都并非常态，真正牵涉更多精力的是庄园（estate）管理与世俗生活，其中包括他们在欧洲的封地、特权与区域支配，在这些方面修士们能够得到更大满足。在阿伦·福雷（Alan Forey）、迈克尔·格尔弗斯（Michael Gervers）与安妮-玛丽·莱格拉斯（Anne-Marie Legras）的带领下，自然涌现出一批学者，他们专门研究骑士团在西方的庄园。在政府报告和特许状中，有大量关于十字军的材料，在贾尔斯·康斯特勃之前，这些材料基本被学者们忽视。例如，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参与十字军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出现在叙述远征的文字里，他们只在特许状中才被提及。

第二个因素是对十字军动机愈加浓厚的兴趣。无须再次强调，对于参与者而言，真实的远征活动艰苦又令人难以适应，充满恐惧且险象环生，同时靡费巨大。对于这些人的好奇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倒也不难理解。他们脱胎自11世纪的改革运动，该运动势头逐渐扩大，以致完全不顾东方的局势，随即引爆了解放战争。神职人员通过传播福音和组织布道推行远征的动员与招募，学者现正对远征布道——至少是现存的典型案例——开展细致的研究工作。如果说许多十字军战士是受到了理想的感召，那么他们的理想也与那些高级神职人员的理想大不相同。贵族与骑士阶层的想法和企图已经成为现在热议的话题。一些十字军史学家已经将思路转向这些问题，并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指明道路，他们中有马库斯·布尔（Marcus Bull）、西蒙·洛埃德（Simon Lloyd）、詹姆斯·鲍威尔（James Powell）、乔纳森·莱利-史密斯及克里斯托弗·泰尔曼（Christopher Tyerman）。正如我们所见，在十字军运动早期，家族的倾向，尤其是女性在血亲中的倾向，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由贵族营建的本地关系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到了13世纪末甚至还在扩大。为迎合社会中家族的逐渐扩张，民间信仰大概成了最早的支配力量，但到了1300年前后，这种信仰慢慢受到骑士精神理念的影响，进而做出调整。

伴随着学者们兴趣与方向的转变，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在大幅度扩展。在《十字军史》的第三卷结尾，朗西曼只用了40页的篇幅描述了1291年之后的历史阶段，并以1464年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死于安科纳做结。在最新的英文版《十字军》（Crusades）中，全书共288页，迈尔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来描述1291年之后的远征运动。近年来，远征史研究的跨度逐步延至1521年、1560年、1580年、1588年和1798年。这一进步尤其归功于肯尼特·塞顿，他的著作《教皇与黎凡特》（Papacy and the Levant）从1204年的君士坦丁堡失陷开始讲述，以1571年勒班陀战役为结点，为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并成为研究晚期远征运动的敲门砖。现在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十字军运动在14世纪几乎同在13世纪一样活跃，远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已开始衰落，甚至在16世纪以更加惊人的形式再现。虽然算是泛泛地使用这一术语，但早期的现代史学家中偶尔也有人将西班牙争夺北非的战争称作“十字军运动”。塞顿的著作还原了十字军运动的原貌，并在这之后出版了续篇，专门论述17世纪的十字军运动。学者们现已大致掌握了1700年以前的历史材料，尤其是在意大利境内的档案。与发生在地中海地区的西班牙十字军运动相关，圣约翰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 of St John）所在的“马耳他教会国”，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的指挥下成立了一支先遣部队，用以切断从君士坦丁堡通往北非的海路航线。现已公布出的有关瓦莱塔（Valletta）的兄弟骑士团的档案，揭示出这个非凡小国的历史资料，马耳他成为十字军运动最后的幸存者，直至1798年失守。几个世纪的十字军史几乎被人们忽略，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会有一大批坚实的学术工作聚焦于此。

在这40年间，不论在这些表层的研究工作之下发生了什么，被人们大体接受的十字军史是大规模的东方远征，尤其是那些发生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目的地是东方与拉丁殖民地的运动。1291年之后，历史学家对此的兴趣已逐渐消失，那时人们相信十字军运动已行将衰亡。此后的十字军运动随时间与空间逐渐泛化，其本质已然在7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以及各种各样的战场间发生了改变。十字军东征曾主要是为了开拓经济、殖民与军事利益，后来的目的则集中在宗教、法律与社会方面。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越发关注远征的起源以及原始动力的持续性。

[1] 东部拉丁，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编者注

[2] 按传统史学观点，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于1221年，腓特烈二世领导的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作者或许在此处有自己的理解。——编者注

[3] 男爵十字军（Barons’ Crusade），由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发动，因大部分参与的领袖为男爵，所以被称为男爵十字军。——编者注

[4] 即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编者注

[5] 即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编者注

[6] 即第九次十字军东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