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治:中国古代的治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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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古代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这里的“天下”,即全国、全世界。“大同”,是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其基本特征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世界大同”的状态与西方的乌托邦、现代共产主义、地球村等思想极为相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大同思想的雏形初具于商和西周时代。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历来为儒家所推崇。但是,在夏、商、周时期,同样有桀、纣、厉王和幽王的残暴统治。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夫兼并,劳动人民在严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于水火之中,最终引发了公元前841年大规模的“国人暴动”。正如《礼运》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怀念人人自食其力、没有剥削和奴役、自由自在的生活,产生了对一个没有阶级矛盾的“大同”社会的憧憬和向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诗经》中,劳动者已经把反对剥削、向往平等劳动的大同思想的基本原则勾勒出来。此后,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

道家的社会理想即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在这种小国里,人口稀少,内无争夺,外无战伐,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互无往来,居民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依靠简单而又原始的生产劳作过着无知无欲、幸福、宁静的生活。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生产力低下、封闭落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和创新,不使用先进的工具,没有武器兵甲,没有文字,甚至没有交换,“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使社会倒退到野蛮时代的原始社会去,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农家追求“并耕而食”的理想社会。《孟子·滕文公上》记许行的话:“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农家认为,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农家的这种理想,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社会诉求。

墨家追求“兼爱”“尚同”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不分亲疏、“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在墨子看来,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人“亏人自利”,平治天下就必须使人“兼相爱,交相利”,即“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主张人人劳动,“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墨家主张“非攻”,大国小国都应平等,不应互相杀戮。他们认为,残酷的战争是社会大乱的根源之一,只有“天下之人皆相爱”,才能出现“太平盛世”。墨子止楚攻宋,就是一例。墨翟提倡的兼爱思想,不是只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而是主张不分阶级和等级、不分亲疏和国别。这种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期盼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能够彼此依赖、相互扶持、守望相助。

儒家的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大同》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了自己;老弱病残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民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大同思想,主要主张包括:一、反对剥削和压迫,这是大同思想最直接的出发点。在道家看来,统治阶级的重税、奴役和奢侈是造成民贫国乱的根本原因。《老子》把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周礼看作社会祸乱的总根源,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提出了反对“厉民以自养”的口号,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深切痛恨。二、财产公有,这是大同思想最基本的原则。治理好天下的关键就在于“使民无私”。财产公有、天下一家、有衣同穿、有饭同食,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社会画卷。三、人人劳动。墨家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表达了人人参加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强烈愿望。四、平均分配消费品。孔子在听说鲁国的季康子要伐颛臾时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等贵贱、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理念,在中国流传已久。五、合理分工,选贤与能,人尽其才。“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重在“尚贤”。杂家认为,只有贤者才可做君主,贤者大公无私,唯才是举。尧舜为贤者之榜样。“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六、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孔子认为,好的社会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墨子则提倡“兼相爱,交相利”。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秦汉时期,“大同”思想演化为农民战争中提出的“太平”世界思想。陈胜、吴广起义中,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的思想。农民领袖张角传布的“太平道”道教,堪为“太平”幻想的典范。所谓“太平”,就是“均”等的劳动、平等的享受这一最高法则,表达了对美好社会的一种强烈的空想。东晋诗人陶渊明刻画了一幅与世隔绝的人间乐土——桃花源,这里风景优美,“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们在田间耕作,“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嵇康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君道自然”的“至德之世”,人们“耕而为食,蚕而为衣,衣食周身”,百姓的生活呈现出一幅安详、和谐的景象。阮籍则描绘了“太初”理想社会,无君无臣,无等级贵贱之分,更不存在现实社会的欺压凌辱、尔虞我诈,安乐自在。唐末王仙芝起义、宋初王小波起义、南宋钟相起义等都提出“均贫富、等贵贱”,就是要废除受田各有等级和直接支配劳动力等封建特权,以消灭贫富不均现象。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制社会内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对土地的现实要求,提出“耕者有其田”“不纳税、不交粮”。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中,农民阶级提出了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土地纲领,想象出一个“天下一家”“人人不受私”的新世界。太平天国运动中,《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19世纪末,康有为写《大同书》,针对产生世间诸苦的九重障碍,提出要破除九界,意思是要打破国家界限,铲除阶级束缚,沟通民族感情,去掉男女界限,消灭家庭痛苦,消除生产不均,取消地方界限,实现人已同权、万物一体、没有痛苦、人人幸福的极乐世界。他还把《公羊》三世之义和《礼运》“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详述了所谓依次递进的“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和绝对自由的尽善尽美的社会。在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孙中山受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和西方进步思潮的影响,倡导民生主义,提出了一套改造中国的主观社会主义方案。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把民生主义归结为两项基本内容,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谓“节制资本”,就是“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并试图用所得税的办法来节制资本。这些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和认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在新时代正焕发出勃勃生机。